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義向何而生？從工運學生到新左派汪暉的「革命者人格」論

【編者按】全球格局加速斷裂的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像是被拋在歷史的身後感到手足無措，認知的更新難以追趕現實的變化；與此同時，中國面對的國際孤立與國內愈演愈烈的政治高壓，又像是一對鏡像，將眾人的命運映射其中。未來幾周內，我們會推出中國政治問題的系列重磅文章，來試圖理解這趟加速的列車，何以駛向如今的軌道。

本篇文章則聚焦於當今的中國「新左派」。在21世紀初，自由派與新左派的論戰是中國知識界的重要話題。而如今，在話語空間縮窄，討論背景劇烈變化的中國社會中，「新左派」對毛時代和平等的強調有什麼意味，它還能如它宣稱的那樣帶來進步的力量嗎？又或是如其自由派論敵們一開始所說的那樣，成為集權和保守力量的助推者？

熟悉當代中國政治爭論的讀者不會對「去政治化」感到陌生。2007年，學者汪暉發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重新審視60年代至今的中國與世界歷史敘事中對革命、階級鬥爭、路線辯論和激進民主參與的拒斥，至今已十餘年過去。這十餘年間，對「去政治化」的批判，逐漸成為了中國新左派政治判斷的基本底色。

2020年4月，列寧誕辰一百五十週年，汪暉為他的政治判斷提供了初步解法。在題為《今天，為什麼要紀念列寧？寫在列寧誕辰150週年之際》的文章中，汪暉以列寧和孫文為喻，論述他眼中的「革命者人格」。近年間，汪氏反覆論述「革命者人格」這一主張：在兩年前紀念十月革命的文章中，他借用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對革命者主觀能動性和革命客觀歷史條件的討論，探討在歷史進程中主動改造歷史條件、創造未來革命種子的問題。這些討論都從20世紀的共運史切入，但其中的現實關懷也非常明顯——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社會如何「重新政治化」，是自認左翼的中國新左派必須討論的問題。從而「革命者人格」這個誕生在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路線鬥爭中的議題，就成為了汪暉眼中理想未來社會的重要組件。

在群體政治在全球範圍內全面復甦的當下，汪暉拋出了「革命者人格」理論，這已經是他在新左既有框架下最激進的呼籲。這一理論具有明顯的毛派色彩：主張喚醒革命者人格來主動改造歷史條件，扭轉不利的鬥爭形式，為革命創造有利的環境。他試圖串起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史中重要事件和理論遺產，在一個他眼中「去政治化」之後的社會裏，重新點燃社會的政治能動性。

但從「去政治化」到「革命者人格」，汪暉的兩個命題，也反映出中國新左派的理論批判和政治實踐之間的裂痕。

在馬克思主義的左翼話語為國家所把控的當代中國，左翼批判的激進性和反體制傾向時刻面臨着被國家主義敘事兼併的風險。以汪暉為代表的中國新左派，由於和國家主義及民族主義的曖昧關係，在批評者眼中一向是「小罵大幫忙」——儘管新左派一直批評當代中共高層的權力政治，但他們自己的政治實踐依賴於其高層政治。薄熙來推行重慶模式期間，崔之元等新左派曾竭力為之辯護。近年來，汪暉本人也多次在中文公共空間裏為「一帶一路」辯護。考慮到習近平打擊舊官僚的舉措及在國際政治上對抗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的決心，汪暉帶有深厚毛主義色彩的理論，與中共高層之間是否保持着批判的距離，更是充滿疑問。

即便是對汪暉作最善意的左翼解讀，其存在的問題也會使表面上堅持的平等主義、民主政治等左翼價值大打折扣。這套理論最終反映的是毛式唯意志論（voluntarism）在鬥爭策略上最根本的、內置的權威結構——這使得新左派的「革命者人格」很難在激進左翼政治的道路上走得很遠，甚至更可能變成權威體系的維護者。

