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满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烧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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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第一场示威发生时，我正在和一群同学计划暑假去日本旅行。毕竟明年就没有歇息的时间了，七万考生，两万多学位，悬崖之巅更藏有合共不过千来张的“神科”黄金门票——脱贫机会有限，送完即止。

“什么是‘送中条例’？为什么要反？”我真挚的疑问毫不意外地惹来了朋友的嘲笑。

五年前的伞运，我大概还宅在家里看动漫，但同龄人中已然有不少人经历了政治的洗礼，甚至或许有点洗过头了、洗出滋味来了。在小息的课室内，常常听到有人高谈阔论“热狗”、“爱港力”、“689”、“777”等等高深的词汇，被掩埋在订购午餐外卖、找同学抄功课的声浪下。我并没有多管。

在芸芸港猪之中，我大概是一头特别惹人嫌弃、猪味特别香浓的西班牙黑毛豚。

毕竟作为一段中港婚姻的产物，居住在董伯“八万五”的整洁公屋之中，无论是网路世界里娱乐了我大半中学生涯的B站鬼畜，还是周末和同学一起北上喝喜茶、唱卡拉OK的简单生活，都让我对同学口中煞有其事的“赤化”无甚戒心——在被四大主科、三科选修残害得皮开肉绽的高中生涯里，更是无暇顾及这些宏大背景中的零星底噪。

我甚至不明白一地两检有什么好争论的，不就一个海关位置的事吗？当然，那是直到郑文杰在西九龙被截停，直送深圳监禁刑求十五天，我才知道我们无心递出的每一丝权力都会被那头盘踞在深圳河以北的庞然巨兽滥用到极致。那是后话了。

当我初次被朋友半诱骗进一场绝对合法的“和理非”游行时，我在同伴浓烈的恐惧眼神中，不带口罩地径直走过地铁站门口驻守着的半打防暴警察，在被烈日蒸腾得扭曲变形的空气下懒洋洋地举着一把“废青风扇”，跟容嬷嬷入大观园似得参观着平时甚少踏足的港岛风景，顺便喊几句“光复香港”。

“很少看见有黄丝示威颓得跟按钟收费的‘爱国蓝丝’一样。”朋友耻笑我的颓废做派，殊不知他自以为的黄丝同伴不过是一头被赶鸭子上架的西班牙黑毛豚，抱着政治参与体验加港岛一日游的心态走在他的身旁。

回想起来，我做猪的底气，大概是一种对安全的幻想。

香港是一个安全得令人发指的城市，自从我有记忆以来便是如是。无论是我失而复得过无数次的学生八达通、手机，甚至乎整个书包，还是香港警察官方网站上那些不足百位数的全年犯罪次数都足以印证。前几年，我曾有一次因故而导致凌晨三点才得以回家，橙黄色的街灯下一个穿着白色校裙的中学女生独自游荡的身影，吸引了两个巡逻警察的注意力，最后他们把我护送到了公屋入口，看着我进了电梯。

我短暂的人生里很少经历过巨大的恐惧，我经历的香港就像是一个布置完善的小鱼缸：有吃，有住，有足够分散注意力的琐事，有适量对未来的期望，而我就在这安稳的环境里不知倦怠地围着家和学校吐泡泡转悠，自得其乐。

至于深圳河以北那片充盈着打卡饮料、淘宝衣服、海底捞和廉价卡拉OK的土地，则更像是一个我不会挂在心上，只是偶尔会去他家吃吃零食的亲戚。

7月21号晚，我的亲戚毫无预警地扇了我一记耳光，打碎了我的鱼缸。

其实假如我的视力更敏锐点，我的鱼缸或许五年前就已经打碎了。但很可惜，某些特别坚韧的钢化玻璃真的需要爱国大叔无情的水喉才足以敲裂，而当我开始察觉那些曾经代表着法治的警员们，在TVB新闻部剪辑掉的角落里到底敲碎了多少根骨头，而蓝丝竟然能情操高尚地操着两把菜刀把我砍成猪肉酱之后，我的眼睛再也合不上了。

我的安全感、信任、期待，和元朗站地面的鲜血、大埔墟青年的肠子、信报女记者的肺叶、女急救员的眼球混成一摊，腥臭污秽地喷洒了一地。

而我只能在一个个晚上瞠目结舌地瞪着电视，眼睁睁地看着我漂亮宁静的小鱼缸以超慢镜分崩离析，这里有着太多太多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怎么敢”和“有没有搞错”。执法者带头破坏法纪、无差别殴打市民、对记者喷椒，市民需要学会“包容和体谅，不保证投诉人资料不会被泄露给爱国人士”；爱国市民袭击途人，被警察护送离开，市民要明白“真正破坏香港法治的是黑衣暴徒，被告才是被社运伤害，奄奄一息的受害者”；司法机构政治检控，撤诉后赔上堂费，市民要理解“香港的司法机关独立公平公正，因警察要求而起诉是正常合作”；政府拒绝谈判，逼迫医护人员罢工要求封关，结果被建制派抹黑清算，市民要明白“医护人员尽管也有成立工会罢工的权利，但他们其实没有”；教育局局长拿出批斗海瑞罢官的架势来批斗中学考卷，市民要知道“日军侵华史实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感情，不可以有正面影响”，还有更多，更多。

