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7日，由美國政府資助，在中國運作了27年的「和平隊」（Peace Corps）志願者項目被叫停。作為1996年來到中國的第三批志願者之一——可能也是中國公眾最熟知的一位和平隊前成員——美國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於今年3月發表在《紐約客》雜誌的文章中寫道，「我加入和平隊時，甚少有志願者了解這支組織的冷戰淵源。」而在和平隊持續近半個世紀對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與貢獻之外，它作為美國公共外交計劃的緣起，也漸漸變得不為人所知。
1987年，美國國務院《國際關係術語詞典》對公共外交做出如下定義：公共外交就是「由政府發起交流項目，利用電台等信息傳播手段，了解、獲悉和影響其他國家的輿論，減少其他國家政府和民眾對美國產生錯誤觀念，避免引起關係複雜化，提高美國在國外公眾中的形象和影響力，進而增加美國國家利益的活動」。這一定義，既是美國官方對公共外交理念的詮釋，也是對二戰後美國公共外交實踐的總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尤其是在甘迺迪政府時期，公共外交受到了美國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越來越多的美國政治家認識到，公共外交有利於實現美國的外交戰略，尤其是在與國際共產主義對抗過程中，美國文化與價值觀念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和平隊是自甘迺迪政府開始，美國發起的大規模的公共外交活動，它迎合了冷戰時期美國對公共外交的需求，在爭取發展中國家民心、增強美國文化、價值觀念在發展中國家影響力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一、公共外交需求與和平隊的建立
和平隊成立於1961年，它是甘迺迪在總統競選中提出的。按照甘迺迪的構想，和平隊的主要使命就是以志願者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教師、醫生、護士、各種技術人員等「中等人力資源」，通過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社會發展，向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展現美國文化的精華，改變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的不良形象，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民心，向這些國家傳播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
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形象是一個令美國政治人物頭痛的問題。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存在的種族問題，特別是對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干涉和顛覆活動；以及美國外交官低劣的素質。
美國國內存在的種族問題嚴重影響到美國的國際形象。美國外交史學家斯帕尼爾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在這個絕大多數人口都是非白人的世界上，美國頑固地推行種族隔離和對南方和北方黑人的剝削，公然地違背了它如此經常標榜的自由和人類尊嚴的民主原則。不發達地區的人民不僅要求得到作為國家的平等地位，還要求有做人的平等權利；當他們聽到美國實行種族隔離時，就會聯想到過去只是因為他們皮膚的顏色，白人就把他們當作劣等民族一樣來看待的歷史。」
幫助制定和平隊第一個訓練計劃的斯洛尼·科芬，1960秋天曾邀請一名加納學生在耶魯大學發表演講，其中談到亞洲和非洲的外交官在美國經常被冒犯：房東拒絕出租房屋給他們，他們的家屬被禁止進入海灘，學校不接收他們的孩子，商店不允許他們試衣服。這名加納學生還特別提到，在聯合國的非洲外交官由於找不到合適的住所，蘇聯大使已經宣布為他們提供房屋。
更讓美國感到難堪的是，訪問美國的加納財政部長在餐館被拒絕提供服務，險些釀成外交爭端。而隨着非洲獨立運動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將在華盛頓和紐約建立大使館或領事館，但種族問題在國外產生的影響使很多非洲外交官對美國望而卻步，一位多哥的外交官甚至要求總統將他派往德國而不是美國，以免冒丟掉性命的危險。和平隊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向那些新獨立的亞非國家展示，美國並不是一個「怪物」，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白人是可以在和諧與公正的氛圍下，與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共同生活的。
