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Black Lives Matter

讀者來函:當代右傾的海外第一代華人移民都是哪些人?

第一代華人移民,普遍反政治正確,反對BLM,反對平權;但作為改革開放後出國、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技術移民,是什麼原因使得這樣的一個群體站到了社會主流認知的對立面呢?

2020年6月20日,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特朗普競選集會外,支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示威者在場外抗議。

2020年6月20日,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特朗普競選集會外,支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示威者在場外抗議。攝:Brendan Smialowski / 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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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於 2020-06-24

#非裔平權運動#美國示威#讀者來函#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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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黑人George Floyd因為被懷疑用了一張20元偽鈔買香煙,經人報警並被逮捕後,遭到警員Derek Chauvin當街用膝蓋壓迫頸部達8分46秒之久。當時就沒有了生命跡象,送醫一小時以後宣告不治。從現場錄像上看,在被壓脖頸期間,Floyd至少喊了16次I can\"t breathe(我不能呼吸),還無助的喊了媽媽。

路人拍攝的Floyd被當眾虐殺的視頻在網上被公布以後,引發公眾極大的憤怒,人們紛紛譴責警察過度使用武力,拿黑人命不當回事。結合2014年開始的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引發了全美超過兩千個城市的抗議示威,也蔓延到了全世界,有數十個國家的人們上街聲援美國群眾抗議體制壓迫的不公的民權運動。

與此情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文社交媒體上,廣大的海外華人社區對全球各色人種抗議體制性不公的運動不但無動於衷,還引用黑人右翼人士Candance Owens的言論,說Floyd不過是個屢次犯罪的罪犯,不是什麼英雄(誰說他是英雄了?),是罪有應得,警察執法很正當,同時因為抗議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暴力行為,例如搶劫店鋪,燒毀警局等,他們則表示強烈譴責和憤慨。同時指責黑人要的權利已經夠多了,現在白人都要給黑人跪下了(單膝下跪姿勢起源於馬丁路德金民權運動時候的求和解姿勢),反對的聲音都不敢發出。例如UCLA講師Gordon Klein因為回信給要求讓黑人延遲考試的白人學生而被指冷嘲熱諷。另一位假冒的UC Berkeley歷史系少數族裔的教授發了一篇「匿名」「公開」信(本身匿名就跟公開矛盾)反對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還聲稱如果公開姓名會丟掉飯碗。

但是人們一查,Berkeley大學歷史系少數族裔教授總共就一男兩女,都是自由派,不可能發這種所謂的公開信。這封信裏也多是保守派的老生常談,例如不存在系統性歧視之類的論斷。最大的破綻是自稱寫給包括Thomas Sowell的信,裏面摘抄了很多Thomas Sowell 寫的書《Intellectuals and Races》裏面的案例。一個自稱是伯克利教授的人,怎麼會完全沒有自己的觀點和數據,就完全照抄別人書裏面的觀點,難道是為了告訴他,我抄你的內容抄得不錯?

根據採樣統計,52%的華裔最終投票給希拉里,11%投票給特朗普。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2020年的統計數字,亞裔支持民主黨的比例高達72%。而受過高等教育的比沒受過高等教育人,支持民主黨的比例多10個百分點

而另據皮尤研究中心的統計數字,全美支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成年人達到67%。而亞裔支持BLM的比例高達75%,與拉丁裔支持BLM的百分比77%相差不大。

在中文自媒體上看到的實際情形卻跟統計數字反差如此之大,第一代華人移民,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技術移民,普遍反政治正確,反對BLM,反對平權。

注意到著名的造謠公號美國華人之聲的主筆解濱,當年也是大批黨的宣傳路線。在其博客上有一篇《艾未未完了》,把毛時代開始黨的宣傳跟希特勒納粹德國時期的宣傳手法相提並論,毛左網站烏有之鄉因此還對他進行了批判。當年可以說黨在和諧宣傳方面搞行為藝術學希特勒,現在卻成為了極右,給納粹分子洗地,極力淡化文革暴行。寫了一篇文章,叫《美國文革運動考察報告》,將美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跟中國的文革時期做了對比,得出的結論是美國在搞文革。