這篇文章，即是把這種裂痕放在近年來一系列社會運動中討論。

去政治化與重新政治化

「去政治化」，是汪暉援引意大利文革研究專家魯索（Alessandro Russo）使用的概念，闡釋中國和世界的政黨政治。

在國內政治層面上，「去政治化」描述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家化」，即從一個先鋒革命黨轉化為國家治理機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逐漸和國家融為一體，形成社會主義特色的黨-國體制，實質上變成掌握着集中權力的官僚機構。

進一步而言，汪暉的判斷是，「去政治化」在中國的開端，並不在於文化大革命結束的1970年代，而是在文革政治轉向派系鬥爭、毛澤東的個人魅力政治以及暴力衝突的1960年代。他認為這些使文革的政治意圖陷入了失焦狀態。靈活的組織安排、激烈的理論爭論和路線鬥爭這些中共在革命時代的優秀遺產，無法繼續阻止革命黨官僚化。在文革失敗之後，於文革中嶄露頭角的民主政治逐漸被新自由主義的、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官僚式管理政治取代。對汪暉和新左派來說，改革開放之後的當代中國政治，是為了應對政黨合法性危機而形成的「一廂情願的政治變革方案」，在革命黨的政治性消褪之後，以治理式思維對政黨面對的意識形態裂痕進行小修小補，這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

「去政治化的政治」還有一國際視角。汪暉認為在轟烈的1960年代之後，全球抗爭的遺產被新自由主義收編。1960年代的歷史敘事也被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歐洲左翼敘事批判集權制的黨-國體系，而忽視1960年代在亞洲蓬勃發展的、與西歐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鬥爭形式，例如東南亞的民族解放運動、武裝鬥爭、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鬥爭等。隨着全球革命浪潮消逝，這些「亞洲經驗」也被封存。他認為68記憶將視線集中在「紅五月」、集中在巴黎身上，把行動主體鎖定為學生，忽視了68運動中的工人-學生聯盟，掩蓋了在巴黎之外廣泛存在的、全球聯結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在此之後，世界政治中挑戰當時世界格局、具有不同未來想像的反帝國主義道路不復存在。全球反抗的果實喪失革命性，淪為記憶景觀。世界範圍內的「去政治化」與中國的「去政治化」遙相呼應。

如果說去政治化是新左派對60年代至今中國政治的核心診斷的話，那麼中國左翼的任務無疑就是將社會重新政治化。

近年間，重新政治化的大潮似乎已席捲而來。2018年以來，大陸和香港各地經歷了Metoo運動、塔吊司機罷工、佳士工運、反修例運動等自下而上的自發政治運動。而全球範圍的政治化趨勢也在擴大。僅在2019年至2020年間，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就在伊朗、黎巴嫩、智利、伊拉克、法國和美國等經濟文化背景頗有差異的地方反覆爆發。

不過，這其中的大多數群體政治實踐，可能都不算汪暉與中國新左派眼中的「重新政治化」，畢竟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議題，在很多這樣的運動中並不占主導地位。在這個時間節點上，他借紀念十月革命和列寧而提出的「革命者人格」，無疑有很強現實關懷。在群體政治全面復甦的時代裏， 汪暉作為自認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的毛派，選擇以什麼態度來面對這個時代的政治論述和革命「後浪」們的主張？

革命者人格與當代群眾政治

在《十月的預言與危機》和《紀念列寧》兩篇文章中，汪暉討論了革命者人格的設想。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討論革命者問題，是因為何時革命、如何革命這些社會實踐層面問題，總是處在歷史條件與革命者主觀能動性的辯證之中。過於強調前者，容易拘於教條，把歷史變化理解成完全由經濟基礎決定、與人的意志無關的機械發展；過於強調後者，則容易主觀冒進，誇張人的能動性，在社會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發動革命，給革命、給社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在一個被「去政治化」定義的時代裏，汪暉選擇站在能動性的一邊。他對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革命史的梳理，意在尋求一些能夠在當代喚醒激進政治潛能、探尋不同未來道路的種子：「我們是否可以在真實的革命進程之中，即在布滿成功-失敗、正確-錯誤、必然-偶然的歷史中尋覓未來的種子，或盧森堡所謂革命的「本質的東西？」

