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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的野心?——數字人民幣的來龍去脈

究竟什麼是數字人民幣?有什麼用?是不是一種新的監控手段?


2015年8月21日北京,垂懸在窗前的人民幣鈔票。 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15年8月21日北京,垂懸在窗前的人民幣鈔票。 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8月29日,一條消息突然在內地社交網絡炸開:數字人民幣錢包,來了!

有用戶在登錄建設銀行APP的時候發現,搜索「數字貨幣」,即可以進入建行的數字人民幣錢包應用。這是這項已經進行了六年的工作首次曝光在公眾面前。

2014年中國央行開展數字貨幣研發以來,陸續也會對外釋放零星消息。究竟什麼是數字人民幣?有什麼用?是不是一種新的監控手段?在一個從馬路攝像頭到社交網絡敏感詞時刻都在提示「老大哥正在看着你」的國度,當政府的手又開始伸向一個新領域,懷疑,幾乎是一種本能。

一、若隱若現的數字人民幣

央行數字貨幣這一概念,從誕生之日起就和數字貨幣代表的密碼朋克精神毫無關係。從大約2014年前後開始,全球多家央行先後投入到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或測試中,中國央行是其中毫無疑問的領先者。

除了銀行APP設計上普遍的粗糙感,此次曝光的建行數字人民幣錢包,其使用體驗似乎與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沒有太大差別:可以存入、轉出、綁定銀行卡、用於信用卡還款,接受二維碼轉賬,甚至有紅包功能。但設計原理上二者其實差異很大,無論是支付寶、微信支付還是銀行卡里的錢,實質都是我們開在商業銀行的戶頭,或者這一戶頭的映射;央行數字貨幣則相當於我們直接在央行開了一個戶頭,直接體現為央行的負債,完全脱離了原本的銀行賬戶體系。

與這一本質最接近的,是紙幣。當你手持一張現鈔,你是無需和商業銀行發生任何關係就可以完成支付的。甚至在投放機制上,中國版的央行數字貨幣都儘量模仿了紙幣。試想,如果這個錢包不是植入在建設銀行或者其他國有銀行的APP中,而是由中央銀行自己做了一款應用並內置了數字錢包,是不是一樣能行得通?

但是由一國央行來面對如此龐大的用戶群,完全跳過了銀行體系,且不說操作起來是否有難度,也很難不招致銀行系統的反對。於是中國版的央行數字貨幣最終呈現的是所謂的「雙層運營模式」,由央行投放到指定的國有大行和機構,再由它們通過自有流量和合作流量投放給普通用戶。

可是,它越力圖接近紙幣,民眾的狐疑就越多。為什麼要花這麼大力氣去設計一種紙幣的替代物,尤其是移動支付已經如此發達的今天?事實上,要註冊一個最基本功能的數字錢包,用戶需要提供手機號,如果想要提高支付限額,就進一步需要提供身份證,或者綁定銀行卡。如果你想擁有一個最高等級的錢包,就必須去銀行營業網點開戶。至少從錢包層面,是沒有匿名可言的。

在爆出上線消息幾小時後,這一應用匆匆下線。8月31日,在建行半年報發布會上,針對媒體的提問,建行副行長紀志宏回應稱:我們最近在參與數字人民幣的研發工作,在手機銀行進行功能測試,這次測試已經結束。網傳的說法是研發過程中的測試內容,不意味着落地。

在可能沒什麼人會仔細閲讀的建行數字人民幣用戶協議中赫然寫着:「甲方承諾就本協議及相關業務進行保密,不對相關業務界面進行拍照或截屏,不進行對外宣傳或商業炒作,不接受媒體採訪,不在微信、微博等自媒體對外傳播。」

這顯然是一個未經修改的內測版協議文本。2018年以來,四大行和阿里、騰訊就入局了這一項目並展開密集測試,項目參與者都簽署了保密協議,但各種小道消息還是不斷流出。最突出的就是今年4月,一個農行的測試版APP下載地址直接在社交網絡上曝光,事後證明這是一次純粹的工作失誤。此次建行的測試流出,是人為失誤還是有意為之不得而知,但它的確是首次在一個大眾可接觸到的應用上,讓人們看到了數字人民幣的「真容」。

2020年4月20日北京,中國人民銀行。

2020年4月20日北京,中國人民銀行。攝:Zhang Xinglo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二、央行數研所的前世今生

