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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仁碩:日本為何掀起懷念李登輝、聲援周庭的熱潮?

從懷念李登輝的「日本精神」,乃至相挺周庭的 #FreeAgnes 運動,日本社會在這兩位不同世代、不同路線的台港政治家身上,究竟看到了什麼?


2020年8月5日,周庭在香港西九龍法院出席聆訊。 攝:Kin Cheung/AP/達志影像
2020年8月5日,周庭在香港西九龍法院出席聆訊。 攝:Kin Cheung/AP/達志影像

近兩週來,有兩位台港政治家分別攻佔了日本媒體頭條。首先是在七月三十號逝世的台灣前總統李登輝,除了電視新聞即時報導之外,各大報也均推出相關報導、特集和社論,各黨政要紛紛發表弔辭,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亦率跨黨派議員赴台弔祭。

而緊接著在八月十號港警對民主派人士的大搜捕中,前香港眾志成員,長年扮演對日倡議窗口的周庭遭到逮捕。相較於其他海外媒體將焦點放在黎智英身上,在日本不僅是媒體大幅報導周庭,更有許多名人紛紛發文聲援,「#FreeAgnes」登上了日本推特熱門HashTag。「日本對華政策國會議員聯盟」緊急召開記者會,與學者聯名要求日本政府有所作為,日本政府也正式表示關切,各地更出現民眾自發的抗議集會。

對於李登輝的生平事蹟,以及周庭的香港民主運動之路,已無需在此贅述。但對於兩人作為外國政治人物,為何會在政治冷感的日本先後掀起熱潮?無論是兩人的支持者或批評者,均往往以「親日」一語帶過,這只擷取了李與周身上「日本」的一面。要解讀這股熱潮,不能忽略了日本在地的社會脈絡,以及兩位政治家的複雜性與不同的外交路徑。

「日本優越感」的失落與焦慮

自明治維新以降,「脫亞入歐」的日本開始自詡為亞洲第一先進國,特別是擊敗俄國與清朝後,富國強兵的目的更是漸漸從「自保」轉向「稱霸」。而這股自尊雖然受到二戰戰敗的打擊,但在戰後民主化以及經濟發展之下,日本是東亞第一的「經濟先進國」與「民主先進國」,成為了日本社會不分左右的普遍集體意識。而當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Japan as No.1」的口號得到世界性的注目與承認,也更加鞏固了日本的優越意識。

或許比起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來說,日本的經濟與政治表現並不算差,但曾為「No.1」的優越感,造成與現況間的極大的認知失調,在未來又看不見回升方向,這讓許多日本人感到非常焦慮,迫切需要一個「讓日本重返榮耀」的出口。

但隨著日本的泡沫經濟在1991年崩壞,日本的經濟進入了「失落的N年」,年數至今仍持續延長中。其中原因包括了美國的貿易政策、日本政府與企業的產業與金融策略、房地產泡沫本身的不安定性等等,在此先不贅述。目前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三洋被海爾買走、東芝賣給了美的、夏普則被收進了鴻海旗下。而半導體由台積電與三星爭霸,手機市場則全非蘋果與三星的對手。日本雖仍握有許多先進技術與專利,且仍有如豐田汽車等世界屈指的企業,但已大不如前。

經濟衰退造成青年就職困難,在1993-2004年間出社會,遭逢了「就業冰河期」的世代,在日本被稱為「失落世代」(Lost Generation)。企業為縮減人事成本,非典型雇用(定期契約約聘、派遣、工讀等)開始盛行,即便景氣好轉,失業率下降,非典型雇用仍持續擴張至今。日本非典型雇用的比例在1984年為15.3%,到了2019年則為38.3%。在今年一項針對跨國17~19歲青年的意識調查中,只有9.6%的日本年輕人覺得國家在未來「會變好」,回答「會變壞」則有38%,均是各國中最為悲觀的。更糟的是,面對逆境,只有18.3%的日本年輕人,覺得「自己能改變國家社會」,亦是各國最低。

