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郭婷:「三十歲」的焦慮?那些我們看不見的姐姐和她們的風浪

《乘風破浪的姐姐》節目背後的利益方利用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權主義的萌發,卻製造出單一、扁平、甚至宮鬥式的女性形象,反而和權力一起進一步規訓了女性。


《乘風破浪的姐姐》截圖。
《乘風破浪的姐姐》截圖。

「每個人的歷史,從出生前就開始了。」熱播綜藝真人秀《乘風破浪的姐姐》如此開篇。雖然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並沒有錯,但節目裏的這句話,卻僅僅是為了把生命聯繫上母親。因為接下來,那個男聲畫外音繼續說道:「女人,從母親開始,就是我們一生中最早記得和最後忘卻的名字」。男性聲音一般被認為更具有權威性,在一部關於女性的節目裏用男性畫外音來定論,似乎暗示儘管節目的主角是女性,但決定命運的權力卻未必來自她們自己,而來自其他權威。

而畫外音的男性權威在節目一開始就代她們規定了女性的人生軌跡。「三十歲以後,人生的觀眾越來越少」,進一步加強命運無法自主的無力感和觀眾對這種無力感的認同,也通過絕對權威的模式阻止了大家對這種無力感的深層社會成因發出質疑。如果片頭的畫外音改一下,用聲音蒙太奇讓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女性說出她們的煩惱、快樂、驕傲,會更符合《乘風破浪的姐姐》這個標題吧。

事實上,人生未必就從三十歲開始凋謝,對很多人而言,三十歲才是厚積薄發的時候;我們之所以感到過了三十歲就大勢已去或力不從心,既是媒體、資本、公共輿論的共同作用,也和資源分配不均有關,在中國更有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推波助瀾。

2006年6月30日,北京一名女士在街道上。
2006年6月30日,北京一名女士在街道上。攝: Jeff Hutchens/Getty Images

青春近似值代替年齡多樣性

節目中的「乘風破浪」,是如何讓大齡女性也能排除萬難,像少女那樣勁歌熱舞,而不是以成熟和歷練的姿態面對現實生活中真切的苦難和不易。

「三十歲」作為一個負荷著壓力和焦慮的年紀,在節目开头這段旁白中被無限放大,突顯出單一的主題:如何讓三十歲以上的女性呈現出更年輕的樣子,而不是呈現出不同年齡的豐富、苦樂和多樣性;所謂「乘風破浪」,是如何讓大齡女性也能排除萬難,像少女那樣勁歌熱舞,而不是以成熟和歷練的姿態面對現實生活中真切的苦難和不易。

好在節目穿插的訪談裏,不少人對「年齡」表達了不同的意見,既有坦然和淡然的聲音,也有真實的焦慮。但製作方和觀眾參與在內的社會陳見形成一種互動性霸權,彼此鞏固對年齡的要求和隨之而來的壓力。中國的娛樂節目更因為有審查制度的存在,所謂製作方與官方意識形態之間又有另外一層互動,哪怕製作方的工作人員希望探討壓力成因,有為「大齡」賦權的原意,也會礙於官方思路和公共話語在這個問題上的稀缺,而不得不呈現單一和扁平的樣貌。

普通人對年齡焦慮,有許多複雜的原因,包括生理性和社會性的不安全感,而不同群體面對的壓力和不安全感又有所不同。這種焦慮也是世界各地共通的,比如單身歧視、性別歧視和年齡歧視是單身女性普遍面臨的社會壓力。當然,這些因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會有不同的標準和表現方式,當代人也同時受到社會文化和規範中對性別、年齡、婚姻等問題的既有陳見和交叉性壓力,以及全球資本對資源的壟斷和對本土既有問題的勾結和強化。

我們身邊的公共空間充斥著美容產品、豐胸產品、美白產品,女性似乎只能擁有一種形體,那就是外表上的幼嫩,身體上的豐滿,簡言之,就是所謂童顏巨乳,加以心智上的單純。每次和朋友看電影時,都會一起笑電影開始前的FANCL廣告:「年輕,可以彈返來!」。這句廣告詞非常典型地利用我們對年齡的焦慮。

