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趙家緯:全球洪災、高溫、熱浪⋯⋯2020反常氣候,與關鍵的未來三年

「地球」與「病毒」是兩個正在拳擊場上搏鬥的選手,而場邊還有一位塊頭更大、來者不善、等待上場的選手——他就是「氣候變遷」。


2020年6月21日,台灣嘉義,人們在觀看日環蝕。 攝:Lin Yen Ting/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6月21日,台灣嘉義,人們在觀看日環蝕。 攝:Lin Yen Ting/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4月的《經濟學人》刊出了一幅諷刺漫畫,漫畫中,「地球」與「病毒」被繪製為兩個正在拳擊場上搏鬥的選手,兩人打得不可開交、難分勝負,與此同時觀眾卻無法不留意到,場邊還有一位塊頭更大、來者不善、等待上場的選手——他就是「氣候變遷」。

近期,兩岸三地都在面臨反常氣候甚至氣候災害。中國自6月起於長江流域發生洪災,6月份長江流域連續發布41天的暴雨預警,總降雨量較長期平均高出48%,為1961年以來最高。依據中國國家應急管理部統計,截至7月28日,主汛期(6月1日)以來,共有5481.1萬人次受災,4.1萬間房屋倒塌,158人死亡失蹤,直接經濟損失1444.3億。

台灣則面臨高溫問題。7月24日,台北市出現攝氏39.7度高溫,為自1896年台北市氣象站設站以來最高。今年6月15日至30日期間,更連續16天都超過36℃;而自1947年迄今,過往連續高溫日的紀錄為2016年時的7天,今年則一口氣較過往翻倍。

洪災、高溫,這些氣候現象所反映的實際問題並不在病毒之下。各國政府和社會在面對公衛緊急狀態之餘,也需採用同樣的行政資源與社會動員面對氣候緊急狀態。

極端降雨、高溫怎麼來的?

當地表溫度每增加1℃時,全球大氣平均水氣含量大約增加7%,水氣含量越高,降雨強度愈強。因此史上第二高溫年,意味著極端降雨事件將頻繁出現。

依據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與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 NOAA 的監測結果,2020年將是史上第二高溫(熱)年,相較於1881~1910年(NOAA的檢測基準年)之間,已經增加了1.36攝氏度,僅次於2016年(第一個高溫年)。而依據研究,當地表溫度每增加1℃時,全球大氣平均水氣含量大約增加7%,水氣含量越高,降雨強度愈強。因此史上第二高溫年,意味著極端降雨事件將頻繁出現。

中國氣象局於2019年發表的中國氣候變化藍皮書中,指出1961年至2018年之間,每十年,降雨日減少2天,暴雨日則是增加3.8%(暴雨的統計單位為「暴雨站日」,而非一般天數。2018年時累積暴雨站日數是6106站日。所以在中國氣象局的藍皮書中就以比例呈現。)。中國水風險(China Water Risk)研究團隊去年發表的「揚子江流域的水風險、熱點與經濟成長」(Yangtze Water Risks, Hotspots & Growth)專題報告,就指出,即使在全球可控制在增溫2度左右情境下,揚子江流域的降雨量會大幅增加,河川逕流量也將會增加,因此將導致該區域淹水風險提升。

2020年7月21日,安徽阜南縣,王家壩泄洪,沿岸居民緊急疏散。
2020年7月21日,安徽阜南縣,王家壩泄洪,沿岸居民緊急疏散。攝:Zhang Yazi/China News via Getty Images

知名環境學者、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彼得·格萊克(Peter H. Gleick)則指出氣候變遷導致的極端降雨事件,將使三峽大壩也無能預防未來的最嚴重的洪患。若就整體中國而言,依據波茲坦氣候衝擊研究所於2018年發表的《自然氣候變遷》的研究,即使在積極減碳情境下,2016年至2035年,中國的洪災損失均會較1996至2015年間增加82%,達到3890億美元,約相當於中國2012年時GDP的5%,其中浙江與江蘇的衝擊最大。

