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不只是在影像語言和服化道上把中國的戰爭電影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在民族主義的表達上，它不同於過去的僵化敘事，與時代精神有了更深層的「共振」。管虎在主題表達上用了很多障眼法，讓粗心的觀眾和評論家誤以為他在各種主題和線索中迷失——這到底是一個反對戰爭祈禱和平的故事，還是一個銘記歷史不忘犧牲的故事？這些要素當然是有的，卻都不是電影真正要講的主題。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八佰》的核心線索，那麼另一部經典電影的標題將十分貼切：一個國家的誕生。
粗略地說，歐美國家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擴散，具體的國家需要服務於同樣具體的民族。對英語圈甚至法語圈來說，「民族的」/「愛國的」表述具有特定的價值內涵。美國軍隊的使命有着明確界定——保衞美國的《憲法》和「生活方式」，這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表現方式。身為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不但意味着特定的文化實踐，也意味着對特定的社會和政治價值無可分割的體認。
對於面臨轉型的後發傳統帝國來說，這一過程則是反過來的。他們首先需要鑄造自己的身體（國家建構），然後才能在這具身體的鼻孔裏吹一口氣（民族發明），讓身體獲得靈魂。這往往意味着國家是生活方式和價值實踐的毀滅者和再造者。當成熟的民族-國家以價值來評判自我與他者，有待出生的民族卻以尚待產生的那個實體來評判價值。
日本軍在這部電影裏的形象與其說是傳統抗日劇中的臉譜化的惡人，不如說是中國的鏡像。在鏡頭語言的呈現中，中國士兵業餘、怯戰，租界對岸的「群眾」感到戰爭事不關己；日本軍隊專業、殘忍、行動毫不拖泥帶水。劇中幾次出現日軍「慰靈」的細節，對應的是謝晉元團長幾次向屏幕外的觀眾懇求不要忘記他們的犧牲。日軍有拿中國士兵做刺殺靶子這樣表現出殘暴的鏡頭，但「善惡」的對比卻在中國守軍虐殺日本戰俘中變得曖昧。中國觀眾和影評人習慣性稱讚《八佰》擺脱了對敵人滑稽戲式的描摹，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去價值觀」化對應的是更加純粹的民族主義主題。
在故事開始的時候，「中國」和「中華民族」還是個曖昧不清的形象。誰是中國人？哪裏又是中國？儘管主要視角跟隨的是那批殘兵敗將，但「受過教育的德械師」才是真正的主角。他們的德式頭盔和鋥亮的水壺在視覺上顯出中國軍事現代化精華的努力。他們來自天南地北，卻放棄了自己的地方認同和生活方式，完全把自己獻給了名為中華民族的集體。簡而言之，「他們」才是中國人，而「他們」也成了真實和想像中和日軍對抗的主心骨。
電影中何香凝說，如果四萬萬國人都像八百壯士一樣，日寇怎麼敢進犯中國呢？這句話背後的現實是，儘管賬面上有一個很大的數字，大部分中華民國的國民卻不是真正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中國人」。湖北保安團的民兵們關心的是鄉土和自己的生活。蘇州河對岸的租界人並不覺得對面的戰爭和自己有什麼關係。他們甚至在法律上也並不屬於「中國」的管轄。租界曖昧的國際和國內地位，恰好是整個故事張力得以展開的前提背景。
歷史上真正的四行倉庫保衞戰並不僅有儀式意義。88師524團的堅守為國軍主力撤退爭取了寶貴的時間。但在管虎的敘事裏，這一實際戰術層面的考慮完全退隱不見。謝團長從一開始就莫名其妙的認為自己是在「保衞上海」。然而他身後的租界不是中國領土，也不需要他來保護（反倒是租界在為國軍提供保護），而隸屬國民政府上海特別市的中國領土早已淪亡在日軍鐵蹄之下。上海背後是南京不假，可誰也沒指望他們這一支孤軍像斯巴達三百一樣扼守温泉關，日軍也不必非要拿下四行倉庫才能繼續前進。
這裏的秘密在於，「保衞」不過是大義名分，導演想要掩蓋的是這場戰爭的實質。《八佰》的戰爭描寫隨着劇情推進，實寫性越來越淡薄，而儀式性越來越強。趙雲的出場可以算是其中的轉折點。「護旗」的畫面顯然參照了硫磺島那幅著名的照片。如果《父輩的旗幟》是對美國國家英雄敘事背後現實的豐富完善（從而某種程度上也是解構），那麼《八佰》就通過完全抽離「護旗」這一行動在軍事上和實際邏輯上的合理性，將其儀式元素發揮到極限。
前赴後繼血肉模糊的士兵終於揭露了這個故事的實質：這是一場獻祭，一場召喚名為「中華民族」的利維坦的血肉儀式。而整個四行倉庫就是巨大的祭壇。無論是歐豪飾演的士兵還是那三位想要參軍的學生仔，都是鑄造中華民族的原料。只有經過血與火的考驗，他們才能變成中國人，作為中國人而活，為了中國去死。
《八佰》相對於傳統抗日神劇的突破恰恰在於，不再哪怕是假惺惺地用超越性的價值為民族辯護。日本人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壞人，而更多是單純的敵人。民族本身成為自足的、如果不是最高的價值承載者。這正是202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新面貌——從知乎到微博，「看到我的國家這麼流氓就放心了」、「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內」成為流行文化的口頭禪。我們不再從價值觀上批判美國的霸權主義，我們更多想要的是代替它——這種思路最新的表達就是前一陣風起雲湧的「入關學」。
電影中謝團長沉浸於自己召喚來的中華民族的影子。特派員卻提醒他「這些都會過去」。這種呈現錯失了實證意義上的歷史真實，但在比喻的層面上呈現了抗戰歷史更深一層的真實。不論管虎本身的意圖如何，這都指向中國當代史一個深層次的敘事母題：國家和民族的鑄造是一個前赴後繼不斷累積的過程，需要不斷地投入和犧牲。
四行倉庫守軍區區四百人的祭品是不夠的，國民革命軍幾百萬軍人的性命也是不夠的。四行倉庫是整個淞滬會戰的縮影。而淞滬會戰何嘗不是八年抗戰的縮影。無數中國軍民的犧牲換來蔣中正夢寐以求的躋身四大國的地位。他作為中國領袖的身份也暫時無人挑戰。通過接收敵產和國防建設，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已經掌控了國家經濟的命脈，可以進一步展開野心勃勃的現代化。日本和英國帝國主義的勢力經此終於蕩然無存，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將蘇聯的勢力範圍及其代理人徹底清理出中國的邊疆。
歷史會告訴我們，蔣中正夢想的中國需要更加強硬的政治身體和更加堅定的政治意志。他本人和他所鑄造的那個「中國」無法承擔這個任務——他們提供「祭品」的能力和意志已經達到極限。
電影最後給了當今的四行倉庫和上海一個短暫的剪影。曾經在電影裏扮演着天堂和地獄分界線的蘇州河如今已經徹底融入在周邊林立的高樓中。在《八佰》的故事之後它又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滄桑，已經喪失其本來的文化、法律和地理意義。上海不再擁有獨立於中國的身份和存在方式，與此同時，一個不斷繁榮和上升的「中華民族」，正雄心勃勃地看向世界。
（麥克李，文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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