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

多面李登輝:他不是他的他,「台灣」亦不是台灣的台灣

前總統李登輝逝世,人們總說一個時代畫下了句點。然而,在句點之前,故事究竟是以怎樣的方式開展?從台灣原住民、日本作家到中國國民黨員,每個人心中都藏著不同的李登輝與台灣故事。


1995年10月10日,台灣總統李登輝在台北總統府外舉行的第十屆雙十慶典上。 攝:C.Y.Y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1995年10月10日,台灣總統李登輝在台北總統府外舉行的第十屆雙十慶典上。 攝:C.Y.YU/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7月30日晚,台北榮民總醫院召開記者會表示李登輝前總統因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於李登輝死訊發布後沒多久,前總統馬英九發佈聲明表示,「李前總統繼經國先生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後,進一步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對臺灣民主化有其貢獻,值得國人肯定。」聲明指出,雖然李前總統在卸任後,政治理念發生巨大轉變,馬前總統仍感念他對國家的付出,也相信歷史將有公正客觀評價。現任總統蔡英文則由總統府發佈新聞稿指出,李前總統在台灣民主歷程上的貢獻無可取代,他的離世是國家的莫大損失。

生於台灣日本殖民時期,長於台灣戰後經濟發展時期,以「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菁英身分進入政壇,並在台灣風雲變幻的90年代,領導國家走出「中華民國」的法統想像、鎔鑄「中華民國在台灣」與「新台灣人」認同,一生可謂一複雜的多面體,不可能以單一論述蓋棺定之。

本文為特約撰稿人阿潑於早前作品,訪問六位不同國籍、不同族群、不同職業的人們,其分別來自中華民國、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談談他們眼中的「李登輝」。

蔣經國也好,李登輝也好,之後的每個總統都一樣,只要對人民好,對原住民好,不管他們是不是台獨,或他們說自己日本人,只要住在台灣,大家都是一家人。

一、西嵐‧麥勞,1933年。出生:新竹州。國籍:中華民國。泰雅族農民。

我是泰雅族,我有三個名字,原住民名字是西嵐‧麥勞,日本名字是山岡政男,現在身分證上的名字是漢名:黃正溪。泰雅名字是沿襲父親的名字,我的爸爸名字是麥勞;日本名字跟漢語名字在我懂事的時候就有了,不知道怎麼來的,但長輩家人都叫我masao,日本名。

我的學歷是新竹州大溪郡高義蘭教育所五年級生。我只讀到四年級,日本人就走了,國民政府來了,我就沒辦法讀書了。不是我驕傲,我很會讀書,一整本國語課本,我可以背起來,在38個同學中,只有我可以做到。我很會算數,日本老師在黑板上寫一連串加法,問誰可以回答,我都會立刻舉手。我今年84歲,活了多少天,我也可以乘給你看。只有我可以做到,日本老師都會摸我的頭說:「好聰明,好聰明的孩子。」原住民很窮,他知道我可能不能繼續升學,就說要幫助我上學。我的人生沒有什麼夢想,只是想要一直念書下去。

如果我繼續唸書下去,說不定後來可以當警察,或者跟美國歐巴馬一樣,成了了不起的人。可是日本人走了,我失去讀書的機會。日本時代讀書不用錢,老師也願意幫助我。國民政府後來也讀書免費,可是,是幾年後的事了。我的父母過世了,是養父母收留我,我記得問過養父:「可以給我讀書嗎?我不上學的話,不會講國語怎麼辦?」

養父說:「可是我生病了,有心臟病,沒辦法讓你讀書...。」以前的孩子都比較孝順,父母說什麼就是什麼,我就沒繼續讀了。看到現在的孩子可以讀國中、高中,還可以考大學,我真的非常羨慕。

因為這樣,我到現在國語說不好、不會講,很喜歡說日本話。以前日本人在的時候,規定我們不可以講母語,如果講母語,他們會用拳頭往我們臉頰揍過來,所以我原住民的話也不太會講,國民政府來了後,什麼話都可以講了,但是不能講日本話了。日本人教育我們是日本人,那時候我們也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等國民政府來了,我們不會說國語,很難交流,其實我不管他們是誰,只是想如果可以說日本話就可以溝通了,如果有「牡幹」(本省人)、「帖陸」(外省人)會講日本話,我也是會很開心的。

沒有人跟我講日本話,我覺得很寂寞,只要有日本人來山上,我都會跟他們講日本話,啊好懷念,他們嚇了一跳,原住民會講日本話啊,就跟我聊天,我還會寫信給他們,這讓我很快樂。我活到84歲,第一次去日本,日本人聽到我說日本話,怎麼說得那麼好,問我怎麼會說日本話,我說:「我是台灣原住民,只讀到小學四年級。」他們想我怎麼說得那麼好,真是奇怪啊....。