台灣近期面臨的高溫也並非意外,而是增溫趨勢的延續。在1900年至2012年之間,台灣均溫增加幅度較全球為高。依照亞洲開發銀行委託波茲坦氣候衝擊研究所的報告,台北市的熱島效應強度達到攝氏兩度,為100個亞太城市中名列第二高者。而在全球增溫趨勢下,台灣熱浪頻率將會持續增加。

依據未來推估趨勢顯示,在全球本世紀末增溫幅度約2度的情況下,台灣在21世紀末的熱浪天數將較今增加300%至500%,增至80至120天,且越往南部增幅越明顯。若全球排碳未見削減,增溫到4度時,熱浪天數更將增加450%至800%,將增加為110到180 天之間,意味著到本世紀末時,台灣的整個夏天都可能處於極端熱浪中。

然而今年的氣候危機徵象不僅出現在中國洪災與台灣高熱,西伯利亞更因熱浪達到攝氏38度,上半年均溫較歷史均溫增加攝氏5度;而熱帶氣旋「安攀」(Amphan)衝擊了印度北部、孟加拉、尼泊爾等,已導致550人死亡,960萬人撤離,而尼泊爾也因此經歷了自1988年以來歷時最長的洪災。以上徵象,均警示著氣候危機。

土耳其城市卡爾斯,在-17度的天氣下,一名女子向天空潑灑熱水,令水珠急凍凝結成冰塊。
土耳其城市卡爾斯,在-17度的天氣下,一名女子向天空潑灑熱水,令水珠急凍凝結成冰塊。攝:Ismail Kapla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疫情讓地球喘息了嗎?

全球遭逢短期經濟衝擊時,排碳量在當年會有所下降,但接續幾年就會呈現顯著反彈增長。

疫情中,網路上廣傳「疫情讓地球喘息」的文章與圖卡。確實,依據知名氣候變遷研究計畫「全球碳計畫」(Global Carbon Project)的估算,全球在4月上旬碳排放量一度較去年同期削減了17%。然而,6月初一些國家/地區逐步解封之後,全球的碳排放量則回升到只比去年同期減少5%(Le Quéré et al., 2020)。

若就各部門進行分析,陸上交通是排碳量削減最多的部門,其次為工業部門,再來為電力。該研究亦細部分析中國的排放削減情形,指出依其推算,中國在疫情期間減碳最高時刻,約在2月16日至2月19日之間——相較去年同期每日二氧化碳排放量少了將近600萬公噸(原本日均排放量為2700萬噸),其中以工業部門削減257萬噸最高,電力部門則日減187萬公噸左右。但自4月份產線逐漸回復以來,日減量又僅降至100萬噸以下。

依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估算,全球若要達到巴黎協定目標,即將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每年全球二氧化碳減量的幅度需達到7.4%以上。而今年度因疫情衝擊,全球減碳幅度的確會達到此目標,科學家預估,在疫情未能有效緩解之下,全球今年度的排碳量約會削減7.5%左右,而中國預估減碳幅度可達到5.6%。

然而依照過往蘇聯解體、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時的排放量變化,可發現一個現象——全球遭逢短期經濟衝擊時,排碳量在當年會有所下降,但接續幾年就會呈現顯著反彈增長。顯示若未能把握時間改造經濟體質,對於排放量只有延遲增長的作用,卻未能改變趨勢。

2020,被疫情打亂的氣候超級政策年

要促使各國增加綠色投資,關鍵之一乃是全球氣候政治的進程,但此進程亦受到肺炎疫情衝擊。

依據國際知名氣候智庫「氣候行動追蹤者」的研究,若全球的經濟振興措施,只是著眼於恢復常態,仍將使2030年的全球排碳量持續增長至560億公噸,唯有推動強力綠色振興措施,讓全球化石燃料投資額度減少0.4%,增加綠色投資1.2%,方可使全球2030年的排碳量持續降至240億噸至270億噸。

然而要促使各國增加綠色投資,關鍵之一乃是全球氣候政治的進程,但此進程亦受到肺炎疫情衝擊。

2020年原被稱為全球氣候超級政策年,因為依據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定要求,各國需於今年更新減量承諾,並於年底的第26屆締約國大會上(COP26),拍板確認巴黎規則書,並於明年啟動。但因疫情衝擊,原訂於11月於蘇格蘭舉辦的 COP26,已延後一年至2021年11月。雖然聯合國強調全球減碳行動不應因疫情有所延遲,仍要求各國於今年度更新減量承諾。但截自7月初,僅有包括日本、新加坡、挪威、智利等11國提交了新版的減碳承諾,而這11國在全球排碳量的占比合計不到3%。

