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滿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燒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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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第一場示威發生時，我正在和一群同學計劃暑假去日本旅行。畢竟明年就沒有歇息的時間了，七萬考生，兩萬多學位，懸崖之巔更藏有合共不過千來張的「神科」黃金門票——脫貧機會有限，送完即止。

「什麼是『送中條例』？為什麼要反？」我真摯的疑問毫不意外地惹來了朋友的嘲笑。

五年前的傘運，我大概還宅在家裡看動漫，但同齡人中已然有不少人經歷了政治的洗禮，甚至或許有點洗過頭了、洗出滋味來了。在小息的課室內，常常聽到有人高談闊論「熱狗」、「愛港力」、「689」、「777」等等高深的詞彙，被掩埋在訂購午餐外賣、找同學抄功課的聲浪下。我並沒有多管。

在芸芸港豬之中，我大概是一頭特別惹人嫌棄、豬味特別香濃的西班牙黑毛豚。

畢竟作為一段中港婚姻的產物，居住在董伯「八萬五」的整潔公屋之中，無論是網路世界裡娛樂了我大半中學生涯的B站鬼畜，還是週末和同學一起北上喝喜茶、唱卡拉OK的簡單生活，都讓我對同學口中煞有其事的「赤化」無甚戒心——在被四大主科、三科選修殘害得皮開肉綻的高中生涯裡，更是無暇顧及這些宏大背景中的零星底噪。

我甚至不明白一地兩檢有什麼好爭論的，不就一個海關位置的事嗎？當然，那是直到鄭文傑在西九龍被截停，直送深圳監禁刑求十五天，我才知道我們無心遞出的每一絲權力都會被那頭盤踞在深圳河以北的龐然巨獸濫用到極致。那是後話了。

當我初次被朋友半誘騙進一場絕對合法的「和理非」遊行時，我在同伴濃烈的恐懼眼神中，不帶口罩地徑直走過地鐵站門口駐守着的半打防暴警察，在被烈日蒸騰得扭曲變形的空氣下懶洋洋地舉着一把「廢青風扇」，跟容嬤嬤入大觀園似得參觀着平時甚少踏足的港島風景，順便喊幾句「光復香港」。

「很少看見有黃絲示威頹得跟按鐘收費的『愛國藍絲』一樣。」朋友恥笑我的頹廢做派，殊不知他自以為的黃絲同伴不過是一頭被趕鴨子上架的西班牙黑毛豚，抱着政治參與體驗加港島一日遊的心態走在他的身旁。

回想起來，我做豬的底氣，大概是一種對安全的幻想。

香港是一個安全得令人髮指的城市，自從我有記憶以來便是如是。無論是我失而復得過無數次的學生八達通、手機，甚至乎整個書包，還是香港警察官方網站上那些不足百位數的全年犯罪次數都足以印證。前幾年，我曾有一次因故而導致凌晨三點才得以回家，橙黃色的街燈下一個穿着白色校裙的中學女生獨自遊蕩的身影，吸引了兩個巡邏警察的注意力，最後他們把我護送到了公屋入口，看着我進了電梯。

我短暫的人生裡很少經歷過巨大的恐懼，我經歷的香港就像是一個佈置完善的小魚缸：有吃，有住，有足夠分散注意力的瑣事，有適量對未來的期望，而我就在這安穩的環境裡不知倦怠地圍着家和學校吐泡泡轉悠，自得其樂。

至於深圳河以北那片充盈着打卡飲料、淘寶衣服、海底撈和廉價卡拉OK的土地，則更像是一個我不會掛在心上，只是偶爾會去他家吃吃零食的親戚。

7月21號晚，我的親戚毫無預警地扇了我一記耳光，打碎了我的魚缸。

其實假如我的視力更敏銳點，我的魚缸或許五年前就已經打碎了。但很可惜，某些特別堅韌的鋼化玻璃真的需要愛國大叔無情的水喉才足以敲裂，而當我開始察覺那些曾經代表着法治的警員們，在TVB新聞部剪輯掉的角落裡到底敲碎了多少根骨頭，而藍絲竟然能情操高尚地操着兩把菜刀把我砍成豬肉醬之後，我的眼睛再也合不上了。