我也是會到其他部落找跟我一樣年紀的聊天,但他們很多都死了,還活著的,很多都不會講日本話。可以說日本話的時候,我就不那麼寂寞。

雖然這麼說,我並不特別覺得日本時代比較好。那個時候原住民過得很辛苦,只能吃地瓜葉,如果下霜,就糟了,什麼都沒得吃。日本人吃得很好,平地人也吃得很好,可是我們沒東西吃。日本人也對我們很嚴格,我們只要犯錯、亂說話、偷東西、喝酒打人,就會被打,在警察局,他們把我們吊起來打,有時候我們會被吊個一兩個小時。因為這樣,治安很好,沒有人偷東西,如果路上撿到錢,也會送到警察局。

那時候,日本人叫我們原住民去打仗,如果一個家庭中有人去,就會配給食物,我的叔叔就是這樣參加戰爭,死在戰場上。

如果日本人沒有離開,我們就以日本人的身分過每天生活,國民政府來也很好,他們來了,社會發展、民生平等,我們也不太餓肚子,不會像日本人對我們一樣強制管理,很像沒有自己的權利。日本人走了,到現在,我們過得很好。

蔣經國也好,李登輝也好,之後的每個總統都一樣,只要對人民好,對原住民好,不管他們是不是台獨,或他們說自己日本人,只要住在台灣,大家都是一家人。我的媳婦一個阿美族,一個外省人,對我來說都沒有分別。

2007年5月,李登輝赴日本展開「學術交流及探訪『奧之細道』之旅」,其後並參訪靖國神社祭拜其亡故長兄李登欽。

2007年5月,李登輝赴日本展開「學術交流及探訪『奧之細道』之旅」,其後並參訪靖國神社祭拜其亡故長兄李登欽。攝:Koichi Kamoshida/Getty Images

因為李登輝,我感受到台灣、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有多麼複雜。

二、松田良孝,1969年生。出生:日本琦玉縣。國籍:日本。曾在北海道和八重山擔任記者。2016年到台灣學中文,並替沖繩媒體寫台灣觀察的專欄。

我在琦玉縣出生,長大後到北海道讀大學,在當地工作。1993年,往南方移動,到八重山每日新聞工作。我知道台灣,但僅僅是台灣這個名字,台灣究竟是什麼樣的地方,我不太清楚。我們受教育過程中,會在課本上學到台灣,像是日清戰爭等等,具體而言,到底學到什麼,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我知道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開始對台灣產生興趣,是1995年左右。當時有位台灣太太跑來報社找我,問我能不能幫它們寫個報導。八重山有許多台灣人,一個大族群,他們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他們要拜土地公,需要個土地公廟,請我們寫報導,以此為契機,我開始採訪他們,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對台灣一無所知,便開始積極認識台灣與它的文化,採訪了這些八重山的台灣人,也了解了日本殖民時代的故事。雖然如此,還是很難理解,日本對台灣的關係,台灣對日本的關係,台灣跟沖繩的關係...都不一樣,台灣跟沖繩本島關係,台灣跟八重山關係也不一樣,因為台灣跟日本之間有多層關係,當我越來越了解台灣,就越來越清楚台日之間複雜淵源和關係。

我知道李登輝,但就跟知道台灣一樣,就是個名字。因為是個和日本有關連的國家元首的緣故。實際上是怎麼樣的人,什麼個性不曉得。對他開始產生深刻印象,是1995、1996年。1996年三月,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在那前後,為了恫嚇台灣,中共試射飛彈、軍事演習,出現台海危機。當時,我在與那國島採訪。與那國是距離台灣最近的一個島,不過一百公里,飛彈往台灣發射,掉在基隆北部、東北部海域,讓與那國島居民很害怕,擔心飛彈飛過來,他們不敢出海,不敢捕魚,沒有辦法工作。我那個時候深刻感覺到,台灣與八重山群島有多接近,即使它們是日本屬地,也會受到台灣政治影響,但互相不了解彼此。

也因為李登輝,我感受到台灣、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有多麼複雜。我覺得那一年,對台灣、日本、中國大陸跟美國這些國家,都是很重要的一年。

那幾年,包含小林善紀的「兩國論」、司馬遼太郎寫的「台灣人的悲哀」等等,我知道。知道是知道,但沒有特別的印象或理解。當時我對台灣和台灣人的認識,多繞著八重山的台灣移民而走,與李登輝沒有關係。對他粗略的了解,是他對台灣民主化有很大貢獻,是很重要的人物。但讀了相關資料後,發現他人生中有幾次政治政黨立場轉變,因為政治立場的關係,許多人對他有各種不同的評價意見,我想,他身上也背負著的不少重擔與痛苦吧。再加上,因為他推動台灣民主,讓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特徵差異越來越大。但因為台灣人對他有不同的評價,以至於對台灣民主就產生了不同的評價。

