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月11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正式宣布，選擇來自加州的聯邦參議員賀錦麗（Kamala Harris）作為副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是美國兩黨歷史上第一位獲得正式提名的黑人女性總統或副總統候選人。這一歷史性的時刻終於結束了人們對拜登副手人選長達五個月的猜測，也意味着大選進入了最後衝刺階段。
這樣一位副總統候選人人選，對拜登的選情意味着什麼？她又是如何被「選中」的？
難產的副手人選
2016年的大選中，希拉莉（希拉蕊）和特朗普（川普）本人的關注度太高，以至於他們的副總統候選人——民主黨的蒂姆·凱恩（Tim Kaine）以及共和黨的邁克·彭斯（Mike Pence）——無論在關注度和影響力上都遠遠不能與總統候選人相比，對隨後的競選走勢也可以說是無足輕重。但今年拜登的競選搭檔則大不相同，可謂萬眾矚目。
這其中的原因有二：第一，民主黨內已鮮明地分成温和派與進步派兩個派系。拜登作為温和派的旗手，選擇誰來做他的副總統候選人，會預示着他願意做出多少讓步以團結黨內的進步派。比如，他如果選擇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華倫）甚至史黛西·亞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等進步派風雲人物，很可能意味着他在當選後的施政將更加左傾。第二，拜登現已77歲高齡。考慮到他的年齡和健康狀況，他有可能決定只幹一屆，不在2024年尋求連任。這樣一來，他現在所選擇的副總統候選人，四年後即使不能成為當然的接班人，至少也會是民主黨內總統競選的熱門。所以拜登對競選搭檔的選擇，也有為民主黨選擇未來領袖的意味。
本次拜登選擇競選搭檔的過程，也可謂一波三折。早在3月15日，拜登就在辯論中早早宣布了自己將選擇一位女性作為副總統候選人，隨後組成了由前民主黨參議員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牽頭的四人委員會來選擇和審查潛在的副總統人選。而此後四個多月間，關於副總統候選人的選擇動向卻是高度保密，往往連拜登競選團隊的高層都矇在鼓裏，而且也一直沒有產生遙遙領先的公認人選。於是，有希望的候選人開始了幾乎公開的遊說和爭奪。尤其是進步派的新興史黛西·亞布拉姆斯。她在2018年的佐治亞州州長選舉中完全採用進步派的激進選舉策略，結果以一個百分點之差輸掉了選舉，而且至今還不承認選舉結果。在拜登宣布將選擇女性競選搭檔之後，亞布拉姆斯十分高調地四處遊說，表示自己才是副總統的合適人選。但是，她的從政經驗太少，競選策略又與作為温和派的拜登格格不入，在夏天到來之際也就逐漸淡出。
拜登的高度保密，也使得外界只能通過為數不多的公開信息和一些蛛絲馬跡來猜測。拜登只有一次不小心泄露了信息：7月28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他手裏的筆記被美聯社記者抓拍到。上面寫有關於熱門的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幾個要點：「不記她的仇」；「與我和吉爾（注：拜登的夫人）一起參加競選活動」；「有才幹」；「對競選幫助很大」，等等。當然，這半頁筆記，細究下來恐怕也什麼都說明不了，只是增加了人們的猜測熱情。
不過，熱門人選在這幾個月間的變化，還是有跡可循的。最初，排在前列的候選人包括了密芝根州（密西根）州長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來自明尼蘇達州的聯邦參議員艾米·克洛布徹（Amy Klobuchar）、來自內華達州的聯邦參議員凱瑟琳·科爾特斯·馬斯托（Katherine Cortez Masto）等等。不過到了7月，上述候選人已經基本淡出視野。尤其是克洛布徹，她此前擔任檢察官時在種族問題上的包袱，使得她在5月底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死亡案發生後幾乎是不得不退出副總統候選人的名單，並呼籲拜登選擇一位有色人種女性。
進入7月底，最終的「熱門名單」換了一茬，共有6人，其中也多了一些人們熟悉的面孔：來自馬薩諸塞州的聯邦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來自伊利諾伊州的聯邦參議員塔米·達克沃斯（Tammy Duckworth）、來自加州的聯邦參議員賀錦麗、奧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來自加州的聯邦眾議員凱倫·貝斯（Karen Bass）、來自佛羅里達州的聯邦眾議員瓦爾·戴明斯（Val Demings）。其中，後四位都是黑人。