我的安全感、信任、期待，和元朗站地面的鮮血、大埔墟青年的腸子、信報女記者的肺葉、女急救員的眼球混成一攤，腥臭污穢地噴灑了一地。

而我只能在一個個晚上瞠目結舌地瞪着電視，眼睜睜地看着我漂亮寧靜的小魚缸以超慢鏡分崩離析，這裡有着太多太多的「不應該是這樣的」、「他們怎麼敢」和「有沒有搞錯」。執法者帶頭破壞法紀、無差別毆打市民、對記者噴椒，市民需要學會「包容和體諒，不保證投訴人資料不會被洩露給愛國人士」；愛國市民襲擊途人，被警察護送離開，市民要明白「真正破壞香港法治的是黑衣暴徒，被告才是被社運傷害，奄奄一息的受害者」；司法機構政治檢控，撤訴後賠上堂費，市民要理解「香港的司法機關獨立公平公正，因警察要求而起訴是正常合作」；政府拒絕談判，逼迫醫護人員罷工要求封關，結果被建制派抹黑清算，市民要明白「醫護人員儘管也有成立工會罷工的權利，但他們其實沒有」；教育局局長拿出批鬥海瑞罷官的架勢來批鬥中學考卷，市民要知道「日軍侵華史實嚴重傷害了中華民族感情，不可以有正面影響」，還有更多，更多。

都說動氣傷身，所以自我保護機制把義憤填膺憋成了犬儒的嘲諷，冷嘲熱諷憋成了麻木的沉默。麻木不會傷身。

我仍然會約同學吃飯逛街，仿佛一切沒有變化，但隨處可見的噴漆標語、被反復鏟貼的文宣跡痕、黃店內密密麻麻的連濃墻卻總是不經意地攝入眼角，低調地提醒着我香港變質了，像是書包裡忘了吃的麵包一樣，在我無暇去管的時候就這麼不經意地壞掉了。

我噙着淚水在維基百科、知乎、連登和Youtube之間奔走，嘗試為我奄奄一息的城市尋找答案，卻只能在「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狂熱和「留島不留人，解放軍屠盡香港廢青GAZA」的憎恨之間處處碰壁，抬頭看見的是虛偽可憎、不需要問責的問責官員，口中的「再出發」列車似乎沒有給我的一代留座；低頭看見的是黨同伐異的香港人，大陸人，生活在各自的共鳴圈中，對素未謀面的人噴吐最惡毒的咒罵。

半年的網路自學隱隱抵得上三年初中中史、三年高中通識，足以讓一個不諳政治的理科生能夠生硬地用「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新冷戰格局」、「美元集資港」等艱澀的詞彙試圖剖析我到底是如何在繈褓之中惹怒了我北方的親戚，在讀書煲動漫之際長成了「不知感恩的白眼狼」，並且在登記成為選民之時正式走上「留島不留人」的末路。我看着曾經帶給我無數歡笑的B站彈幕上橫掃過一排排猙獰的文字，像真正的子彈一般撕碎了我親戚的皮囊，蛻出一頭畸形而陌生、滴着毒涎的巨獸。

我嘗試溝通，結果在一天之內丟掉了賬戶。此前我以為內涵圖只是開玩笑的。

我至今仍無法明白這些來自遠方的憎恨是因何而至，或許我永遠不會明白，但這足夠讓我默默剪掉了回鄉卡，並且祈禱解放軍不會把我全家殺掉——起碼，放過我的倉鼠。儘管如此，反送中於我而言卻依然無法變成一個時事議題，它更像是我的家事，主觀、感性、私人而情緒化。