比起經濟發展,現今的日本社會更常討論「貧困問題」。而即便並未流落街頭,許多日本人也長期倚賴父母的退休年金接濟,甚至到四五十歲,在經濟上仍無法自立,甚至出現所謂「8050問題」(50~60歲的子女,倚賴80~90歲的父母生活)但高額的社會福利支出,也讓日本財政負擔越來越沉重,近二十年來日本政府持續推動年金改革,希望勞工能多工作幾年,晚點退休,但這又讓銀髮貧困的問題惡化,也讓許多勞工對退休後的生活感到不安。

2020年3月26日,日本東京的上班人士。

2020年3月26日,日本東京的上班人士。攝:Tomohiro Ohsumi/Getty Images

除了經濟地位的衰退外,東亞唯一「民主先進」國的地位也在動搖中。在2010年民主黨政權時代的日本,其新聞自由指數曾上升到了史上最高的第11名,但政黨輪替後,在2019年為第67名,落後於韓國(41名)與台灣(42名)。而在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所發佈的性別落差指數中,日本則為第121名,落後於同樣墊底的中國(106名)與韓國(108名)。而長年低迷的社會抗爭與投票率,也早已不是新聞,去年的參議院大選投票率僅有48.8%。

或許比起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來說,日本的經濟與政治表現並不算差,但曾為「No.1」的優越感,造成與現況間的極大的認知失調,在未來又看不見回升方向,這讓許多日本人感到非常焦慮,迫切需要一個「讓日本重返榮耀」的出口。

放不下的 Japan as No.1:「日本禮讚」的崛起

在希望重返「Japan as No.1」的焦慮之下,所謂「日本禮讚」節目開始出現。根據媒體研究者早川忠典的定義,「日本禮讚」節目類型可分為下列五種:日本偉人故事、旅外日本成功人士故事、外國人對日本文化、工藝的讚賞、日本人體能並不劣於白人的證明以及日本的世界紀錄。例如到海外尋訪日本製商品、在當地成功的日本人等等。

而立命館大學副教授富永京子與其團隊則進一步分析,此類節目最早出現於2000年,在2015年每週則有五檔「日本禮讚」節目。而這類節目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乃是其滿足了日本人「自認優秀」但又「渴望外國認同」的集體心態,因其收視率都相當不錯。

相同的心態也反映在對歷史議題的態度,以及對鄰國的觀感上。就歷史議題而言,右翼將日本社會的衰落,歸咎於對殖民與二戰歷史的過度反省,將之稱為「自虐史觀」。並主張透過對殖民與二戰歷史的翻案與重新肯定,可走出一條重拾「日本精神」的復古道路。與此同時,中韓在經濟與文化上亦開始崛起,同時又作為歷史翻案的對象,因此對過往「日本精神」的肯定,就連結至當代「反中反韓」的政治態度。並開始將立場不同者貼上「反日」的標籤,強調自身路線與日本認同的連結。

與前述「日本禮讚」節目出現的時期相同,這條路線亦是於2000年左右在日本社會浮現。漫畫家山野車輪在2005年的暢銷作品《漫畫嫌韓流》,被視為是對《冬季戀歌》等韓流崛起的反撲,也是「反中反韓」興起的重要里程碑。其後隨著歷年的國際政治摩擦,以及不同議題持續交互影響、激化,包括慰安婦、釣魚台(日本稱尖閣)、獨島(日本稱竹島)、歷史教科書、中國毒餃子、反日遊行、韓國徵用工等等,「反中反韓」意識從保守派漸漸擴散至一般大眾。

而與「反中反韓」意識互為表裡的,就是希望透過「親日國」的正面言論與消費偏好,取得對日本的認同。來自所謂「反日人士」的批判越是刺耳,就越顯得「親日國」的溫暖。

例如有所謂「世界第一親日國」的套裝行程,專程尋訪日本殖民時期的政績與偉人事蹟,並以能與李登輝座談作為賣點。在該行程宣傳網頁中所貼出的顧客意見則寫道:「以前到沖繩、中國、韓國旅遊時,都覺得日本人以前犯了許多錯誤。但參加這趟台灣之旅後,感覺到日本人真是太厲害了...令我恢復了作為日本人的自信」。

