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第二次國際關鍵時刻？中美談判桌上的攬炒博弈戰

香港躍上了中美爭霸的棋局。5月21日，當「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時，敖卓軒馬上明白，事態正向著更激烈的方向發展。「死啦，現在搞件這樣的事出來，估計你Pompeo份報告都不會軟，一定是硬的。」24歲的敖卓軒是香港眾志常委，常駐華盛頓，過去六年在美國遊說香港議題，熟稔兩黨國會議員的各路門派。

美國對國安法如何回應？答案很快揭曉：5月28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宣布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敖卓軒對端傳媒透露，自己和不少國會議員一樣，都是當時才意識到，美國一來就「去到『攬炒』最邊緣的位置」。

一時眾人愕然，「即使是國會中最關注中國及香港議題的那些議員，都沒有被consult（諮詢）的。」

香港反修例運動去年風起雲湧，敖卓軒聯同眾志黨友、學者和明星領袖，在華盛頓推動浮沉近5年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目標是以香港經濟利益、特殊地位威脅北京，增加一個機制讓中美港三方在其中斡旋博弈。這是一場難度系數極高的博弈遊戲，用敖卓軒的話說，就是「提出攬炒的可能性，去換取香港人的權益」。轉眼間，攬炒似乎就在眼前。

在香港命運的談判桌上，香港本沒有一席之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鄧小平明言「所謂三腳凳，沒有三腳，只有兩腳」，香港上不了檯面。回歸二十餘年，不少市民和政黨持續爭取命運自主，經歷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再遇上中美關係風雲變幻的時刻，敖卓軒等年輕人和不同團體的說客，迫切地想把香港推向談判桌，在國際舞台上創造關於香港未來的第二次決定性時刻。

在他們看來，繼中英談判後，關乎香港命運的第二次轉折點或許就在2020年。同樣在華盛頓遊說的朱牧民對端傳媒表示，達成一個讓美國給予北京和香港政府的壓力最大化、同時給香港傷害最小的方案，並非易事。他是美國遊說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的總監。不過在他看來，無論如何，此刻正是「打破美國過去三十年在香港問題上空口應酬話」的時候，是危機，也是機遇。

坐上談判桌，在「攬炒」之前爭取民主

前立法會議員、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對端傳媒解釋，眾志進行海外遊說的核心理念是：「一定要有一個機制是hold China accountable（讓中國負責）。不可以它對香港做任何事都沒有國際反應。」至於這個機制的結果是否攬炒，羅冠聰認為，是北京的做法所選擇的。

去年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眾志力推的一個制衡機制。敖卓軒說，他們設想的棋步原是，在還沒有國安法時，「攬炒」的前提是立法會選舉「35+」：「9月立法會如果（民主派）過到一半，有充分的民意授權，將這個東西換做籌碼，驅使中方改變對港方針。」他們的「籌碼」，是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贏得過半議席，然後否決財政預算案、令特首解散立法會，這個憲制危機會令國際尤其美國發聲、向中國施壓甚至制裁。

我不會說我們不想攬炒，而是在傷害到香港的攬炒發生之前，我們嘗試已經令到香港人得到民主。

敖卓軒說，他們主張「中間落墨」，而不是一步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倘若北京屆時繼續不顧香港人聲音，「這時候才會去到美方會否考慮一些更強硬的措施」，包括「美國不再承認香港是一個值得有特殊待遇的地方」。

羅冠聰說，他們最希望的是，在玉石俱焚之前落實到香港的民主制度，「我不會說我們不想攬炒，而是在傷害到香港的攬炒發生之前，我們嘗試已經令到香港人得到民主。假如這種策略不成功，攬炒是無可避免。」

但沒等到立法會選舉，一切已經加速：北京突然強推國安法，美國馬上強硬回應：蓬佩奧並非具體運用去年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提供的機制，而是直接回到港美關係的根源——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

這條28年前生效的法案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夕，依據中英聯合聲明，賦予香港在經濟和文化上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特殊地位，包括獨立關稅區等。