日本的新版減量承諾目標與舊版相同,則廣受國際社會批評,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在國際壓力下,表示其將於年底前再提出新版的減量承諾。中國方面,雖在去年G20會議上表示今年會提出更新版的減碳承諾,還有以2050年為目標年的長期減碳路徑圖規劃。但國際智庫觀察,在疫情衝擊以及美國大選兩因素之下,中國可能會等到美國大選出爐後,方提出減量承諾。

面對 COP26 的延遲,較為樂觀的看法為可讓各國有更充裕的時間,提出積極的減量承諾。且亦可等到11月美國大選過後,若由民主黨執政,則美國可以重返國際氣候談判桌,重拾2015年巴黎氣候會談前的多邊動能。

而國際氣候政治動能上的一大驅動力,則是去年大規模的氣候抗爭行動。去年9月27日,全球各地有760萬人上街響應氣候罷課行動。但因疫情之故,此類大規模公民行動今年無法集結。如美國原訂在4月22日「地球日50週年」時發起大遊行,但因疫情之故,僅能在線上串連進行。

2020年7月26日,西班牙拉帕爾馬島,人們在海水浴池裏避暑。
2020年7月26日,西班牙拉帕爾馬島,人們在海水浴池裏避暑。攝:Marcos del Mazo/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不過,就在國際正式氣候會談無法進行之時,一些國家的國內的氣候政治動並未稍減。歐盟於去年12月宣布歐洲綠色政綱(EU Green Deal),以2050年達到碳中和為目標。而歐盟執委會今年也仍提出了歐洲氣候變遷法、新版循環經濟行動計畫、氫能戰略、永續食農戰略(Farm to Fork strategy)等具體策略。

在歐盟各國中,病例數最多的西班牙,也在五月份提出氣候法即將出爐,宣示2050淨零排碳目標。該法中禁止所有化石燃料獲得新的研究許可和勘探特許權,立即生效,並規範總預算的一定比例用於實現能源轉型目標。在亞洲,韓國執政黨在公民團體壓力下,亦將綠色新政基本法列為選舉政見,為東亞第一個宣示要以2050年碳中和為目標的國家。

而在企業端上,全球歷史累積排放量第六高的英國石油(BP)則在2月提出「重新想像能源」承諾,稱要在2050年達到碳中和,抵銷其營運過程中的4.15億公噸排放量;亞馬遜、微軟跟蘋果等合計碳足跡達到8600萬公噸以上的三大科技巨頭,也紛紛提出積極的碳中和承諾。

關鍵的未來三年

若讓2021至2023年這三年排放量持續增長,筆者估計,2027年左右,就會造成碳預算超支,讓全球失去將增溫抑制在1.5度的機會。

國際能源總署署長於該署出版的《永續復甦》(Sustainable Recovery)報告之時強調:「未來三年的政策作為,將會影響未來三十年的排碳趨勢」。因為若讓2021至2023年這三年排放量持續增長,筆者估計,2027年左右,就會造成碳預算超支,讓全球失去將增溫抑制在1.5度的機會(碳預算,即在有機會避免氣候變化的危險影響的前提下,全球仍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該報告建議各國在未來三年每年總計約10兆美元的經濟振興預算中,應至少有相當於10%,也就是每年約1兆美元的低碳投資,用於建築節能修繕、工業物質效率提升、電動車充電樁設置等措施上,以使2023年時全球排碳量能減少45億公噸,亦可促使全球GDP增長3.5%,創造900萬個就業機會。若未採行此作為,將導致全球排碳量反彈增長,悖離全球減碳路徑。

歐盟已於5月27日通過總計7500億歐元的「下一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振興基金,強調加速履行歐洲綠色政綱(EU Green Deal),並以推動數位轉型為其重要目的。具體策略上,則設定五年內增加200萬個充電樁的目標,規劃生產100萬噸乾淨氫。更重要的是,要求「下一代歐盟」的用途,均需確保不致用於對環境具破壞性的經濟活動。