拜登原定將於8月的第一個星期公布競選搭檔的人選。但是，拜登的行事風格一向慢條斯理，審慎決策，寧可不斷拖延自己已經定好的日期，也不倉促做出決定。8月的第一個星期過去了，拜登方面仍然沒有動靜。8月8日他還跟霍士（Fox）新聞網的記者開了個玩笑：「那我就選你當搭檔了！」隨後他的競選團隊還出來澄清，表示這只是個玩笑，真正的人選還沒定下來。截至人選公布的前夕，美國媒體的報導顯示呼聲最高的候選人已縮減為兩人：賀錦麗和蘇珊·賴斯。一切只等拜登本人下定決心。最終，拜登在8月11日選擇了賀錦麗。雖然他錯過了自己原定的公布日期，但最後仍在民主黨黨代會召開前幾天宣布了競選搭檔，在歷史上倒也符合慣例的。
賀錦麗其人
幾個月來，賀錦麗在拜登副手的選擇中雖不是遙遙領先，但一直被認為是最為穩妥的人選。她參加了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雖然在初選正式開始前宣布退選，但她在總統辯論和競選集會上的表現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拜登可能選擇的副手人選中，她和沃倫是僅有的兩名在選民中知名度較高的候選人。
更重要的是，賀錦麗沒有致命的弱點。這與其他一些熱門人選形成了鮮明對比。沃倫現在是來自麻省的聯邦參議員，她的任期還有四年才到期。如果她成為了副總統，她空出來的參議員席位將由麻省州長暫時任命——而州長卻是一位共和黨人。今年民主黨對參議院可謂寸土必爭，這樣的風險是他們難以承受的。另一位熱門候選人蘇珊·賴斯雖然形象超然、有較強的實際執政能力，但她此前從未競選過任何職位。把沒有競選經驗的賴斯推出來直接作為副總統候選人，壓力和風險恐怕也比較大。相比之下，賀錦麗沒有這樣的短板，她成為副總統候選人，也是比較穩妥且順理成章的事情。
賀錦麗的人生經歷也十分鼓舞人心。她是一對移民夫婦之女，父親是牙買加人，母親是印度裔。她的政治生涯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刑事司法領域中度過。2003年她當選舊金山地方檢察官，七年後當選加州檢察總長。2016年，她競選參議員成功，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二位黑人女性聯邦參議員。即使是在越來越強調多樣性的民主黨之中，她的出身和經歷也足夠獨特。在今年5月弗洛伊德死亡案發生後，賀錦麗為種族正義奔走呼號。在種族問題再次走上美國政治舞台中心的今天，賀錦麗也成為了該議題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而作為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最大優勢就是她充滿活力的風格。今年55歲的賀錦麗活力十足，對於被認為過於沉悶且口誤頻繁的拜登來說，可謂一大助益。她在總統辯論和競選集會上總是能夠激發選民的熱情，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中也激烈盤問特朗普提名的法官等人選。
拜登自己也在這方面吃過賀錦麗的苦頭。在去年6月的第一場初選辯論中，賀錦麗就「伏擊」了拜登，指責他在上世紀70年代與南方右翼合作，反對公立學校的種族融合。「當年在加州有一個小女孩就在一個種族融合的公立學校讀書，每天都被政府的班車接送。」賀錦麗說道，「那個小女孩就是我。」
這一事件使得拜登團隊一度對賀錦麗十分不信任。拜登的妻子吉爾·拜登（Jill Biden）就曾表示，賀錦麗在辯論中的攻擊，讓自己感覺像是「肚子捱了一拳」。雖然賀錦麗後來退出競選並宣布支持拜登，但這種不信任仍然存在，甚至持續至今。據Politico報導，今年7月，拜登負責審查副總統人選的四人委員會的牽頭人克里斯·多德曾詢問賀錦麗如何看待她與拜登的那次交鋒。賀錦麗滿不在乎地說：「那就是政治。」這一反應讓多德大為不滿，並對身邊人表示賀錦麗「毫無悔意」。不過，拜登本人似乎並不十分在意那段插曲，至少他在筆記上面寫上了「不記她的仇」。拜登選擇賀錦麗作為競選搭檔，可能也是認為賀錦麗在初選中與自己的過節在大選中會變為優勢：既然她初選中能這麼高調地「伏擊」拜登，大選中也能以同樣的力量來對付特朗普。