記得生物老師曾提起過鏡像神經，說人類所謂的同理心是有着生物學根據的，因為動物從痛苦中學習，而感受他人的痛苦能讓我們更有效率地學會避開危險。的確，我這一輩子也不可能再無所畏懼地在防暴警察面前走過了。但為了別人的痛苦而落淚仍然是一種難以習慣的體驗，像幻肢痛，足以讓你皺起臉、嘶聲抽氣，但皮膚上卻找不到一滴鮮血，一點瘀傷；你會隱隱覺得慶幸，但又確實感受到了被傷害的憤怒和憎恨。那些電視裡母親呼喊失散女兒的淒厲呼叫、記者被胡椒噴臉時短促的驚叫、女性市民被拖行時歇斯底里的慘叫——不過是從大氣電波轉化而成的無形聲波，卻似乎帶着倒刺，扎得眼後的軟肉酸痛無比，團在咽喉深處拒絕離開。

我會想象自己經歷了他們的遭遇：在母親節晚餐後被人群沖散，被蒙面而且沒有編號的防暴警察扯走，媽媽在封鎖線外沙啞地哭叫我的名字，我想回應，卻被捂住了嘴巴；在連濃墻前被一個高呼着「暴徒曱甴」的男人剖開肚子，我捂着傷口，腸子卻白花花地掉了一地；在路邊被舉着胡椒噴霧的防暴警察喝罵廢青、追趕、嗤笑、用強光燈直射，要我「再哭大聲一點」。

我氣的發抖，然後為自己的微不足道自怨自艾。

但儘管如此，我還是沒能和一些勇敢的同齡人一樣，不顧一切地帶上頭盔、防毒面具走上前線。理由自然囊括那些最樸素的藉口：「患有哮喘，體質孱弱」、「上有老下有小」、「前途無限」、「我還年輕，我不想坐牢」等等，幾乎像是古裝片裡向朝廷命官求情的經典台詞。事實上我也不完全是一個勇武派的信徒，新生的政治覺醒並沒有帶給我扔汽油彈的覺悟，與之相反，我一如既往地怕痛、怕血、怕火、怕事，依然是一個喜歡作壁上觀的和平主義者，有着以洞徹掩飾懦弱、以犬儒修飾虛無的壞習慣，同時極度自私，對精心培育了十八年的「脫貧夢」死不鬆口，像是跑去捐門檻的祥林嫂一樣，斯德哥爾摩地迷信一套把自己視為草芥的系統。

比起那些被虐打、扣押、強暴的同齡人，我這個醉心自保的終極和理非簡直愧對「香港年輕人」這個標籤，何來有資格說自己受到了什麼「創傷」？但我卻的確感覺自己受傷了，不知道傷在哪裡，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受的傷，在看見「再有民主派議員被捕」，「鄧炳強表示會訓示涉事警察」，「教育局局長指出這嚴重損害了國家民族感情」等字句時反復發作，痛不欲生。

不久前，因疫情而在家操練中文作文試題的時候，我設好計時器，深吸一口氣，翻開考卷，然後呆住了。

「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滿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燒的火焰。」

2013年的考題，現在看來竟像是個吊詭的預言，要是晚出個幾年興許還會被楊潤雄批鬥成「暗示造反鬥爭、鼓勵違法害紀的毒草」。

一向視中文作文為強項的我竟然不知道該怎麼下筆才好，腦海里機械式的排比、比喻、名人金句、寫作結構被清空了，轉而浮現的是在旺角、金鐘、尖沙咀、中文大學的瀝青地上，那一個個清脆地粉身碎骨的玻璃瓶，和它們化作的一簇簇火焰，在警察精良的裝備下被有條不紊地撲滅，變成一灘難以辨識的黑灰。

我想到了香港的年輕人，我的這一代。

或者用愛國的語言來說，一窩廢青曱甴。

我想象我和我的同學們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形成了一隻巨大的曱甴，掙扎着揮舞油膩的黑色觸鬚，結構複雜的口器開開合合卻發不出半點聲音。我們是何以淪落成蟲子的？是那些燃燒的垃圾桶太熏人了？叫喊口號的聲音太高亢了？堵塞交通讓太多人上班遲到了？到處黏貼的文宣太過損毀市容？還是如同本應代表我們的特區首長所言：這些並非社會持份者的人因為自己對經濟沒有貢獻，所以能夠心安理得地破壞香港的繁榮安定？

