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評論

新冷戰的起源、演進和展望

新冷戰的開啟緩慢而模糊,沒有凱南式的長電報,也沒有杜魯門和邱吉爾的鐵幕演說,普通公眾甚至還未覺察而新冷戰就已經開始悄然進行了十餘年。


2009年3月7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守衛駐守在人民大會堂附近。  攝:Feng Li/Getty Images
2009年3月7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守衛駐守在人民大會堂附近。 攝:Feng Li/Getty Images

肺炎疫情改變了一切。在瘟疫爆發將近半年後,再麻木或無知的人們也能從過去半年跌宕起伏的變化中發覺世界格局的根本變化。只不過,對身陷局中的執迷者來說,很容易將之歸為疫情對「世界格局的深刻影響」,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貌似驚悚之語,借陳腐的歷史主義招幌推卸責任。

其實,從2019年底以來,也就是中美貿易談判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前最困難的時刻 ,北京最高層就已經通過「偉大鬥爭」的號召,做出了這一「歷史性定調」,開始主導去年秋天以來中國的各種決策和聲音。他們所判斷的,是幾年前在海湖莊園上還把手言歡、「有一千條理由搞好」的中美關係,正在演變成「全球性競爭關係、且不排除局部性對抗」的態勢,也就是人們現在所談論的新冷戰。

尤其在五月底,因為疫情被推遲且縮短會期的「兩會」,人大代表們在封閉、效忠的會場上,再次以幾乎無異議的方式通過了為香港訂立國安法的決定。雖然據說由中央立法、將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文本其措辭和措施都温和、有限很多,技術官僚們也勉力地使出各種統戰手段給予本港資本家們各種承諾和安撫,但是都不妨礙代表們彷彿集體無意識地按下表決器上的綠色按鈕。他們或許不在乎身後洪水滔天,會場之外的國際社會卻緊張、謹慎地觀察着他們的一舉一動。新冷戰便在如此亢奮、民族主義的情境下不斷升級,很大程度上也框架了未來新冷戰的圖景。

2020年5月25日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開始時進場。
2020年5月25日北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開始時進場。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一、新冷戰作為一種知識封鎖

在中國的精英和知識界,新冷戰猶如一個伏地魔,一種知識封鎖,沒有人談論,也沒有人準備,更沒有足夠的力量能夠從內部牽制它。

當然,在代表們表決之後的記者會上,李克強總理避開了幾乎所有有關香港、台灣和中美關係問題的正面回答,如同對美國NBC記者有關新冷戰的回答一樣,繼續拒絕冷戰這個概念本身,或許再次例證了北京的統治精英們是如何對待、以及加速着新冷戰進程的。

究其原因,在中國的精英和知識界,新冷戰猶如一個伏地魔,一種知識封鎖,沒有人談論,也沒有人準備,更沒有足夠的力量能夠從內部牽制它。過去十年學界不是沒有對新冷戰的討論,但是基本局限於介紹西方世界的新冷戰理論,並將其批判為中國威脅論的翻版。專業人士囿於學科壁壘,各自安守政治學、黨史和國際關係等等互不越界,搞國內政治的不懂國際關係,搞國際關係的以國內政治為不變前提,搞美國研究的自以為很懂國際關係,不一而足。

而自由派知識分子們總體上似乎還未擺脱歷史終結論的陰影,繼續沉浸在後冷戰的幻覺中,不願意正視2008年一連串事件所標誌的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以至於,在過去一年、甚至數年來的連串事件發生的同時,北京的知識界出現一種奇怪的寂靜:大多數人保持着已經持續數年的集體沉默,連昔日活躍的民族主義吹鼓手們也不例外。

當然,表面的寂靜其實掩蓋着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的狂熱和恐懼並行、左傾和右傾共存、反美和投降派共治的局面,其極化程度不輸時下大眾政治的極化,儘管這一極化被轉移到中美間的緊張對抗關係上、甚至也投射到內地與香港的關係上。在似乎充滿不確定的新冷戰前景下,所有人都忘記或迴避了這場終於無法否認的新冷戰其根源和演變,從來就沒有離開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話語和歷史。

換句話說,當我們討論新冷戰的時候,似乎只是想當然地拿今天的新冷戰與二戰以後的冷戰相對比,而這樣的對比很容易讓人忽略被「兩個百年」目標驅使下中共所堅持的初心其意義,也很容易被中共政權從冷戰中倖存的故事所迷惑。而北京的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們,也都因為這種對冷戰倖存的執迷,而拒絕認知新冷戰的到來。