雖然吃驚，但敖卓軒覺得，取消對港特殊待遇，是美國深思熟慮後、回應「港區國安法」的決定。

「這是本可以不用出現的局面，但因為中國搞國安法，所以提前了我們對攬炒的想象。」他說，「輪不到我們說要攬炒還是不攬炒，而是我們必須要明白我們的局限，局限就是中國『郁』（出招）先，美國逼著回應。」

依照蓬佩奧的最新說法，美國出台具體對港措施的時間線，依然有可能推遲到2020年的秋天。

在2020年6月19日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上，蓬佩奧表示，今年9月香港立法會選舉將是美國回應香港問題的重要依據。「如果屆時中國政府把香港當成和深圳、上海一樣的城市，」蓬佩奧說，「美國也會那樣對待香港。我們會取消每一條對香港的特殊待遇。」6月末，美國白宮先出一招「試水」，對危害香港民主自由的中國官員進行簽證制裁，但只有一紙四個段落文字聲明，不提制裁名單、具體措施和時間表。

「每一個參與推行『港區國安法』的人都應該做好被制裁的準備。」HKDC總監朱牧民對端傳媒表示。和敖卓軒一樣，朱曾在2019年奔走於華盛頓，遊說推動《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只有承認（香港的）問題，才能解決問題。

在朱牧民看來、香港失去自治地位，中國和美國各有損失，中、美、港便處在「輸、輸、輸」的「三輸」局面，也就意味著「沒有一方可以再保持中立」，朱牧民研判，「這是好事」。

「只有承認（香港的）問題，才能解決問題，」他說，即便是過往對政治保持沈默的商界精英人士，也「很難坐視香港這座自由的國際都市漸漸死去」。

去年9月，朱牧民與在美港人學者楊錦霞、許田波等一同在華盛頓成立遊說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初衷是在美國政治中心有一個長期駐點，為香港的民主未來謀出路。他們與眾志聯手，加上各方港人努力，最終促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國會通過，一時間，港人與國會議員們在美國國旗下一同慶祝的照片傳遍網絡。

朱牧民說，至今HKDC向250多位國會議員介紹了香港的情況——數量超過了國會半數席位，其中有民主黨眾議員Jim McGovern、共和黨眾議員Chris Smith等在國會位高權重的「鐵桿盟友」。自2020年3月以來，他們與華盛頓立法者接觸的頻率是「每週，有時是每天」。

美國參議院在幾日前剛剛通過《香港自治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用以考察香港的自治狀態、制裁危害香港自治的人員；還有數條法案在立法伊始階段；美國國會也在5月出現了首個支持香港獨立的《香港自由法案》（Hong Kong Freedom Act），提議將香港列為與中國不同的單獨國家。但不是每一條法案都會最終成為法律，亦不是每條法例都代表美國普羅大眾之聲。

朱牧民介紹，他們目前積極爭取的是擴大香港移民通道的法案和政策，先救人為上。最近在華盛頓推動的一些法案例如《香港安全港法案》（Hong Kong Safe Harbor Act），為在港遭受政治監控等人士提供簽證、庇護。

「如果說現在美國政府慣用『推特治國』，並習慣性地使用模糊的『聲明』，其实是公允的，」朱牧民說，他期待的是「更多的細節、信號，美國將如何採取即時行動，如何確保行動像外科手術一樣——給中國和香港政府、以及財富精英階層的壓力最大化，給香港人的傷害最小化。」

中美港博弈，傷的到底是誰？

國際遊說風險不小，對於香港手中握有多少籌碼，美國不同程度的制裁傷害的到底是中美港的哪一方，眾說紛紜。

回望歷史，來自香港的國際說客一度相信中國好，香港好。

1986年，在中英談判之中，時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李柱銘隻身前往美國國會，當時香港正處於反核運動，此趟行程原為考察美國核電廠，但卻因此結識不少美國議員，從此開展國際線遊說之路，可謂國際線開山鼻祖。儘管中國官方近年批評李柱銘利用外國勢力對抗北京，不過，在90年代，李柱銘曾遊說美國國會取消制裁中國，推動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又在2000年遊說美國讓中國加入世貿。

