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家玮：全球洪灾、高温、热浪⋯⋯2020反常气候，与关键的未来三年

4月的《经济学人》刊出了一幅讽刺漫画，漫画中，“地球”与“病毒”被绘制为两个正在拳击场上搏斗的选手，两人打得不可开交、难分胜负，与此同时观众却无法不留意到，场边还有一位块头更大、来者不善、等待上场的选手——他就是“气候变迁”。

近期，两岸三地都在面临反常气候甚至气候灾害。中国自6月起于长江流域发生洪灾，6月份长江流域连续发布41天的暴雨预警，总降雨量较长期平均高出48%，为1961年以来最高。依据中国国家应急管理部统计，截至7月28日，主汛期（6月1日）以来，共有5481.1万人次受灾，4.1万间房屋倒塌，158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444.3亿。

台湾则面临高温问题。7月24日，台北市出现摄氏39.7度高温，为自1896年台北市气象站设站以来最高。今年6月15日至30日期间，更连续16天都超过36℃；而自1947年迄今，过往连续高温日的纪录为2016年时的7天，今年则一口气较过往翻倍。

洪灾、高温，这些气候现象所反映的实际问题并不在病毒之下。各国政府和社会在面对公卫紧急状态之余，也需采用同样的行政资源与社会动员面对气候紧急状态。

极端降雨、高温怎么来的？

当地表温度每增加1℃时，全球大气平均水气含量大约增加7%，水气含量越高，降雨强度愈强。因此史上第二高温年，意味著极端降雨事件将频繁出现。

依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与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OAA 的监测结果，2020年将是史上第二高温（热）年，相较于1881~1910年（NOAA的检测基准年）之间，已经增加了1.36摄氏度，仅次于2016年（第一个高温年）。而依据研究，当地表温度每增加1℃时，全球大气平均水气含量大约增加7%，水气含量越高，降雨强度愈强。因此史上第二高温年，意味著极端降雨事件将频繁出现。

中国气象局于2019年发表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中，指出1961年至2018年之间，每十年，降雨日减少2天，暴雨日则是增加3.8%（暴雨的统计单位为“暴雨站日”，而非一般天数。2018年时累积暴雨站日数是6106站日。所以在中国气象局的蓝皮书中就以比例呈现。）。中国水风险（China Water Risk）研究团队去年发表的“扬子江流域的水风险、热点与经济成长”（Yangtze Water Risks, Hotspots & Growth）专题报告，就指出，即使在全球可控制在增温2度左右情境下，扬子江流域的降雨量会大幅增加，河川迳流量也将会增加，因此将导致该区域淹水风险提升。

知名环境学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彼得·格莱克（Peter H. Gleick）则指出气候变迁导致的极端降雨事件，将使三峡大坝也无能预防未来的最严重的洪患。若就整体中国而言，依据波兹坦气候冲击研究所于2018年发表的《自然气候变迁》的研究，即使在积极减碳情境下，2016年至2035年，中国的洪灾损失均会较1996至2015年间增加82%，达到3890亿美元，约相当于中国2012年时GDP的5%，其中浙江与江苏的冲击最大。

台湾近期面临的高温也并非意外，而是增温趋势的延续。在1900年至2012年之间，台湾均温增加幅度较全球为高。依照亚洲开发银行委托波兹坦气候冲击研究所的报告，台北市的热岛效应强度达到摄氏两度，为100个亚太城市中名列第二高者。而在全球增温趋势下，台湾热浪频率将会持续增加。

依据未来推估趋势显示，在全球本世纪末增温幅度约2度的情况下，台湾在21世纪末的热浪天数将较今增加300%至500%，增至80至120天，且越往南部增幅越明显。若全球排碳未见削减，增温到4度时，热浪天数更将增加450%至800%，将增加为110到180 天之间，意味著到本世纪末时，台湾的整个夏天都可能处于极端热浪中。

然而今年的气候危机征象不仅出现在中国洪灾与台湾高热，西伯利亚更因热浪达到摄氏38度，上半年均温较历史均温增加摄氏5度；而热带气旋“安攀”（Amphan）冲击了印度北部、孟加拉、尼泊尔等，已导致550人死亡，960万人撤离，而尼泊尔也因此经历了自1988年以来历时最长的洪灾。以上征象，均警示著气候危机。

疫情让地球喘息了吗？

全球遭逢短期经济冲击时，排碳量在当年会有所下降，但接续几年就会呈现显著反弹增长。

疫情中，网路上广传“疫情让地球喘息”的文章与图卡。确实，依据知名气候变迁研究计划“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的估算，全球在4月上旬碳排放量一度较去年同期削减了17%。然而，6月初一些国家/地区逐步解封之后，全球的碳排放量则回升到只比去年同期减少5%（Le Quéré et al., 2020）。