汪暉尋回的種子就是「革命者人格」理論。這倚賴於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現代君主」理論。葛蘭西認為，在現代政治中，馬基雅維利式君主無法以個人形式存在，因為現代政治的目的是創造新事物，現代君主只能是存在於有集體意志（collective will）的社會中的某種機構，亦即政黨——尤其是一個能夠團結各方力量的全能政黨。換句話說，現代君主是被人民的主體性塑造而成的政治機構。汪暉則將這一理論用來分析中共。他在《紀念列寧》一文中高度讚揚中國共產黨在疫情中的表現。他稱中共訴諸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史中的「人民戰爭」模式，在防疫中重拾黨的人民性，打通國家內部的縱向與橫向壁壘，實現了廣泛的社會動員。「人民戰爭」是汪暉和新左派經營多年的理論，也是其眼中中共的優良傳統，他們認為中共的人民戰爭不是一般的暴力戰爭，而是塑造「人民」這一政治主體的過程，比如1949年前的革命根據地中，「群眾路線」為指引的共產黨不僅在軍事層面上，更在日常生活中與「人民」融為一個鬥爭主體。在這個基礎上，汪暉堅稱在今天的政治語境裏，人民戰爭不是為了塑造新的政治主體，而是在已有政治主體的情況下打通壁壘、重建聯結。

這就直接坐實了批評者對新左派國家主義傾向的指責：如果當代中國不需要新的政治主體，那「革命者人格」就只能是中國共產黨這個「現代君主」的某種自我更新、自我喚醒。也就是說，在汪暉為代表的新左派眼中，中國政治要擺脱官僚化的桎梏，需要依賴的力量還是這個已經板結固化為官僚治理機構的前革命黨。

「革命者人格」還有自身之內的衝突。

汪暉認為革命者人格包括了策略判斷力——在紛繁複雜的鬥爭形勢中找到敵對力量薄弱點。例如列寧在20世紀初認為共產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將發生在資本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也就是亞洲。汪氏還認為革命者人格包含了不屈的鬥爭精神，即「勝利的哲學」：「勝利的邏輯在於持續的行動、探索和鬥爭，從而不同於盲目的樂觀或玄想的希望」。換句話說，他似乎要求革命者即便在形勢極端不利的情況下，也不放棄以歷史的維度對不利的形勢乃至失敗做出分析，從而為未來革命做好準備。

「革命者人格」的這兩個特質，都是從個人的層面上探討如何在複雜甚至被動的革命局勢下判斷策略，並以足夠的精神力量堅持判斷，引導革命和革命黨走到正確路線上。這兩個個人品質特性，顯然與「現代君主」的政黨面相有出入。

汪暉2018年的英文論文「 Global 1968 Reconstructed in the Short Century」（在短世紀中重構的全球1968）也體現了這個矛盾。他在文中借用《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的1968系列專題，探討中國新一代學人和行動者對西歐敘事統治的1968記憶的挑戰。汪暉強調這波年輕學人的貢獻在於他們着眼全球聯結，關心反殖民的歷史鬥爭經驗，也重視學生與工人聯合的政治可能性。在他看來這種敘事有力挑戰了國際政治在1960年代之後的去政治化。他更是在從理論拓展到現實時，高度讚揚了當時毛派色彩最重的佳士工運，認為佳士工運的組織者和行動者比起年輕學人，有更進一步回歸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傾向。汪暉說：「探索克服政黨國家化的方式之一，不可能僅僅局限於形式主義地討論黨政分離和黨的組織建設，而應該從那個逐漸喪失的傳統中探索參與性民主或人民民主的途徑。」