（一國兩制）就像搖搖板一樣……想要成功就要兩件事，第一，給我們民主……第二，中央不能干預……但兩樣東西（北京）都悔約，都不做。

李柱銘一度希望中國變好，經濟融入世界格局，進一步開放，香港也會變好。他說，美國過往也希望「中國跟隨香港」。不過，當時李柱銘對中共亦有保留，認為香港需要國際支持，「共產黨經常都會變，我怎麼知道會變成怎樣？我就不斷把香港當時的情況告訴他們（美方），我照實說的，沒有說謊。」

他覺得如今一國兩制的情況變了。近日接受端傳媒採訪時，他表示，「（一國兩制）就像搖搖板一樣……想要成功就要兩件事，第一，給我們民主……第二，中央不能干預……但兩樣東西（北京）都悔約，都不做。」

他曾在國際上呼籲取消制裁中國，今天換作支持美國制裁中國。「將中國的領導階層，香港也是，懲罰他們，不讓他們入美國，凍結資產，那些方法是值得支持的。」他認為當香港不再高度自治，美國「取消特殊待遇」這個高殺傷武器也可以理解，「我知道這個力量對香港是很傷的，但又合情合理。當香港不再高度自治，美國還有什麼理由給我們優惠？」不過，他認為最實際的還是美國政府給予香港人護照。

「年輕人做的事是成功的，」他回憶過去幾年，因為「年輕人已經令中共『劈炮』（粵語，原指員工主動辭職、離場）不玩，再不騙人了，再不敢說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完了，要全面管治權。」

在此情勢下，李柱銘認為取消對港特殊待遇是「最後的武器」，「等於一隻黃蜂刺你，他自己也會死；等於一些武俠片，你的敵人在後面攬住你，你要殺死敵人，就要把劍捅到自己的胸口上，把他一併捅死。對香港來說要用到這招是很慘的。」

不過，華盛頓亦有相當多觀點認為，就算美國祭出「取消香港特殊待遇」這最終武器，誰輸誰贏，是否能要挾或真正傷害中國，未得定論。

5月29日特朗普宣布香港不再「一國兩制」，將取消對港特殊待遇之後，美中關係委員會立刻召開了在線研討會。其中，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Sun Yun指出，「北京在某種程度上樂見美國的作法」，「香港失去獨立經貿區的位置，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會削減，這將打擊美國的商業利益，也將耗盡香港人能獲得的經濟優勢和政治資本。」

「將香港變成另一個中國城市，正是北京想要的」，而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待遇，「正在北京的預料之中」，Sun Yun說。「經濟損失大家來分擔，政治收益由北京獲得。」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Nicholas R. Lardy把特朗普的舉措形容為「氣勢洶洶，但效果不大」。依據《美國-香港政策法》，香港享有美國最惠國待遇，不過，儘管香港每年出口至美國有450億美元商品，但人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即：95%以上的出口商品都是香港的轉口貿易，這些商品主要來自中國，早已加上關稅。

奪去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對香港的經濟影響很小，對中國的影響更小」，Nicholas R. Lardy評論說。

香港大學經濟學係教授鄧希煒的看法稍有不同。他向端傳媒分析，從2003年開放自由行這個轉折點開始，香港整個經濟發展都開始「大陸化」，極度依賴大陸資金和市場；換句話說，是否失去獨立關稅區地位，對香港和美國長期的經濟影響並不大，反而最影響中國經濟「走出去」的計畫。

首先，金融方面，大部分顧客來自國內，香港的作用某程度越趨一個避稅港。其次，美國對香港而言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重要，美國在香港金融市場的投資比重，只佔4%左右，在港銀行存款亦只佔全港銀行存款4%左右。進出口方面，雖然一直說美國是香港第二大出口國，但其實只佔香港出口量8%，而中國佔超過40%。