都说动气伤身，所以自我保护机制把义愤填膺憋成了犬儒的嘲讽，冷嘲热讽憋成了麻木的沉默。麻木不会伤身。

我仍然会约同学吃饭逛街，仿佛一切没有变化，但随处可见的喷漆标语、被反复铲贴的文宣迹痕、黄店内密密麻麻的连浓墙却总是不经意地摄入眼角，低调地提醒着我香港变质了，像是书包里忘了吃的面包一样，在我无暇去管的时候就这么不经意地坏掉了。

我噙着泪水在维基百科、知乎、连登和Youtube之间奔走，尝试为我奄奄一息的城市寻找答案，却只能在“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的狂热和“留岛不留人，解放军屠尽香港废青GAZA”的憎恨之间处处碰壁，抬头看见的是虚伪可憎、不需要问责的问责官员，口中的“再出发”列车似乎没有给我的一代留座；低头看见的是党同伐异的香港人，大陆人，生活在各自的共鸣圈中，对素未谋面的人喷吐最恶毒的咒骂。

半年的网路自学隐隐抵得上三年初中中史、三年高中通识，足以让一个不谙政治的理科生能够生硬地用“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新冷战格局”、“美元集资港”等艰涩的词汇试图剖析我到底是如何在𫄶褓之中惹怒了我北方的亲戚，在读书煲动漫之际长成了“不知感恩的白眼狼”，并且在登记成为选民之时正式走上“留岛不留人”的末路。我看着曾经带给我无数欢笑的B站弹幕上横扫过一排排狰狞的文字，像真正的子弹一般撕碎了我亲戚的皮囊，蜕出一头畸形而陌生、滴着毒涎的巨兽。

我尝试沟通，结果在一天之内丢掉了账户。此前我以为内涵图只是开玩笑的。

我至今仍无法明白这些来自远方的憎恨是因何而至，或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但这足够让我默默剪掉了回乡卡，并且祈祷解放军不会把我全家杀掉——起码，放过我的仓鼠。尽管如此，反送中于我而言却依然无法变成一个时事议题，它更像是我的家事，主观、感性、私人而情绪化。

记得生物老师曾提起过镜像神经，说人类所谓的同理心是有着生物学根据的，因为动物从痛苦中学习，而感受他人的痛苦能让我们更有效率地学会避开危险。的确，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再无所畏惧地在防暴警察面前走过了。但为了别人的痛苦而落泪仍然是一种难以习惯的体验，像幻肢痛，足以让你皱起脸、嘶声抽气，但皮肤上却找不到一滴鲜血，一点瘀伤；你会隐隐觉得庆幸，但又确实感受到了被伤害的愤怒和憎恨。那些电视里母亲呼喊失散女儿的凄厉呼叫、记者被胡椒喷脸时短促的惊叫、女性市民被拖行时歇斯底里的惨叫——不过是从大气电波转化而成的无形声波，却似乎带着倒刺，扎得眼后的软肉酸痛无比，团在咽喉深处拒绝离开。

我会想象自己经历了他们的遭遇：在母亲节晚餐后被人群冲散，被蒙面而且没有编号的防暴警察扯走，妈妈在封锁线外沙哑地哭叫我的名字，我想回应，却被捂住了嘴巴；在连浓墙前被一个高呼着“暴徒曱甴”的男人剖开肚子，我捂着伤口，肠子却白花花地掉了一地；在路边被举着胡椒喷雾的防暴警察喝骂废青、追赶、嗤笑、用强光灯直射，要我“再哭大声一点”。

我气的发抖，然后为自己的微不足道自怨自艾。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能和一些勇敢的同龄人一样，不顾一切地带上头盔、防毒面具走上前线。理由自然囊括那些最朴素的借口：“患有哮喘，体质孱弱”、“上有老下有小”、“前途无限”、“我还年轻，我不想坐牢”等等，几乎像是古装片里向朝廷命官求情的经典台词。事实上我也不完全是一个勇武派的信徒，新生的政治觉醒并没有带给我扔汽油弹的觉悟，与之相反，我一如既往地怕痛、怕血、怕火、怕事，依然是一个喜欢作壁上观的和平主义者，有着以洞彻掩饰懦弱、以犬儒修饰虚无的坏习惯，同时极度自私，对精心培育了十八年的“脱贫梦”死不松口，像是跑去捐门槛的祥林嫂一样，斯德哥尔摩地迷信一套把自己视为草芥的系统。