是什麼原因使得這樣一個特定群體,海外第一代華人高知技術移民群體,跟社會的主流認知相去甚遠,甚至是站到了對立面呢?最近讀了林垚寫的《燈塔主義與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川化」》,很受啟發。雖然他文章的着眼點主要是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為什麼普遍「川化」,但是也同樣適用於海外的第一代華人移民。那麼右傾的海外華人移民都是那些人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這幾種:

一、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擁躉

改革開放後出國的第一代華人移民,出國前在中國受的教育,都是摻雜着種族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混合體,可以說是三觀從來就不正。文革之後恢復高考,稍微有一點打破了城鄉階級差別的年代,很多沒有身份地位,背景普通的人,像筆者和他的很多同齡人一樣,通過高考這種相對公平的選拔方式,得以普通人的出身考取大學,然後出國留學,工作,並定居下來。這已經比很多其他身處社會底層,或者得不到教育機會的人幸運太多了。

但是我們這些人到了海外,以為所有的這些都是靠自己的個人努力得來的,而不是由於有政策惠顧的,所以這些人紛紛支持共和黨和特朗普。(參見:為什麼矽谷偏向於民主黨,而在矽谷的華人卻偏向共和黨?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含蓄內斂的社會性格,再加上中國的社會環境,所以大多數中國人都選擇獨善其身,也都很少有機會參與社會活動和風險社區。同時,推崇節儉,鄙夷不勞而獲的特質。也容易讓「我們」產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傾向——強調個人奮鬥,鄙視靠社會救濟為生的人。

國人提倡勤儉和對不勞而獲的反感,可以說是國人崇尚個人奮鬥的美德。但是這種樸素的認知一旦演進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誤入歧途。因為還有很多先天或者後天不足的人群,需要靠一些社會力量的幫助,才能過上稍微正常一點的生活。其實在中國傳統文化裏,一樣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種為其他人提供人文關懷的例子。禮記中描繪的願景,「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跟現代社會的福利概念,可以說是契合的。所以,不能說弱者能夠從政府獲得福利就是養懶人,這相比於《禮記》中的認識,都顯得太狹隘和自私。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人窮或者上不了學,沒有好的工作,都是因為自己不努力,而忽略了各種環境和社會因素。現在眼看隨着中美貿易戰爆發,中美有新冷戰的趨勢。美國施加了越來越多的對外國留學生,尤其是從中國來的理工科的留學生的限制,工作簽證也越來越難拿,這不是眼瞅着特朗普就要取消工作簽證H1B,J1簽證了。在美國留下來工作就會難上加難。這樣我們還會不會覺得有今天一份不錯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努力奮鬥的結果,而沒有外力因素促成嗎?

作者本人就是當年眾多技術移民中的一員,沒有身份背景,靠考取大學來到美國,找到一份差不多的工作。身在加州也曾極力挺特朗普。曾經激烈的反對過要進行入學配額的SCA5,也反對過要求納税人多交税來使得更多人有醫保的俗稱Obama醫保的Affordable Care Act。直到特朗普當選後,看到辯論要廢除Obamacare的時候,看到反對廢除的人說3000萬人沒有保險會死,但是對方的意思就是聳聳肩,so what(那又怎麼樣),足以看到這些人的冷血。

其實真正讓筆者思想轉變不挺特朗普的事件,是大選投票前兩天的一則新聞,說是一個反對特朗普當選的得腦癱的小孩,在特朗普競選大會上被取笑,並boo(喝倒彩),並被趕了出去。之後奧巴馬接見了這個小孩。這種反人倫的事情徹底擊潰了一個曾經是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防線。

另外一點就是所謂的公車效應。自己要上公交車的時候,就拼命喊,車上還有地方,擠一擠,讓我上去。等到自己上了車,就會說,別擠了別擠了,車上人已經太多了,太擠了,等下一趟吧。再看看微博上,各種仇視廣州黑人,仇視穆斯林,各種地域歧視,瞧不起窮苦人的帖子比比皆是。這種人到了國外,又豈有不歧視當地黑人穆斯林的道理?