綜上，鄧希煒認為，香港已不再是真正的國際金融市場，唯有外國直接投資（FDI）方面還是國際化，「不是因為外國想投入中國這個窗口，而是中國想走出去，比如騰訊、阿里巴巴回來香港集資，（香港）集資中心對於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鄧希煒的分析，香港作為高度「大陸化」的經濟體，並不會很大程度受到美國取消特殊待遇的影響，而美國經濟更不會因香港利益而受到重要影響。

與此同時，他特別強調，中國比美國更加需要香港，香港在制度和法治上的獨特性，短期十年內是無法被其他中國城市取代，中國不應該放棄香港，而香港亦不要再耽於過往的安逸，要抽離「中間人」、「吃commission」的角色，利用這十年時間，發展香港特色的經濟，例如鼓勵年輕人從事科研，政府也要改善房屋問題。

不過，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就十分擔憂。他認為，倘若美國就高科技領域制裁香港，科研機構、大學、企業的外資投資信心將受創，技術人員的國際交流、合作受影響，這將深遠影響香港創科的發展。

莫乃光感覺「攬炒派」過去把事情想得有點太簡單，如今北京面對特朗普措施的冷淡反應，說明在北京讓步之前，香港或許早就被消耗殆盡。

「共產黨會否因此受到很大傷害？我真的不知道。」他表示自己沒有計劃向外國做遊說，亦不知道還能說什麼。

美國真的幫香港？路線之爭如何解決？

更多的人們希望擁抱風險，盡力一博。這意味著他們要努力在北京與華盛頓之間走鋼索，亦要嫻熟週轉於美國複雜的國內政治之中。

此刻距美國距離總統大選僅剩4個月，加上疫情嚴峻，美國政客忙於應對本國救市計畫。特朗普著眼於競選連任，中美關係頻頻被他用作調動選民的籌碼——攻擊中國，轉移國內選民的注意力，而不少右翼政客也頻頻利用香港問題強化「中國威脅論」。

「瞄準中國可以帶來政治上的好處，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朱牧民承認。

而美國對港政策的走向，實際上取決於中美雙方在重塑雙邊關係上的能力和願望。「美國政界有很多人士正在利用香港做文章」，一位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的工作人員對端傳媒說，「特別是疫情重創美國，很多人因此要針對中國、問責中國」，香港則在這個過程中「被捎帶進來」，「像一枚棋子一樣」。因是國會員工，他只能不具名地提供背景信息。CECC是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立法進程的主持者。

情況在2020年5月進一步複雜化。非裔美國人George Floyd被美國警方壓頸而亡，進一步引爆多年來的“Black Lives Matter”平權運動，許多美國城市的遊行一度演化為警民衝突和暴力事件。2020年6月2日，端傳媒記者在白宮外圍親歷警方的催淚彈射向和平示威者。在美國政界，一些曾譴責香港警方暴力的人權呼籲者，此刻倒向支持派兵鎮壓美國本土示威。例如共和黨參議員Tom Cotton，在《紐約時報》評論版撰文主張出兵，因此引發公眾對其「雙重標準」的強烈聲討。

聚焦香港議題的左翼內容平台「流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就像這些政客不在乎黑人的性命一樣，他們也不在乎香港人的性命。反之，他們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支持取決於他們在地緣政治上的目的，並且與美國外交政策一樣的善變……美國不是這些右翼政客聲稱的自由、自主，或民主的典範。」

前國家安全顧問John Bolton更在2020年6月的新書爆料，相比於香港，特朗普更看重中美貿易談判，在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時曾明確表示「不想牽涉其中」。

不過，在香港，抗爭者中有著不一樣的情緒和策略。敖卓軒6月初接受BBC訪問時，提到認為「特朗普的角色不太重要」；且稱部份香港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為「極右」，迅即引發香港討論區「連登」網民的不滿與批評：指眾志「無啦啦代表香港人同侵(trump) 割蓆」、「出到去國際線倒米（搞砸事件）」等。