2020年1月7日,美國電動車公司Tesla行政總裁Elon Musk出席Model 3在上海工廠的交付儀式。
2020年1月7日,美國電動車公司Tesla行政總裁Elon Musk出席Model 3在上海工廠的交付儀式。攝:Qilai Shen/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亞洲各國在後續振興預算中有高比例用於綠色投資,如依照知名環境經濟學者、全球綠色新政的規劃者 Barbier 教授分析,韓國經濟振興預算中有將近79%用於綠色振興,中國則達到34%,兩國被視為綠色成長典範。但當前亞洲各國的振興預算中,只有韓國已經明確將投資76兆韓元(約1.9兆台幣、4500億人民幣、近5000億港幣)於推動綠色新政與數位轉型上。

中國方面,則有將普設電動汽車充電樁列入新基礎建設的計劃之一,今年度預估會投資100億人民幣,新增60萬個充電樁。但各界更為關注的是,在今年上半年,中國共計提出了40GW的燃煤火力電廠新增申請案(台灣燃煤火力電廠總裝置量約為16GW)。這顯示各地方政府在疫情之後,又採行藉由大型建設案刺激地方經濟成長的作為,並未考慮環境代價,也未考慮中國燃煤電廠產能早已過剩。而中國政府雖對外承諾要儘早達到排碳頂峰,但面對新一波燃煤電廠的搶建潮,卻缺乏管制能力。聯合國秘書長也在七月份於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的論壇中,直指「任何理性的振興方案中都不應該納入煤炭」。

台灣方面,上半年的電力需求與汽柴油消費量都呈現正成長。而在紓困與振興方案討論上,公民團體發起兩次共同聲明,呼籲應採納綠色振興原則進行規劃。但目前比較具體的成果,僅有要求新增農地違章工廠不得申請紓困,亦阻止了燃油機車調降貨物稅,卻仍未見如歐盟般完整、綠色的振興規劃。

在兩岸三地間,香港政府卻是最積極參與國際綠色振興討論。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與洛衫磯、首爾、墨爾本等國際知名氣候行動城市的市長,共同起草了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的綠色與公平復甦議程,現政府亦有將部分抗疫基金用於創造電動車推動與減廢等綠色就業機會。但由於政府欠缺推動、政府-社會對立等問題,氣候問題未能真正進入大眾視野,文件意義更大。

更大的敵手

「打造一個更綠、更智慧、更公平的世界,是獻給因COVID-19消逝的生命的紀念碑。」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2018年出版的全球升溫1.5ºC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 °C,SR15)中,就直指,要推動全球社會經濟系統轉型(systemic transition),讓全球於2050年時達到碳中和,需要能源、土地、城市與基礎建設(包括交通運輸及建築),以及工業系統上快速且深遠的變革。

從前述的氣候危機場景,到兩岸欠缺綠色振興的討論,或有直觀論者認為此乃因民眾尚未意識到此議題的重要性。但依據全球第三大市場研究集團索益普(Ipsos) 橫跨27國的民意調查,中國有77%的受訪者支持政府紓困應就產業擬定綠色條款,高於其他國家,而台灣民意調查中,亦有近60%的民眾支持在企業疫情紓困方案中增加能源轉型要求,18-29歲者支持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年齡者,支持度達到68%,顯見兩地民眾並未因疫情影響,就忽略了氣候政策的重要性。

而正如IMF總裁喬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所言:「打造一個更綠、更智慧、更公平的世界,是獻給因COVID-19消逝的生命的紀念碑。」當人們關注疫苗研發以及經濟振興之際,全球300個醫護組織則於4月份發出致G20領袖的公開信,警示著環境劣化將加劇公共衛生負擔,因此經濟振興上,需同時強化公衛系統並削減污染。而若以此原則檢視台灣與中國,台灣一年因使用化石燃料所排放的空氣污染導致的早死人數約在1.6萬人以上,衍生的健康衝擊約為GDP的2.6%。而中國方面,早死人數約在35萬人以上,衍生的健康衝擊約為GDP的6.6%。因此更需要採用綠色振興作為,方比真正確保公眾健康與經濟韌性。

(趙家緯,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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