這種被層級化官僚集權體制所綁架的集體意識,理論上是中國傳統思想基本拒絕本體論的反映,而歷史上則是過去一百多年來現代性危機一次次爆發的根源,但在今天中國毫無變化和反思,也因此在驅動着一場奇怪的新冷戰進程,如同關公戰秦瓊一般的錯位和荒誕。不過,從這些錯位或差異中,也能觀照出新冷戰是如何演進的,以及向什麼方向發展。

2019年11月18日香港,示威者佔領香港理工大學,警察施放催淚彈驅散。

2019年11月18日香港,示威者佔領香港理工大學,警察施放催淚彈驅散。攝:陳焯煇/端傳媒

二、凍結香港

國安法的真正意義在於阻止香港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自我演化,以強加國安管制的方式終結一國兩制,將香港的資本-社會狀態凍結在冷戰狀態。

香港是其中一個例證。1949年中共婉拒了來自斯大林的建議,如同他們早先堅拒斯大林關於內戰後劃江而治的建議,保留了香港的殖民地地位。

從朝鮮戰爭開始到整個冷戰期間,香港都成為中共政權獲得西方物資、然後在改革開放初期獲得東南亞資本的最重要橋梁,也是冷戰後中國與全球化的樞紐、大陸過剩資本的代理者。這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建立在東西方和兩個陣營間的資本共識上,才可能在冷戰最高峰的1984年達成《中英聯合聲明》,為後冷戰國際秩序提前做了安排。在這個意義上,香港對於中共如何從冷戰崩塌中倖存並且成功地融入冷戰後的全球化具有無可替代的象徵和實質意義,不亞於中美關係的重要性。

也因此,當全國人大通過對香港國安法決定之後,這一作為基本法附件的決定形同基本法修正案,無論最後的國安法條文如何妥協,它的真正意義都在於阻止香港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自我演化,以強加國安法的方式終結一國兩制,將香港的資本-社會狀態凍結在冷戰狀態。

這或許才是北京方面不惜一切代價、罔顧香港民意、乃至內地政權在港利益的根本原因。畢竟,北京方面不僅不信任華為事件中所暴露的匯豐銀行作為告密者的本地金融機構,從這次國安立法來看也不再信任林鄭月娥為首的香港本地官僚。

而青年們所反對的和所捍衞的恰恰是雙重的殖民主義遺產:港英當局留下的強大警察體制,包括對結社、政黨登記的嚴密限制和嚴格管制下的些許言論自由和司法獨立傳統;同時,迫於中國政府在冷戰時期的長久壓力,港英當局遲遲無法儘早開放民主選舉,內部民主制度被凍結,舊的殖民主義模式幾乎原封不動的在主權移交後被保留。香港市民和青年們不得不借助最後僅存的自由和微小的民主空間來爭取「雙普選」,對特區政府的民選基礎和警察體制形成雙重挑戰。而後者背靠中央政權的民族主義和國家安全的雙重理由,利用宣傳機器轉化為民族分裂和國家安全的雙重危險,藉以強化對香港繼續實行老派的殖民主義式統治。

早在主權移交之前,北京就已經扮演着殖民主義宗主的繼承者。而且,香港最大的遺產其實在內地,即內地的香港化,並且被重新包裝為所謂中國模式,反向地向全球輸出,成為中國版全球化的核心。

另一方面,香港自1970年代初以來的經濟奇蹟被包裝成新自由主義的東方之珠,其殖民主義模式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早從1979年內地改革開放伊始即開始引進內地,從土地制度到土地財政和城市管理,從密集勞動加工產業到開發區模式,從公司模式到證券交易,從公務員模式到反貪模式,悉數引入內地。

在這個意義上,早在主權移交之前,北京就已經扮演着殖民主義宗主的繼承者。而且,香港最大的遺產其實在內地,即內地的香港化,並且被重新包裝為所謂中國模式,反向地向全球輸出,成為中國版全球化的核心。

所以,北京方面所擔心的不是香港的金融中心穩定與否,而是香港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和平演變,其實也是長久以來擔心內地發生和平演變的最後投射: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和冷戰終結之後,香港本地才催生出公民社會和民主政黨,並且在後冷戰時期建立起與全球公民社會的緊密聯繫,發展出有限的民主化運動,在成功地向內地輸入資本、管理經驗、治理模式後也輸入公民社會和宗教,繼而在2014年後可能輸入香港的公民抗爭運動,引發中共政權最為擔心的「顏色革命」。從2014年「佔中」運動以來,他們就將香港列入與疆藏分離主義、恐怖主義和台獨主義並列的四大國家安全威脅之一。