護膚品牌SK-II曾在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美國、英國及澳洲共 11 個地區進行有關年齡議題的調查。他們發現近半亞洲女性認為社會為女性貼上「保存期限」標籤,暗示女性到了一定年紀又未婚,就會在「婚姻市場」上失去吸引力。同一則調查發現,只有10%的香港女性認為自己可以坦然接受變老,68%認為與年齡相關的壓力是發自內在,而不是外界所強加。但這個看似具有社會意義的調查是由一個跨國護膚品牌進行,其目的是進一步打開市場,販賣護膚帶來的年輕外表,和這種外表所帶來的表面上的改變。《這是愛女,也是厭女》一書也指出台灣女性、尤其是公眾人物譬如從政者,經常被去性別化、少女化、或老女人化,呈現極度簡化和標籤化的年齡樣貌。

這個問題似乎在東亞更明顯,但問題並不是東亞女性天生更愛美、更注重美白或抗老,而是在歷史和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資源和公共空間始終被父權精英霸佔,女性被塑造出「女為悅己者容」的特質,以身體或外表為資源,是權力不對等的結果。

東亞不同地區的女性都在面對「剩女」的標籤,因為東亞社會過渡到現代的過程中,融合了既有權力秩序和西方殖民發展中的父權,就如對「N號房」事件的評論中所指出的。與此同時,在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浪潮中,女性也承擔著勞動生產和養育人口的重任。

2010年5月26日,廣州一個數據處理中心的上班女士。

2010年5月26日,廣州一個數據處理中心的上班女士。攝:Lucas Schifres/Getty Images

家庭本來沒有錯,但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就意味著對公共空間的打壓。這符合家國威權主義對「子民」的規訓,「子民」不能覺醒成有自主意識和公共意識的現代公民。

整體而言,亞洲在全球權力不平等的大語境下,疲於殖民暴力、戰爭、社會運動、反殖民運動,並沒有和西方同時經歷女權主義浪潮,而經歷了雙重殖民和雙重父權,包括以反殖民和獨立或進步為口號的民族運動。連今天的公民社會內部的權力關係,很多時候只是換了組織結構,但並沒有更換權力邏輯,因此也不斷在複製同一套家長式威權。女權主義運動在亞洲並沒有缺席,只是開始得晚,或受到更大的阻礙。印尼學者L. Ayu Saraswati在《在印度尼西亞感受美,感受種族》(Sensing Beauty, Sensing Race in Transnational Indonesia)一書中分析東南亞的美白產業,讓我們看到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如何共同作用,系統地壟斷和規範我們對美的想象。

對年輕樣貌的過度強調,也出於一種對女性形象的扁平想象和規範,女性在身體和頭腦上的單純被譽為美德,將成熟、智慧與世故精明、道德渙散等同。當年因為陳冠希的電腦被入侵,裸照被公佈在網絡上的女星分明是受害者,是公眾消費和傷害了她們,她們卻不得不為自己被娛樂行業打造出來的純潔無瑕形象的崩塌而道歉。其中阿嬌也以純潔、完美、凍齡的形象代言醫美而復出,似乎要抹掉她的過去,讓多重父權繼續利用對性的道德化以及性別想象的單一化來壓制女性,而不是展現她因經歷而成熟的智慧。

姜文的《邪不壓正》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電影中塑造了兩種女性形象,周韻成熟勇武,因為她是母親,襯托女配角的精明妖冶。而電影中有也僅有兩種男性形象,分別是想做父親的和做了父親的。彭于晏說:「我現在不用找爸爸了,我自己做爸爸了。」他的話意味著男性氣質也只有「爹味」和乳臭未乾兩種。

這不僅是一種對性別的扁平詮釋,也是在用家庭關係來衡量人的成熟度,並未真正脫離私人領域而通達更廣闊的世界和更複雜的社會身分。進一步來說,這種家庭主義(familism)給公民社會造成了困難,因為東亞的威權治理利用的正是大家長式的家國民族主義(familial nationalism)。任何人要成熟,能被作為成年人尊重,成年禮只能是生兒育女,為人父母。家庭本來沒有錯,但作為唯一的衡量標準,就意味著對公共空間的打壓。這符合家國威權主義對「子民」的規訓,「子民」不能覺醒成有自主意識和公共意識的現代公民。