20世紀50年代，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政策，特別是艾森豪政府時期堅持僵硬的冷戰思維，不承認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主義和中立主義，經常打着「反共」的旗號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政，如中央情報局策劃危地馬拉和伊朗政變，派遣軍隊到黎巴嫩，幫助訓練南越的反革命分子等，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突出地體現在艾森豪政府的副總統尼克遜訪問拉丁美洲時的境遇。尼克遜每到一個國家，都會遇到聲勢浩大的抗議浪潮，迎接尼克遜的除了官方預備的鮮花和美酒，更多的是來自民間反美示威群眾的石塊、唾沫、臭雞蛋及爛番茄。尼克遜拉美之行的境遇，是美國當時國際形象的一個縮影。對此，和平隊的第一任行政長官薩金特·施萊弗曾憂心忡忡地說，我們已經脱離了國際社會的主體，特別是在那些年輕的和沒有經驗、處於貧困和被壓迫狀態的國家裏，「共產黨人……贏得了同情和理解的名聲，當共產主義在一些遙遠的國家昂首挺胸時，它看起來就不再是一個外部事務了」
此外，美國外交人員的低劣素質加深了所在國家公眾對美國的惡感。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外交人員有50%不會說任何一種外語；1960年，美國新參加工作的外交人員70%沒有受過外語培訓。在新德里，沒有一個美國外交人員能說印度土語，在巴黎，美國大使甚至不會說法語。而且，美國外交人員專業知識貧乏，對所在國的文化一竅不通，整天沉迷於上層社會的宴會和舞會。
對此，50年代末風靡美國的《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一書作者呼籲，「我們需要一支精悍的力量，參加這個行列的人必須受過良好的教育，經過仔細甄拔，工作勤奮、熱愛事業的職業外交家。他們必須心甘情願地捨棄舒適的生活和——在某些地區——寶貴的健康。他們必須做好一切準備去推行由一個頭腦清醒的政府所制定的積極進取的外交政策，他們必須精通駐在國的語言，他們必須比當地人更清楚這個國家的問題」。甘迺迪對這本書印象極深，給參議院的同事每人贈送了一本《醜陋的美國人》。
甘迺迪在競選中也激烈地抨擊那些真正「醜陋的美國人」，譴責這些人「缺乏同情心⋯⋯卻被派往海外，在那些標誌着疾病、貧窮文盲和無知的國家裏代表我們，可是他們在這些問題上並不與我們一致，也不去對它們作鬥爭」。甘迺迪希望改變美國對外關係隊伍的人員結構，讓那些能夠體現美國優良特性的人充實到美國外交隊伍中，重新樹立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的良好形象。
正如他所說的，「在我看來，和平隊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來強調我們美國特性中十分不同的另一方面。」因此，甘迺迪對和平隊寄予厚望。他在接見第一批即將踏上異國他鄉土地的志願者時指出：「有數以億計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們將只與其中一小部分接觸。但是，在那些國家裏，對於我們是什麼樣的國家、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們的強烈印象，取決於他們的判斷，取決於你們的表現。你們將成為青年美國人特殊組織的一員，如果你們在對自由承擔義務、增進各地人民的利益、為你們的國家和它最好的傳統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面能夠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其影響將會是深遠的。」
另外，作為甘迺迪政府公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平隊還具有向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展現和輸出美國價值觀念的功能。甘迺迪的妹夫、和平隊的首任長官薩金特·施萊弗認為，在核武器時代，戰爭可能帶來的破壞限制了對軍事力量的使用，因而，「我們必須重新發現和使用一直使我們最強大的力量——美國思想和理想的力量——我們的個人自由、自由言論、自由選舉。這些奠定美國的力量，這些民主行動的力量至今尚未被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民充分認識或被我們充分介紹」。和平隊就是要向世界展示美國的這些「軟」性實力：美國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美國同時還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價值觀念體系。
作為民主黨內的自由派政治家，施萊弗十分重視公共外交在美國冷戰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談到美國的冷戰對手時說：「對於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我們可以利用我們哲學的、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力量促進共產黨帝國內部的和平演變。為實現拯救所有遭受共產主義統治的人民這一根本目標，我們應該利用一切機會緩和國際緊張狀態，同共產主義世界建立一種新型的公眾與公眾之間的聯繫，通過政府間富於建設性的談判達成協議。」在另外一個場合，施萊弗又談到，「今天能夠改變世界的與過去已經改變世界的是同樣一種事物：一種思想，以及對這種思想承擔義務的、具有奉獻精神的個體的服務……和平隊就是奉獻於這種精神的一個群體」。