這幾乎是2004年烏克蘭顏色革命和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發之後,北京政權最為擔心的全球化的自我演化的政治效應,而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對內鎮壓1990年代後冷戰時期植入和成長起來的公民社會、對外則以進攻性的防禦——即「一帶一路」戰略,以發展中大國領袖身份輸出資本、扶持威權國家,與全球化的自我演化展開競爭,特別是對全球化治理模式的競爭,等同於以舊的香港模式重新格式化香港以及亞非拉地區。

正是在這個較低版本的香港化意義上,北京現在所推動的中國特色的全球化堪稱低端全球化,如同與銅鑼灣隔海相望的重慶大廈所代表的在「低端全球化」當中的樞紐地位,區別於全球化的自我演化的升級,如哈特和奈格里早先在《帝國》一書中所描述的全球化向一個網絡狀、去中心化的帝國形態的演變。

或許這就是新冷戰的一個基本層次,在高低和新舊兩種模式的全球化之間展開治理模式和領導權的競爭。其中,中國作為一個自詡的發展中大國扮演低端全球化的領導者,輸出和擴大全球範圍的威權主義統治模式,而一個被看作民主的舊世界則面臨缺乏領導者、內部兩極化和所謂民主失敗的窘境。

香港則正在被凍結、被強制保留作為改開政策以來新自由主義式特區模式乃至今天的海南自貿區的博物館化石或基因庫。這或許才是香港今天對北京的唯一價值,而非建立在普通法體系、市民社會、資本主義和有限基本自由制度基礎上的國際金融中心對北京的意義。而在北京和香港之間的所謂央地關係背後的這種傲慢和封閉心態,即北京所防範、所恐懼的、所面對的,與鴉片戰爭爆發前廣州所發生的英中衝突幾乎如出一轍:在一個低端全球化所支撐的朝貢帝國與一個工業革命下的全球帝國之間圍繞承諾和秩序、開放和封閉所發生的衝突。

也在這個意義上,香港青年和市民所做的一切抗爭,包括未來在本地國安法之下所展開的長久抗爭,反倒是在以無領導的社會運動和無領導的全球化模式走向新冷戰下對抗的最前沿,一如香港的本土資本家們在韓戰之初以走私藥品和其他戰爭物資的方式自發地把香港帶入冷戰前沿,也成為兩種全球化的橋梁。

2018年6月14日北京,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人民大會堂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行的新聞記者會上講話。

2018年6月14日北京,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人民大會堂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行的新聞記者會上講話。 攝: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三、百年冷戰

新冷戰的開啟緩慢而模糊,沒有凱南式的長電報,也沒有杜魯門和邱吉爾的鐵幕演說,沒有兩個鮮明的陣營對壘,普通公眾甚至還未覺察而新冷戰就已經開始悄然進行了十餘年。

在兩種全球化的競爭關係中,香港雖然再次錯身其中,卻不是主角。人們所關心的是,隨着香港問題的激化,新冷戰的局面越發清晰,而此前數年所流行的所謂中美共治或者「涼戰」關係都更像是新冷戰的開局狀態。當然,對新冷戰沒有準備的人們很容易忽視艾立森(Graham Allison)關於中美間「註定一戰」的警告。而當新冷戰格局清晰化以後,他們又很快陷入了一種擔心對抗乃至熱戰將會馬上到來的驚恐當中。無論如何,新冷戰的開局就和冷戰之初大不相同。

1946年2月22日喬治·凱南發出那份著名的冷戰電報後,當華盛頓圈子開始流傳這份電報的時候,克里姆林宮也已經拿到了副本,斯大林還仔細閲讀過,當年9月27日甚至如法炮製也着人從華盛頓發回一份長電,指「美國外交政策反映了美國壟斷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傾向」,並以1947年6月的馬歇爾計劃和9月「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為標誌,東西方陣營之間正式展開圍繞意識形態的競爭。其後經歷了若干次地區性危機與緩和,直到蘇聯不堪阿富汗戰爭、核競賽與太空競賽以及內部運行的耗竭而崩潰。