2019年1月13日,日本沖繩,一名男子在慶祝「成年日」時因非法改裝電單車被警察拘捕。

2019年1月13日,日本沖繩,一名男子在慶祝「成年日」時因非法改裝電單車被警察拘捕。攝:Carl Court/Getty Images

朋友困惑地問我:「他們要找的『日本精神』是什麼,又跟我們有什麼關係?」這就如許多中國朋友以「保留了真正的中華文化」來「讚賞」台灣,解釋台灣社會在今日的發展,是一樣的道理。

「日本經驗」時間差:世代差異與價值「扭曲」

前述日本基於衰退所造成的焦慮感,導致對外界認同的渴望,創造出了李登輝與周庭作為「親日外國政治家」,在日本輿論上的需求背景。但二者的日本經驗以及政治價值,又隨著世代不同,而有所差異。

李登輝與日本的淵源,先是來自他成長於日治台灣的背景,特別是在學生時代受到的思想薰陶,令其一生都持續汲取日語世界的新知。而在從政之後,在台灣艱難的外交處境下,致力維繫與日本政界的人脈,卸任後更經年於日本媒體上接受採訪以及發表評論。

許多日本媒體,經常會以李登輝作為台灣戰前世代的代表,引用其發言主張「日本殖民善政,令台灣人感念不已,故親日至今」、「台灣有今天都是因為傳承了『日本精神』」。相關論述是在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在2000年的《台灣論》系列作品中,李登輝在作品中大談「日本精神」,而開始廣為日本社會所知。特別在與中國、韓國連年因歷史議題的對立下,這番詮釋固然讓日本人聽了順耳,緩解了前述的焦慮感。

但實際上,此一論調是直接跳過了戰後數十年的政治演變,也忽略了台灣不同世代間,甚至是戰前世代內部,有著相當分歧的日本經驗。

在許多台灣戰前世代的訪談當中,都可以讀到二戰時在台灣被動員上前線,「當砲灰」的經驗。而戰爭體驗如何影響日後的思想,亦隨著個人的經歷而不盡相同。就算是李登輝自己,在青年時期所讀的河上肇等左翼理論,也絕非「大日本帝國」所喜。戰後台灣歷經冷戰對立、與日斷交及民主化,從殖民體驗、經貿合作、旅遊到流行文化,台日雖關係持續緊密,但每個世代的「日本經驗」都有所差異。

周庭與其同世代台灣年輕人的日本經驗,則多半始於動漫、電玩、演藝、飲食、旅遊等文化層面。因此周庭對日本流行文化的喜愛與了解,讓許多日本人感到親近,並間接作為肯定日本文化軟實力的見證,滿足了日本人希望被認同的心態。但港人無論在消費上如何喜愛日本產品,在回憶起二戰時受日本軍事佔領的歲月時,「皇軍」至今仍是與「黑警」相近的負面詞彙。

而台灣主體性的建立,也影響了台灣人對日本的看法。在戰後初期的政治局勢中,「台灣」的存在,長年被希望推卸殖民責任的日本政府、抱持正統大中華史觀的中華民國所共同忽略,甚至打壓。而近年在發掘與重建包括日治時期在內的台灣文史時,則經常被一竿子打翻為「殖民肯定論」。無論在大中華與大日本主義者眼中,李登輝都必須是,也只能是「岩里政男」(李登輝在日治時期的名字),而非李登輝。

但台灣主體性的建立,同時也意味著台灣得以開始從台灣人的角度,重新學習、發掘、省思日治時期的歷史,而非只是對大中華史觀的反彈,或是對大日本史觀的迎合。新世代的台灣人就算開始擺脫中華正統論下的「抗日史觀」,理解到台灣人當中二戰經驗的複雜性,又同時因消費與旅遊經驗對日本感到親近,但要說這就是對殖民統治的「感念」,亦是太過一廂情願。