如果說這一事件對賀錦麗而言既是劣勢也是優勢的話，那麼賀錦麗的另一個劣勢就要嚴重得多：她在政治上沒有明確的定位。去年，她早早地輸掉總統初選，就是因為她定位不清，不斷搖擺。她一方面認為温和派的漸進政策才真正可行，另一方面卻又想拉攏更為激進的進步派，導致她往往不能自洽，讓兩邊都不滿意。在初選中，她一邊像温和派一樣表示自己政策中最重要的指導原則是政策的可行性，但轉頭就支持「全民獲得醫保」（Medicare for All）。她的政治履歷中也充滿了這種矛盾。她想要把自己的檢察官經歷包裝成一個「進步檢察官」，但她在擔任檢察官時也曾不願調查警察對槍支的濫用；她聲稱自己一生反對死刑，但她於2014年擔任加州檢察總長期間，也曾對一名法官認為死刑違憲的判決提出上訴。可以想像，她成為副總統候選人之後，一邊要面臨進步派對她「不夠進步」的指責，另一邊又要面臨特朗普對她「過於激進」的指責。
賀錦麗雖被普遍認為是一名温和的實用主義者，但更刻薄一點的人也可能認為她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在政壇活躍近二十年，她的實際政治貢獻並不如她的履歷那樣耀眼，她的政策主張也往往被掩蓋在她的種族、性別等身份之下。而偏偏今年的副總統選擇，由於拜登的年齡等原因，又有着十分特別的含義。賀錦麗如果僅僅是擔任副總統，那應該還能中規中矩。但是擔任民主黨的未來領袖乃至總統候選人，可要思量。
副手人選重要嗎？
美國建國以來二百餘年間，副總統這一職位本身在政府的運轉中越來越重要，已不再是音樂劇《漢密爾頓》中所嘲諷的那樣，「根本不是個真正的工作」。但是，副總統人選對總統選舉結果的影響有多大，則眾說紛紜。目前的證據表明，副總統人選對最終選舉結果的影響不大。近幾十年來唯一的一次例外是1960年，甘迺迪（John Kennedy）選擇了來自德克薩斯州的莊遜（Lyndon Baines Johnson，詹森）作為競選搭檔。莊遜幫助甘迺迪在南方獲得了大量支持，尤其是拿下了德克薩斯州，被認為對甘迺迪最終勝選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此後，副總統人選就再也沒有發揮過莊遜這樣的作用。即使副總統人選有着明顯的優勢或短板，也沒有根本上改變選舉的走勢。
1988年老布殊（老布希）的副總統候選人丹·奎爾（Dan Quayle）就以災難性的發揮被人銘記。他在副總統辯論中完敗給民主黨的勞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但當年的總統選舉中老布殊仍然大勝對手。四年後的1992年，奎爾的發揮同樣糟糕，在前往一所小學參加活動時自作聰明地改正一個小學生對馬鈴薯（potato）一詞的拼寫，結果還改錯了。
不過，1992年的選舉中老布殊就大敗給了克林頓（柯林頓）。可以看出，四年間選情的變化，更多地是由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與副總統人選關係不大。2008年，温和、穩重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麥肯）選擇了言行乖張的薩拉·佩林（莎拉·裴琳）作為競選搭檔。麥凱恩最終輸掉了大選。雖然至今仍有不少人認為是佩林毀掉了麥凱恩的競選，麥凱恩本人後來也表示後悔選擇佩林，但是當時的美國有更大的事情發生——全球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陷入大衰退；兩年前颶風「卡特里娜」期間的糟糕救災工作使小布殊不得人心；民主黨又歷史性地推出了奧巴馬（歐巴馬）。相比之下，佩林的影響實在難稱顯著。
如果觀察民調數據和選舉結果的話，副總統候選人的影響就更小了。《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用1976年到2016年的選舉數據製作了一個模型，發現副總統候選人所在的州在大選中對該黨的支持率高出僅僅1.5%。而另有美國學者計算，總統候選人會給他的家鄉州帶來3%-7%的額外優勢。今年七月底Morning Consult/Politico主持的一份民調更是顯示，拜登的副總統人選對選民的投票意願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這份民調中列舉了12名可能的副總統候選人，並詢問選民：如果拜登和這些候選人搭檔，對陣特朗普和彭斯，你會投票給誰？結果顯示，12名候選人之間的差距僅僅為2%，與該民調的誤差範圍相等。
儘管如此，在近幾年的選舉環境下，副總統人選的影響雖小，但仍有可能足以帶來變數。畢竟，2016年的大選中，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州只領先了27000票，在密芝根州更是僅僅領先10000票。這時，副總統人選造成的微弱擾動，也很有可能改變天平的平衡。至於拜登的競選搭檔賀錦麗如何影響接下來的選舉走勢，可以拭目以待。
（古道，自由撰稿人，關注美國政治）
文章不错，感谢作者和端。不过如今拜登已经赢了选举，是不是可以再出一篇考虑哈里斯会如何在新政权中发挥作用的文章了?