相形之下,新冷戰的開啟緩慢而模糊,沒有凱南式的長電報,也沒有杜魯門和邱吉爾的鐵幕演說,沒有兩個鮮明的陣營對壘,而且可能不會發生朝鮮戰爭級別的武裝對抗和古巴危機的核邊緣試探,普通公眾甚至還未覺察而新冷戰就已經開始悄然進行了十餘年,至於未來新冷戰的樣式究竟是什麼連專家們也眾說紛紜。

歷史地看,這場新冷戰的起點應該追溯至2008年,那一年前後的三個事件改變了後冷戰的地緣政治秩序,也終結了歷史的終結:首先是2007年底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終結了新自由主義,也改變了美國在全球化的領導地位;2008年8月8日當天分別發生的高加索戰爭和北京奧運會,衰落的俄羅斯顯示了對傳統地緣政治的霸權慾望和能力,中國則以奧運會的方式顯示大國崛起。那一時刻,當俄羅斯陸軍坦克隊列正擁擠在通往南奧賽第的羅克斯基隧道,整個歐洲政界都在議論的話題是,新冷戰爆發了。

歐洲認識到俄中重新組成歐亞同盟,正在柏林商購德國第三大銀行德累斯頓銀行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代表團被迫中止行程。也從那一天之後,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顯著膨脹,在北京的外國記者和外國公司都開始感受到來自當地政府日漸明顯的敵意,反日主義、反韓主義、反美主義和反港主義等等排外的民粹主義浪潮在宣傳機器的操縱下相繼上升。

這種情形倒更像是1930年代納粹興起的背景和方式——混合着對凡爾賽合約的怨恨、反猶主義、種族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憎恨和對生存空間威脅的恐懼等等所形成的法西斯運動。

這種情形並不像是冷戰期間美蘇對立下的意識形態競爭,倒更像是1930年代納粹興起的背景和方式——混合着對凡爾賽合約的怨恨、反猶主義、種族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憎恨和對生存空間威脅的恐懼等等所形成的種族民族主義的法西斯運動。如同一般學者在分析冷戰起源時通常至多只追溯到第二次大戰的戰爭期間,其實,若從戰後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三大制度——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構想基礎來看,就不難發現,其設計師也是二十世紀國際秩序的理想主義設計師伍德羅·威爾遜,在一戰結束前後的和平主義思想和實踐便已經推動了一戰之後的「第一次冷戰」。

這種關於冷戰百年的理論假設即使在史學界也爭議很大。不過,按照戴維斯和特蘭尼(Donald E. Davis and Eugene P. Trani)在《第一次冷戰》中對威爾遜遺產的重新闡釋,他有關和平的理想主義主張一開始就是針對蘇聯和列寧的共產主義,並且驅動美國在一戰後短暫出兵阿爾漢格兒和摩爾曼斯克,介入蘇聯內戰,而且繼承了1917年美國參與一戰的部分動機——戰前美國社會對沙俄反猶主義的不滿。

歷史的弔詭也在這裏。沙俄帝國警察1908年炮製的《錫安長老會議紀要》,作為二十世紀最大的陰謀,在1920年翻譯成德語後成為希特勒煽動反猶主義和納粹興起的重要根據,而1991年冷戰後衰落的俄羅斯仍然有能力推動二十一世紀的新冷戰,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俄國人這種善於製造陰謀的技巧和傳統上。

而且,可能更重要的,俄國革命加上俄國陰謀的一個副產品——也是中國革命的「初心」,從一戰之後的五四運動開始,延續了百年之久,開始接手蘇聯在一戰後和二戰後兩次冷戰的使命,展開第三次冷戰,也就是新冷戰。這恐怕是百年冷戰史的最驚人的一次重新開始。

只是,三次冷戰的開局或許都寓示着他們的結局。如果說標誌第一次冷戰開局的系統性文件算是美國國務卿科爾比(Bainbridge Colby)1920年8月9日的一份照會,宣布保證波蘭領土完整和獨立、不承認蘇維埃政府的話,那麼可以說美國對俄國和蘇聯了解甚少,很大程度上依賴外國記者和俄羅斯流亡者對蘇聯的臆測,從一開始就註定了第一次冷戰的結束,即在1933年的納粹上台和羅斯福對蘇聯的承認所意味的「冷戰偏轉」,爾後無可避免地導向大戰爆發。