真正接近李登輝,好好認識他,是2016年八月,他來到石垣島,我才好好讀了幾本他的書。因為採訪的關係,我見到了本人,但我沒有採訪他,而是採訪石垣島的台灣人,讓我驚訝的是,有些台灣人並不認識他:五十、六十歲這代,台灣移民第二代,跟我一樣,知道這個名字,但什麼樣的人不清楚,大部分第三代完全不知道。他們都已經沒有台灣國籍,也就不會特別關心台灣的事,就跟一般日本人一樣,從媒體看到這個名字而已。所以,當李登輝離開石垣島,回到台灣,他們看了報紙,才訝異地說:「原來是這麼厲害的人啊。」

而對日治時期就遷移到這裡的第一代來說,就稍微知道一點,但也是「因為是台灣的名人,所以,必須要歡迎」,不只李登輝,駐日大使謝長廷也是。當然也有比較知道他是誰的台灣人,但那些都是戰後才移居八重山的台灣人。

日本人也是知道名字,但是,因為最近日本跟台灣有關的人事越來越多,應該知道李登輝的越來越多,我覺得。

在我看來,李登輝和這些日本時代的移民的共同點,就是語言:台語跟日語。他來石垣島那天,有個晚宴,當晚宴開始,紀錄片《海的彼端》主角玉木玉代阿嬤起來打招呼,同時宣傳這部紀錄片。那時,她說的是台語,我完全聽不懂,但我知道李登輝很開心,一定很開心,因為,他突然站起來拿麥克風,以台語回應,並且打招呼。這個行動並不是在預定之內的,所以,他根據自己的判斷起來回應。在晚宴之前,李登輝當時看起來非常累,想要離開回去休息,但聽到玉木阿嬤的話,心情變得很好,立刻起來說話回應,可見得台語的力量非常強大,讓他精神振作起來。

我想,不只是李登輝,只要是台灣人,不論我活過怎麼樣的人生,在同個語言之下,都是可以理解彼此。李登輝作為一個政治家,不論怎麼樣,不管有什麼樣的評價,都是個九十多歲的老人了,他作為一個台灣人,和玉木阿嬤這樣同時代的台灣人,面對面自然有他們的情感與相互理解。

我覺得,再過十年後,這些日本時代的台灣人不在後,台灣對日本人來說,就不再是個充滿會說日文、很懷念日本的爺爺奶奶的地方,日本人就會對現在的台灣有新的理解跟認識,關係或許也會比較正常吧。

2007年6月7日日本東京,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的支持者在靖國神社揮舞旗幟歡迎他。

2007年6月7日日本東京,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的支持者在靖國神社揮舞旗幟歡迎他。攝:Koichi Kamoshida/Newsmakers via Getty Images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國際概念,也不存在一個個具體的國家。當然,老一輩的人很常提日本時代,我聽得都膩了,他們會說日本人很嚴格,很有秩序,很愛乾淨,台灣人說話不能太大聲…。他們沒接受教育,也沒什麼國家觀念,只知道被別人管,這個管完換那個管,比較管理方式而已。

三、江啟發,1976年生,出生地:高雄。國籍:中華民國。自2007年定居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醫學院助理教授。

我的阿公阿媽都會說日文。他們是一九一○年代出生,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但是,我阿公還是有唸點書,甚至還可以在私塾教人家讀書,在農民階級中算是水準稍高的。我其實沒見過我阿公,他早在民國四十幾年時,因誤觸未爆彈而被炸身亡,所以,我對日本時代的瞭解大多來自阿媽。我阿媽也沒受過什麼教育,但也許受到阿公影響,會說些學校裡常用的句子,也會說順口溜,單純是聽人家講就記起來。但也因為這樣,他們說台語中的日語詞彙就比一般台灣人多。

前陣子回老家時,我媽跟我講話還講到:「…那個人像こづかい一樣…。」這是舊時代日文了,意思是打雜的跑腿的,現在日本人都不用這個詞了,但在我們家的台語對話中還保留著。我父母都不會說日文,只會台語,但我媽做營建方面的工作,那類工作也保留很多日本外來語。我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跟著大人說話,並不會區分那是台語還是日本話,就像小時候在學校講台語被老師糾正,才會意識到:「喔,原來這個是台語啊。」

所以我對日文的感覺可能跟別人不同。每次我對日本人說,日文對我來說就跟方言一樣,他們都會很訝異:「我們的國語竟然是你的方言?」那事實就是這樣,那些詞彙就在我腦海裡,也是日常會話。