站在數字人民幣背後的,是中國央行旗下一個頗為低調的機構——數字貨幣研究所。

據第一任所長姚前撰寫的文章《數字貨幣的緣起、發展與未來》,促使中國央行研究法定數字貨幣的直接動因並非比特幣,而是由一家位於瑞士的傳統印鈔公司Giori倡導的焦裏幣。姚前在文中回憶到,Giori公司提出建立一個基於現有紙幣系統模式的電子網絡,從而推出由中央銀行設立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GDM,並去包括中國央行在內的多家中央銀行布道。

這是個頗為有趣的緣起。央行數字貨幣的第一步是替代紙幣,但開啟這一變革的恰恰是一家印鈔公司。此後,2014年,中國央行正式啟動法定數字貨幣研究,論證其可行性,2016年組建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專門承擔法定數字貨幣研發工作,由姚前擔任第一任所長。

現年50歲的姚前是一個典型的技術派官僚。他是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和計算機系的工學博士,1997年進入證監會工作,任職於信息中心計算機管理處;2002年調任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中證登),任職技術開發部和系統運行部;2010年調任央行,在徵信中心和科技司擔任要職。

從2016年起,姚前開始頻繁發表有關央行數字貨幣的論文,基本可以串聯出彼時中國央行對於發行數字貨幣的構想,即所謂:一幣、兩庫、三中心。「一幣」即央行數字貨幣,是由央行擔保並簽名發行的代表具體金額的加密數字串。「兩庫」指數字貨幣發行庫和數字貨幣商業銀行庫,前者是中央銀行在央行數字貨幣私有云上存放發行數據庫,按照中央銀行的現金運營管理體系進行管理,後者是商業銀行存放央行數字貨幣的數據庫,可以在商業銀行的數據中心也可以在私有云上,遵循商業銀行現金運營管理規範。「三中心」則包括認證中心、登記中心和大數據分析中心。

姚前作為一名技術派,對區塊鏈、分布式金融和數字資產懷有極大熱情,在某些想法上顯得相當前沿和激進。從他的一些公開文章和發言來看,姚前更看重的其實是未來數字法幣同數字資產的打通,而不僅僅滿足於數字法幣對現金支付功能的替代。2017年春節前夕,央行研究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就在基於區塊鏈的數字票據交易平台進行了測試。

但是,姚前並沒有將這一事業繼續下去。 2018年10月,姚前突然從數研所離職,回到了他曾任職的中證登擔任總經理。

接替姚前的是央行支付司副司長穆長春。與技術背景的姚前不同,穆長春是非常純粹的金融系統出身,同時還曾擔任周小川的秘書。據境內媒體財新報導,穆長春現年47歲,內蒙古人,1995年從人大財政金融系國際金融專業畢業後一直在央行總行工作,先後任職國際司、辦公廳、支付司,期間曾駐非洲開發銀行工作,在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深造。2010年任辦公廳副主任,2017年任支付司副司長。穆長春幹練、勤奮,又有海外留學和工作背景,英文優異,在央行系統內部工作能力頗獲肯定。

穆長春就任所長大半年後,發生了一件大事:2019年6月,由Facebook主導的Libra項目正式發布了白皮書。它採用了同中國央行數字貨幣類似的雙層運營體系:第一層是 Libra 協會加上驗證節點,第二層是由協會授權的經銷商。Libra協會不是直接面向大眾去銷售,而是將Libra 賣給經銷商,經銷商再把 Libra 賣給大眾。

當年9月,穆長春在「得到」上開了一門付費課程《科技金融前沿:Libra與數字貨幣展望》,借這一主題深入淺出地講解了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的設計思路,也是開中國政府官員風氣之先。

在這一版本的介紹中,至少在對外定調上,與之前發生了一些細微改變:一是着重強調僅替代M0,暫不提及其他設計,例如與數字資產掛鈎用於對公業務;二是不再着重突出區塊鏈或分布式賬本技術,實際上,穆長春非常明確地指出,「區塊鏈不適合用來做支付」,央行不預設技術路線,商業機構對用戶兑換數字貨幣的時候,無論使用區塊鏈技術、傳統賬戶體系、電子支付工具還是移動支付工具,只要能夠滿足央行對於並發量、客戶體驗和技術規範的要求,均可以採用。