關於第二次冷戰的起點其爭議較少,喬治·凱南1946年2月的長篇電報和1947年7月發表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署名「X」的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以對蘇聯和極權主義的社會科學的深刻理解,奠定了冷戰的知識框架,促進了美蘇各自的不安全感和互不信任即「安全困境」,才有邱吉爾的鐵幕演說和蘇聯的共產黨情報局設立、以及稍後的麥卡錫主義的興起等等,在理性的認知基礎上構成了冷戰,包括後來雙方基於核均勢和核武器的系統性風險所建構的和平與緩和,例如1962年雙方領導人對古巴導彈危機的理性處理。

某種意義上,或許也是因為與此種理性認知的冷戰框架的差異,中國和毛主義的狂熱與非理性才最終與赫魯曉夫的緩和路線在1959年之後發生分裂,當且僅當毛澤東在1969年與蘇聯的武裝衝突、結束內部小文革之後才可能回歸理性,在儒家共產官僚的幫助下重新調整中美蘇的三角關係。

但是歷史的弔詭再次發生: 美國雖然在冷戰初期對蘇聯有着清醒理性的認識,但對中國的認知卻幾乎犯了第一次冷戰的錯誤,直到新冷戰才得以糾正,而且其認知形成依賴着超過凱南的集體認知。只不過這一集體不再是當初列文森和費正清等群體的反動,而是一群有着冷戰經驗的各方專家,從而產生了「中國修正主義」的結論。

一言以敝之,所謂冷戰,無論新舊,作為現代性之超越傳統政治乃至克勞塞維茨意義的戰爭形態,就是一場關於認知的競爭,在兩種認知體系之間的競爭。

對比之下,新冷戰的開局漫長模糊、悄無聲息。在2008年金融危機、高加索戰爭和北京奧運會後,中美之間展開了連續但是隱秘的互聯網戰爭(賽博戰),互相侵入對方電腦網絡,竊取各種技術情報和人事情報,破壞系統運行。中國這麼做,似乎不同於克格勃在蘇聯後期瘋狂竊取技術情報以挽救失去創造力的蘇聯科技體制,和中國在高鐵、核電站、太空和軍工技術等幾乎所有關鍵技術領域瘋狂竊取技術秘密、引進專門人才的做法如出一轍,都是為了加速實現某種競爭性的「趕超戰略」。

另一方面,中美雙方圍繞茉莉花革命、民主衰落、全球治理、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展開了激烈的宣傳戰;中國從2013年開始倡議「一帶一路」戰略、復甦了冷戰期間對「中間地帶」的爭奪;並圍繞自由貿易區問題展開競爭,美國則從2018年開始以貿易戰形式施壓。

新冷戰的競爭融合了經濟手段、外交手段、宣傳和互聯網手段,都分別指向兩種全球化的競爭,特別是2017年達沃斯論壇後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的興起,擠壓一個搖搖欲墜且日益退縮的老派全球化。這一競爭並不像美國一直擔心和想像中的珍珠港襲擊的翻版,而更接近朝鮮戰爭初期蘇制T34和來自中國內戰的老兵像潮水一般逐漸把缺乏鬥志的美軍壓縮到釜山。

事實上,在那些「一帶一路」地區,冷戰時期中國曾經號召在世界範圍以「農村包圍城市」毛主義戰略向亞非拉地區輸出革命和游擊戰,而今天,這些地區被輸入或扶植威權主義的統治和中國式的治理模式。在歐洲,也是傳統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帶,德國聯邦情報局2019年有報告,證實歐洲「所有」極右翼民粹和新民族主義的政治力量背後都有俄羅斯情報機構的支持——只需要少量資金加上精心的陰謀、政治操縱和互聯網技巧。中國則公開地支持東歐、南歐國家政府的威權轉向、收購和投資當地的港口、電力等基礎設施。

在外部勢力的干預下,歐洲的一體化和團結面臨着內部分裂的威脅,英國的脱歐或許就是這樣一個新冷戰的傑作,大不同於第一次冷戰開始前德國通過列寧對沙俄的操縱,或者各國對蘇聯內戰的干預。

在美國,真實發生的新冷戰威脅其劇目和衝突遠遠超過媒體披露的。畢竟,在無論對稱或均勢的兩個核大國之間,只有賽博戰爭、情報戰、宣傳戰和選舉干預等等冷戰手法才可能隨時發動、隨時停止、不斷持續、烈度可控,並且很容易隱匿。也部分因為這種原因,儘管新冷戰的發生早已在進行中,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研究員、200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的國際政治顧問卡根(Robert Kagan)也從2008年開始最早鼓吹「新冷戰」的爆發。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卡根關於新冷戰說的影響也只局限在很小的圈子裏,還有佐利克這樣的資深政客公開為之唱反調,更不用說老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們是如何對之不屑一顧。

