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在兩個盛夏之間，香港經歷了一場比雨傘運動更具規模、更澎湃、更持久、及更面向國際的反修例運動。運動成功送走「逃犯條例」，卻絲毫未能撼動政府的權力，而如今又在疫症蔓延之中迎來更嚴苛的「國安法」。強權之下，抗爭運動處處受到打壓；與此同時，國際間新冷戰的幔幕正在拉開，風起雲湧。眼前陰霾滿佈，面對如此險峻的政治形勢，香港人如何是好？
端傳媒編輯致電邀稿，希望作者寫一篇關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文章，梳理歷史脈絡，從而探究可供前行的出路。 說實話，香港人在過去一年可以做的幾乎都做盡了。如今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版國安法，對公民社會猶如懸在頭頂上的利劍，香港人如履薄冰。6月21日籌組的反國安法罷工罷課公投，本來是一次別具意義的行動，但礙於種種原因，票數不足以致未能啟動。而在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參選人士最終會否因反對國安法而被取消資格，情況未許樂觀。面對政府日益專橫的打壓，坊間有意見認為抗爭運動現階段適宜韜光養晦；亦有意見認為香港已經沒有退路，必須繼續打一場硬仗。
答允寫這篇文章之時，對於出路我其實並沒有更好的答案。儘管如此，我還是相信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在這篇文章裡，我試圖檢視香港的公民社會如何從過去走來的點點滴滴，尤其是一些里程碑，探問這些歷史性的抗爭運動如何承先、又如何啟後，（又或者無以為繼），算是記錄也好，盤點也好，希望能夠從歷史裡尋找到少許啟迪。
本地社會運動的萌芽
及至80年代，「九七」問題出現，民主被提上議程，昔日參與社運的經驗、以及所建立的人事網絡，亦為逐漸展開的民主運動鋪奠基礎。
回溯1960、70年代，那是香港社會發展一段相當重要的時期，也是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其時，本地社會運動開始萌芽，及後百花齊放，例如學生運動（這時期被喻為香港學運的「火紅年代」）、社區運動、工人運動、及婦女運動等等。這些社會運動組織，大多關注本地議題，追求社會公義，成為植根於香港社會的新興改革力量。以工運為例，當時在傳統的左派和右派工會以外，新興的所謂第三勢力開始崛起，如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及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等。這些獨立工會的出現，扭轉了香港工運多年來一直依附在國、共黨派鬥爭的發展軌道。工委會後來年更促成「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的成立，是第一個不受任何黨派控制的獨立工會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