羅冠聰早前在美讀書、做國際遊說，他覺得，若要在香港議題上凝聚美國跨黨派的共識，遭遇價值觀的衝突是無可避免的。「如果我們共同目標是推動香港議題在美國的支持和關注，我們所謂的一些其他矛盾就必然是將priority（優先級）放低一點。」

對於特朗普，羅冠聰認為，國會和民意可以牽制對華態度似乎多變的總統。「國會每年有幾百個法案沉積在底，為何香港法案可以這麼快通過？就是因為有強烈的風聲。」

羅進一步補充，其實價值觀分歧未必如大家想象得那麼大。「共和黨裏面也有人覺得Black Lives Matter好重要……其實兩黨的矛盾並沒有這麼尖銳，可能聲量會被某些鷹派的人override（騎劫）了。」

香港在過去一年都處於劇烈的變化之中，你們不應該低估美國對香港的重視程度。

朱牧民覺得，對華「鷹派」人士的存在，使他們「能夠將各個政策領域和關注點組織起來，並將與香港聯繫在一起」。香港議題符合共和黨保守派的利益，但是，「我們非常小心，我們一直確保是站在香港這一邊，不加入以香港為誘餌的黨派攻擊。」朱牧民補充。

談及如何在遊說中保持平衡與底線，HKDC的創始人之一楊錦霞在電話中輕輕嘆氣，坦陳「不是一件易事」。「我們的訴求是把事情做成，不求他人是完美的。」

上面提到的CECC的工作人員對端傳媒表示，「你不應該只看到美國武力鎮壓自己的遊行。還要看到鎮壓之後，政界、媒體和人民的反應。」CECC的工作人員說，「同樣有相當多的政界人士出來反對總統的舉措，譴責施暴者，公開的討論一直在進行中。」他認為美式民主不是完美無缺的，但「貴在自我矯正、反省和進步，也因此才堪稱民主的燈塔和世界的領導者。」

他具體指出，國會中一直設有專門的部門和團隊來處理中國議題，CECC這樣的機構都是兩黨聯立的。「這些人從2014年雨傘運動便開始關注香港，精力和工作量也不會被疫情或總統大選分散。這些團隊中不少人曾旅居香港，或從事外交，或從事商務工作，對香港的民主和未來懷有赤誠之情。」」他強調，「香港在過去一年都處於劇烈的變化之中，你們不應該低估美國對香港的重視程度。」

面對「你死我活」的對抗前沿，香港人將成流散猶太人？

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李家翹看來，過去一年，香港人所做的國際線工作，正是契合了中美博弈的大氣候。李家翹認為，中美已演變成全方位的爭霸戰，從貿易、貨幣到金融，在這樣的背景下，眾志推動《香港人權民主法》等遊說獲得成功，某程度上因為他們契合了美國整體戰略部署。

但與此同時，李家翹又認為不能忽視香港在棋局中一定程度的主動性。與過去中英談判「兩腳凳」的時代相比，香港已經迎來徹底的變化。「當年鄧小平說不能有三腳凳，香港社會整體而言是民智未開。今時今日，處境完全不同。雖然仍不容許有三腳凳，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開始形成，有行動能力，有主體意識，渴求有能動性。」

「我們懂得了自身的處境，不再是那種身處其中，都不知道自己處在一個獨特的、大的政治環境之中，可以漸漸抽離出來看，意識到自己在這個『局』當中。」

眾志的敖卓軒也認為，「去到大國政治的level，如果說我們很有影響力，講出來都是假的。」但他提出，需要從歷史的維度來審視：「面對中美，香港人肯定leverage（槓桿）是不夠大的。但是，我們比歷史上任何一刻，這一刻都是最有可能make a voice（發出聲音）。」

敖卓軒表示，「眾志」不會去想如何防止「攬炒」局面出現，因為「北京已經決定了它要走這一條路」，美國的回應是「勢在必行」，輪不到港人去逆轉。眾志可以做的，就是觀望特朗普之後具體的措施，「如果明顯是harm到香港人的利益、但對於中國沒有增加任何壓力的時候，我們一定會用盡可用的途徑，去表達聲音。」