SK-II在上海相親角的廣告片段。

SK-II在上海相親角的廣告片段。網上圖片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從「婦女解放」到當代女性覺醒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婦女解放運動鼓勵去性別化,卻隱藏了性別不平等的主體問題,用男性標準去要求和替代女性,其中性別作為一個類別,僅具有政治和實用意義。

當然,不可否認SK-II在上海相親角的廣告有非常感人的地方,讓人看到單身女性的自主意願在兩代人之間的和解。但造成「剩女」壓力的社會甚至政策原因,和造成父母輩的焦慮、代際矛盾的歷史原因,卻在廣告中被隱去了,因為跨國資本進駐中國需要國家的首肯和支持,自然不能提及體制和制度上的問題。這一點,也是威權政府與全球資本主義形成新型霸權的點滴例子。

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婦女的歷史地位經常被引用,以表明過去的某些問題,或以女性的「陰性」屬性來表現「舊社會」的弱點。這種以偏概全的話語經常受到質疑。

比如在《女性與中國革命》(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一書中,歷史學家賀蕭(Gail Hershatter)通過有限的檔案和資料的腳注,為那些無名的婦女立傳,讓人看到女性如何不斷用自己的主體能力回應環境和時代。她們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種種危機的受害者,也是過去兩個多世紀以來每個重大建設項目和社會發展的參與者,包括清末女性如何管理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在家中教育女兒、安排聯姻,還通過編織和紡紗為帝國晚期的經濟做出了貢獻;當時的稅收和道德秩序是如何產生的,纏足的女性如何通過紡織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也作為按時交稅的良性主體使家庭和社會秩序井然。

但同時女性承擔了許多「隱性勞動」,包括生殖勞動;勞動分工也限制了婦女的社會適應性和可見度,譬如婦女確實在紡織業做出卓越的貢獻,但商人雖然為了爭奪婦女的勞動力而相互競爭,卻只向女性提供原棉和紗線,再向她們購買制成的紡織品。這種分包制度使婦女無法直接銷售自己的產品,也失去了市場能見度和參與權。隱形勞動和基於性別的勞動分工便於從公眾的理解中抹去她們對社會進步所作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婦女解放運動鼓勵去性別化,卻隱藏了性別不平等的主體問題,用男性標準去要求和替代女性,其中性別作為一個類別,僅具有政治和實用意義,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政府實現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烏托邦的一種手段。宗教學學者康笑菲也曾通過革命樣板戲《白毛女》指出女性的身體如何成為農村百姓和中國落後的符號,只能被「紅太陽」的「陽氣」所拯救。換言之,「婦女解放」所代表的女權主義有一個悖論,那就是誰被解放,被誰解放。

在後社會主義中國,女性年齡的焦慮有官方製造的一面,包括官方對「剩女」話語的製造,法律和機制上的不完善,威權體制和資本經濟勾連模式下更激烈的資源競爭和壟斷。

此時中國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因此國家如何鼓勵婚姻和生育也是一種經濟發展的策略,同時減少國家養老的壓力,穩定社會和諧。因為婚育和社會的發展與穩定掛鉤,公共話語也因此對年齡帶著更多性別和階層上的歧視,比如用「剩女」形容女性,卻用「單身貴族」或「鑽石王老五」來形容男性。「剩女」話語的誕生也因此具有官方意識形態,教育部在《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 中將「剩女」納入其列出的171條漢語新詞語中,並將此定義為:那些生於70年代的大齡女青年,也被稱為「3S女郎」——Single(單身)、Senventies(大多數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Stuck(被卡住了)。

全國婦聯網站也轉帖了新華網上有關「剩女」的文章,其中包括《有多少「剩女」值得我們同情》,認為「大多數『剩女』不值得同情,她們更需要教育和反思」,因為「『剩女』們雖然依然單身,但是,一般說來,異性朋友一大堆,而且很多高學歷的『剩女』性思想非常開放,她們最喜歡到一些娛樂場所去尋找一夜情,或者乾脆傍個官人或大款做二奶,等自己青春不再的時候,被別人一腳踢開才想到自己還要找個結伴終生的人。」