可見，美國決策者建立和平隊的初衷就是要通過和平隊志願者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工作，通過向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提供某種幫助，展現美國社會的優良文化傳統，為美國贏得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好感，最終達到傳播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的目的。
二、爭取民心——和平隊從事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作為美國公共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平隊在發展中國家工作的核心內容是贏得所在國家公眾的好感，為美國贏得這些國家的民心。和平隊工作的特點，有助於實現美國決策者創建和平隊的初衷：
第一，和平隊隊員是以志願者的身份在受援國工作，他們只從美國政府那裏領取基本的生活費用，其數額較所在東道國社會的生活水平略高。另外，和平隊還向志願者提供全部的醫療費用及往返美國與東道國的交通費用。除此之外，兩年的和平隊工作結束後，志願者還能夠領取6 000美元，用於回歸美國社會的基本需求。
但是，和平隊志願者並不從受援國領取任何工資和津貼，受援國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即可。這種基本上是免費提供的工作人員，不僅易為受援國所接受，更容易為美國贏得受援國的好感。實際上，大多數與和平隊志願者接觸的受援國公眾都會被志願者的無私奉獻精神所感動，並對其做出相當高的評價。如《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就將在中國工作的和平隊志願者（在中國的名稱是「中美友好志願者」）稱為「勞動模範」。
第二，和平隊志願者大多數是工作在受援國的基層社會，特別是邊遠及落後地區，有些地區甚至所在國的大學畢業生都不願去。如佔志願者比例最大的和平隊教師，除少數是在城市教大學外，大多是在農村教中小學或職業學校；醫生或護士則是活躍在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農村地區，至少是在城市的基層醫院；而那些技術人員更是深入到農場、畜牧場、建築工地和工廠裏。
和平隊志願者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觸的基本上是受援國的公眾，從志願者工作中受益的也是這些公眾。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和平隊成立以前美國對外援助的模式，即在對外援助中增加了直接面向受援國公眾的因素，將關注焦點部分地轉向了受援國的公眾，轉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國公民直接向受援國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從而避免重蹈以前「贏得了政府，但卻失去了人民」的覆轍。
和平隊志願者的這種行為方式確實也贏得了所在國官方及公眾的好感。20世紀60年代的泰王國外交部長他那稱讚和平隊志願者說，和平隊志願者「不是生活在賓館裏，也不是在奢侈的住宅中，而是在農民的小棚屋裏，與他們共享食品和茅舍」。甘迺迪總統的弟弟羅伯特·甘迺迪也認為，樹立這樣的形象也許正是和平隊最持久的貢獻，「它體現了我們所代表的不是一個自私的社會，而是一個關心其他人的社會」。美國的決策者希望透過和平隊志願者，讓受援國人民看到美國及美國人的另一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和平隊志願者通過自身的努力，確實為受援國基層帶來了一些積極的變化。1966年，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調查協會對和平隊在菲律賓的工作進行了調查和評估，結果「發現了志願者影響的明顯跡象，接受我們調查員採訪的92%的地區確實引進了教學設備和新的教育技術，在53.1%的和平隊社區創立了獎學金，並以各種方式的物質援助幫助當地居民改善生活條件。比例較小的和平隊社區認可了和平隊其他的創新：社區發展項目（51.3%），各種方式的志願者組織（42.3%），娛樂設施（38.9%）」。該調查隊得出的結論是：「志願者確實對所在社區產生了影響」。而同期康奈爾大學的調查報告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康奈爾大學的評估組對活動在秘魯安第斯山區的和平隊進行了追蹤調查，認為有志願者工作的社區比沒有志願者的社區發展要快三倍，「和平隊項目對其所針對的社區確實取得了可以衡量的影響」。