2007年5月31日,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訪問日本東京。

2007年5月31日,台灣前總統李登輝訪問日本東京。攝:Yuriko Nakao/Reuters/達志影像

例如筆者曾接到某台灣青年團體朋友的聯絡,說收到了有某日本青年團體要來台灣尋訪「失落的日本精神」,希望能與如李登輝一般,傳承了真正「日本精神」的台灣青年交流。朋友困惑地問我:「他們要找的『日本精神』是什麼,又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這就如許多中國朋友以「保留了真正的中華文化」來「讚賞」台灣,解釋台灣社會在今日的發展,是一樣的道理。在文化、族群多元而多源的台灣文化當中,確實包含了(許多不同的)中華文化,但也包含了日本文化,還有原住民、新移民等各種文化,共同構成了今日的台灣。台灣不是一顆位處帝國邊陲,凍存了某種中華或日本文化的時空膠囊,更非大中華或大日本的「正統」繼承人。

這類言論,與其說是出自對台灣的觀察,不如說是反應了說話者對自身文化「失落」的焦慮感,以致於投射到了台灣身上。

除了日本經驗的差異外,在台港與日本的各政治派別之間,長期存在著外交立場與政治價值上的「扭曲」。在東西冷戰對立當中,日本原本是右翼勢力與國民黨交好,左翼勢力則有親蘇、親中、獨立路線等分歧,但都無視國民黨獨裁治下的台灣。而在七零年代日中建交,田中角榮等自民黨的中國派崛起後,國民黨已無法倚賴冷戰架構維繫對日關係,但其獨裁作為與官樣文章,亦難爭取日本民眾的支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戰後的「中華民國」,與「台灣」一同從日本的教科書與媒體上消失。而香港在國際上建立政治主體性,則又是更晚近的事情了。

在這樣的歷史遺緒下,有許多在外交立場上,支持李登輝與民進黨的傳統「親台」勢力,在政治價值(如性別、勞工、核電、族群、社福等)方面,反而較多(並非全部)是跟國民黨比較接近,持保守立場的右翼。而日本的自由派或左翼,特別是較年長的世代,雖然在政治價值上較為接近台灣目前的進步勢力,但囿於前述的歷史遺緒對「(前)美帝馬前卒」的台灣較為疏遠,甚至敵視。長期「扭曲」之下,台日雙方對彼此抱持刻板印象,因此經常產生誤解。

筆者曾經參與過一場日本左翼社運團體的集會,據說是第一個參與該集會的台灣人。即便該集會是相當有歷史的國際交流,許多日本成員仍對筆者表示,自己是第一次與台灣人交流,顯示出日本左翼與台灣間的隔閡之深。而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日本成員直接對著我皺眉說:「你是台灣人?李登輝都跟右翼聯手,很討厭。」在交流一陣子,理解彼此理念之後,「台灣人=李登輝=日本右翼」的印象才漸漸淡去。也聽說過日本左翼媒體採訪獨派歷史學者,預設「台獨=右翼=肯定殖民」,直到實際訪問後,才知道誤會大了。

「扭曲」的影響不分左右。在2013年太陽花運動之後,曾有沖繩的右翼團體邀請太陽花成員到沖繩交流。結果台灣的運動者在交流會上表示支持沖繩反美軍基地運動,這讓原本預設「台灣人=反中=支持美軍基地」的該團體又驚又怒,怒斥台灣人為「共產黨」,當場不歡而散。而在去年政治立場極右,標榜教主大川隆法能與世界古今中外偉人通靈的日本新興宗教「幸福科學」,也曾出面「撐香港」,有不少港人就此不明就裡地捐款給「日本朋友」,在許多日本人出聲提醒後,才發現所託非人。

左與右之間:李登輝與周庭的對日外交路徑

在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作為「民主社會」的主體性,漸漸廣為一般日本大眾所知。許多不在傳統「友台」網絡中的日本自由派、左翼政治人物、學者乃至一般大眾,開始看見台灣在民主化方面的成果,以及活躍的公民社會,因此基於價值上的共鳴開始關注台灣。最近的例子,就是在這波疫情下,日本社會將對日本政府防疫政策與官員的不滿,投射到了台灣數位政委唐鳳的身上,一時之間各大媒體爭相訪問唐鳳,講述開放政府、數位技術與公民社會的防疫成功敘事。