若就各部门进行分析，陆上交通是排碳量削减最多的部门，其次为工业部门，再来为电力。该研究亦细部分析中国的排放削减情形，指出依其推算，中国在疫情期间减碳最高时刻，约在2月16日至2月19日之间——相较去年同期每日二氧化碳排放量少了将近600万公吨（原本日均排放量为2700万吨），其中以工业部门削减257万吨最高，电力部门则日减187万公吨左右。但自4月份产线逐渐回复以来，日减量又仅降至100万吨以下。

依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估算，全球若要达到巴黎协定目标，即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每年全球二氧化碳减量的幅度需达到7.4%以上。而今年度因疫情冲击，全球减碳幅度的确会达到此目标，科学家预估，在疫情未能有效缓解之下，全球今年度的排碳量约会削减7.5%左右，而中国预估减碳幅度可达到5.6%。

然而依照过往苏联解体、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排放量变化，可发现一个现象——全球遭逢短期经济冲击时，排碳量在当年会有所下降，但接续几年就会呈现显著反弹增长。显示若未能把握时间改造经济体质，对于排放量只有延迟增长的作用，却未能改变趋势。

2020，被疫情打乱的气候超级政策年

要促使各国增加绿色投资，关键之一乃是全球气候政治的进程，但此进程亦受到肺炎疫情冲击。

依据国际知名气候智库“气候行动追踪者”的研究，若全球的经济振兴措施，只是著眼于恢复常态，仍将使2030年的全球排碳量持续增长至560亿公吨，唯有推动强力绿色振兴措施，让全球化石燃料投资额度减少0.4%，增加绿色投资1.2%，方可使全球2030年的排碳量持续降至240亿吨至270亿吨。

然而要促使各国增加绿色投资，关键之一乃是全球气候政治的进程，但此进程亦受到肺炎疫情冲击。

2020年原被称为全球气候超级政策年，因为依据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各国需于今年更新减量承诺，并于年底的第26届缔约国大会上（COP26），拍板确认巴黎规则书，并于明年启动。但因疫情冲击，原订于11月于苏格兰举办的 COP26，已延后一年至2021年11月。虽然联合国强调全球减碳行动不应因疫情有所延迟，仍要求各国于今年度更新减量承诺。但截自7月初，仅有包括日本、新加坡、挪威、智利等11国提交了新版的减碳承诺，而这11国在全球排碳量的占比合计不到3%。

日本的新版减量承诺目标与旧版相同，则广受国际社会批评，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国际压力下，表示其将于年底前再提出新版的减量承诺。中国方面，虽在去年G20会议上表示今年会提出更新版的减碳承诺，还有以2050年为目标年的长期减碳路径图规划。但国际智库观察，在疫情冲击以及美国大选两因素之下，中国可能会等到美国大选出炉后，方提出减量承诺。

面对 COP26 的延迟，较为乐观的看法为可让各国有更充裕的时间，提出积极的减量承诺。且亦可等到11月美国大选过后，若由民主党执政，则美国可以重返国际气候谈判桌，重拾2015年巴黎气候会谈前的多边动能。

而国际气候政治动能上的一大驱动力，则是去年大规模的气候抗争行动。去年9月27日，全球各地有760万人上街响应气候罢课行动。但因疫情之故，此类大规模公民行动今年无法集结。如美国原订在4月22日“地球日50周年”时发起大游行，但因疫情之故，仅能在线上串连进行。

不过，就在国际正式气候会谈无法进行之时，一些国家的国内的气候政治动并未稍减。欧盟于去年12月宣布欧洲绿色政纲（EU Green Deal），以2050年达到碳中和为目标。而欧盟执委会今年也仍提出了欧洲气候变迁法、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氢能战略、永续食农战略（Farm to Fork strategy）等具体策略。

在欧盟各国中，病例数最多的西班牙，也在五月份提出气候法即将出炉，宣示2050净零排碳目标。该法中禁止所有化石燃料获得新的研究许可和勘探特许权，立即生效，并规范总预算的一定比例用于实现能源转型目标。在亚洲，韩国执政党在公民团体压力下，亦将绿色新政基本法列为选举政见，为东亚第一个宣示要以2050年碳中和为目标的国家。

而在企业端上，全球历史累积排放量第六高的英国石油（BP）则在2月提出“重新想像能源”承诺，称要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抵销其营运过程中的4.15亿公吨排放量；亚马逊、微软跟苹果等合计碳足迹达到8600万公吨以上的三大科技巨头，也纷纷提出积极的碳中和承诺。