@Draconis
「隔靴挠痒，但不会脱鞋擦药膏的是Biden和Harris这一类人等。鞋底都不挠，多走走就好，烂了就不痛了是Trump这等人物。」
你這句我實在是太喜歡了，實在是痛快，我都笑了好一陣子。
但是，對於你對民主政治和強人政治的結論，我是不能同意的。精確而言，我是可以理解民主制度的缺點與強人政治在近代大行其道所持的論據，但我不認為強人政治會在最後勝出。
畢竟，強人政治在背後的權力鬥爭以及其權力交替（人是有壽命的嘛）時的腥風血雨，都是以大量的人頭作結算（在一些地區還做的特別光明正大），更不用提隨之而來的大混亂。就這點而言，民主算是相當不錯的啦。
民主制度面對時代的劇烈轉變是需要改革的，而作為民主基石的每一個人也需要為此而改變自己，而這種改變絕不會是走回個人崇拜的強人政治，因為那只是人面對面混亂和不可控時的依存本能而已。
真的，那些成天活跃在端评论区里的灯塔主义者真该来看看这篇文章的评论区：） 但凡对美国有些了解和体验的人都知道这地方系统性败坏的程度不比某大国强
嚴重右傾的原因，個人觀察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導致的嚴重貧富不均，讓政客為討好民粹而產生的現象。
@自由風
同意阁下说法。现在欧美的政治光谱都严重右倾。在我看来Warren其实只是比Harris之流多走了一步而已，还是在游戏规则内的，而真的要走改革路的Sanders则不然，立刻就会被划分到极左。
所谓中间偏左只是假球。
一，政客都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
政客到底是不是机会主义者是伪命题。另机会主义者的标签和dem2024可能的热门人选并没有任何冲突。
早在19年末到年初时候，Biden就被指控曝光对身边的女性有不正常的，过度热情的亲密接触。为了熄火+吸引liberal front及女性选票，Biden及时甩出这个承诺，把危机化为机会，从一个可能的性骚扰老白男一下子变成坚定的女权先锋。及至Floyd事件爆发，立刻又加码来个有色人种。说到底了，不过就是利用id politics来骗取选票的下三滥伎俩罢了。
个人前段时间，一旦和朋友讨论到Biden的vp人选，就会开一个玩笑：“to be Uncle Joe’s vp, there r three requirements.：female, black(so called colored pop)…. humm, sry, there ain’t a third one, I don’t really think alive or dead matters.”