穆長春接手後的數字貨幣研發,其進度和對外發聲上都顯著加快與提升。2019年8月,穆長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表示央行數字貨幣已經「呼之欲出」;2019年9月,央行行長易綱表示數字貨幣研究取得積極進展,但推出數字貨幣還沒有時間表;2020年4月,央行正式對外回應稱在深圳、雄安、蘇州、成都及北京冬奧會場景進行封閉測試。外界對於央行數字貨幣的期待愈加升温,至此次建行數字人民幣錢包曝光,輿論期待和質疑都升至高點,儘管央行反覆強調數字人民幣的推出沒有時間表,人們還是普遍關心,一個數字人民幣的時代,是否真的要到來了?

2019年7月8日,手機上顯示了Facebook 加密貨幣Libra徽標。

2019年7月8日,手機上顯示了Facebook 加密貨幣Libra徽標。攝:Omar Marqu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三、數字人民幣怎麼用,為什麼要用

相比Libra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要解決跨境支付和無賬戶人群的支付問題,首先瞄準境內現金替代的數字人民幣,面目就模糊了很多。據境內媒體財新報導,數字貨幣研究所至少已經同美團、滴滴、字節、B站和一款政企通訊應用藍信展開合作接觸。如果發揮一下想像力,未來數字人民幣的零售使用場景可能是點外賣、打車、打賞主播和發紅包?另據微信公號「央視財經」報導,在蘇州,有的公務員已領取用數字貨幣形式發放的部分工資;在雄安新區,麥當勞等19家公司已開始試點數字貨幣。

無論是哪種用途,都大有「拿着錘子找釘子」之感。雖然各種有關央行數字貨幣的論文中論述了種種好處,例如能夠精準地實施貨幣政策甚至是負利率政策,減少印鈔和運鈔的成本等等,似乎都不足以構成要如此大動干戈的充分理由,尤其是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已經佔據了94%的移動支付市場,移動支付覆蓋率已經超過80%的情形下,一種可能的合理解釋是,中國監管機構不願讓支付如此重要的基礎設施旁落於私營機構。

這一點從前任央行行長周小川,以及穆長春的多次發言中都可以看出痕跡。周小川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金融基礎設施並不一定必須由政府部門承建,但私人部門還是要在政府指導和監督之下來從事基礎設施,也可以通過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合作的方式進行,私營部門如果參與金融基礎設施,則必須具有公共精神。穆長春任職於央行支付司,對兩家支付巨頭更加不會陌生,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他不止一次強調網絡效應下的贏者通吃問題,也是與周小川的想法一脈相承。

從備付金集中存管到「斷直連」(注:「斷直連」是指第三方支付機構切斷之前直連銀行的模式,接入網聯或銀聯),從指導發布銀聯雲閃付到推進「條碼互通、一碼通用」,為了改變支付市場雙寡頭的格局,央行從未放棄過努力。但在「斷直連」之後,雙寡頭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進一步加重。

近期,一篇支付行業資深人士的文章《螞蟻上市,大象起舞,支付閉環》就直接點出了這一問題:以支付寶為例,藉助賬戶餘額、餘額寶和花唄,實際上已經形成了資金「內循環」,付款人的資金一旦從銀行賬戶支出,進入到支付機構的體系內,這筆交易的後續除了支付機構再無人知曉,資金在機構內部不同支付賬戶之間的轉移也無從而知。

儘管在得到課程中,穆長春強調數字人民幣不會影響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然而,數字人民幣「前台自願,後台實名」、只對央行這一第三方披露交易數據的可控匿名功能,意味着央行事實上可以追蹤這筆錢款的流向,經手的第三方支付機構反而很難拿到相關信息。在央行的口徑中,數字人民幣的出現恰恰是為了滿足公眾的匿名支付需求,避免數據被過多出賣給第三方機構。問題是,公眾會不會這麼想呢?