关键的未来三年

若让2021至2023年这三年排放量持续增长，笔者估计，2027年左右，就会造成碳预算超支，让全球失去将增温抑制在1.5度的机会。

国际能源总署署长于该署出版的《永续复苏》（Sustainable Recovery）报告之时强调：“未来三年的政策作为，将会影响未来三十年的排碳趋势”。因为若让2021至2023年这三年排放量持续增长，笔者估计，2027年左右，就会造成碳预算超支，让全球失去将增温抑制在1.5度的机会（碳预算，即在有机会避免气候变化的危险影响的前提下，全球仍能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该报告建议各国在未来三年每年总计约10兆美元的经济振兴预算中，应至少有相当于10％，也就是每年约1兆美元的低碳投资，用于建筑节能修缮、工业物质效率提升、电动车充电桩设置等措施上，以使2023年时全球排碳量能减少45亿公吨，亦可促使全球GDP增长3.5%，创造900万个就业机会。若未采行此作为，将导致全球排碳量反弹增长，悖离全球减碳路径。

欧盟已于5月27日通过总计7500亿欧元的“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振兴基金，强调加速履行欧洲绿色政纲（EU Green Deal），并以推动数位转型为其重要目的。具体策略上，则设定五年内增加200万个充电桩的目标，规划生产100万吨干净氢。更重要的是，要求“下一代欧盟”的用途，均需确保不致用于对环境具破坏性的经济活动。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在后续振兴预算中有高比例用于绿色投资，如依照知名环境经济学者、全球绿色新政的规划者 Barbier 教授分析，韩国经济振兴预算中有将近79％用于绿色振兴，中国则达到34%，两国被视为绿色成长典范。但当前亚洲各国的振兴预算中，只有韩国已经明确将投资76兆韩元（约1.9兆台币、4500亿人民币、近5000亿港币）于推动绿色新政与数位转型上。

中国方面，则有将普设电动汽车充电桩列入新基础建设的计划之一，今年度预估会投资100亿人民币，新增60万个充电桩。但各界更为关注的是，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共计提出了40GW的燃煤火力电厂新增申请案（台湾燃煤火力电厂总装置量约为16GW）。这显示各地方政府在疫情之后，又采行借由大型建设案刺激地方经济成长的作为，并未考虑环境代价，也未考虑中国燃煤电厂产能早已过剩。而中国政府虽对外承诺要尽早达到排碳顶峰，但面对新一波燃煤电厂的抢建潮，却缺乏管制能力。联合国秘书长也在七月份于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论坛中，直指“任何理性的振兴方案中都不应该纳入煤炭”。

台湾方面，上半年的电力需求与汽柴油消费量都呈现正成长。而在纾困与振兴方案讨论上，公民团体发起两次共同声明，呼吁应采纳绿色振兴原则进行规划。但目前比较具体的成果，仅有要求新增农地违章工厂不得申请纾困，亦阻止了燃油机车调降货物税，却仍未见如欧盟般完整、绿色的振兴规划。

在两岸三地间，香港政府却是最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振兴讨论。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局长黄锦星，与洛衫矶、首尔、墨尔本等国际知名气候行动城市的市长，共同起草了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的绿色与公平复苏议程，现政府亦有将部分抗疫基金用于创造电动车推动与减废等绿色就业机会。但由于政府欠缺推动、政府-社会对立等问题，气候问题未能真正进入大众视野，文件意义更大。

更大的敌手

“打造一个更绿、更智慧、更公平的世界，是献给因COVID-19消逝的生命的纪念碑。”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18年出版的全球升温1.5ºC特别报告（Special Report on Global Warming of 1.5 °C，SR15）中，就直指，要推动全球社会经济系统转型（systemic transition），让全球于2050年时达到碳中和，需要能源、土地、城市与基础建设（包括交通运输及建筑），以及工业系统上快速且深远的变革。

从前述的气候危机场景，到两岸欠缺绿色振兴的讨论，或有直观论者认为此乃因民众尚未意识到此议题的重要性。但依据全球第三大市场研究集团索益普（Ipsos） 横跨27国的民意调查，中国有77%的受访者支持政府纾困应就产业拟定绿色条款，高于其他国家，而台湾民意调查中，亦有近60%的民众支持在企业疫情纾困方案中增加能源转型要求，18-29岁者支持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年龄者，支持度达到68%，显见两地民众并未因疫情影响，就忽略了气候政策的重要性。

而正如IMF总裁乔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所言：“打造一个更绿、更智慧、更公平的世界，是献给因COVID-19消逝的生命的纪念碑。”当人们关注疫苗研发以及经济振兴之际，全球300个医护组织则于4月份发出致G20领袖的公开信，警示著环境劣化将加剧公共卫生负担，因此经济振兴上，需同时强化公卫系统并削减污染。而若以此原则检视台湾与中国，台湾一年因使用化石燃料所排放的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死人数约在1.6万人以上，衍生的健康冲击约为GDP的2.6%。而中国方面，早死人数约在35万人以上，衍生的健康冲击约为GDP的6.6%。因此更需要采用绿色振兴作为，方比真正确保公众健康与经济韧性。

（赵家纬，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