我們大家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聽話,要服從,要守秩序。崇尚強權,相信強有力的政府可以保障自己的權利。對於破壞秩序,挑戰權威的人,則天生反感。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覺得社會優勝劣汰屬於正常,社會不需要養懶人,對於天生弱勢的人,沒有同情心,沒有同理心。本質上就右傾,傾向於共和黨的意識形態。覺得黑人就是智商低,懶,吃福利,愛犯罪。但是如果黑人不是因為出生時就處在惡劣的環境裏,據一個粗略估計,每三個黑人男子就有一個一生中因為種種因素被關進監獄,他們是不是就真的智商低,愛犯罪呢?統計數字表明智商跟種族並沒有明顯關聯。

海外華人的地位比較尷尬,一方面自己就是少數族裔,屬於被白人歧視和排擠的對象,例如特朗普不久前才剛剛宣布要剝奪3000名來自中國留學生的簽證。但是另一方面,這些能在網上發表言論的海外華人,覺得自己刻苦努力,上不錯的學校畢業,能夠獲得一份收入還不錯的工作。但是這一部分獲得不錯工作機會的華人,其實只佔華人移民的很少一部分。統計數據表明,最富有的10%華人比最不富有的10%華人財富相差了10倍以上。

華人高學歷移民,本身就是帶着privilege來的。所以他們的看法本身已經存在了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並不具有普遍性。華人覺得靠自己的努力,可以獲得於類似於白人的社會地位。並且以白人賦予的「模範少數族裔」自居。且不說這種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本身就是白人強加的一種用於分化各少數族裔的一種刻板印象(stereotype)。所以從價值取向上,與白人接近,也歧視頻非裔,墨西哥裔等其他的少數族裔,這是非常不可取的。因為萬一有什麼事件,華人利益受損的時候,別的少數族裔也不會來幫你發聲。

第一代華人家長們還驚呼美國的大學都被「白左」佔領了。大學裏的教授,普遍都有學術獨立性,而不會去參與黨派政治。美國的大學裏,教授的內容自然也都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基礎的普世價值,鼓勵人們追求平等公義,關懷弱勢。總不可能教學生「人窮是因為自己不努力」,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吧?在機會均等的條件達不到的前提下,自然就會用一些補償的辦法來達到結果的儘可能平等。所以這些學生家長們一方面抗議學校都是「白左」,這些「白左」學校要降低亞裔學生的錄取率,但是他們還是削尖了腦袋想要進藤校。結果進了藤校教育出來的子女一個一個都是抱持着自由主義思想的「白左」,要求學校在招生過程中能夠做到平權,豈不是莫大的諷刺。

二、相信燈塔主義

海外華人在政治上「川化」且反文明的原因在於燈塔主義(Beaconism),就是以美國的制度作為燈塔。這批人是在改革開放之初以來受的教育,基本上受到的教育還是比較西化,西方中心主義的。接受的是以絕對自由市場經濟為主的自由主義經濟流派,主要是新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信奉自由市場經濟是好的,政府越少干預越好,應該是小政府少干預少福利。這跟他們的父輩一代主要受毛式共產主義的教育截然相反。所以這些人相信毛式的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左,跟西方主要是美國的自由派強調的社會公平,照顧弱勢群體關注女權、關注LGBTQ群體的權利的左是一回事。從而對民主黨所宣傳的「左派」觀點,產生天然的反感,而去天然靠攏比較右的共和黨。

燈塔主義者,因為受教育的原因,覺得美國是自由世界的燈塔,覺得美國什麼都好,美國人選出來的總統肯定也是一貫正確,這也是很多民運人士的認識。燈塔國怎麼可能有體制性的缺點呢?所以美國這些人上街抗議系統性不公就是瞎胡鬧,挖燈塔國的牆角,就是搞文革,要推翻民選的政府。這些人受的局限性的教育,看不到歷史上,對黑人系統性的歧視。比如各種政策,不讓黑人在白人聚集的地方買房;大規模的修建監獄,把黑人抓進監獄去,導致黑人社區社會治安持續惡化,小孩受不到良好教育的惡性循環。還有研究表明,警察白天截停的黑人車輛明顯比白人多,到了晚上,則差不多,原因是因為晚上分辨不清膚色。

他們看不到系統性歧視和壓迫的存在,說這只是一起孤立的警察過分使用武力事件。但是群眾反對的卻是公權力的濫用,導致少數族裔被虐殺的事件。教育上的差距,導致了對事件判斷和認識上的巨大落差。