女性的年齡在這裏被官方進一步道德化。2010年12月,全國婦聯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婚介行業委員會和百合網聯合發布了《2010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女性的擇偶壓力主要源自於男性對女性年齡的要求,超九成的男性認為女性應該在27歲之前結婚,超過五成的女性認為男性最佳的結婚年齡是28-30歲。」官方媒體直接將這句解讀為「『剩女』門檻27歲,『剩男』門檻30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把「剩女」 列入2007年的漢語新詞之一,共青團中央常務書記賀軍科在2017年《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 2025年)》發布會上表示,「大齡未婚是中國青年迫切關註的重大問題,共青團將幫助大齡未婚青年找合適伴侶」。

2016年10月28日,北京接受過培訓的保姆與塑料嬰兒一起吃午餐。

2016年10月28日,北京接受過培訓的保姆與塑料嬰兒一起吃午餐。攝: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婦女解放」和「女權主義」在今天幾乎是兩套脈絡,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政策,後者是自發的民間運動。兩者在很多時候是矛盾的,前者會對後者進行制約甚至打壓,比如女權主義者被拘捕,展開女權運動的困難。

因為中國的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官方性質,因此,官方和媒體共同加劇了女性對年齡的焦慮,一同塑造性別角色和社會身份,影響公眾思維和社會性別規範。娛樂節目和新聞報道都通過選擇性處理信息,造成公眾對女性年齡的更多偏見,給女性帶來更大壓力。甚至原本可以成為對性別平權有推助作用的事,都成為鞏固父權制度的一部分。譬如中國第一位高調坦承自己變性經歷的公眾人物金星,卻主持了一檔強調家長權威和父權機制的相親節目《中國式相親》,其中更有教訓女性下跪等場面,回應了當前意識形態中對「傳統文化」和傳統權力結構的直接宣揚。

中國的剩女婚戀焦慮也是歷史的結果。社會學家孫沛東研究上海相親角時提出集體焦慮的觀點,認為因為存在生存、成才和養老等風險,獨生子女與其父母毫無選擇地被綁縛在了協同擇偶這輛戰車之上。另外,現行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還不能妥善解決養老和醫療問題,目前主要仍依靠子女照顧老人,父母之間相互關注對方的工作單位、福利待遇、養老保險等個人經濟狀況和社保狀況這一現象的背後,也隱含著人們對未來生活的擔心。換言之,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年齡焦慮也蘊涵著一個諷刺的矛盾:「社會主義」的缺位。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m)希望通過社會改革達到公私領域的平權,在中國的表達方式是「婦女解放」。但「婦女解放」和「女權主義」在今天幾乎是兩套脈絡,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政策,後者是自發的民間運動。兩者在很多時候是矛盾的,前者會對後者進行制約甚至打壓,比如女權主義者被拘捕,展開女權運動的困難。當然,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時期也不能完全用時序表差,因為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既有父權的一面,也有進步的地方;後社會主義時期確實可以看到私人領域的興起,但國家對私人領域的管控從未消失。有學者在研究共和國婚姻法時提到,五十年代的第一步婚姻法確實有很多進步的地方,比如廢除納妾,允許離婚,但也加強了國家對婚姻的介入。在最近頒布的離婚冷靜期、二胎政策也可以看出國家通過婚姻法對人口和個人自由的進一步控制。

今天中國的女權主義包含眾多脈絡,就像曾金燕曾經概括的那樣,包括逐漸建立和普及的性別學科,多元但依然力量薄弱的草根女權運動,我認為也包括新自由主義女權和更廣泛意義上女權意識的興起,同時面對民族主義、新儒家、新國學等文化保守思想運動,資本市場與開發利用女性生產力為主導的國家女權主義同謀,在國家對女性權利保障制度缺位的情況下,一方面提供了女性主體解放的土壤,另一方面步步逼近成為全方位侵犯女權的主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乘風破浪的姐姐》節目開頭畫外音的男聲,也代表了自上而下的絕對權力,讓所有改變和對改變的呼喊都變得困難。

《乘風破浪的姐姐》截圖。

《乘風破浪的姐姐》截圖。

利用社會覺醒,娛樂代替改變

個人覺得最遺憾的,就是節目的走紅反映了目前社會上性平意識的崛起,但是它卻得不到更廣泛的支持和發展,只能是被規訓和控制的樣子。

身邊的朋友們對這檔節目褒貶不一。有許多批判反思的聲音,認為這檔真人秀節目依然把女性作為觀看的對象,僅僅用外表是否年輕漂亮來衡量她們的價值,但真正的乘風破浪和表演乘風破浪是兩回事。姐姐們有自己的事業,為什麼要來組女團?也有許多讚揚的聲音,認為它還是展現了女性努力的樣子,哪怕只是歌舞選秀。