然而,這或許就是新冷戰與冷戰的最大區別,新冷戰的進入不是以凱南式的長電報作為標誌,也不是以第一次冷戰爆發時的不靠譜判斷為基礎,而是以一個長時間的共識形成和戰略調整作為標誌。從2008年後的奧巴馬政府起,美國政府就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嘗試面向「新冷戰」的衝突性戰略框架構建和更多直接行動的戰術創新層面,如TPP計劃、提出「聰明力量」(smart power)、成立賽博戰爭司令部、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和終結反恐戰爭準備應對大國競爭的軍事轉向等等。在奧巴馬政府的最後幾年,政界和學界也開始了關於新冷戰和中國問題的大辯論,並且最終達成共識,奠定了川普上台後對華政策調整的基礎。

在川普任內,兩年的貿易戰進程雖然暫時挽救了中美關係,卻如火力偵察一般暴露了中國方面的反應和底色,檢驗了此前的對華判斷。與此同時,隨着2018年國防部戰略報告、2019年國防部「一帶一路」報告、2020年初北約戰略調整和5月20日國務院的中國戰略政策報告出台,一年一個報告,並以2019年7月18日的一份致總統公開信「Stay the course on China」為標誌,新冷戰的共識框架得以建立、鞏固和深化。

這封公開信的起草人是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前情報處長法內爾(James E. Fanell),也是頗有冷戰色彩的新成立的「應對當前中國危機委員會」的創始人之一。儘管北京方面故意詆譭法內爾,以為他和跨軍政學商媒多界、將近200位聯署人、代表中國學界最近也開始重視的所謂美國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不能與2019年7月3日《華盛頓郵報》刊發的公開信「美國與中國為敵事與願違」(Making China a U.S. enemy is counterproductive)其95位聯署的中國通們相提並論,卻不能不令人想起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這個位置上的羅徹福德(Joseph Rochefort)中校。

在這些新共識中,不再有早年關於「太空珍珠港」、「互聯網珍珠港」之類的渲染,而是呼籲摒棄失敗的對華接觸政策。法內爾的公開信認為中國在世界的宣傳是一種「奧維爾式的胡言亂語」(Orwellian nonsense)、為各種名目所掩蓋的擴張性的中國大戰略服務,並且區分了中共和中國人民,最後呼籲對抗中共在世界範圍的壓制自由。這一區分已經被美國政府和政客們廣泛採用,回應了100年前第一次冷戰爆發時的「初心」——對列寧式共產主義的懷疑,並且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引致第二封世界範圍的問責公開信,指出了對華政策的長期目標在於「政權顛覆」(regime change),與凱南長電報對蘇聯所擬的冷戰目標不謀而合。

一言以敝之,所謂冷戰,無論新舊,作為現代性之超越傳統政治乃至克勞塞維茨意義的戰爭形態,其性質已經為百年來的冷戰史所證實,就是一場關於認知的競爭,具體的則是在兩種認知體系之間的競爭。特別是,基於廣泛共識、和建立在價值觀上的長期政策和戰略框架,一經形成就很難變化,或有戰術性調整,但基本上決定了未來長時段的新冷戰格局。剩下的問題是,在未來的舢板上,少年與老虎如何共處?

2014年2月26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在空氣污染嚴重期間,一個LED屏幕顯示藍天。

2014年2月26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在空氣污染嚴重期間,一個LED屏幕顯示藍天。攝:Feng Li/Getty Images

四、老虎和少年Pi

隨着中國政府在2013年後發動的一連串微型法西斯主義運動,以及煽動民族主義和反美主義、廢除國家主席任期的憲法限制,都已經從中國內部否定了和平演變的可能道路。

國際社會現在,幾乎和香港青年的選擇一樣,面臨一個經典的冷戰選擇,就是2002年楊·馬蒂爾(Yann Martel)的小說《少年Pi的奇幻漂流》、後來被李安改編的電影所呈現的少年與老虎和平共處一條舢板的情境。例如,曾經扮演過全球化重要角色的香港資本集團如李嘉誠等,也終於不堪內地的統戰而加入了支持國安法一邊,新自由主義的命運——其終結大抵如此,只剩下越來越少的青年人在孤軍奮戰,漸漸陷入孤立、被棄、和缺乏奧援的城邦困境。

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他的《冷戰新史》一書中用少年Pi來比喻冷戰期間核武器均勢下的冷和平。而世界今天的問題似乎也大致如此,不過,老虎不再是核武器,而是中國:它將與世界在緊張的互惠關係下和平共處,還是將在新冷戰的競爭中不可避免地墜入修昔底德陷阱,扮演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斯巴達呢?