長大後,我才慢慢發現那是另外一種語言,就開始找資源瞭解。我們這個年代,已經有大量日本漫畫、動畫環繞身邊,很自然地從這裡開始接觸日文,但也是很片段的。上了大學後,在選修的日文課中,才真正意識到這是另一種語言:「啊,原來這就是日文。」那個時候我有些奇怪的想法,覺得台語跟日語,不過就是音讀跟訓讀的關係,就像我常用台語讀報紙給我爸聽,將這些字轉成台語那樣,我在看日文報紙時,也不過轉個方法讀。這三種語言對我來說,有點像是國語轉個三十度是台語,台語再轉個三十度是日文這樣的關係。

我這一代還是接受黨國教育,日本殖民侵略什麼的是課本上的東西,為了考試我死命的背,地理也只是紙上談兵,所以,即使日語在我的生命經驗裡,但跟日本這個國家卻沒有什麼關係。這是只是我的語言的一部分,背後沒有國家的概念。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國際概念,也不存在一個個具體的國家。當然,老一輩的人很常提日本時代,我聽得都膩了,他們會說日本人很嚴格,很有秩序,很愛乾淨,台灣人說話不能太大聲…。他們沒接受教育,也沒什麼國家觀念,只知道被別人管,這個管完換那個管,比較管理方式而已。不能算有什麼情結。但因為這個訪問,我想到,我們老家附近很多人的名字其實是日本名,名字有男、雄、哲、英、俊、敏什麼的,都是,女孩子名字有幸、惠、枝、美等等的也是。即使不是如此,也都有別稱,像我姑姑的名字不是日本名,但阿媽叫她就會加個「子」。

很後來,當我意識到日語屬於日本這個國家,才恍然大悟。我們在學校學英文,接受一套系統教育,就會知道正確的英文怎麼講,但我的日文不是,是很零散地學,沒有文法的,只是比其他台灣人還會說而已。為了來日本留學,我囫圇吞棗做了很多考古題,應付過檢定考,但真的來到日本就被笑說,沒有人會這樣講的啦,文法不對。日本人也不知道文法,但他們知道這樣說日文是很奇怪的,我花了很多時間瞭解日本人怎麼說話,一直到最近才比較有自信,講話不會被當成外國人,但相反的,當日本人發現我是外國人的時候常常會嚇一大跳。

因此,從我的角度看李登輝,有些可以理解。當李登輝剛當上總統的時候,我對他其實沒有任何印象,只記得小學時,蔣經國去世,學校降半旗,大家在操場哭。那個時候只知道國家元首是最厲害的人,他死了,國家還有希望嗎?根本不知道還會有別的總統出現。因此,對李登輝模模糊糊的感覺是他講話的樣子很特別,很有趣,不管講台語還日語。真正意識到他是個總統,應該是總統準備民選的時候,他會在電視上說些選舉語言。可是那個時候我們都忙著大學聯考,除了學業,根本沒空管別的事,等我考上大學,首屆民選總統也展開了,但我還沒滿二十歲,沒有投票權。

很多人說他台日語流利,在我看來,他國語說得比較好,當了這麼久的官僚還有總統,當然很熟悉那套官方語言。他的日文的會話能力並沒有很好,腔調很重,並不會被日本人看成自己的一份子那樣。日本人對日文好不好的界定有點嚴格,認為只有把日文說得像他們那樣,只有日本人才行。有個曾聽過他演講的日本朋友提到李登輝,說的是:「這個歐吉桑好厲害,全日文演講。」而不是說他日文講得很好。

但李登輝這個名字在日本很有名,因為媒體常常報導他,他也在日本出很多書,可是僅僅是名字,他到底是誰,經歷過什麼,除了政治界或是研究亞洲歷史的,也沒有人說得上來。日本老一輩,像我們快退休教授這一代,受過左派思想洗禮,憧憬的是共產中國,看到北京人人騎腳踏車的畫面就被感動,覺得大家都是一路打拚上來的。六十歲上下的,在經濟蓬勃發展期,對於亞洲歷史並不瞭解,年輕世代更是。在教科書裡避而不談,所以,大多數日本人並不瞭解亞洲歷史,不知道跟台灣的關係,也不懂李登輝經歷過什麼。李登輝的演講常提到武士道等等,日本舊時代的東西,讓人覺得他身上還保留這些舊文化精神。如此而已。

但日本媒體提到他,會說「總統」,而不是「大統領」。日文中沒有「總統」這個詞彙,也就是為了避開爭議,他們使用一個沒經過翻譯的詞,一般人並不容易理解這就是一國元首的意思,就像提到立法委員,也不是寫「國會議員」,而是「立法委員」這日文中沒有的詞彙。故宮來日本展覽時機關稱謂的爭議,之所以能平定,也是「國立」這個詞以繁體書寫,並非使用日本的漢字,於是被解釋為像是地名的專有名詞而解套。這就是台日現況。