如果克服「政黨國家化」的方式不能局限於政黨本身的制度，還要重新定義民主，把參與性民主設置為核心政治的話，那麼汪氏在《紀念列寧》裏一文做出的「今天中國不需要塑造新的政治主體」的判斷，可能就不是在說中國的政治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因應該理解為他所需要的政治主體已在民間生成。在這點上，汪暉看似比其他新左派成員走得更遠一點，更加直接地呼喚當代中國群體政治中的新興力量。「革命者體現的正是『反抗絕望』與『走向勝利』論題的人格化，他們的確類似於『神話人物』……這樣的人格類型只能在行動中誕生，即便在無望的境地裏，也能啟發人們在自己的腳下點點滴滴、不屈不撓地發覺未來，進而促進運動的政治成熟。」

這樣的話，已經是汪暉能做出的最接近於向新一代行動者間接喊話的表態。這種表態呼籲那些和佳士工運行動者一樣的社會主義革命「後浪」，在不利的鬥爭環境裏準確識別出適合革命發生的社會因素，以「勝利哲學」，對劣勢和失敗做出有效的分析，不受一時的挫折所擾，堅定地向革命的目標奮進。這種表態也體現在他表揚佳士工運的行動者表現出來的勇氣、執着和不犬儒。或許對汪暉來說，「革命者人格」中，以現代君主的形態出現的政黨組織形式，一旦變成葛蘭西批評的那種失去活力的、阻礙直接的政治行動的政黨，就只能靠革命者人格的個人面相來重新激活。

只不過，這個判斷，又和汪對執政黨「人民戰爭」與「群眾路線」的讚揚和信任，構成了一重矛盾。

「靈活的階級分析」與毛式唯意志論

在汪暉看來，這一代革命「後浪」們需要做什麼呢？

從汪暉讚揚佳士工運的行動者重視階級問題、重視工人與學生之間的聯盟來看，汪暉無疑希望革命後浪復興階級話語，使階級重新成為政治的核心概念，階級運動和組織成為政治的主要形式。這和長期以來中國激進左翼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診斷是一致的：在七十年代之後，「階級」這個概念以及社會分析方式被與文革的慘烈捆綁在了一起。對文革以及第二次文革的恐懼，使公共空間裏這些詞彙以「歷史錯誤」的名義一併封存在「十年浩劫」記憶裏，既讓平等主義的政治實踐舉步維艱，也使當局能夠將廣泛存在於當代中國的階級不平等掩飾起來。

汪暉力圖尋回的階級概念，在他自己眼中是反教條的、「靈活運用」的政治概念，這在其的論敵、史學家楊奎松眼中，是汪暉的主要理論貢獻。具體而言，汪暉的概念立足於他所理解的中國共產黨尤其是毛主義，在亞洲乃至中國這個具體的革命語境中對階級的策略性使用。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判斷不同，20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並未發生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最為發達的地區，而是發生在了俄羅斯和中國兩個資本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借史學家馬思樂（Maurice Meisner）的論述，汪暉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條件是各個階級的薄弱性。中共沒有教條地固守把工人階級作為歷史主體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判斷，而是利用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在中國內部的薄弱環節，將視野轉向鄉村，發動了農民的革命能動性，通過「人民戰爭」理論，使社會不同階層的個體都變成革命一員。「黨本身從一個城市精英及其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轉化為一個具有高度組織性的、滲入了整個鄉村機體的、具有廣泛群眾基礎並團結了不同社會階層的運動」。這是汪暉主張的「亞洲經驗」的重要一環：在特殊的、資本主義不發達的歷史環境裏，創造性運用階級概念來吸納更多有生力量投身革命。

換句話說，汪暉期待革命後浪們發揚光大「亞洲經驗」，即一小部分革命者以自身的能動性來積極面對和挑戰社會歷史因素的束縛，為革命創造條件，把不利形勢轉化為有利於革命的局面。在這個意義上以政治上的立場而不是依賴於經濟身份來判定階級屬性。這也就是為什麼汪暉堅持認為，即使早期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眼中主要由與工人距離甚遠的知識分子組成，它仍可以被認為是工人階級政黨。因為他認為階級可以是政治性的概念，而共產黨的早期成員儘管是知識分子出身，卻以「使無產階級成為階級」為己任。