但節目的娛樂性質為它定下了限制,就像畫外音提醒我們的:「漂亮,是女人的戰服,活得漂亮,才心服口服」。參與節目的演員寧靜也說選同伴就要選漂亮的。女團未必是年輕漂亮的代名詞,但節目僅僅把女團表現為年輕漂亮的代言詞,仿佛讓觀眾看的是她們再努力,也不過是娛樂大眾的美物;當真正的社會問題被消解時,個體的能動性也變得非常狹窄和有限。

個人覺得最遺憾的,就是節目的走紅反映了目前社會上性平意識的崛起,但是它卻得不到更廣泛的支持和發展,只能是被規訓和控制的樣子。女明星在節目中的彼此打壓,也映射了現實生活中的權力不對等、資源分配不均、和權利的缺位。

中國當前的女權運動其實非常豐富,有反家暴小組,法律援助組織,多元性別關注組,有關注女工權益的尖椒部落,揭露性侵和性騷擾的米兔運動,更早年還有女權之聲組織的「佔領男廁所」、「受傷的新娘」、「萬人簽名反家暴」等成功事件,也有後來的女權五姐妹被捕。在今年肺炎疫情肆虐的時候,不少女權運動者也參與到志願服務中,提供了物資、心理咨詢、醫療咨詢、新聞和信息翻譯等工作,包括發起為女性醫護人員提供安心褲的行動,更不用說那些戰鬥在第一線的女性醫護人員。

微信公眾號和其他自媒體上也有對女性主體性的強調,不少普通女性希望改變育兒、家庭、工作中基於性別的不平等和壓力,參加節目的女星也認為自己活得很瀟灑,不需要把幸福建立在對另一個人或一些人的依賴上,或者想過不凡的人生。這些可能只是一些初步的女性意識,但國內汲取信息的渠道是有限的,公共話語受限制和管控,造成大家對女權主義的理解可能片面,或者能呈現出來的形式很有限。

一方面中國確實有正在不斷生成和崛起的新生意識和運動,另一方面不同個人和群體都面對信息、資源受到限制和控制的情況,圖景雖然豐富但也紛雜,有時甚至出現陣營分裂的現象。這些也是公共空間在形成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而女權議題本身敏感,更容易受到責難和壓制。正如李思磐最近在《微博女權的前世今生:從「政治正確」到「商業正確」》所說的,希望能找到把各自運轉的「互聯網星系」連結起來的方式,一起面對共同的挑戰。

再回到《乘風破浪的姐姐》這個節目,其背後的利益方利用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權主義的萌發,卻製造出單一、扁平、甚至宮鬥式的女性形象。

而再回到《乘風破浪的姐姐》這個節目,其背後的利益方利用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女權主義的萌發,卻製造出單一、扁平、甚至宮鬥式的女性形象,反而回應了之前所提到的官方意識形態,和權力一起進一步規訓了女性。「姐姐來了」是什麼來歷?這是韓國 MeToo運動中的口號,是女性之間的關照,是面對暴力時的勇氣。這句話流行起來是因為女性確實在她人的故事裏受到鼓舞,在現實的艱難中看到了希望。利用這句話,將之資本化,再抹去其語境,則是一種惡,讓人憤怒。

單說女明星自身,也因為娛樂行業的狹窄和利益壟斷而很難突破。去年,海清、姚晨、馬伊琍等三十歲以上的女明星在頒獎禮上「突襲」,談到「大齡」女星戲路窄的問題,希望以後能有更多角色。許多網民為她們叫好,也有人對此感到惋惜,認為她們說自己比年輕女明星便宜是在乞討,依然處在被動的位置。相比之下,在被問及如何改變好萊塢少數族裔不受重視的問題時,美國亞裔女星Ali Wong說需要我們自己動手來寫劇本,自己寫出增加少數族裔、能改變人們刻板印象的故事,讓人拍手叫好。但這些改變在國內很難做到,因為國內有產業壟斷性和審查制度。這些是亟需探討的問題,但我們知道它們卻無法在節目上露臉,讓人倍加遺憾。