回過頭來談,為何我覺得自己可以理解李登輝,站在他的角度想,他人生最精華的歲月,二十幾歲,就因為國家國籍轉換而出現斷層,對他那代失落感當然很大,所以,他們必須緊咬著這個情結。但日本經過戰後復興,其實不覺得台灣是自己的孩子,不過是另一個外國,那對這些認為曾經被祖國拋棄的人來說,自己又是什麼呢?必須在「台灣人」中找答案。

對我來說,當我大一開始接觸日文,過去熟悉的語言便產生加乘,許多感覺不斷被喚起,許多認知一直闖進來,本來日文對我來說是方言,不是個國家,但這個時候開始出現混淆,我開始不認為日本是個「外國」,內心也會抗拒承認這是外國。我不覺得日本人是外國人,但當我來到日本讀書工作,被說是「外國人」時,有遭受打擊的感覺。這是台灣日本之間特別的情感,奇怪矛盾的現象。

但我們終究跟李登輝那代不同。我甚至認為,等到那一代的人都凋零,從歷史舞台上退去後,或許台日關係與論述會回歸正常,這可能就是李登輝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2000年5月20日,當時新任的台灣總統陳水扁宣誓就職,前任總統李登輝向人群揮手致意。

2000年5月20日,當時新任的台灣總統陳水扁宣誓就職,前任總統李登輝向人群揮手致意。攝:Simon Kwong/AFP/Getty Images

對我來說,去想像李登輝走過的人生,就等於是想像如我祖父這樣與他同時代人們,正因為如此,我無法做出「他們很可憐」這樣的簡單結論,這樣生存的人們所在的歷史事實,今天的自己要如何接受,未來該如何繼續,都必須要好好思考的。

四、溫又柔,1980年生,出生地:台北。國籍:中華民國。自三歲起定居日本東京。作家。

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我三歲就到東京居住了。我出生年代是民國六十九年,但因為在日本和日語環境中長大,像昭和五十五年這樣的年號對我來說比較近身。對我來說,台灣是出生地,父母的國家,我國籍所屬,有很多親戚朋友,所以是個讓我很喜歡的地方。但是,因為我的中文不好,也會有台灣是個語言不通的他國之感。

我的人生幾乎在日本度過,在日本長大過程中,深深浸淫了日本文化,日語也就像是母語一樣。因此,說日本是我的母國,也不為過。只是,法律上,我是台灣籍,對日本來說,我永遠是個外國人,被排除在外的哀傷之情也時而有之。但正因為這些理由,我對日本或台灣都有些距離感,也認為自己擁有兩個國家,而兩者都很重要。

我對李登輝最早的印象,應該是他當上總統時,父母看了新聞後聊天提到。那個時候,我才八歲,小學二年級,還記得媽媽跟我說:「這個人跟你祖父同個世代,日文說得非常流利。」這句話令我印象深刻。

我有在日本時代接受教育的親族,像是大伯父跟祖父。對我這個不會中文跟台語,只會講日文的孩子來說,能夠跟他們以日文聊天,是很開心的事。年幼的我,是無法深入思考為什麼他們能跟我說日語這類的問題。一直到上了大學,我開始學習台灣的歷史,才終於知道在日本帝國統治下,台灣人所接受的強制性教育政策,而我的祖父與伯父就是那時會說日語的。但那之後,國民黨消滅殖民的痕跡,且禁止日語這件事,也讓我產生複雜的感受。

我想,李登輝所代表的那個世代,特別是本省人,對日語這樣的語言,確實會比對國民黨強加使用的國語還有親切感的吧,也因為這重要的感受,才會出現「我年輕時是日本人」這樣的說法的吧。這對在日本列島生長的日本人來說,是無法想像的悲哀。他們的哀傷,是因為一邊受到歷史擺弄,一邊不斷被他人強加「你是什麼人」、「你必須發誓對我的國家忠誠」的觀念而產生的。但跟後來當上總統的李登輝不同,這些被歷史擺弄的小人物,因為受到政治社會的差別待遇,為了反抗,才以「我們都是日本人」這樣的說法來自我療癒,我覺得這是非常苦澀的事。

但正是像這樣對中華民國政府長年的抱持怨念,才讓李登輝可以為了屬於台灣人的中華民國而努力不是嗎?也因為如此,日本統治時期也可以被重新評價,讓這些本省籍的台灣人過往不得已經歷過的過去,可以得到平撫,不是嗎?