李柱銘還是認為，真正可以幫香港的方法，還是回到「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找到「一個長遠而且可持續的解決方法」，他認為自己手中的籌碼，包括半世紀前的中英聯合聲明。

「我現在不停地說『你不能不玩』，你答應了英國。」李柱銘說。

他呼籲，香港的年輕人此時不要使用武力、誤入圈套，「如果你搞革命，沒有一個國家會幫你的，」「最後你的目的不只是懲罰別人，是要重回正路。」

在這個意義上，李柱銘近日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提倡攬炒的人，他們一無所知（haven’t got a clue）。如果你發動一場革命，然後徹底失敗，很多人會和你一起死。」

只有盡可能地運用美國的言論自由和這份自由所帶來的好處，講出別人沒辦法講的話...... 這份自由和好處是中國大陸的人們沒有的，也是香港的人們即將失去的。

中美之間的急速角力似乎並沒有停止，兩個大國以香港為戰場，出招陸續有來。在6月30日，不出意料，港區國安法草案建議表決稿將在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上通過，消息指違法者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港區國安法」將明確規定「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等罪行，近年積極進行國際遊說的眾志黨友首當其衝，連登上網友發帖呼叫黃之鋒在6月30日前離開，而黃之鋒也在臉書上表示自己收到消息指國安法落實後會馬上抓捕他和黎智英。即使是註冊在華盛頓的HKDC，也蒙上安全的陰影。

「只有盡可能地運用美國的言論自由和這份自由所帶來的好處，講出別人沒辦法講的話。」朱牧民說，「這份自由和好處是中國大陸的人們沒有的，也是香港的人們即將失去的。」至於個人風險，只能「順其自然」。

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23年之際，美國國會將再次舉行關於香港的聽證會，關注國安法對香港的影響，HKDC有份參與。證人的名單在陸續曝光，朱牧民稱，李卓人、梁繼平等人會在國會作證，他們目前的目標是「確保香港議題在美國行政和立法部門裏都能佔到優先考慮的位置」。

李家翹判斷，中美爭霸去到眼下，已經是「歸邊」的時刻。香港成了中美「你死我活」的對抗前線，地緣政治之下，香港正在被兩個陣營「爭奪」、「撕裂」，成了舊冷戰時期的柏林。對此，他感到十分悲觀：香港將被新冷戰消耗殆盡，或會成為棄子。

李家翹開始醞釀出一個想法：未來多年，香港人將逐漸移民、像猶太人一樣流散世界各地，出現「大離散」（diaspora）。因此，他認為相對於「對外」的外交，「對內」的外交工作更加重要，需要在全世界各地的港人圈子裏建立共同信念，以形成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說的“action in concert”（協同行動），像猶太人那樣保持一個社群，反過來保護香港。

為何走到一起重要？因為獨立面對強權是死定的，而人集結就會形成權力，足以保護這個集結體裏面人的自由。

他認為，香港作為一個community，根基仍在香港這個地方，但透過向世界各地的港人做「外交工作」，取替大陸政府發佈的官方資訊，這可以擴大香港這個community，「形成一股力量來自我保護。」尤其是對早年已經移民外海的港人圈子，他認為這個社群的政治光譜目前應該傾向保守和建制，正是民間外交一個著力點。

「漢娜·阿倫特最關注極權之下，弱小的人如何保護自由。她的概念是，個體的人集結成一個群體，大家有共同意志和目的而走到一起。為何走到一起重要？因為獨立面對強權是死定的，而人集結就會形成權力，足以保護這個集結體裏面人的自由。」

大風大浪之下，香港走向何處，流散是否歸途，無人敢給出定論。李家翹說，站在當下，他發現自己終究捨不得離開香港。

（端傳媒實習記者 李智賢、梁日恆、莊芷游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