2020年8月4日,台灣已故前總統李登輝的追思會場。

2020年8月4日,台灣已故前總統李登輝的追思會場。攝:Eason Lam/端傳媒

李登輝過世後的熱潮,就是上述變化的產物之一。如前所述,在日本的李登輝形象,長期以來因其政界人脈、言論活動與對「日本精神」的論述等等外交活動路徑,而經常與右翼連結。但若觀察李登輝過世後的輿論,日本的自由派與左翼也基於對台灣民主化、本土化的肯定,而給與相當高的評價。可以說李登輝的政治主張雖無變化,但伴隨著「民主台灣」在日本的存在感提高,對李登輝的評價也隨之改變,得到了日本跨越不同立場的正面評價。

例如知名殖民史學者、沖繩大學的又吉盛清客座教授,就在沖繩時報回顧了台灣與沖繩多年來的密切往來,指出雙方能有今日的密切關係,乃是有賴於台灣的民主化,而李登輝功不可沒。與台灣的經貿往來,提供了沖繩擺脫對軍事基地的依賴,作為「國際都市」自立的選項。而台灣的本土意識,與對民主自決的追求,也影響了沖繩人的政治意識。

但又吉也在文末坦言,李登輝對日本殖民的肯定言論,至今仍令他難以釋然,無奈再也沒有向本人請教的機會了。

而周庭的對日外交取徑,則與以日本政要、媒體及文人為核心支持者的李登輝相當不同,是以社會運動作為起點。作為政治主體的香港,是一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才開始在日本社會浮現。

例如每年在北海道大學舉辦的東亞公民社會論壇「HOKKAIDO DIALOGUE」,2014年2月是由中國、韓國、台灣、日本四方與會。到了2015年3月則新增了香港,由陳敬慈與方志信代表,台灣則由姚人多、陳為廷與魏揚與會,可看出是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後,方引起了日本對香港政治主體性的關注。

而在日本也於2015年爆發反安全保障法案運動時,成立了反安保學生團體「SEALDs」,太陽花、雨傘與反安保三場台港日的運動,開始在日本被相提並論,當中成員也不諱言受到台港運動的刺激。在2016年,SEALDs策劃了一場與陳為廷、周庭與黃之鋒的對談,並出版為《日本X香港X台灣 年輕人永不放棄》一書。但當時周庭還需要透過翻譯來參與對談,在日本的知名度,也尚侷限於少數關心各國社會運動的社群。

其後周庭的日語不斷精進,經常在赴日時與學界、社運界與政界人士會談、演講,累積了不少人脈。根據「BuzzFeed News Japan」的專題報導,日本媒體對周庭的報導始於2014年6月4日的六四紀念活動,當時僅於報導中提及了17歲時「第一次參加」的周庭。而在2017年東京電視台的專題中,則首次以「民主女神」稱呼周庭。但一直到2019年,在周庭於1月赴東京大學演講反修例議題時,才又有媒體提及「民主女神」的稱號,進而在6月反修例抗爭爆發時,「香港『民主女神』周庭」透過媒體報導,一躍成為了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

實際上在香港「無大台」的組織結構下,周庭本人曾數度表明不希望被稱為「民主女神」,但日媒基於銷量考量,很難輕易放棄這個響亮稱號。在主流媒體之外,周庭本人則更著力於透過推特等社群媒體,拉近與日本民眾的距離,不僅開設Youtube頻道,也在日本動漫雜誌撰寫隨筆。喜愛日本偶像動漫,深諳日本大眾文化的周庭,巧妙地將日本文化元素與香港社運結合,例如在獲釋後表示,面對警察時,是偶像團體「櫸坂46」的名曲《不協和音》,支撐了自己對抗國家權力的意志。

《不協和音》的歌詞充滿抗爭意識:「我不會說Yes / 不會點頭 / 就算周圍的人都這樣做 / 我不會說Yes / 絕對不會保持沉默 / 我會持續抵抗到最後的最後」。但即便《不協和音》的歌迷眾多,歌曲中的抗爭意識,卻未在日本社會激起漣漪。樂評家中森明夫就指出,音樂作品的意義,有一半是必須由聽眾來創作的,就像談《Blowing in the Wind》一定少不了反越戰一樣。這次是來自香港的周庭,為這首日本偶像團體的歌曲,創作出了專屬於這個時代的意義。他認為這份「創作」,再次了打動日本人。