比起那些被虐打、扣押、强暴的同龄人，我这个醉心自保的终极和理非简直愧对“香港年轻人”这个标签，何来有资格说自己受到了什么“创伤”？但我却的确感觉自己受伤了，不知道伤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受的伤，在看见“再有民主派议员被捕”，“邓炳强表示会训示涉事警察”，“教育局局长指出这严重损害了国家民族感情”等字句时反复发作，痛不欲生。

不久前，因疫情而在家操练中文作文试题的时候，我设好计时器，深吸一口气，翻开考卷，然后呆住了。

“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满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烧的火焰。”

2013年的考题，现在看来竟像是个吊诡的预言，要是晚出个几年兴许还会被杨润雄批斗成“暗示造反斗争、鼓励违法害纪的毒草”。

一向视中文作文为强项的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下笔才好，脑海里机械式的排比、比喻、名人金句、写作结构被清空了，转而浮现的是在旺角、金钟、尖沙咀、中文大学的沥青地上，那一个个清脆地粉身碎骨的玻璃瓶，和它们化作的一簇簇火焰，在警察精良的装备下被有条不紊地扑灭，变成一滩难以辨识的黑灰。

我想到了香港的年轻人，我的这一代。

或者用爱国的语言来说，一窝废青曱甴。

我想象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形成了一只巨大的曱甴，挣扎着挥舞油腻的黑色触须，结构复杂的口器开开合合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我们是何以沦落成虫子的？是那些燃烧的垃圾桶太熏人了？叫喊口号的声音太高亢了？堵塞交通让太多人上班迟到了？到处黏贴的文宣太过损毁市容？还是如同本应代表我们的特区首长所言：这些并非社会持份者的人因为自己对经济没有贡献，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地破坏香港的繁荣安定？

但无论如何，结局已定，镇压示威变成了“打曱甴”，我的一代变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害虫，没有一只是无辜的。

怕痛的人大抵都不喜欢暴力，我也并不例外。

尽管在今天的香港，左胶味浓的“我反对一切暴力”已经沦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但我真的曾经笃信过非暴力、暗自批判那些砸店烧车站打人的人过于偏激，有违道德，落人口实——直到我发现，无论我们的态度如何温驯谦恭，对政府说不已经足以构成“反政府”罪，大大的帽子上洋洋洒洒写着“爱国教育不足导致挟洋自重不知感恩意识形态偏差挑动中港关系对立的少数有心分子不知道收了美国多少钱的黑曱甴”（下略）。

那头北方的巨兽，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我们任何一个。

我渐渐发现我活在一个被轮奸成孕会被通缉的社会，一个对警察殴打市民习以为常的社会；这里被警察射瞎的人会被肉搜恐吓，而开摩托车撞市民的警察会升职；书包里有激光笔会被起诉，用牛肉刀指吓学生却能安然离开；示威者会被虐打监禁，而警察永远只会被训斥；的士撞断女孩的腿会反过来被赔偿五十多万，砍人者会被法官赞颂“道德高尚”，轻判再轻判，而冲击警方防线的救生员“情节严重”，最后判刑比砍人还重。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而袖手旁观者在礼崩乐坏的社会里单独要求星斗市民“奉公守法”，却对公权力的横行霸道束手无策，甚或视若无睹，这是什么奴隶的社会、奴隶的道德？公民遵守法律，是因为法律会保障包括个人在内的所有人，但今日香港的法治到底还有什么道德感召，让个人去尊重这些所谓的执法者、法官和司法系统？一个没有道德可言的政府凭什么用道德绑架市民？假如警察已经不会保护市民，那私了有什么错？当然，我不会私了，因为正如前文所言，我身体孱弱，而且擅长自保——我甚至含着半口来自上海的“先天之气”，掌握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随时能够化身成撑警的跨境学童来逃避爱国人士的牛肉刀。

我感觉我的母亲也得了梅毒，像头皮毛生蛆的流浪狗一般苟且残喘，曾经睿智的眼睛蒙上了瞈，凹陷肚皮下的内脏大概早已腐烂流脓，她被某种我说不出名字的异形寄生虫啃食成了空壳，却还在吃力地呼吸，而我只能隔着日常的流水账旁观她的衰败，手足无措。