事實上,隨着中國政府在2013年後發動的一連串微型法西斯主義運動,包括針對公民社會、自由媒體和知識分子、人權律師和異議人士的打壓,在「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方針指引下全面接管外資企業、社會組織和操縱司法制度,加強數字化和網格化的社會控制、以「職業教育」的集中營方式對待新疆少數族群,對香港大規模和平抗議者拒絕對話、採取威權鎮壓,等等一系列持續性的威權主義制度化行動,以及煽動民族主義和反美主義、廢除國家主席任期的憲法限制,都已經從中國內部否定了和平演變的可能道路。

而理論上,這一根本路線的變化是對此前接觸政策所基於的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民主轉型的和平演變假說的否定,而重新回到第一次冷戰之初——1917年美國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其後威爾遜在布爾什維克威脅下提出的世界主義理想道路上來。當然,對於一貫否定所謂冷戰思維、污名化美國所謂反華勢力——上自蓬佩奧國務卿和深層國家,下至美國商會和普通公眾——的中國政府來說,例如中國外交部戰狼式發言人耿爽不久前對美中關係原點的評論,意義只是提醒世人新冷戰不過是回到1972年的冷戰高峰,提醒人們中國才是冷戰的最大或者唯一繼承者,如同對香港模式的繼承和克隆。若以德國哲學家羅薩(Hartmut Rosa)的加速主義來看,時代正加速地停滯,回到20世紀20年代第一次冷戰的起點,而人們對此幾乎已經淡忘。

在那個起點時刻,當西班牙大流感癱瘓了歐戰雙方的戰鬥力之後,大戰終於停止,而俄國革命最終取得勝利,並且引爆了德國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和隨後開始的中國革命。今天的世界似乎面臨着同樣的歷史時刻,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後不是回到鼠疫後新中世紀主義的黑暗,而是陷入了肺炎疫情之後中國—香港模式的繼續擴張,並且給世界留下了一個威爾遜式的問題。

然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政權雖然還自稱是一百年前列寧革命的繼承者,但是從結構上,其對殖民主義的繼承甚至統治模式的香港化、及其內部殖民主義的威權化和強烈的民族主義化,早已經在後冷戰時期的三十年自我完成了轉型——不是向自由主義和民主化的轉型,而是向民族主義和威權化的轉型,選擇了與納粹德國近乎相同的道路,即統制經濟模式加納粹式社會控制再加列寧式一黨專制所形成的國家(民族)資本主義模式,並且以各種名目展開和掩護其全球擴張的大戰略。

只是,中國在全球的擴張更像是一種進攻性的防禦,遠不像納粹德國或蘇聯那樣咄咄逼人,也缺乏意識形態和普適性價值的追求。

只是,中國在全球的擴張更像是一種進攻性的防禦,遠不像納粹德國或蘇聯那樣咄咄逼人,也缺乏意識形態和普適性價值的追求,更沒有華約陣營那樣以共產主義運動和所謂「社會主義有限主權」方式綁定在一起的盟國陣營。中國吸取了蘇聯崩潰的教訓,也吸取了冷戰時期向亞非拉國家輸出革命失敗的教訓,甚至吸取了1989年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教訓和巴爾幹危機的教訓,小心翼翼地避開意識形態的爭論,也努力避免觸碰戰後人權政治的底線。在新疆和香港的鎮壓雖然引發世界關注和譴責,但其國際壓力都是有限和温和的,也未損害中共政權本身。如果一定要對這種中國版的擴張形態做定義的話,在百年冷戰史的角度可以稱之為一個「修正主義帝國」。

這個帝國有着傳統中華帝國的影子,似乎從一開始就主動採取了一種少年派的緩和政策,以「為虎捕魚」的「給予」方式,即佛教資本主義,收買廣大發展中國家、威權國家、新興民主國家和那些亟需援助的民主國家,輸出中國新苦力主義的(新)基礎設施建設,減緩他們在日內瓦、紐約和國際媒體遭受的批評和壓力。甚至在新冠病毒爆發引起世界追責浪潮後,單方面地給予世衞組織大筆資金,許諾一個中國版的疫後「馬歇爾計劃」,作為一種中國式的免責賠償。他們不僅迴避病毒起源問題和政治責任,更迴避新冷戰的概念本身。