要当他的副手，有三个要求，女性，黑人（所谓的有色人种/注：我认为政客讲到colored pop其实讲的只是黑人而已，亚裔6趴都没人理，一般poll连asian的栏都没有。而占小于0.001%比例的黑mtf都能让政客跳脚）嗯…抱歉，没有第三个条件，我不认为vp人选是死是活很重要。
个人观点看来，vp本身处境就非常尴尬。在法律上，vp唯一能发挥的作用大概就是作为紧急状态下总统位置的第一继承人，除此之外，无实际行政权力，也就只能作为替身拉拉票，跑跑行程罢了。vp的设置最大的意义是确保政府运作的保险，然而两百年来有多少个JFK和LBJ？当前vp恐怕最大的可能作用不过是当个吉祥物罢了。于我看来，这个提名不过是另一场政客的闹剧罢了。比起脚踏实地，真的去改革积弊，还是用最便利最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方式来拿票最好了。
不过Biden说不好用心良苦，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准备好当WHH第二。（William H. Harrison，记不清是第几任总统，约莫是19世纪中期就任，上任一个月病死，vp接任）笑。
二，
我先前几年都是在OR，到CA刚好满一年。Harris其人也是在她被提名之后才去了解一下。
我尽量避免打标签。Harris主要的政绩概要和个人经历的重点，文中也已经提到。
在我看来，美国的晚资社会已然摇摇欲坠。当今需要的是全面的暴风骤雨般的改革，而不是敷衍地隔靴挠痒，甚或连鞋底都不挠。隔靴挠痒，但不会脱鞋擦药膏的是Biden和Harris这一类人等。鞋底都不挠，多走走就好，烂了就不痛了是Trump这等人物。
Sanders提公司税率要拉到40%就立刻被打成communist要被做掉，Trump降到20%就成就了美国经济，Biden所谓的进步也不过声称要加公司税到27%，股市就如丧考妣。好笑的是Eisenhower和Truman时期的美国是税率最高的时期，个人的tax bracket最高可以到96%还是94%，这两位总统却是历史上最反共的两位总统，后无来者可比。
covid加速扎爆了美国晚资社会的泡沫。“不患贫而患不均”，然而在70年代到80年代辉煌的
在CA抱怨白宫提议的每周400的保障金会给州府带来每周7亿美元的额外开销，预算不堪重负的时候（我就读的公立大学已经连两个学期减课减预算了），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工作，无力支付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费用的时候，Buffett的Berkshire在至暗时刻依旧录得264亿的盈利（不是revenue/营收，是盈利），Bloomberg的报道表明贝索斯在疫情期间身家增加600亿+（而我有朋友在ca的amazon做包裹包装，时薪14还是14.5，疫情期间加两块），上年九月s&p500的有效税率甚至只有5%，政府却依旧和08一样，忙着万亿万亿去救援大公司和亿万富翁，甚者像McConnell一样，抱怨着保障金比工资还高，民众就不会去卖命工作。
这些政客其实是一丘之貉罢了。虽然dem上台会比逆行倒施的rep好（疯狂降税，不利益回避家族带入政府，像Georgia的完全禁止abortion, etc.)，但所谓的温和派也不过是trump攻击所说的那般，“do-nothing”. Biden和Harris这等政客绝无能力，更没有决心和动机去进行真正彻头彻尾的改革—这与他们个人毫无干系，而是与他们的身份/阶层，与当前的体制息息相关。他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与资本合作，以消费民众来获得利益罢了。
看看trump和biden，内心不禁疑问，民主政制怎会走到今天这般模样。码字码到这里，突然想起高中government和us hisotry的插图，一个个戴着高礼帽的肥大钱袋在议员们的身后指指点点，以及大家都坚信的，USSR的倒台是因为西方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效率与道德水平远高于极权政体。和今日两相对比，都以为相较昨日早已脱胎换骨，却不自知似乎古今一辙。
怪不得极权和强人可以在21世纪的世界大行其道。
@張831 我個人認同賀錦麗不能算進步派，但如果連華倫也要這樣做定義的話，國會山莊就只有桑德斯跟AOC可以說是進步派，連其他公認進步派旗手，如矽谷的Ro Khanna跟波士頓的Ayanna Pressley，還有俄勒岡州的參議員Jeff Merkley都要出局了。相對歐洲，美國整體的政治光譜都嚴重右傾，基本上只要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都已經算是「極左」了，如果進步派只限基進左翼，實際上沒有甚麼意義。
Stacey Abrams只是一個不斷想要解決voter suppression問題的建制派代表，她絕對不是什麼進步派風雲人物。沃倫自己說自己是一個資本主義者，把她跟桑德斯貼上同等進步派標籤未免也太隨便。想討論Kamala Harris是否有可能是進步派更誇張，建議筆者重新思考自己一些武斷的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