當然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還有冷戰結構下的緊張氣氛中,作為台灣最高領導人,他必須要思考台灣的生存之道,這是非常困難的工作。這意味著,不論李登輝本人有多少問題,他都會以在台灣出生,為了台灣而行的台灣總統這樣的位子,名列歷史。這當然不用我說,已經是常識性的事實了。

但日本人怎麼想李登輝?雖然可恥,我仍要誠實以告,在日本,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很多,只因為反對中共與北韓,他們認為台灣的好,是因為親日。我對於這種讓台灣安危單純化的態度,心裡很不以為然。當然,對台灣抱持真摯思考的日本人也是有的。

我沒辦法說自己能夠去理解李登輝,這顯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態度,但李登輝作為帶領台灣走向新局的一個總統,作為為了大多數人民盡責的政治家,是值得尊敬的。

與李登輝同世代的祖父、大伯父,已經去世了,我不禁會想想,他們對李登輝的存在、政治方法等等,有甚麼樣的想法呢?我會很想知道。他們應該會以日語回答我的問題吧。對我來說,去想像李登輝走過的人生,就等於是想像如我祖父這樣與他同時代人們,正因為如此,我無法做出「他們很可憐」這樣的簡單結論,這樣生存的人們所在的歷史事實,今天的自己要如何接受,未來該如何繼續,都必須要好好思考的。

2007年6月7日,李登輝在日本東京的大倉飯店發表演講。

2007年6月7日,李登輝在日本東京的大倉飯店發表演講。攝:Junko Kimura/Getty Images

對於李登輝,以及經歷日治時期皇民化教育的那些長輩的處境,我也能夠理解。然而,我認為,他們對日本的認同,不但是基於自身經驗及「文化鄉愁」,也是對彼岸中國統戰的一種反抗。他們在文化上抗拒泛中華,所以,透過「崇日」來貶抑甚至否定中華文化根源。我認為,到了今天,台灣人已經走出「悲哀的臺灣人」的層次,也更坦然面對歷史

五、無妄齋,1984年,出生於英藉香港。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曾至台灣讀書。政評人兼公民記者。

我出生那年正值《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後,香港經歷政治的風起雲湧,港人也在短時間內突然面臨許多重大政治問題,例如:82-84年的英中談判、89年的民運,到1997前後,都因對中國缺乏信心,產生危機意識,而出現移民潮。像是我身邊部份親友和同學,舉家移居外國。

這種對香港前途的談判,也催促英國政府加緊在港實現民主化的步伐。雖然我當時年紀還小,但也常在電視上看到政府宣傳立法局直選呼籲投票的廣告,新聞上也多有民主選舉的討論。我的家人對政治不太有意見,父親是比較親中的,所以我們在家裡很少談到政治立場的問題。

以前英國治理期間,對香港人沒有任何國族意識培養,也沒有政治教育,僅有公民教育、經濟與公共事務等課程。英國政府對香港的基礎教育政策,明文規定政治教育從缺,考究背後原因,應該是不希望我們建立政治意識,甚至進一步探索身份認同及主體意識。

但語文教育政策上,從70年代麥理浩上任香港總督後,因應當時的社會變化──例如66及67年出現的暴動騷亂,背後除了政治因素,更因為社會不滿沒有消解──而開始中英語並重,教育語言也以廣東話及英語並行。但傳統的「菁英學校」,還是會以英語教育為主。所以,對我們這代香港人來說,中文開始成為教育的一部分,但熟悉的還是英語和廣東話。

小時候,我會在中文課聽到先生講述中華文化,但我自己並沒有感染多少「中國人」的意識。

所以,當主權移交時,我跟一般香港人的想法接近,沒有什麼特別感受。大概就是中國官員描述的「民心未回歸」那樣的人吧?那個時候我已經是中學生,我都會說自己是「香港人」,這個從主權移交前後,想法都沒有多大改變。

我對李登輝很早就有印象。我父親的老闆,是「國府遷臺」時留在香港的前教育官員余鑑明,他在香港創辦了人人書局跟大地出版社,還有學校,1992年,他過世的時候,國民黨有派代表來弔唁,李登輝也有送上輓匾。父執輩告訴我,那是台灣總統送的輓匾。雖然我那時還在讀小學,但看過簡明版本的歷史童書,對總統還是有概念的,我知道那是國家領袖的意思。但我不知道那時他還不是民選總統就是了。

後來年事漸長,閱讀有關台灣歷史和時政讀物,才開始認識李登輝從政的手腕,以及其身份認同,跟政治立場上的轉變。等我到台灣讀書,耳聞他對今日台灣民主化的貢獻,還有對野百合學運採取不同於過去國民黨那樣的態度,不但寬容、接納學生意見,還進一步做政治改變,都讓我覺得他是開明的政治人物。

回說香港,我想,香港人跟台灣身分認同的摸索不同,我們對英國人的想像,並不是那麼強烈。雖然英治時期留下很多重要遺產,但自認為是英國人的從來就不是主流。我們反而是不斷在「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認同上做抉擇,現在趨勢顯示後者人數漸長,而兩者間重疊認同的也越來越是減少。