和平隊工作最大及持續時間最長的項目是在教育領域。和平隊教師給受援國帶來的最有價值的貢獻是擴大了教育範圍，特別是在20世紀60至70年代，那些剛剛獲得民族獨立的國家，不僅從事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教師奇缺，而且政府也不能為本國的基礎教育投入更多的財力和精力。在這種情況下，和平隊教師就成為填補這些新興國家教育真空的重要力量。如在喀麥隆，和平隊教師進入該國的1962年，該國只有3所中學共882名學生，到1965年，該國中學數量就增加到14所，學生人數也上升到2250人，儘管多數新開張的學校是由教會所建，但教師則主要是由和平隊志願者擔任。所以喀麥隆教育部長稱，「由於和平隊志願者的到來，喀麥隆的教師問題得到了解決。」在埃塞俄比亞，300名和平隊教師於1962年充實到該國中等教育領域後，使得埃塞俄比亞從事中等教育的教師人數翻了一番，他們分布在埃塞俄比亞所有城鎮的中學裏。
和平隊志願者除了傳授英語、物理、數學等科學知識外，還帶去了美國的教學方式，尤其是鼓勵學生打破課本的教條和框框，採用靈活多樣的學習方式，特別是強調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客觀講，不同教學方式的融合，對於學生能力的培養和知識的掌握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此外，志願者來自世界上教育技術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他們發揮着向第三世界國家傳播如廣播電視教學、多媒體教學、網絡課程等現代教育技術和教育手段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和平隊不同於世界銀行，也不同於美國政府的國際開發署，它不是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量的資金、技術或設備支持，它的視點在於那些被一般援助機構所忽視的鄉村和小城鎮，在於增強人們的自立能力，幫助相對弱勢的群體改善生活條件等等。因此，和平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個體或某一地區這一層面上，它所帶來的主要是微小的量變。然而，正是這種微小的量變，卻能帶來美國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對美國的理解和好感。對此，哥斯達黎加總統卡多佐·奧迪奧指出，儘管和平隊在幫助哥斯達黎加社會發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它真正帶來的是理解，那才是至關重要的」。
三、通過公共外交傳播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
前已述及，傳播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是美國公共外交的重要內容，也是甘迺迪政府建立和平隊主要初衷之一。與美國之音等其他美國公共外交機構不同的是，和平隊並不是在受援國大張旗鼓地宣傳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它的主要手段是展示，即把和平隊志願者作為美國文化的樣板去展示給受援國公眾，通過人員交流給受援國帶來人格化的報導，從而使得美國有機會向其他國家公眾介紹它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優越性，讓受援國更多的人對美國文化及其價值觀念產生興趣，並希望他們自己的國家也能擁有這樣的文化、這樣的社會制度等等。
和平隊第一任隊長施萊弗對和平隊的榜樣作用深信不疑，他認為，那些奔向海外的和平隊志願者並不僅僅是作為志願的和熟練的工人，「而是作為最強大思想的代表和活生生的典範……，他們不僅是被要求去幫助那些年輕國家的人民取得經濟獨立；他們還被邀請去重申我們對所有人民所承擔的基本義務——一個公正和自由的社會；他們還被邀請去展示我們民主社會的革命天性。」和平隊要向受援國公眾展示，並幫助正在發展中的世界展示，在反對無知、貧困、疾病及各種壓迫的鬥爭中，「民主方式是最終的和最成功的解決他們問題的方式。」在和平隊所開展的各類項目中，社區發展項目無疑是向受援國展示的典型案例。
社區發展計劃的最初出發點在於這樣一種認識，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由於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已經停滯了幾百甚至上千年，使得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人在智力上麻木不仁，毫無創新精神。具體表現為那些處於貧困中的個體對生活沒有信心，對前途不抱任何希望，不能獨立地採取行動以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這種廣泛存在的消極和冷漠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人們的內心世界，和平隊的官員科比·瓊斯將這一現象稱之為「人的大腦的貧困」。
和平隊要想使不發達國家和地區走上現代化發展的道路，必須首先救治「人的大腦的貧困」。在瓊斯看來，和平隊志願者就是完成這一使命的理想工具，因為志願者代表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他們可以通過展示美國文化所產生的巨大力量，動搖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傳統文化和大眾心理的根基。由此，和平隊社區發展計劃的主要設計者弗蘭克·曼科耶維茨這樣為和平隊的社區發展計劃做了定位：「我們的使命是本質上的革命，一場我們被授權進行的、在國家社會和經濟模式方面的革命」，這場革命「只能通過灌輸和平隊所代表的一種革命精神來實現」。按照曼科耶維茨的設想，社區發展計劃的實施將徹底改變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關係，使它們更加接近美國的模式。