但無論如何，結局已定，鎮壓示威變成了「打曱甴」，我的一代變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害蟲，沒有一隻是無辜的。

怕痛的人大抵都不喜歡暴力，我也並不例外。

儘管在今天的香港，左膠味濃的「我反對一切暴力」已經淪為了一個天大的笑話，但我真的曾經篤信過非暴力、暗自批判那些砸店燒車站打人的人過於偏激，有違道德，落人口實——直到我發現，無論我們的態度如何溫馴謙恭，對政府說不已經足以構成「反政府」罪，大大的帽子上洋洋灑灑寫着「愛國教育不足導致挾洋自重不知感恩意識形態偏差挑動中港關係對立的少數有心分子不知道收了美國多少錢的黑曱甴」（下略）。

那頭北方的巨獸，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放過我們任何一個。

我漸漸發現我活在一個被輪姦成孕會被通緝的社會，一個對警察毆打市民習以為常的社會；這裡被警察射瞎的人會被肉搜恐嚇，而開摩托車撞市民的警察會升職；書包裡有激光筆會被起訴，用牛肉刀指嚇學生卻能安然離開；示威者會被虐打監禁，而警察永遠只會被訓斥；的士撞斷女孩的腿會反過來被賠償五十多萬，砍人者會被法官讚頌「道德高尚」，輕判再輕判，而衝擊警方防線的救生員「情節嚴重」，最後判刑比砍人還重。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而袖手旁觀者在禮崩樂壞的社會裡單獨要求星斗市民「奉公守法」，卻對公權力的橫行霸道束手無策，甚或視若無睹，這是什麼奴隸的社會、奴隸的道德？公民遵守法律，是因為法律會保障包括個人在內的所有人，但今日香港的法治到底還有什麼道德感召，讓個人去尊重這些所謂的執法者、法官和司法系統？一個沒有道德可言的政府憑什麼用道德綁架市民？假如警察已經不會保護市民，那私了有什麼錯？當然，我不會私了，因為正如前文所言，我身體孱弱，而且擅長自保——我甚至含着半口來自上海的「先天之氣」，掌握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隨時能夠化身成撐警的跨境學童來逃避愛國人士的牛肉刀。

我感覺我的母親也得了梅毒，像頭皮毛生蛆的流浪狗一般苟且残喘，曾經睿智的眼睛蒙上了瞈，凹陷肚皮下的內臟大概早已腐爛流膿，她被某種我說不出名字的異形寄生蟲啃食成了空殼，卻還在吃力地呼吸，而我只能隔着日常的流水賬旁觀她的衰敗，手足無措。

香港曾經賴以運轉的常識和常態被抽乾了，剩下的屍骸正在被一頭來自北方的悲兮魔獸活剝生吞，而單薄懦弱的我雙手顫抖，既沒有反擊的體魄，也沒有苛斥的勇氣。

最後，我還是留白了2013年的中文作文卷，因為我親眼目睹了那些盼望化作燃燒火焰的孩子，最後前仆後繼地變成了被打碎的瓶子，火焰在漫天的藍色的水柱下湮滅，留下一地血污和最高十年的監禁，而沒有任何孔孟荀的金玉良言、古今中外的名人例證能夠把這一份戾氣和傷痛修飾成一篇足以拿到高分的文章。但儘管如此，在考完通識的那一晚，我還是不爭氣地哭了，我害怕自己對新聞自由的議論會為我帶來怎麼樣的後果，充滿求生慾地寫出了大概能媲美環球時報的黨八股，每一筆都刻劃得很深、很痛。

但凡有一根網線和一根神經線，沒有人會相信那套「人權不適合中國」的維穩屁話。但現實卻是，人沒有了人權的確能活，還能活得挺舒坦，只需要安裝一些特定的技巧，比如冷漠，犬儒，雙重思想，再上進一點的就學會批鬥，學會上綱上線，學會見風使舵——「畢竟無論哪種社會都會有不幸犧牲的族群，難道美式民主下的窮人就過得很好嗎？」