但是,對於李登輝,以及經歷日治時期皇民化教育的那些長輩的處境,我也能夠理解。然而,我認為,他們對日本的認同,不但是基於自身經驗及「文化鄉愁」,也是對彼岸中國統戰的一種反抗。他們在文化上抗拒泛中華,所以,透過「崇日」來貶抑甚至否定中華文化根源。我認為,到了今天,台灣人已經走出「悲哀的臺灣人」的層次,也更坦然面對歷史。蔡英文就職典禮當天的表演項目「台灣之光」,就正好展現了這一點──雖然坊間對此也有不少史觀上的批評。

然而,在香港,因為長期的華洋雜處,令我們既保留中華文化圈內的庶民習俗,生活上也受西化影響,在文化交匯的過程中,彼此兩不傷害,同時,文化習慣也沒有導向國家的認同感,因此,不論自我承認是中國人或英國人,都是基於一種文化想像,而不是強烈的國族認同。就像我之前說的,長期的「非政治化教育」,讓香港人的主體意識無法生根,無論對英國抑或中國。

最後,我認為李登輝是一位獨特的政治領袖,對推動台灣政治改革卓有成果。儘管在社交圈子外,常聽到別人批評他是台獨份子、偽日本人,或漢奸,但我想,最終還是要以他的言行,以及對政治的影響來評價他,是比較適當的。他畢竟是特定時代背景底下的產物。

李登輝當年以前中華民國總統之姿,另立新黨推動獨立建國,其實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對社會自然有一番衝擊,時至今日,台灣社會雖然對建國有所期待,也建立以台灣為主的主體意識,但轉型正義的路很漫長,議題也多,所以仍然不能創造氛圍推動修憲、正名的公投。我只希望,在公民社會之下,他們終能實現願景。而香港的條件,跟台灣相比,更顯得不足。目前香港的政黨中,民族黨是公然主張統一的組織,本土民主前線則是官方放棄獨立主張但意識形態仍向此靠攏的組織,無論如何,如果香港要獨立的話,獨派除了充實自身以外,從意識形態的拓展到組織的建設也要急起直追。

所以,我不會認為,香港必須由一位魅力型領袖帶領來走出自己的路。重要的,仍然是民眾建立身份認同以至主體意識,然後在政治變革中得以覺醒。

2016年5月20日台北,前總統李登輝在陪同下在台北總統府出席台灣總統蔡英文的就職典禮。

2016年5月20日台北,前總統李登輝在陪同下在台北總統府出席台灣總統蔡英文的就職典禮。圖:Taipei Photojournalists Association/AP/達志影像

李登輝很容易改變,他如果找到更好的價值觀,如果今天的自己可以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就會往那個方向去,不會被先前的自己困住...只不過,對國民黨來說,李登輝恐怕在黨史上還是難以脫離「背叛」二字的負面評價。

六、徐巧芯 1989年台北出生。國籍:中華民國。國民黨員兼政治工作者。

我對李登輝的了解絕對不是根據我個人的生命經驗,而是來自父母輩、祖父母輩。我們這個世代懂事後,討論的人物是陳水扁馬英九了,所以,我們對李登輝的認識都已經是二手評論了。

我父親是苗栗客家人,我阿公是外省客家人,阿嬤是本省客家人,他們堅定支持國民黨,對政治本身討論不多。我住台北,跟媽媽這邊的家人比較常接觸,對政治人物的理解從媽媽這邊來的。我外公是外省老兵,湖南人,外婆是本省人,會講日文,我還有她唱日本歌的印象,他們也都是支持國民黨的。

我外婆是公務員,對李登輝評價是正面的,這雖不太可考,但我的記憶是,他們老一輩支持的是李登輝─連戰這樣的國民黨,這一輩跟我媽媽這一輩的外省第二代,在新黨創黨後,出現一個具體的差異,這一代支持的是趙少康,換句話說,同在一個泛藍家庭,在那個時期他們已經分裂了。這個分裂對我們下一代影響蠻大的,媽媽他們會告訴我們李連這一掛,比較本土化這派的人,太老了,比較親日的,跟他們外省第二代價值有衝突的,尤其以當時的政治現況來看,李登輝這一派是黑金的....,我童年的認知就是這樣。都是家人對我的影響。

我記得連戰選總統那次,我外婆是支持連戰的,但我媽媽不是。這段時間,我認識跟我家庭背景類似的,都有一樣的狀態,就是父母那輩支持新黨,祖父母支持原本的國民黨。那個時代藍營年輕人會支持新黨,因為比較潮,而老一輩支持原本的國民黨。我認為親日、兩岸關係和黑金是重要關鍵。

但人們對兩岸關係的態度其實會變動。我的母親那時候支持一國兩制,相信自己是中國人,可以接受兩岸統一,但去年前年再問他一次,她已經不接受統一了。這大概是我國小的時候,他們的意識型態是這樣的,當然跟李登輝有很大的出入。李登輝是特殊國與國關係,未來一中的觀念,跟蔡英文當陸委會主委時的想法接近。父母親接觸的李登輝是這個時候的李登輝。但我祖父母這輩認識的是喊兩岸統一,一個中國的李登輝。

對民進黨來說,兩岸關係的態度可能都是一致的,可是對於國民黨支持者的家庭來說,就會有個gap,因為李登輝的政治主張是變動的,從支持中華民國到特殊國與國,都讓他們感覺到被拋棄、被背叛,特別是李登輝是國民黨主要領導人,那我們這些支持者何去何從?