而當經常與周庭一同出現的黃之鋒,在周庭在網路上爆紅後,被日本網友指出很像近來在日本網路上爆紅的眼鏡宅男插圖「起司(芝司)牛丼」。黃之鋒隨後特地貼文自稱「黃芝丼」,還特別跑到香港的「SUKIYA」要點「芝司牛丼」(但因人太多作罷),又引起網民一陣哄笑。有許多日本網民表示,原本只是覺得好笑,好奇去google黃之鋒,才第一次知道香港從2012年以來的抗爭,以及黃之鋒「長得一副芝丼樣,其實是個革命家」。

2015年7月11日,日本東京的反安全保障法案運動,反安保學生團體「SEALDs」舉行集會。

2015年7月11日,日本東京的反安全保障法案運動,反安保學生團體「SEALDs」舉行集會。攝:Damon Coulter / 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但回到政局方面,日本安倍政權一向採取「國防靠美、經濟靠中」與對中國「國防對立、經濟合作」的方針,即便兩國關係在2014年因釣魚台問題跌進谷底,事實上仍是「政冷經熱」。而後安倍總理持續努力讓日中政府間的關係回暖,並且將2020年邀請習近平以最高規格的「國賓」訪日,定位為其任期內外交的集大成。

在自民黨內雖由與中國關係良好的二階俊博幹事長坐鎮,但對習近平訪日並非完全沒有異議。自衛隊出身的自民黨參議員、前外務副大臣佐藤正久在今年一月接受媒體專訪時即表示,「釣魚台」、「日本人在中被捕」、「日本食品、飼料禁止輸入」與「香港、維吾爾人權問題」,是習近平訪日的四大障礙。

原本香港議題,在政府的談判桌上可能只被當作籌碼,但現在對香港議題的支持,與對台灣唐鳳的關注一樣,成為了日本民眾對疫情表達不滿的出口。

但佐藤也強調,他們這些鷹派之所以出來批評,並非反對習近平訪日,只是主張應該藉由訪日前的交涉,交換一些實益,而非免費奉送。他認為最容易達成也最實惠的議題,應是解除食品與飼料的輸入禁令,特別是他本人的選區就在福島,對因核災而發動的禁令感到心痛。釣魚台非短期能解決;在習近平決定訪日後,針對在中被捕日本人的交涉情形反而惡化;香港與維吾爾只能說是中國內政。因此這三點是拿來討價還價的,還是應以經貿為優先。

在該專訪中也提到了,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受到西方世界制裁後,決定以日本作為外交上的突破口。當時海部俊樹總理在1991年訪中,江澤民總書記則在1992年回訪,接著天皇於下半年訪中,率先解開了對中國的外交封鎖。而在美中對立再起,中國又因香港、維吾爾等人權議題受到國際責難時,中國很可能再次對日本伸出橄欖枝,而這就是日本左右逢源,從中取利的機會。

從上述的言論看來,至少到今年一月為止,日本的自民黨政府都是打定了要大發中國財的主意。與台港不同,在日本歷次大選中,對中政策從未成為朝野對立的主要爭點,在作為主要爭點之一的國防議題上,反對日本擴軍的在野黨,反而經常批評安倍政權不應誇大中國的軍事威脅。因此日本民眾即便有八成五的對中反感,頂多是讓部分選票流向主打「反中反韓」的排外側翼小黨,作為右翼主流的自民黨並不擔心政局會因此動搖。而美中對立,反而是日本收漁翁之利的良機,所謂自民黨內鷹派鴿派的區分,也不過是價碼的問題而已。

但一切佈局都在疫情席捲全球後亂了套,全世界普遍掀起了對中國的不滿,東京奧運被迫延後一年,是否能舉行尚在未定之天,習近平訪日也無限期延後。更致命的是,日本政府遲遲不願封關,以致於肺炎自中國移入的錯誤決定,被認為是顧忌奧運與習近平訪日所致,這引發了日本民眾的強烈不滿。

