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擁有自己的傳記電影十年後,Facebook又得到了一本印滿了自己傳奇故事的書籍。Steven Levy 的這本新書厚實得出人意料。
Levy 是《連線》(Wired)雜誌的特約編輯,他曾經創辦科技專欄 Backchannel,在數個美國知名媒體上刊登文章,《華盛頓郵報》稱他為「美國首席科技記者」。在三十多年科技報導的生涯中,Levy 還著有 In the Plex、Insanely Great 和 Hackers 等多部有關科技公司和產業的圖書。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恩怨」。當 Facebook 被看作一個用戶組成的社區時,它的規模已經遠遠超越了世界現存上的任何一個國家。
數據可以作證。在疫情期間,Facebook 月活躍用戶峰值超過 30 億。要知道,在全球人口超過 70 億的當下,全球網民總數也不過 45 億左右,Facebook 對全球互聯網用戶的滲透率,超過了互聯網對全球人口的滲透。這個美國校園裏誕生的社交網站,只用了 16 年時間就將全球三分之二的網民收入囊中——如果撇開無法正常運營的個別地區,這個比例則更加恐怖。
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中國大陸之外也譯作朱克伯格或祖克柏)將之稱為「連接」,一個單純友好且充滿技術樂觀主義的詞彙。然而這家公司的故事卻並非如此天真爛漫,它開始於《社交網絡》式的糾結算計,隨後演變成了一出亞歷山大般永不休止的征服。Steven Levy 在 Facebook: the Inside Story 一書裏記錄了這個龐大的數字帝國,和它企圖「連接世界」的創始人的故事。
征服者遊戲
遊戲,扎克伯格從小就喜歡玩遊戲。遊戲的戲劇性比喻在 Levy 的書中隨處可見。出現次數最多的是《文明》(Civilization)和《戰國風雲》(Risk),兩款都是以打敗對手、征服世界為目標的戰略遊戲。
從剛接觸電腦開始,《文明》就是扎克伯格最喜歡的電子遊戲,他從年少時一直玩到了成年成名之後。收到哈佛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他正在玩《文明》,輕描淡寫地把郵件信息告訴父親,他便又一頭扎回到征服世界的快感當中。「我覺得進入哈佛沒讓他有多開心,但這意味着他不用耽誤時間去申請別的(學校)了。」扎克伯格的父親這麼解釋。
《戰國風雲》是一款桌面戰棋遊戲,玩家扮演征服者,從國家到大洲,打敗敵人奪下領土,最終統治全世界。扎克伯格早期學習編程的時候,就曾做過一個電子遊戲版的《戰國風雲》。
征服的快感深深印刻在他的頭腦裏。當 Facebook 還是校園版本 Thefacebook 的時候,扎克伯格企圖走出哈佛,讓 Thefacebook 成為其他大學也可以使用的社交網絡。他把這視為大學學院之間的《戰國風雲》。當時,很多大學都有各自的社交網絡,而扎克伯格要做的,用 Levy 的話來說,是「推翻」它們,完成「殖民」。扎克伯格找來了四個幫手,共同組成了 Facebook 最初的聯合創始人團隊。他本人是毫無疑問的領袖,「創始人,主人和指揮官,國家公敵。」這是當時他個人頁面的自我介紹,這一年他 19 歲。
兩年多之後,扎克伯格拒絕了雅虎 10 億美金的收購邀約,這讓不少高管在當時對創始人的決定感到失望和懷疑。面對增長放緩的大學市場,Facebook 內部有些擔心,他們也曾嘗試開拓高中和企業的市場,始終沒有復現大學校園的高速增長。有些人勸扎克伯格加碼大學,在已有市場之上附加其他服務,Levy 寫道,「但是扎克伯格一心想要玩一場真實世界的《戰國風雲》。在他的棋局上,大學不過是一塊小小的方格。」
他只想玩好這場征服者的遊戲。商業世界的繁文縟節令他乏味更無暇應對,他不得不找來一個熟悉商業世界的副手,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桑德伯格先後在美國財政部和 Google 任職,熟悉商業和科技,更懂得如何與外界打交道,她所擅長的幾乎彌補了扎克伯格所有的短板——包括她比扎克伯格多經歷的 15 年人生。
科技公司成長太快,年輕的創始人向成熟經理人求助早有 Google 這樣的先例。桑德伯格清楚自己的職責,於是向很多了解扎克伯格的人們請教。扎克伯格曾經的室友給了她一本小說,《安德的遊戲》。小說中,少年主人公一直以為自己在進行模擬的戰鬥訓練,但直到他拯救了世界時,才發現自己操作的並非模擬訓練,而是真實的戰爭。
「讀讀這個,你就能明白馬克了。」室友告訴桑德伯格。