我們是普通人,希望在熒幕上看到有力量的故事,因為這些故事會給我們所經歷的疑問和掙扎帶來一些解答。而《浪姐》這樣的節目讓我們看到的力量依然是單薄的,節目中的象征性改變也應該與現實生活中的改變相輔相成,但因為在中國改變之困難,連象征性改變都如此單薄的時候,更讓人感到無奈。

《乘風破浪的姐姐》截圖。

《乘風破浪的姐姐》截圖。

真正乘風破浪的姐姐們在哪裏?

真正的乘風破浪,應該讓普通女性的故事進入公共話語,比如每次生理痛的煎熬,對疾病、腫瘤、衰老、生死的恐懼,怎樣面對從小追隨我們到大的性侵,生兒育女或者無法生育的苦樂…

真正的乘風破浪,應該讓我們看到生活中的勞動者和普通人的風浪,和她們相應的勇氣與力量。工地上充滿力量和尊嚴的女建築工人,樓下敬業的保安大姐,豆瓣上分享自己作為單親媽媽裝修心得的友鄰,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經歷、不斷成熟的昔日「童養媳」馬泮艷。

我自己身邊有年輕女性說賣保險賺到錢之後要去扶助社會企業,有朋友為了記錄歷史而放棄考古理想成為記者,有朋友在工作之餘為反家暴中心提供法律援助,還有老教授決定把每一位研究生當成自己的孩子——因為沒有子女,又無法滿足複雜的領養程序。真正的乘風破浪,應該讓普通女性的故事進入公共話語,比如每次生理痛的煎熬,對疾病、腫瘤、衰老、生死的恐懼,尤其是其實非常常見的子宮肌瘤和乳腺疾病,上一代人的節育環,教育和醫療資源匱乏的無奈,怎樣面對從小追隨我們到大的性侵,生兒育女或者無法生育的苦樂,到城市打工和不同職業的進取、壓力,身為性少數者的經歷,對政治的看法,對社會不公的憤怒,彼此鼓勵和幫助的點點滴滴。

真正的乘風破浪,也應該讓我們看到體制和機制能夠如何做出回應和改變,以及我們在其中的互動。最近一則新聞讓人動容,標題是〈女校長讓16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知青張桂梅堅守滇西貧困地區四十多年,放棄優越的工作條件,毅然投身深度貧困山區教育扶貧,建成針對貧困山區家庭困難女孩的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使1600多名貧困家庭學生圓夢大學,而這一切都源於在她任教期間時不時有女生從課堂上消失的情況。張桂梅說,十幾歲的姑娘就被嫁出去了,我絕不讓我教的班級的孩子因為交不起學費輟學。張桂梅老師應該上《浪姐》,或者這樣的故事才是體現出乘風破浪更廣闊的現實意義。雖然這個新聞被報道的方式也有失偏頗,譬如迴避了知青政策的歷史問題,譬如突出一己力量,陷入國家型正能量的論述;並沒有追問為什麼國家缺位,需要這樣一位普通人犧牲自己的人生來幫助其他女性。

女權主義或者任何平權運動永遠是在不斷變化和生成的。我非常喜歡美國非裔女作家Roxane Gay的《糟糕的女權主義者》(Bad Feminist),用調笑的語氣細數自己沒有做到的「女權主義」,比如喜歡粉紅色,不會修車,暗戀UPS的送貨小哥……但她也說道:「但我也是一名女權主義者,因為我不認為自己因為性別就應該被像一坨屎似的對待。」在分享會讀到這一句的時候,她的聲音都在顫抖。

許多人都有真實的覺醒,但因為公共話語中沒有明確的方向,也沒有明顯的、觸手可及的公共機制提供幫助,民間運動又經常受到打壓,不被官方接受,也不為大眾所知。如何在有限制的情況下推動(社會主義)女權的建立,是我們要一起面對的問題,而這些也是只能出現在《浪姐》舞台燈光之外的乘風破浪。

(郭婷,愛丁堡大學宗教學博士,曾於牛津大學歐洲研究中心、普度大學社會學系工作,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及性別研究系客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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