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鄧聿文：蔡霞被剝奪退休待遇——中共對黨內反對者的「新」懲罰

近日，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因反習和反黨言論被黨校開除黨籍，剝奪退休待遇。雖然從蔡霞言論的激烈和犀利程度來看，開除黨籍的處罰後果是可以預期的，假如她不是已經退休多年，還很可能被開除公職；但「剝奪退休待遇」則有些出乎意料，似乎是中共對異議者和反對者使用的一種新的懲罰形式。

儘管外界將蔡霞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看待，但她的身份也是黨員，因此，雖然她的反習批黨言論是出於公義，然而，從中共的邏輯看，懲罰不聽話的黨員，是說得通的。但觸及退休待遇則令事情變得不一樣，退休待遇是對一人職業生涯的應有回報，甚至包含僱員在就業時為養老提前預存的薪金，所以無論從邏輯還是事實看，剝奪退休待遇都不能跟言論懲罰掛上鈎。這種做法，是中共企圖從經濟和財務上限制人的言論自由。

三種懲罰

對那些中共認為危害不是很大，還夠不上開除黨籍公職的反黨言論，需要採取一種方式，達到讓人們自覺不敢罵黨的懲戒效果。

從今年的幾個案例看，中共對體制內、黨的隊伍裏出現的反叛人士，採取了不同的處罰方式。比如，對任志強，由於其反習檄文在海內外產生的影響，在中共和習近平看來十分惡劣，加之任本人身為房地產公司老闆，同中共某些高層曾來往密切，有着巨大的社會資源可以使用，因此，對這類反對者的處罰就嚴重得多。任被指控以「經濟腐敗」的罪名，不但被開除黨籍，且恐有牢獄之禍。

許章潤的多篇反習雄文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但他畢竟是一介書生，在中共和習看來，其危害性可能要少於任志強，因此，找一個「嫖娼」罪名污名化許，並以此為由革除教職和開除公職。

任在被開除黨籍的同時也被取消了相應的退休待遇，雖然其性質和取消蔡霞的退休待遇一樣。但由於官方同時指控他涉嫌違法，雖然並未正式審判，但按過去處理此類違法犯罪的做法，剝奪退休待遇也是順理成章。

許章潤被開除公職，自然也不能享有之前附着於公職時的退休待遇。儘管這對他本人非常不公，因為這等於幾十年的教職生涯清零，但這也是中共的傳統做法，不是如今才這樣的。

蔡霞則只是被當局開除黨籍，而非公職，當局這樣做，或許是在他們看來，其言論造成的社會後果要比任許二位輕一點，又或許是因為蔡已經退休，或許這裏也有某種程度的人情在內。但不管如何，既然沒有開除公職，她就有權利享有屬於自己的退休待遇，如今剝奪它，當然不義，且也公然違背當局的法律。

這三種懲罰類型視乎其對中共的危害來定。如果說對任和許的懲處乃是慣常做法，對蔡則是帶有某種程度的「新」做法。因為不開除公職而剝奪退休待遇，其對被處罰者的後果等同被開除公職。前者比後者唯一好一點的地方，是它不是一分錢都不給，而是保留一少份。比如對蔡霞，用其本人的話說，可能是將她的教授待遇降到講師一級的最低檔，在這個基礎並減，每月還給她一點點工資。但這基本上形同剝奪。

當然，這種懲罰也不是自蔡霞開始。之前就有退休人員因為在自媒體發表了一些在官方看來有違政治紀律的話，或者轉發了某些被認為是政治謠言的小道消息，而遭到當局削減退休金的處罰。只是被罰者的名氣不大，減發的金額也不多，沒有引起外界關注而已。但這個性質可以說非常惡劣。當局之所以採取此種懲罰形式，為的是在經濟上切斷人們生存的資源，從而迫使他們自覺噤聲。

對當局來說，這是一種十分有效的遏制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懲罰手段。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在中共的高壓下，不說在行動上，即使在言論上，也不敢過於激烈和反動。就算敢公開批習和反共，也不是人人都能獲得輿論效應，言論市場的效果及其對中共的危害，也和發言者本人的身份及知名度有密切關係，同樣激烈的反共言論，對無名者來說，可能旁人就當作鄰居的講話一聽而過，但出自知名人士或者有某種特殊身份的人之口，獲得的關注度就大，人們會廣泛傳播。

雖然對中共來說，不論何種言論，只要不符合它的價值觀，在它聽來都是刺耳的，它會根據言論傳播的市場效應來判斷應採取什麼處罰措施，最嚴重的可能就像任志強一樣。但大量的由不知名人士或知名人士散布的反黨言論，除了少數它認為「影響惡劣」，不得不嚴懲，以儆效尤外，對多數可能「危害輕微」的反對言論如果也採取開除黨籍、公職甚至判刑的處罰，造成一種紅色恐怖，對中共的形象會有很大損害。雖然中共現在在人們心中的形象已經非常差，可至少主觀上它可能不想再進一步加重人們對它的此種惡劣印象。

所以，對那些它認為危害不是很大，還夠不上開除黨籍公職的反黨言論，需要採取一種方式，達到讓人們自覺不敢罵黨的懲戒效果。取消退休金就是這種形式。

收縮「退休後」發言空間

退休待遇不是黨賜予的，中共卻利用對財政資源的壟斷把它變成自己的私產，成為一種分配和懲戒武器，按對黨的忠誠來分配資源，對不聽話的人進行懲處，以達扼殺政治異議之聲和政治反對派之效果。

從現實來看，對於在職人員的反黨言論，不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當局已經有了一套包括經濟懲罰和政治懲罰在內的組合拳來對付，最嚴重的當然就是開除，故在中國，多年來出現了一種看似反常的現象，即在位時不敢說真話，退休後則反而放開來說，什麼都敢說，由此贏得輿論喝彩，這在中國退休的官員那裡表現比較明顯。輿論對此有一個稱呼——「兩頭真」。

「退休」之所以成為保護傘，可能是因為退休後不用再顧忌以前的種種清規戒律，但亦不排除「我就是說了一些過頭話，你也不能拿我怎麼樣」的心理。

在鄧江胡時代，甚至在習近平前期，對黨內一些老同志的「罵娘」，尤其對其中的一些黨內開明派官員的刺耳聲音，當局的確也表現得很忍耐，只要不是太過分，至多是要單位出面進行警告，但不會在退休待遇上進行威懾。但在習後期，當局對此的容忍度大大減少，那些「兩頭真」的官方在公開場合的發言也都小心翼翼，甚至在私人場合也不再放開來講，因為怕被人傳播出去。

之所以有此變化，一個原因就在於，當局對敢說話的退休人員加大了政治壓力，包括在退休待遇上的可能威脅。

我們需要承認，對大多數依附於體制，特別是在黨的系統工作的退休人士來說，他們可能不擔心因說真話而遭受黨的政治懲戒，甚至視政治懲戒為一種榮耀，客觀上也的確可能會給被懲戒者帶來某種輿論榮譽，但是他們害怕退休待遇被剝奪——工作了大半輩子，最後導致退休待遇沒了，晚年陷入生活困頓，此種經濟上的懲戒或比政治懲戒的殺傷力要來得大，畢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財務自由或者不害怕過清貧生活。

中共就是用這一手來卡住人民和它的黨員發聲。退休待遇不是黨賜予的，中共卻利用對財政資源的壟斷把它變成自己的私產，成為一種分配和懲戒武器，按對黨的忠誠來分配資源，對不聽話的人進行懲處，以達扼殺政治異議之聲和政治反對派之效果。

（鄧聿文，獨立學者，政治評論員，曾任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