汪暉這種以政治信念為基準，用革命能動性喚醒階級、改造政治主體的階級定義，充滿了毛式唯意志論風采。在這個意義上，汪暉是忠實的毛主義者。

如上所述，革命者人格的討論，其根源在於革命的正確時機總是處在歷史條件與革命者主觀能動性的辯證張力之中。按學者魏昂德（Andrew Walder）的概括，毛式唯意志論並不是忽視經濟基礎。毛澤東認為，一方面，如果人的精神世界和意識形態能夠進步，物質條件也能隨之進步；另一方面，與不利的物質條件作鬥爭這件事，本身就是精神世界和意識形態獲得進步和發展的過程。汪氏將階級概念政治化，以政治信念而非經濟身份來規定階級屬性，所強調的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取代社會主義經濟、社會普遍去政治化的不利條件裏，革命「後浪」無論出身什麼階級，只要有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信念，就有可能踐行革命者人格，在「重新政治化」中國社會的努力中一邊把自身和無產階級融為一體，一邊改造當前的革命形勢。

但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汪暉避重就輕地帶過了「靈活的階級分析」在1949年之後凸顯的一系列問題。他認為，中共建政之後，在政權鞏固的過程中，階級邊界逐漸僵化，靈活的階級分析被擱置，這導致了階級概念逐漸開始壓迫而不是激發人的能動性。他避而不談的是，恰恰是因為階級的概念過於政治化，使1949年後階級身份的劃分體系裏充滿了對政治忠誠度的判斷，也因此最終極化為政治傾軋和迫害。換句話說，「靈活的階級分析」一旦完全走向劃分「誰屬於人民」的民粹政治，那它會反過頭來侵蝕階級政治，將階級政治簡化為政治站隊。

汪暉選擇性敘事的問題，批判者早已指出。學者榮劍在評價汪暉的「革命者人格」理論時，就認為汪暉忽視了革命殘酷的一面，片面將革命者和革命事業神聖化。他指責汪暉使用了一種「後現代史觀」來改寫歷史，在這種後現代史觀裏，「歷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沒有普遍公認的分析形式，沒有可供交流發現的語言，以及沒有用來確立起發現之真理的概括化和證實技術。」

史觀層面的問題，是汪暉，乃至中國新左派最根本的問題嗎？

「紀念碑史觀」的利弊

對汪暉的史觀最貼切的描述，可能是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說的「紀念碑史觀」。

在尼采看來，歷史永遠有服務當代社會的面相，當代社會的性質不同，需要的史觀也就不同。如果一個社會陷於冷漠和瑣碎之中，就會有人從人類歷史的偉大鬥爭中受到激勵，然後將這些偉大的人物和偉大的鬥爭樹立成歷史的紀念碑，串聯出一條線索，用來向人們展示人的無限可能。這就是尼采認為的紀念碑史觀以及它服務社會的方法。

在近代知識界中，紀念碑史觀最為人熟知的例子可能是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漢娜·鄂蘭）。以對抗極權主義為己任的阿倫特，認為知識分子在面對極權主義對人的政治能動性的摧毀時，要選擇潛入歷史的深海裏做一個「採珠人」，把那些能用來激發對公共幸福和公共政治自由的追求的歷史珍寶摘取出來，以說書的形式講述片段化的歷史來激勵政治行動。其《論革命》正是以這種史觀寫就。汪暉與阿倫特在對待共產主義的立場上截然相反，但在運用歷史方面的思路則非常相似。他們都認為當下的社會缺乏政治能動性，都認為歷史上有一些被忽略或被誤讀的事件和人物有助於激發政治能動性，都試圖把這些人物與事件串成線索，也都因為選擇性敘事飽受批評。