三、以微信等中文自媒體作為主要信息源

海外第一代華人的主要信息來源是微信群和公眾號。海外第一代華人移民普遍不相信主流媒體,或者說是看不懂,曾幾何時,微信成為了華人群體的主要消息來源。而微信的特點就是封閉,不像微博或者推特,一個人的發言所有人都可以看見。微信則是把人群劃分到了一個一個彼此分離不可見的小圈子裏。一個人在朋友圈的分享,只有他的好友可見。一個人在群裏的發言,可以看見的不超過500人,而且500人也不會每個人都去看。微信的這種分散管理機制,一個個獨立的小圈子成為了一個個的信息孤島(information island)。這種彼此之間分離不可見的信息孤島,為良性信息的有效傳播提供了阻礙和控制機制,同時也為謠言的廣泛傳播提供了便利。

因為微信上的內容,搜索引擎搜索不到,在微信裏直接打開搜索引擎搜索不方便,所以為信息的查證增加了難度。而傳播謠言和情緒化煽動性文字的人,則隨手轉發,一兩秒鐘就傳遞了出去。微信上各種以吸引流量為唯一目的的大量自媒體也不會去核實發布信息的真偽,只要能帶來流量,則怎麼駭人聽聞怎麼吸引眼球怎麼來。平實說理的文章,傳播效果顯然不如煽動性文字好。況且不排除像環球時報,觀察者網,共青團中央這種專門帶輿論節奏官方媒體的推波助瀾。所以微信上是各種謠言,misinformation的重災區。微信上流傳的各種簡體中文信息的準確性和真實性,保守估計,不高於5%。

近期微信群裏廣泛流傳的右翼信息,除了前面說的假冒Berkeley教授的匿名公開信以外,還有被華人右翼廣泛引用的Candance Owens的言論。眾所周知,白人右翼分子一些反對黑人平權的看法,自己不方便講,講了會被人貼上種族主義的標籤,但是找一個黑人來代言,就不會被扣種族主義的帽子了。受眾會說,有真知灼見而且敢言的黑人也這麼說,就沒問題了。

說到這個Candance Owens可就有意思了。此Candance Owens本來是個自由派,且反對共和黨和特朗普。2015年與人共同創辦了180度網站(Degree180,已關停)並擔任CEO,這個網站並非政治觀點網站,但經常發布反特朗普的內容。2016年,Owens因其的創業項目「社交解剖」網站捲入到一場當時很轟動的網絡大戰中(被稱為gamergate),是因為這個跟蹤網絡霸凌者的網站引起了侵犯隱私權的爭議。而這個時候著名的特朗普支持者,以陰謀論和極右觀點著稱的網紅Mike Cernovich向她伸出了援手。從此之後,她搖身一變,成了堅定的保守主義者。歐文斯說:

「我一夜之間變成了保守派。自由主義者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真正的巨魔。」

Owens以黑人保守主義者代言人身份一路高歌猛進,活躍於美國極右翼知名陰謀論網站——由Alex Jones創辦的Infowars網站和右派新聞堡壘Foxnews,她批黑人,批民主黨偽善,批女權,批metoo運動,聲名顯赫,不到一年時間,就成了美國名氣最大的黑人右翼網紅。值得一提的是,在節目上激情四射,經常痛苦流涕的陰謀論專家Alex Jones,因為散播仇恨言論,先後被美國各大公眾社交平台Youtube,推特和臉書封殺。

而Owens本人,有一次訪談中說,自己不反對民族主義,只反對全球化。希特勒是個民族社會主義者,如果他只是想讓德國更為偉大,並且能做得很好,那就很不錯。但是他要把這種經驗向別處推廣,要搞全球主義,這就不行了。她的這段談話,引來了巨大的爭議。如果希特勒只是為了本國強大,就可以用謊言控制國內言論,殺害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麼?她講這段話的目的,明顯是想套用特朗普make xx great的句式,趁機向特朗普示好。可是類比明顯不當,讓人們把特朗普和希特勒聯繫在一起,拍馬屁拍到了馬腿上。