我小時候受父母影響比較大,所以對李登輝比較負面,繼承了父母的想法,認為他是國民黨的叛徒,已經用到這麼重的詞,我想到現在很多人都還是這麼想的,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年輕國民黨支持者對李登輝反感程度這麼高。

但到了我開始參與政治,也就是大學以後,才重新了解當時政治情況,就會思考有沒有功過並陳的可能。像我這樣的國民黨員,說他是叛徒是沒錯的,因為不論他去哪裡對國民黨都是批判的角色,可是能不能從別的角度想?李登輝這個人本來就是多變的,他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意識型態,這就是他的個性,沒有什麼對與錯,他可以同時喜歡共產黨喜歡日本,喜歡國民黨,到主張台灣獨立,到現在認為不需要獨立因為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那就是他的特色。有好有不好,好的部份是他在不同時代適應不同民意所需,是比別人更敏銳的。或許有人覺得這叫投機,但你要看有沒有道理。

從結果論來說,他就是以這種「變形蟲」的樣態維持了自己長期以來的政治權力,所以對整個國民黨而言是負面的,但對他自己本身來說或許是正面的。

李登輝是國民黨裡相對來說比較重視論述、精神和哲學的。因為國民黨是相對務實的政黨,總在討論政策上要怎麼進行,但本質談得不多,而且也不太願意去談,也不太想談。所謂務實,就是結果論的,要解決什麼問題,看經濟成長,但不會問思想。跟民進黨不一樣,跟李登輝也不一樣,國民黨不會去談唯心的事情。

但這也表示,李登輝在從政過程中,不是太堅定。國民黨支持者講究的是忠誠跟堅定,可是李登輝不是,這會讓支持者無法接受。也有人說他是有計劃性或策略性的,但我並不確定是否這樣,因為看他的態度都是一直改變的,所以我暫時不從這種猜測他心思的角度思考。

以國民黨的角度,李登輝對台灣的影響並不是好的──台灣因為歷史關係族群複雜,在我父母那輩甚至有不要嫁娶本省/外省人的討論,這個省籍分裂明顯──你身為一個國民黨主席卻沒有捍衛國民黨史觀,國民黨的名字是中國國民黨,自然有他的史觀,所以本土化這件事會讓國民黨黨員認為,你跟國民黨價值是背道而馳的。

我在想,蔣經國為什麼要用李登輝?蔣經國後期知道自己如果不解嚴,不用更多本省人,甚至親日的本省人,有一天這反彈的力道或落到他想保護的人身上,對這整個社會也沒幫助。與其如此,不如先創造一個多元公平的機會,所以任用了李登輝。這是我對蔣經國的想像。當李登輝執政期間的本土化,其實也是繼承了蔣經國的想法,如果蔣經國的想法是這樣,那李登輝就沒有錯。

假設國民黨只重視外省族群,只想當他們的代言人,這樣怎麼跟人民互動共存呢?國民黨可以存續到現在嗎?可能老早就落敗了。他那時的所謂本土化,就是大量晉用本省人才,而這便是擴大本來沒有的族群,增加了族群的多元性。這不就是國民黨現在的利基嗎?這就是蔣經國跟李登輝的功勞。雖然不知道蔣經國若回頭來看,會不會對用李登輝感到失望,但促成國民黨內族群多元性這件事情,確實造就了國民黨轉型成民主政黨以後依然能夠有競爭力的主因。

但對於支持陳水扁那個傳言,就很傷害國民黨。畢竟他是國民黨主席,卻支持對方,這讓國民黨認為他是叛徒。如果他真的想支持民進黨,可以有別的作法,但他卻有點像男女朋友分手分不漂亮,還藕斷絲連,話說不清楚,遊走邊緣那樣,這件事成了國民黨的集體記憶,所以恨他恨很久。作為國民黨員,這是我不能原諒他的部份。

同樣追求歷史地位,馬英九就是很堅定的保持原樣,他永遠在檢視今天的自己有沒有跟昨天的自己不一樣,「否定了昨天的自己,就是否定了今天的自己。」可是李登輝很容易改變,他如果找到更好的價值觀,如果今天的自己可以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就會往那個方向去,不會被先前的自己困住,對他個人的利益而言,「否定了昨天的自己,代表我今天更好了。」只不過,對國民黨來說,李登輝恐怕在黨史上還是難以脫離「背叛」二字的負面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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