這些批評是有道理的。尼采本人也清晰地看到，紀念碑史觀有壓迫和傷害歷史的一面。持這種史觀的敘述者往往不得不模糊歷史的細節，簡單化敘事。他們的敘事往往也依賴於刻意解讀歷史甚至一定程度上創造歷史。因此在尼采看來，紀念碑史觀是一種帶有風險的激勵式史觀。從阿倫特式的視角來看，在一個政治空間被破壞、政治能動性被壓抑的社會裏，要重塑政治的能量，探討「製造政治空間」的問題，必然要冒一定的政治和道德風險，這種風險，恰恰是破壞政治空間的當權者製造出來的。史觀層面上的風險或許可以看作是激活政治空間所必然要支付的代價。

因此，如榮劍那樣，從歷史敘述的全面性和史觀的角度來批評汪暉，固然師出有名，但汪暉的史觀並非沒有對話的可能，在思想史上也有充足的先例，這也未必是汪暉理論裏最大的問題。

限制汪暉的革命者人格邁向更加平等主義道路的，是一種內置於毛派鬥爭哲學的權威結構。

革命者人格邁向何方？

從診斷到解決方案，汪暉的立場一以貫之地包含着國內和國際兩個面相。國內層面上，汪暉強調在文革後中共固化板結為治理機構，革命的激進性和想像力被棄置，社會主義遺產被新自由主義收編。他希望新一代革命者發揮能動性，以正確分析、把握策略的能力和堅定的革命精神改變不利的鬥爭形式；在國際層面上，這種敘事被汪暉表述為「在世界體系薄弱環節尋求突破口」的列寧主義，以及植根於60年代反殖民、反帝國主義武裝鬥爭的「亞洲經驗」。他認為這一經驗已被新自由主義所統治的記憶空間所遺忘，但一旦拾回，就有望重塑第三世界的聯結，推進世界體系邊緣的國家聯合向世界體系的霸權發起衝擊。

這條擺盪於歷史和激進主義理論之間的思路，同樣有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上的問題。

首先，汪氏將毛澤東思想本質化為一種反制度、反官僚的激進革命思想，卻並未詳細探究官僚體制和個人魅力權威之間的關係。官僚體制與魅力型領袖並不是簡單的矛盾。即便毛澤東的領袖號召力在文革期間表現為繞開官僚機構與群眾建立直接的聯繫，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力也一直依賴於官僚機構才能在中國實現層層推進。學者吳一慶的研究就發現，因為官僚體系在文革期間遭到破壞，毛主義的傳播不再能依賴於有效的制度，一些比毛澤東本人更激進平等的毛式想像逐漸在民間湧現出來。但這些符合汪暉「革命者人格」假設的嘗試，卻難逃被毛澤東扼殺與被官方組織收編取代的命運。

在毛澤東本人已逝近五十年之後，利用毛的遺產來重塑革命後浪，如何面對黨的官僚機器的吸納能力？畢竟毛澤東的影子不會完全遠離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完全可以以某種形式召回毛澤東的形象，在不全面召回毛式政治的前提下吸納民間毛派。

當這樣的情況發生，汪暉會期待在野的革命後浪，以某種「砍頭去尾」的形式被黨收編，還是在民間堅持擴大規模的動員和鬥爭？毛澤東本人正是無法割捨前一條道路。這也是汪暉及中國新左派亟待回答的問題：如果民間的毛派運動者在他的設想中起到的作用僅僅是「激活」在市場化改革之後失落的革命傳統，那毛派「後浪」們就無法獲得自主地在當下的政治環境裏制定平等主義議程的權力。他們不僅必須將反黨內官僚視為平等主義的根本形式，更時時刻刻面對着以「反官僚」的形態出現的黨內其他力量的收編。這種用民間革命者重塑群眾路線，激活黨的革命傳統的思路，實際上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黨內可能出現的新權威，而這個可能出現的魅力型權威又有多少可能服務於進步式的革命議程，汪暉在這個問題上的模糊，使「革命者人格」這一理論的前路尤其模糊。