香港曾经赖以运转的常识和常态被抽干了，剩下的尸骸正在被一头来自北方的悲兮魔兽活剥生吞，而单薄懦弱的我双手颤抖，既没有反击的体魄，也没有苛斥的勇气。

最后，我还是留白了2013年的中文作文卷，因为我亲眼目睹了那些盼望化作燃烧火焰的孩子，最后前仆后继地变成了被打碎的瓶子，火焰在漫天的蓝色的水柱下湮灭，留下一地血污和最高十年的监禁，而没有任何孔孟荀的金玉良言、古今中外的名人例证能够把这一份戾气和伤痛修饰成一篇足以拿到高分的文章。但尽管如此，在考完通识的那一晚，我还是不争气地哭了，我害怕自己对新闻自由的议论会为我带来怎么样的后果，充满求生欲地写出了大概能媲美环球时报的党八股，每一笔都刻划得很深、很痛。

但凡有一根网线和一根神经线，没有人会相信那套“人权不适合中国”的维稳屁话。但现实却是，人没有了人权的确能活，还能活得挺舒坦，只需要安装一些特定的技巧，比如冷漠，犬儒，双重思想，再上进一点的就学会批斗，学会上纲上线，学会见风使舵——“毕竟无论哪种社会都会有不幸牺牲的族群，难道美式民主下的穷人就过得很好吗？”

苟且并不难。丢掉原则和同情心，带上犬儒的嬉皮笑脸，把苦难当成笑话，把异常当成日常，练熟“臭虫论”、“阿Q精神”以不变应万变，沉浸在愚昧的声色享乐之中，蒙混着等待移民的时机——也是北方传下来的路数。

而在最近的同学聚会里，移民也的确成为了热门话题，中六的学子大多从未独自出过国，却在老成地细数着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移民门槛，纽澳接受专业移民的执照，欧美的治安和税率，席间抖出某某竟然偷偷持有着加拿大的国籍，顿时惹来大家艳羡的目光。

这一代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香港扎根，却已经想着飘零，亚细亚的难民产生不出来什么天涯浪子的悲壮幻想，只有卑微的仓惶和不安。我不禁想起《野火》：“家，可以暂时挥别，可以离弃，可以忘怀，但永远还是那么一个……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这二十三年来，也是因为没有人把这儿当家，所以这片生育了我的土地才会破落到如今的田地吗？才会让还没拿到成人身份证的学童对移民台湾的条件倒背如流吗？

我不愿意这么想。

我父亲曾经从事建造业，在乘搭巴士的时候，他偶尔会指向某栋看起来无甚特别的大楼，语带骄傲地告诉我“这栋楼是他有份的”，这座高耸入云的城市是他有份堆砌的，而我有份居住。在晚上坐车回家时，我会下意识地在高架桥上寻找我家的大楼，那无数个整齐堆叠的小方框散发着或橙或白的灯光，而我知道这里头的其中一格是属于我的家，里面装着从我短短十八年间的一切回忆。

我不愿相信香港是一片没有人在乎的荒芜之地，她曾经是如此的美丽、安全、公平、富庶，远东大陆海岸边最明亮的一颗珍珠，怎么可能没有人在乎呢？我情愿相信她是被爱着的，只是不幸被某种邪恶的外部势力侵蚀控制了，病重垂危。

无论四十年后的我身在何方，香港也还是我的家，是别人问起我从哪里来时的唯一答案。

最近，特首说香港的教育已俨然成为了“无掩鸡笼”，那么我们这一代或许就是一群趁乱逃跑了的鸡仔，在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中学会了用双脚奔跑，扑腾翅膀。我们的喙啄不倒港府，更啄不到远在北京的庞然巨兽，但引用龙应台写给香港九十后的寄语：“Life is a shipwreck but we must remember to sing in the lifeboats.”

我无力驱赶正在啃食我家园的巨兽，但这并不代表我就必须完全放弃抵抗。

瓶子碎了，碎片会记得；火烧尽了，灰烬会记得。我不愿把中学都尚未毕业的自己想象成什么“历史的见证者”，但假如多年后，在密不透风的鸡笼中长大的下一代找上了我，理直气壮地告诉我“反送中就是一场被美国煽动和资助的暴动，被警察英勇地镇压”，我会尽力把我记得的巨细无遗地告诉他们，这或许是懦夫如我唯一的作用。

这是我第一次自发性地写作，没有老师给我安排这份功课。

我清楚自己不够深黄，没有上过前线，也没有被警察打过，尽管尚且有分辨是非黑白的思辨能力，却没有牺牲自己捍卫公义的勇气；日常背负着蝼蚁偷生的自我厌恶，唯一的才能大概在写卷子上，所以也只能借考题寄意，尝试记录下我过去一年的经历和想法。前阵子在新闻里看见，特首似乎想要以“香港的真相”作为她记者招待会的画布，那么也请允许我留下自己这份浅薄的、“小曱甴的真相”，因为即便只是一只又孱又穷又矮又蠢的曱甴，在香港这座高耸入云的城市里，也是有我一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