這也就延伸到另一個普遍的猜測:即數字人民幣推出的主要目的是監控資金流向,尤其是為了反腐,和防止資金外逃。理論上說,如果數字人民幣應用到公務員工資、扶貧款、拆遷款發放上,確實可以起到監控流向、防止挪用的效果。對於這一猜測,目前尚缺少證據支撐,但作為一種合理的懷疑無可厚非。

如果僅從央行的對外發聲來看,央行數字貨幣這兩年的加速推進,其背後最大推動力是Libra白皮書的橫空出世。中國官方顯然擔心,雖然美國政府表面上對Libra極盡打壓問詢,這也可能只是暫時的煙霧彈。無論是直接藉助Libra的基礎設施還是另起爐灶,數字美元都是一種可能的未來。

Libra發布白皮書後不久,穆長春在財新網撰文指出,Libra一定會侵蝕人民幣地位,周小川也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未來有可能出現一個更加國際化的強勢貨幣,有可能與目前主要主權貨幣產生兑換關係,甚至成為全球主要流通貨幣,這個貨幣不一定是Libra,但Libra的設計思路會對現有體系產生衝擊。

問題是,中國並不具備一個像Facebook這樣覆蓋全球20多億人的觸角。其最成功的國際化社交應用Tiktok如今已經受到美國的忌憚,正在被封殺或易主的邊緣。技術或許可以進一步減少人民幣在跨境流通中的交易摩擦,但並不能天然地保證它可以為國際用戶和商家所接受。也無外乎有人指出,人民幣能否真的國際化,完全取決於中國所運用的技術方案是否領先,以及中國國際影響力是否全球領先。如果人民幣不能成為國際中心貨幣,數字化的人民幣同樣很難成為國際數字貨幣的中心貨幣。它的國際化之旅可能和支付寶與微信支付一樣,更多是服務於中國人的出境旅遊和電商,而不能真正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國際貨幣。

2006年11月27日昆明,遊人放置硬幣入公園噴泉水池為祈求好運。

2006年11月27日昆明,遊人放置硬幣入公園噴泉水池為祈求好運。圖: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四、數字貨幣的全球進展

不可否認,中國央行的進度超前,然而它不是唯一一個在打數字貨幣算盤的主權國家監管機構。

全球央行對於數字貨幣的探索分野出了兩大方向: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和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前者的使用限於中央銀行和金融機構之間的清結算,不面向公眾,代表如新加坡Ubin、加拿大Jasper、日本銀行和歐洲央行的Stella項目等。後者除了中國的數字人民幣,還有瑞典的電子克朗e-Krona等。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最新報告,截至2020年7月中旬,全球至少有36家央行公布了零售或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的工作,厄瓜多爾、烏克蘭和烏拉圭已經完成零售型試點,6個零售型試點正在進行中,包括中國、巴哈馬、柬埔寨、東加勒比貨幣聯盟、韓國和瑞典。

銀行賬戶和移動支付體系本身就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推進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在情理之中,而發達國家如歐洲國家的態度則比較複雜,既有去美元化的需求,也不願讓人民幣國際化走得太遠。2019年8月,英國央行行長卡尼甚至提出可以建立由公共部門管理並由若干中央銀行數字貨幣支持的「合成霸權貨幣」(SHC)可以取代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也比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更加可取。今年7月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同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視頻對話時,就提及同意在數字貨幣、金融科技等領域加強信息共享和交流合作。未來中美歐三方在這個問題上會如何站隊和抱團,對於數字人民幣的國際化影響巨大。

在這個問題上一向較為低調的美國並沒有在這場競賽中落後。今年3月,在一項由眾議院民主黨人提交的經濟刺激法案中,首次出現了「數字美元」的提案;4月,Libra項目的白皮書更新了重大修改,放棄了原本錨定一籃子貨幣的想法,轉而決定錨定美元或其他單一貨幣,這實際上就可以理解為某種由民間發行的數字美元代幣;8月,在美聯儲一次會議上,一名美聯儲理事透露美聯儲正探索創新科技的潛力,推出類似於數字美元的產品,以守衞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這是美聯儲首次對外公開發聲表示正在進行相關研究。

全球央行數字貨幣會呈現一種怎樣的格局,是一件非常難以預判的事情。央行的試水探索能在多大程度上變革原有的支付體系尤其是跨境支付體系,各國央行能在多大程度上展開合作或是對抗,私營部門發行的數字貨幣與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誰會更受歡迎,或者說公眾有可能不願意接受任何一種支付方式,原有的跨境支付體系如SWIFT能否自我革新,防止被後來者趕超,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畢竟,貨幣背後是主權與國家實力的博弈,技術只能錦上添花,並不能雪中送炭。

(惟庸,數字金融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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