在國際層面上，「革命者人格」理論也面臨着類似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在今日的世界體系裏，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在亞洲或者中國嗎？汪暉的含糊其辭，體現在他對今天中國的地緣戰略計劃微妙的態度上。在中文寫作裏，他在「一帶一路」中看到聯結邊緣、反抗中心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可能，認為「一帶一路」如果僅僅停留在資本主義功能——例如解決國內生產過剩、金融擴張——之上，那它形成的地緣聯結只能是重彈資本主義老調。在英文寫作裏，他則提醒左翼讀者注意「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殖民主義傾向。但無論是攀附「一帶一路」，嘗試改變其政治意涵，還是提醒「一帶一路」的殖民風險，汪暉的先決條件或者前提假設似乎仍然是全球邊緣的國際聯結還應由中國主導，「亞洲經驗」仍然應該由中國行動者來發揚光大。

但今日中國，真的處在全球邊緣的革新者、第三世界的領導者的位置上嗎？或者中國應該處在這個位置上嗎？

這個問題指向的正是汪暉的毛式世界主義的內核。毛澤東的國際主義往往與民族主義相伴而來。在他對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想像裏，往往隱含着一層「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領導」的假設。即便今天亞洲經驗仍然有效，今天全球反抗的聯結也必須由亞洲乃是中國來引發嗎？如果不是，中國的激進左翼該如何自處？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充分討論之前，汪氏的國際路線，恐怕未必能幫助重塑邊緣國家的意識形態聯結和政治同盟，而是可能會助力新的殖民計劃。

上述兩點反映的實際上是同一個元層面上的問題，這個問題或可稱為毛主義內在的權威結構。毛澤東一貫的反官僚、反經濟決定論立場，未必純粹是政治清洗的藉口和政治權謀的道具。他對民粹式民主的期待，也未必完全是幌子。但歸根結底，平等主義的議程必須由他本人設置。一旦議程超過他的想像，他寧可動用他所批評的體制的力量也要將之控制下來。在國際層面上， 他設想的國際聯結，必須依賴於中國、中國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這種內在的權威結構，輔之以強烈的唯意志論色彩，早已使毛主義指導的實踐反覆陷入相似的困境，例如內部組織缺乏平等、鬥爭策略過於冒進，就連汪暉青睞的佳士工運也未能倖免。毛主義在當代中國或許仍具有激勵激進抗爭的潛力，但毛主義的內在權威結構往往遏制這種潛力，甚至在一定的歷史關口上，為它所反對的對象提供收編、控制、鎮壓激進革命力量的渠道。

如果毛主義式「革命者人格」未能在這個問題上出有新的突破，那它恐怕難以成為真正有能動性、有議程創造力、有生命力的嶄新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汪暉的「紀念碑史觀」所選取的歷史片段，也就難以避免淪為戀舊的鄉愁。

新左派的矛盾

長久以來，作為著名的新左派學者，汪暉的政治思想一直具有矛盾的雙面性。一方面，汪氏以批評新自由主義式的市場經濟對社會主義政治的侵蝕聞名，力主從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和精神遺產中擷取寶藏，重建大民主和群眾路線，尋求與世界體系中的邊緣國家達成戰略聯盟。汪暉的反資本主義、反新自由主義姿態，讓他在世界左翼知識界贏得了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汪暉對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具體運用方式拉近了他和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距離，也使論敵有理由懷疑汪暉和他所批評的後社會主義中國以及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距離是否真的那麼遙遠。

2020年，全球政治變化的節奏開始明顯加快。除了持續已久的民粹主義浪潮，疫情衝擊民族國家邊界的衝擊，暴露出社會不平等，中美「新冷戰」的對峙也在擴大，世界範圍和民族國家範圍內的政治關係變得愈發緊張，中國也不例外。

汪氏在這個歷史節點上推出「革命者人格」理論，是具有時代感的回應。但這個回應，由於其堅定的毛式唯意志論立場，及未能解決的依賴權威的內在結構，註定不是穩定而持久的。沿着這條道路前行的「革命者人格」，在不久的將來勢必仍要直面迴避已久的「國家問題」。「革命者人格」仍然容易走上被威權國家吸納收編的道路，而不是成為平等社會的驅動力。

（劍影，政治思想與意識形態觀察者）

注：本文作者為 Simon Luo，最初以「劍影」筆名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