顯然，和平隊社區發展計劃的政策制定者篤信美國文化在這方面的優越性，並希望志願者能夠將這一優良的文化傳統帶到發展中國家，彌補這些國家文化中的缺陷。如受美國國會委託對和平隊進行可行性研究的科羅拉多大學在其報告中就詳細闡述了這一論點。該報告指出：「我國人民有一種『不待揚鞭自奮蹄』的傳統，他們知道如何審時度勢即通過有效的組織來解決問題，我們在學校和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吸收了這種『組織能力』，即使年輕的美國人也有組織起來完成工作的經驗。然而，這種品質往往是生活在其他文化類型及家長制的外在統治下的人們所缺乏的。他們希望享受變化帶來的成果，但是，面對現實、分析現實、制定行動計劃並按照計劃行動的能力並沒有得到良好的發育。這種能力是成功的『制度建設』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型社會的進步依賴於這種制度建設，包括創立政府、教育和工業制度。」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和平隊志願者被視為美國社會文化的完美傳播媒介，通過志願者的示範作用，向東道國的人民展示美國人是如何征服各種邊疆的，並試圖使他們確信，如果以美國為榜樣，他們同樣可以做到美國人已經做到的事情。
而對於和平隊最大的單個項目——教育領域而言，其公共外交的特色更為明顯。那些從事教學工作的和平隊志願者，無論是從事英語教學，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教學，抑或是自然科學教學，他們都在課堂上或課餘時間裏，以各種方式向他們的學生描繪着美國。尤其是在和平隊教師中，從事英語教學的志願者佔比重最大。
語言既是一種工具，又是一種文化載體，通過英語教學，甚至業餘時間的娛樂活動，志願者不知不覺中將美國的價值觀念及大眾文化傳播給受援國的學生。在冷戰時期，和平隊的官員也非常在意通過英語教學來傳播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
和平隊的重要官員、和平隊駐埃塞俄比亞領隊哈里斯·沃福德非常清楚地表達了和平隊教師的這種功能，他在題為《英語作為學習和規範的語言》一文中說：「我認為，教授英語是和平隊在埃塞俄比亞或者非洲惟一最為重要的事業……當埃塞俄比亞完全進入了20世紀，它自然會有與我們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這些不一致的地方將按照我們的方式來討論」。這裏的「我們」自然是指美國而非埃塞俄比亞的方式。沃福德進一步強調：「讓我把目標定的更高、更遠。英語會成為促進20世紀發展最好的語言……，但是，如果沒有學習關於法定訴訟程序、平等保護法、言論自由和自治等方面的內容，你也不可能很好地閲讀英語。」沃福德確實制定了一個很長遠的目標，那就是將美國的政治文化體系通過英語教學傳播出去，今天是埃塞俄比亞，明天是全世界。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教師培養的很有可能就是某個國家未來的領導人。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不少和平隊志願者的學生成為一些國家的內閣部長、駐外使節、企業或貿易組織領導人。這些受美式教育的政治、經濟領導人正影響甚至決定着一些國家的重大決策，而這正是和平隊所從事的公共外交的重大目標之一。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曾擔任甘迺迪總統高級幕僚小施萊辛格在談到和平隊的這種作用時分析說：「看到那些志願人員把謙遜、友好、勤懇和樂觀精神的榜樣傳到窮鄉僻壤去，人們會問，對於迄今尚未接近過民主思想的地方，他們難道不會帶去民主社會的某些模糊的概念嗎？對於未來的尼雷爾們和塞古·杜爾們，也許還有未來的恩克魯瑪們和卡斯特羅們，難道不會從他們的生氣勃勃和獻身精神中受到啟發嗎？」也正因為如此，美國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本傑明·吉爾曼稱：「對於作為美國及其價值觀念的大使而言，沒有比和平隊更好的美國項目。」
四、和平隊促進了美國對外部環境的了解
了解外部環境、特別是了解美國需要與之打交道國家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無疑會使美國的外交決策更具有針對性，也更富有成效。杜魯門政府的國防部長助理、曾長期擔任亞洲基金會主席的羅伯特·布盧姆對此深有感觸，他分析說：「為了有效地執行我們的國家政策，對有關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而作為美國公共外交重要工具的和平隊，從建立之初，就被賦予了幫助美國更好地理解受援國的使命。和平隊能夠幫助美國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志願者本身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通過在第三世界國家兩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工作和生活，特別是深入到東道國的最基層，與當地的普通民眾居住在一起，因而對東道國的人民、文化和風俗習慣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甚至研究。從和平隊成立至今，歸國的志願者人數已經超過22萬人，這22萬人，再加上關注他們行蹤的親屬和朋友，構成了一個關注和了解和平隊國家的群體。可以說，通過和平隊，首先使這一群體對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產生了較深入的了解。