去年在新西蘭兩個清真寺殺了49人的那個瘋子,宣言中除了說天朝與他價值觀最接近之外,還說這位Owens給了他最大影響。

由於海外華人不看當地的電視台,不看主流媒體英文報導。只沉浸於微信中文環境的misinformation海洋中,造成了認識上的巨大偏差,犬儒主義盛行。各種顛倒是非,扭曲價值觀的內容十分盛行。例如把維權抗爭污衊為打砸搶,搞文革。當別人指出這種認識偏差時,他們又會說你「白左」,「聖母婊」,這是在拿政治正確來鉗制我的言論。這完全就是曲解政治正確。政治正確是出於保護弱勢群體的目的,有些冒犯性的言論不允許講,不然傳播hate speech的人就會承擔一定的民事後果,例如丟掉工作,這跟限制政府的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完全是兩回事。解僱錯誤言論的人的主體是私營企業,不是政府。這跟糾正錯誤言論完全就是兩回事。

今年由於大選臨近,網上的信息戰也在加劇,現在這種右傾化的趨勢也越來越厲害,很多人就是容易被微信的misinformation帶着走。如何泛指這種不良傾向呢?可以參考前文《如何識破陰謀論和辨別假新聞》:最好就是能遠離微信這個信息污染嚴重的簡體中文信息圈,多看英文網站,多使用搜索引擎,養成fact check的好習慣。對於英文不好的朋友,很多新聞媒體有中文版,例如紐約時報中文網,華爾街日版中文版,BBC中文網,Reuters也有中文版,還有香港的端傳媒。多學習多思考,學習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這樣就可以不被別人輕易操縱情緒,牽着鼻子走。

四、對左傾危害體驗深刻所以對政治運動中的左派疑慮重重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很大一批人,本身並非特朗普政策的支持者。也有很多是如第二條所說的,對過去的毛式極左路線例如文革的實踐深惡痛絕,會發現運動中的一些表現形式,跟文革有些許相似之處,他們也反對群眾運動有任何的暴力成分。同時發現現在以「政治正確」為主導的言論環境下,有些本屬於言論自由範疇之內的言論會遭到某種程度的打壓和排擠,再加上上面提到的微信中文媒體圈故意誇大扭曲渲染右翼言論的事實,他們會表現出一定程度對運動方向的憂慮,擔心言論自由空間會被侵蝕。例如紐約時報評論主編詹姆斯·貝內特(James Bennet)因為發表了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的觀點文章,支持開槍鎮壓騷亂和打砸搶者,引發了巨大爭議,從而被迫辭職一事。

雖然個人比較傾向於一個有着百年歷史的報紙應該有自己的操守,並不是什麼樣的言論都適合登載。而且美國言論自由的界限已經很寬泛了,例如在德國不合法的納粹言論在美國是完全合法的,kkk也依然是合法的。這樣的一些人對自己的定位應該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只是擔憂民權運動的方向可能會被某些極左的趨勢綁架。

在如今歐美輿論場,政界,商界,藝術界,都佔主流地位的所謂「政治正確」,是出於保護弱勢群體的目的,不可以公開對特定團體使用侮辱性或者有冒犯性的詞語,屬於表達方面的禁忌。最典型的,就比如N word之類帶有種族歧視字眼的使用。後來擴展到不能在媒體上說一些弱勢族群基於人種處於劣勢。

政治正確本身對於保護弱勢族群是完全必要的,不然不是允許種族歧視的言論大行其道。比如這次疫情期間,有段時間因為總統出於政治需要稱呼為「中國病毒」,導致一些亞裔受到歧視,遭到當地人指責是他們把病毒帶到美國來了。這個時候就知道政治正確的必要性了。人們應該反對的是過分強調政治正確,從而導致正常的討論無法進行,或者影響到了正常的藝術評價的趨勢。這跟飯吃多了不可以,但是不能反對吃飯本身是同樣的道理。

說起政治正確,2017年橄欖球賽季的時候,前舊金山淘金者隊的四分衞球星Colin Kaepernick在奏國歌時單膝下跪支持BLM,被美國總統罵了粗口。之後沒有任何橄欖球隊跟他續簽合同,導致他失業至今。因為Floyd之死引發的抗議活動爆發後,NFL的老闆終於對Colin Kaepernick的遭遇表示了歉意。2017年Kaepernick丟了飯碗的時候,怎麼沒見有人為他鳴不平,說侵犯了言論自由呢?

