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不只是在影像語言和服化道上把中國的戰爭電影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在民族主義的表達上,它不同於過去的僵化敘事,與時代精神有了更深層的「共振」。管虎在主題表達上用了很多障眼法,讓粗心的觀眾和評論家誤以為他在各種主題和線索中迷失——這到底是一個反對戰爭祈禱和平的故事,還是一個銘記歷史不忘犧牲的故事?這些要素當然是有的,卻都不是電影真正要講的主題。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八佰》的核心線索,那麼另一部經典電影的標題將十分貼切:一個國家的誕生。
粗略地說,歐美國家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擴散,具體的國家需要服務於同樣具體的民族。對英語圈甚至法語圈來說,「民族的」/「愛國的」表述具有特定的價值內涵。美國軍隊的使命有着明確界定——保衞美國的《憲法》和「生活方式」,這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現方式。身為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不但意味着特定的文化實踐,也意味着對特定的社會和政治價值無可分割的體認。
對於面臨轉型的後發傳統帝國來說,這一過程則是反過來的。他們首先需要鑄造自己的身體(國家建構),然後才能在這具身體的鼻孔裏吹一口氣(民族發明),讓身體獲得靈魂。這往往意味着國家是生活方式和價值實踐的毀滅者和再造者。當成熟的民族-國家以價值來評判自我與他者,有待出生的民族卻以尚待產生的那個實體來評判價值。
日本軍在這部電影裏的形象與其說是傳統抗日劇中的臉譜化的惡人,不如說是中國的鏡像。在鏡頭語言的呈現中,中國士兵業餘、怯戰,租界對岸的「群眾」感到戰爭事不關己;日本軍隊專業、殘忍、行動毫不拖泥帶水。劇中幾次出現日軍「慰靈」的細節,對應的是謝晉元團長幾次向屏幕外的觀眾懇求不要忘記他們的犧牲。日軍有拿中國士兵做刺殺靶子這樣表現出殘暴的鏡頭,但「善惡」的對比卻在中國守軍虐殺日本戰俘中變得曖昧。中國觀眾和影評人習慣性稱讚《八佰》擺脱了對敵人滑稽戲式的描摹,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去價值觀」化對應的是更加純粹的民族主義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