不過,這些非對抗的緩和態勢,代表着新冷戰的常態化,在2008年之後已經悄悄進行了十二年。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後,一切都發生了改變,事態發展接近1933年的第一次「冷戰偏轉」,新冷戰處在升級而非到來的前夜。

在認知態勢上,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在2018年3月的修憲之後,馬上陷入中美貿易戰的糾紛,以5月20日美國國務院拋出一份長達16頁的對華戰略報告為分水嶺,中國最近的反應更像是1925年後的日本,也許因為內部温和力量即儒家共產官僚的牽制而可能阻止迫在眉睫的對抗性衝突,卻繼續加速通往軍國主義的道路。

1925年的日本結束了大正民主時代,將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頒布的治安維持令升級為治安維持法,確立了警察國家體制,全面限制言論、結社和思想自由,思想入罪化,爾後的強化更增加了預防性逮捕措施,將日本加速送入最終決戰也是最終失敗的軍國主義。這不只是香港即將通過的國安法體制的放大意義,而是中國大陸當下所實行、特別是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後極權主義社會控制常態化的歷史回聲。

面對這樣一種對內甚於對外、防禦甚於侵略的新冷戰,民主世界能夠做的其實相當有限。

必須承認,面對這樣一種對內甚於對外、防禦甚於侵略的新冷戰,民主世界能夠做的其實相當有限。一方面,圍繞兩種全球化帝國的競爭,意味着是在一個有領導的中國中心的低端全球化對傳統「中間地帶」以輸出中國(香港)式治理模式、威權主義、新苦力主義和大規模基礎設施為結構的佔領,很大程度等同於與一個無領導的民主世界或者高端全球化達成一個接管或者治理「全球低端人口」的默契——所交換的是這些地帶的新興市場和中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以維持和保護中共的封閉統治,維持一個脆弱近乎虛無的意識形態和以強制為合法性的一黨專制基礎。

另一方面,只要香港或者中國內部所發生的問題尚未嚴重到人道主義危機,國際社會就缺乏干預的正當性,儘管中國官方口口聲聲尊重聯合國秩序,但是迄今為止沒有批准聯合國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公約》,且無意按照聯合國人權宣言所宣示的人權標準內化至其法治和中國夢中。這正是北京政府能夠在全球競爭性態勢下爭取和展開香港國安立法的空間,而且不惜丟掉香港的特殊關税區待遇。

在這個意義上,整個民主世界所擁有的,更像是一個外部化的「無能者的力量」,即哈維爾在「七七憲章」中所提出的人權鬥爭和道德力量。只是,模仿這一路線的「零八憲章」失敗了,因為中共統治者從內部社會成功消解了劉曉波等憲章運動所可能積累的道德資源和人權鬥爭。這是他們吸取冷戰-緩和、以1975年赫爾辛基協議為標誌所展開的人權政治導致蘇東集團內部崩潰教訓的結果。1970年代中期,也是美國外交轉向和加入歐洲人權政治的開始。

然而,劉曉波以他的個人政治生命見證了冷戰最後發生在內部的鬥爭,在整個後冷戰期間堅持着政治異議,最終在2008年吹響了號角,從內部再次奠定了新冷戰的人權框架。未來民主世界唯一能做的,仍然是通過人權政治的擴張和展開,在道德層面上尋求長期對抗。以人權為中心的道德競爭,或許才是最終的決戰到來之前新冷戰得以展開的主要劇目,圍繞着威權陣營和民主世界、圍繞着兩種全球化和治理模式之間展開競爭的主線,也是區別於冷戰的意識形態競爭的最重要特徵。兩種全球化之間、威權和民主兩種治理模式之間的競爭也就變成了道德的競爭,關於道德世界和非道德世界的競爭。

在人權政治的維度,整個民主世界將扮演着中國的外部異議者的角色,持續施加道德的壓力,也是羅爾斯的「萬民法」意義上民主社會和法外社會關於人權的競爭,並且展開對冷戰時期中間地帶-等級社會的繼續爭奪。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新冷戰才是冷戰的復甦和繼續,也是少年Pi能夠和老虎共存的機制。

(白信,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者)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新冷戰 中美關係 評論 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