雖然運動中有些表象類似於文革運動中出現的一些現象,但是這其實是任何群眾運動都有可能會發生的現象,比如五四運動還有火燒趙家樓呢,那豈不是任何群眾運動都可以像文革。某次群眾運動像文革的說法,基本上源於對歷史的無知再加上自己對歷史的想像。這種群眾自發組織的運動和響應偉大領袖號召奉旨造反的文革,從發動者,運動初衷,形式,方向以及達到的目的等各個方面,全都不同。把群眾運動與文革相提並論,一方面把美國形容得一片混亂,另一方面卻把文革說得相對理性文明,淡化了文革的罪惡,誤導性非常明顯,所以這種說法是十分有害的。(詳細論述可以參考拙文《美國反對壓迫抗議運動像中國文革了嗎》)

關於群眾運動中是否可以允許暴力,也有很大的分歧。對於任何一個沒有強力領袖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任何個人都很難掌控運動的大局和方向,也無法控制趁機混入隊伍製造混亂和打砸搶的人的所作所為。就如馬丁·路德金所說:騷亂是不被傾聽者的語言(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

根據社會契約理論,政府的權力是公民讓渡一部分個人權力而得來的。所以當公權力不能有效地保護公民個人權利不受侵害的時候,公民奮起反抗公權力的濫用並沒有什麼不妥,完全合理合法。我們可以反對運動中的暴力,但是也應該傾聽運動中的訴求和呼聲。對於一些針對公權力的暴力,要探究其根源,從根源上解決了問題,自然就不會有暴力出現了。這其實也符合《獨立宣言》中關於政府是如何產生的論述。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 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t is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人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同意而產生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對這些目標造成破壞,人民就有權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五、華人教會保守派人士

基督教會強調的是服從,不鼓勵挑戰權威和獨立思考,反對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當然教會是把批判性思維的權利保留給了有話語權的牧師,而現代牧師也不會獨立思考,完全就把自己交給了主。華人教會基於其出自於聖經的保守觀點,例如反對同性婚姻,反對墮胎等立場,天然與共和黨的價值觀契合。同時華人教會也存在前面提到的信息源問題,由於年齡都偏大,信息來源主要是謠言氾濫的簡體中文媒體圈,對於英文主流媒體的關注則相對較少,又缺少開放包容的態度,所以都異常保守。另外某個被打成邪教的團體的媒體極力挺特朗普,甚至被臉書發現不惜用假帳號製造假新聞。各種宗教背景人士普遍右傾,反對平權和LGBTQ群體維權也就不足為奇了。

比如美國主流媒體近日爆出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Bolton的回憶錄部分章節,指責總統為了連任跟大國領導人有交易,同時非常蔑視紀念三十週年活動,但是有法輪功背景的幾個華人自媒體,以及某民運脱口秀大V對此事件三緘其口,並極力給特朗普辯護,可見其出於原始正義的反共立場已被挺特朗普取代。

六、古典自由主義者轉向為自由至上主義者

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因為經歷了文革,多接受了啟蒙主義的古典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基石,主張個人為社會和法律的基礎。但是此波風潮經歷了89年的政治事件之後,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經歷了一次觀念轉型。具體表現為從啟蒙自由主義轉向為自由至上主義。

相對啟蒙自由主義將自由民主作為民族現代化工具的基本假設,自由至上主義將自由民主價值建基在個人權利基礎之上,其實是中國自由派思想質量的一個提升。但是受八九悲劇刺激和八九後政治壓力雙重作用,這一時期的自由至上主義又深度結合了哈耶克自發秩序思想,實際上將自由價值的實現寄託給了某種自發乃至神秘的進程,放棄了主動的集體政治行動,主要觀點無非有了市場化,自由自然來。因此,自由至上主義的中國自由派,實際上更接近西方語境中保守派。

所以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自由派知識分子多傾向於國家主義(如鉛筆社),跟主流意識形態有某種程度上的靠攏甚至合流。這一批人普遍寄希望於在經濟上實行徹底的自由市場化能夠帶來政治的自由化。包括很多西方學界和政界人士也持這種類似看法,但是經過近三十年的實踐,這條道路已經被事實證明了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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