後果始終會有的
遊戲有着嚴密且可循的規則,它的獎勵機制是一觸即發的,只要擁有一定的技巧,玩家大多能在有限的影響因素裏獲得較為理想的結果。
某種程度上,這和計算機的編程思維是一致的。優化玩法,就可以獲得更好的遊戲結果;優化程序,就可以獲得更好的軟件系統。扎克伯格對公司管理的理解也是如此。「把每一個問題都看作一個系統,而每一個系統都可以得到改進」,這是扎克伯格作為工程師的原則。Facebook 也是一樣,他們像程序員消除 bug 一樣解決商業和文化中的問題。
程序員思維的確在很大程度上驅動了 Facebook 的成功。在「信息流」和「開放註冊」為 Facebook 帶來了走出校園後的一波迅猛增長之後,用戶數在 2008 年停滯於 9000 萬。桑德伯格的手下 Chamath Palihapitiya 提出獨立一個團隊負責增長的想法,召集一眾數據科學家,以月活躍用戶數為核心標準,考核 Facebook 的各項業務,無法增加月活的業務全部改進,同時打造能夠驅動增長的新業務。
這支團隊效果顯著,在啟動了「你可能認識的人」(People You May Know)等重要功能之後,Facebook 的用戶數激增,在 2009 年很快突破 1 億,並在三年後突破 10 億。
然而,相比遊戲和程序裏有限的影響因素,商業世界和現實生活裏變數是無窮的,沒人能想到某個錯誤會導致怎樣的蝴蝶效應,而災難性的事件發生後,災難本身也與 bug 不同,從不會被徹底修復。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這是扎克伯格一度篤信的格言,但極度系統化、程序化的管理和增長方式,最終給 Facebook 埋下了隱患。
這些隱患在 2018 年集中爆發了。從年初的劍橋分析事件(Cambridge Analytica Data Scandal)開始,數據泄露、新西蘭直播槍擊案、反壟斷調查、虛假信息氾濫……負面消息一樁接着一樁,Facebook 應接不暇。
「當初 Chamath Palihapitiya 強迫症式地想套住地球上所有的網民,難道對那些還沒準備好面對海量颶風般分享信息的人們來說,不是一種巨大的風險嗎?」Levy 對 Facebook 的增長團隊提問,但後者不接受這樣的總結。
但是類似的事情從一開始就存在,「馬克在 2007 年就意識到了——第一次綁架,第一次強姦,第一次自殺——後果始終是會有的,」一位 Facebook 管理層告訴 Levy。
一本不合時宜的傳記
Levy 並沒有在 Facebook 如何處理這兩年一系列醜聞的問題上着墨太多。從受影響的總統大選開始,Facebook 的麻煩只佔了全書的三分之一,他在這些篇幅裏敘述了劍橋分析的始末,還有 Facebook 內部面對外界負面消息時的種種應對和表現。
2016 年,最初決定寫一本有關 Facebook 的書時,Levy 看到了 Facebook 日活超過 10 億的消息。「開什麼玩笑?這就是我下一本書的選題了。」
那時的 Facebook 還如日中天,事實上,它的增長也從未停滯,在這本書寫就的今天,Facebook 的日活用戶已經達到了 17.3 億。
四年時間,Facebook 本身也發生了諸多變化。直到劍橋分析事件之後,Facebook 意識到 Levy 仍在做這本書時,他們默許了,期待着 Levy 的書能夠提供這幾年劇變「另一面的故事」。
Levy 筆下足夠留情,他依靠 Facebook 開放的採訪,從 Facebook 和那些公司裏核心成員的角度講述了這幾年發生在他們身上的變化。書裏幾乎很少有犀利的指責,更多是一種曖昧的「理解」。
這是他收穫資源的代價,Levy 採訪了 Facebook 內外超過 300 個人,包括數次對扎克伯格、桑德伯格等人的專訪。得以拿到「前所未有的資源」,即是他著書立傳的核心價值。
書中的精神,依然是二十年來一貫的「矽谷崇拜」——天才的創始人、創新的產品、精妙的模式、奇蹟般的成長。對於 Facebook 快速崛起的部分,Levy 的敘述流暢而激昂。
然而在今天,當人們打開一本有關 Facebook 的書時,他們更多想看到當前問題的答案,而不是過去問題的由來。
從這個角度說,Facebook: the Inside Story 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雖然有用Facebook旗下的Instagram Whatsapp 但是已經沒有用Facebook了,轉了用Twitter
我也是《戰國風雲》愛好者。
我沒有facebook, 討厭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