苟且並不難。丟掉原則和同情心，帶上犬儒的嬉皮笑臉，把苦難當成笑話，把異常當成日常，練熟「臭蟲論」、「阿Q精神」以不變應萬變，沉浸在愚昧的聲色享樂之中，蒙混着等待移民的時機——也是北方傳下來的路數。

而在最近的同學聚會裡，移民也的確成為了熱門話題，中六的學子大多從未獨自出過國，卻在老成地細數着東南亞國家的投資移民門檻，紐澳接受專業移民的執照，歐美的治安和稅率，席間抖出某某竟然偷偷持有着加拿大的國籍，頓時惹來大家艷羨的目光。

這一代人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在香港扎根，卻已經想着飄零，亞細亞的難民產生不出來什麼天涯浪子的悲壯幻想，只有卑微的倉惶和不安。我不禁想起《野火》：「家，可以暫時揮別，可以離棄，可以忘懷，但永遠還是那麼一個……怕的是，過了四十年仍舊不把這兒當家，這個家才會破落。」這二十三年來，也是因為沒有人把這兒當家，所以這片生育了我的土地才會破落到如今的田地嗎？才會讓還沒拿到成人身份證的學童對移民台灣的條件倒背如流嗎？

我不願意這麼想。

我父親曾經從事建造業，在乘搭巴士的時候，他偶爾會指向某棟看起來無甚特別的大樓，語帶驕傲地告訴我「這棟樓是他有份的」，這座高聳入雲的城市是他有份堆砌的，而我有份居住。在晚上坐車回家時，我會下意識地在高架橋上尋找我家的大樓，那無數個整齊堆疊的小方框散發着或橙或白的燈光，而我知道這裡頭的其中一格是屬於我的家，裡面裝着從我短短十八年間的一切回憶。

我不願相信香港是一片沒有人在乎的荒蕪之地，她曾經是如此的美麗、安全、公平、富庶，遠東大陸海岸邊最明亮的一顆珍珠，怎麼可能沒有人在乎呢？我情願相信她是被愛着的，只是不幸被某種邪惡的外部勢力侵蝕控制了，病重垂危。

無論四十年後的我身在何方，香港也還是我的家，是別人問起我從哪裡來時的唯一答案。

最近，特首說香港的教育已儼然成為了「無掩雞籠」，那麼我們這一代或許就是一群趁亂逃跑了的雞仔，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中學會了用雙腳奔跑，撲騰翅膀。我們的喙啄不倒港府，更啄不到遠在北京的龐然巨獸，但引用龍應台寫給香港九十後的寄語：「Life is a shipwreck but we must remember to sing in the lifeboats.」

我無力驅趕正在啃食我家園的巨獸，但這並不代表我就必須完全放棄抵抗。

瓶子碎了，碎片會記得；火燒盡了，灰燼會記得。我不願把中學都尚未畢業的自己想象成什麼「歷史的見證者」，但假如多年後，在密不透風的雞籠中長大的下一代找上了我，理直氣壯地告訴我「反送中就是一場被美國煽動和資助的暴動，被警察英勇地鎮壓」，我會盡力把我記得的巨細無遺地告訴他們，這或許是懦夫如我唯一的作用。

這是我第一次自發性地寫作，沒有老師給我安排這份功課。

我清楚自己不夠深黃，沒有上過前線，也沒有被警察打過，儘管尚且有分辨是非黑白的思辨能力，卻沒有犧牲自己捍衛公義的勇氣；日常背負着螻蟻偷生的自我厭惡，唯一的才能大概在寫卷子上，所以也只能借考題寄意，嘗試記錄下我過去一年的經歷和想法。前陣子在新聞裡看見，特首似乎想要以「香港的真相」作為她記者招待會的畫布，那麼也請允許我留下自己這份淺薄的、「小曱甴的真相」，因為即便只是一隻又孱又窮又矮又蠢的曱甴，在香港這座高聳入雲的城市裡，也是有我一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