而且，這種了解並沒有隨着志願者工作的結束而結束，很多志願者因為對其工作的國家和地區的了解而逐漸走上學術研究之路。筆者訪學所在的聖地亞哥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艾志瑞博士，其父親曾經是和平隊教師，在菲律賓從事教學工作長達三年，回國後開始從事菲律賓歷史文化研究，現在是美國研究菲律賓問題的專家。而受其影響，艾志瑞博士也走上了研究東方文化和歷史的道路，在中國近代地方史研究方面頗有建樹。這些有和平隊志願者經歷的學者或深受和平隊影響的學者，在美國的高校中還在影響着一批又一批的美國學生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其次，通過歸國志願者，外面世界的情況被介紹給美國人民。很多志願者對自己的和平隊經歷感到自豪和驕傲，歸國後，一些志願者將自己的和平隊經歷記錄下來，將自己了解到的受援國的人民、民族、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等展現在國人面前，從而讓更多的美國人分享自己的經歷，並間接地讓美國人對受援國有了更為深入地了解。根據筆者2004年統計的數字，僅加入「和平隊作者」這一寫作組織的前志願者就有593人，他們出版的有關自己和平隊經歷的、或介紹受援國民族、文化、地理、宗教、風俗習慣等方面的著作已經達到了2292部。這些著作對和平隊工作過的國家進行了全方位的介紹，使更大範圍的美國人對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歸國志願者除了通過出版圖書介紹外面的世界外，還成立了為數眾多的歸國志願者協會，遍及美國各地。這些歸國志願者協會或通過其網站，不定期地舉辦一些講座及座談會，介紹志願者的經歷及受援國的文化。儘管這些志願者組織的活動宗旨並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讓自己的同胞分享和平隊志願者的經歷，對外部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再次，和平隊的建立及其工作在美國大學掀起了研究第三世界的熱潮。和平隊志願者出國前的培訓，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大學承擔的，在整個培訓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是由該大學的學者和受援國的學者對志願者的語言進行強化訓練，並介紹受援國的風俗、習慣和宗教文化等等。在訓練過程中，來自受援國的學者與美國大學學者之間的文化交流激發了美國大學對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興趣，在此基礎上，美國大學加強了與第三世界國家大學的交流，部分美國大學還陸續設立了有關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中心或研究項目。幾乎在每一個與和平隊合作的大學，它訓練的志願者被派往哪個國家或地區，這個大學往往就會成為研究這個國家或地區的學術中心。上述研究對美國人民了解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情況產生了很大影響。
更為重要的是，作為美國對外關係的機構之一，和平隊為美國政府培養了大量了解國外文化和社會背景的涉外人才。近年活躍在美國政壇上的前和平隊志願者主要有：特朗普政府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皮特·納瓦羅，美國前助理國務卿、朝鮮六方會談代表團團長、美國前駐伊拉克大使希爾，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霍爾布魯克，在班加西死於恐怖襲擊的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克里斯多夫·史蒂文斯，第一位華裔美國大使張之香等。甚至可以說，和平隊就是一所美國外交人員培訓學校。
綜上所述，和平隊是美國政府推行公共外交的產物，其意圖是通過和平隊志願者所體現出來的優良美國文化，改善美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形象，贏得受援國的民心，並讓受援國公眾更多地接受美國文化及價值觀念；作為公共外交的副產品，和平隊也讓美國對外部世界有了更為客觀和深入的了解，併為美國的涉外部門培養了大量的「外國通」，這對美國外交決策同樣大有裨益。
（編注：本文基於作者對此前文章《和平隊與美國對第三世界外交的軟實力》修改更新而成）
（劉國柱，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