原本香港議題,在政府的談判桌上可能只被當作籌碼,但現在對香港議題的支持,與對台灣唐鳳的關注一樣,成為了日本民眾對疫情表達不滿的出口。對周庭乃至於香港的關注,從一開始的自由派、左翼勢力,到作為次文化同好的日本網友,擴張到了一般日本民眾,並且在周庭被捕時,搭上了疫情期間發展出的「推特抗爭」(指在推特上一起附上同樣的Hashtag對議題表態,在日本是相當晚近才出現,被視為一種抗爭類型)文化,讓議題熱度達到了空前的高點。

經過以上的爬梳,可以了解到李登輝與周庭雖都是以「親日」形象作為入口,但在日本的形象經營與發展路徑可說是相當不同。這除了前述個人「日本經驗」的世代差異之外,也與前述的「扭曲」類似,是東亞地緣政治下的產物。但到了今年,兩人都超越了既有核心支持群體的範圍,在日本成功贏得了跨越既有黨派的廣泛關注。這除了是台港對日外交的經營有成外,也反映出了近年習政權的戰狼外交路線,對東亞地緣政治造成的劇烈衝擊。

2018年,周庭在銅鑼灣。

2018年,周庭在銅鑼灣。攝:林振東/端傳媒

熱潮過後:如何破除「隔岸觀火」心態?

在理解了李登輝與周庭為何於今年能在日本引發普遍關注,並鬆動了日本對台港議題的意識形態疆界後,最後仍要回到台港對日關係的架構下,展望這股熱潮所留下的課題。

台港對日外交的目的,均是希望爭取在東亞舉足輕重的日本,在地緣政治上的支持。然而,若日本政府仍舊不打算改變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甚至打算利用中美對立左右逢源,無論是對台強調殖民時期的羈絆,或是對港表達人權方面關切,要讓這些政治表態落實到具體政策的改變上,就還有相當大一段距離。

在這波熱潮中,不少評論都在最後呼籲:「日本不應隔岸觀火」,這句話其實體現了大眾即便在情感上支持共鳴,但目前在現實政治層面上,仍與台港有相當的距離感。安倍政權雖然在倡議修改和平憲法、強化軍備時,會不斷提及中國的軍事威脅。但大部分的日本人在舊日的優越感,以及長年受到日美同盟的庇護下,對中日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並未認真看待。

雖然「反中反韓」書籍在日本非常暢銷,但大部分仍是為了滿足日本人自身的優越感,以意識形態先行的作品為主流。而對於中國問題,乃至於台港議題切實分析的著作,反而沒有那麼暢銷。至於日本經濟要如何回應中美對立帶來的風險,目前仍是以維持固有左右逢源路線的樂觀論居多。

而安倍政權在國防上以中國作為擴軍理由,但在經濟上加強對中國依賴的做法,也造成日本對於中國在軍事力以外的銳實力缺乏警覺。例如中國近年拘留在日本大學任教的中國學者,甚至是日本學者的做法若是常態化,將對日本的中國研究造成寒蟬效應。

而香港國安法的立法,更可能讓寒蟬效應擴張到更廣的教育乃至媒體現場,進而影響日本社會對中國的理解。這些在台港乃至於許多國家都開始討論、因應的議題,在日本仍相當邊緣。這導致中國崛起,乃至於台港情勢的變化,雖激起了日本大眾的同情,但尚缺乏與日本政治議程的連結。在許多「Free HongKong」的場合,都不難聽到這樣的困惑:「想支持香港,但日本有什麼能做的嗎?」

在日本在地缺乏相關問題意識的情況下,台港接下來要如何將對台港名人在日本的關注度與親近感,轉化為日本在地的政治議程架構,與本地的政治價值或利益連結,落實到具體政策上,將是未來的關鍵。

反過來說,在這幾年受到來自台港的政治刺激後,日本社會能否從周庭與李登輝的政治實踐當中,察覺到日本長年從歷史中追求優越感,但又對當前政治冷感的問題所在,並意識到「自己的國家自己救」之必要,這不僅是台港對日外交的課題,也是日本人自己非做不可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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