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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席地而坐:台北車站空間由「中華正統」到「小印尼」的旅途

在台灣台北車站大廳中央,有一「黑白格廣場」,是民眾與移工席地而坐的空間。疫情期間,它因「避免群聚」而被暫時「禁坐」,但當民眾發現官方可能規劃「永久禁坐」時,他們在今日下午發動了「佔領大廳」的行動。


2020年5月23日,市民在台北車站大堂靜坐。 攝:Kevin Chao/端傳媒
2020年5月23日,市民在台北車站大堂靜坐。 攝:Kevin Chao/端傳媒

自從 2 月 29 日以來,台鐵便因為疫情關係,禁止民眾在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儘管台灣疫情已見平緩,但台北車站站長仍於 5 月 18 日證實,站方正考慮永久禁止民眾在大廳席地而坐,並指出這個決定是為了「台北車站的秩序和觀瞻」。由於一年一度的穆斯林開齋節將屆,因此台鐵選在此時宣佈消息,也等同於禁止往年在車站大廳都會有的開齋節慶祝聚會。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社會輿論譁然,有人直指「台鐵是針對移工而來」,有人則認為「台鐵假借疫情剝奪民眾公共空間的近用權」,網友號召於 5 月 23 日「坐爆」台北車站,甚至發起在台北車站大廳舉行「羅馬競技生死鬥」(近期在台灣年輕人間風行的次文化競技活動),挑戰公共空間使用模式,惟最後因其他因素而取消。事實上,這也並不是台北車站大廳第一次有民眾號召佔領——早在 2012、2013 年間,民間團體也曾號召到台北車站野餐,爭議核心也和今日類似。

交通部長林佳龍在得知爭議之後,也於 5 月 19 日在個人臉書頁面上撰文,指出「車站固然肩負疏運和緊急狀況時疏散的任務,但只要能兼顧,不應僅以單方主觀的『觀瞻』決定公共場所的規定」,並指示台鐵待疫情穩定後,與中央流行疫情中心研商評估如何逐步開放。此文發布後引來大部分網友的好評;然而亦有不少網友認為空間被移工佔據、行走不便,更有礙城市門面的觀瞻。林佳龍後來也再度發言表示,希望得到「兩全其美」的方法。

不過,稍有年紀的人或許仍有記憶,過去台北車站的大廳中央大部分空間都是售票區,票亭上方還有經典的「翻牌式時刻表」,和今天寬敞的開放空間非常不同。究竟,今天已被視為台北標誌之一、甚至成為打卡熱點的車站黑白格大廳,是如何而來的呢?事實上,這塊台北車站的土地忠實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流變,記錄了台灣由「反攻大陸基地」乃至出現「小印尼」現象的歷史。

2014年4月27日一次反核示威活動,反核抗議者佔領台北車站前的道路。
2014年4月27日一次反核示威活動,反核抗議者佔領台北車站前的道路。攝:Mandy Cheng/AFP via Getty Images

台北車站可以說是國民黨政權在解嚴之前,以公共建築作為中華國族文化符號的載體、承載「中華正統」政治教化功能的最後幾個代表作之一。

「反攻大陸」基地、民國在台灣美學到「小印尼」

5 月 23 日下午一時許,台北車站大廳已經聚集數百名民眾前來「席地而坐」,警方在現場錄影蒐證,並勸導民眾戴上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參與者或坐地閒聊、下棋玩牌、或放著小聲的音樂唱歌跳舞,亦有人在地上鋪起「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討論香港近日國安法令議題。總體而言,雖是一場「重奪空間」的社會行動,卻仍透露著節制、整潔與斯文的氣氛。

回顧台灣近代史,台北車站在不同年代的樣貌,其實反映出的正是台灣社會在不同時代的政經需求和關懷議題。

戰後初期,台北車站反映出了國民黨政權遷台後的「過客心境」。在此時期,國民政府施政的主要目的為「建立反攻大陸的自由中國基地」、「促進國民增產報國」,實際政策則以穩定經濟、維持統治正當性為目標,因此標誌性的政策為土地改革、提升糧食供給,以及解決住房問題等。

在這個背景之下,國民黨並沒有在台灣興建中央部會廳舍的打算,大部分的政府廳舍、公共設施,也多半沿用日本殖民政府留下的設施。其中,這種「過客心境」最極端的例子,當屬台北市政府——其貴為台灣首善之都的行政廳舍,居然從戰後一直到 1994 年為止,都是「借用」小學校舍進行辦公;作為交通樞紐的台北車站也不例外,一直到 1986 年為止,都是沿用日本殖民政府於 1939 年興建的水泥站房,最初設計的車站空間早已不敷使用。

到了 1970 年代,台灣快速都市化、經濟逐漸騰飛,連帶導致台北市人口急遽膨脹。由於當時台北捷運系統的計畫仍在雛形,公共交通功能完全由路面公車承擔,導致交通阻塞成為台北市民的生活夢魘。為了消除縱貫鐵路在都市裡造成的平交道與交通瓶頸,台鐵局於 1983 年開啟「鐵路地下化」工程,第一期工程則於 1989 年完工,而新建的台北車站也一併落成啟用。

負責設計新台北車站的建築師沈祖海,在站體之中加入了不少中式的建築語彙,比如今日因為酷似「必勝客」(Pizza Hut)商標,因而經常被譏為「披薩屋」的車站大屋頂,就採用了中國宮殿建築常見的「單檐廡殿頂」,可以說是國民黨政權在解嚴之前,以公共建築作為中華國族文化符號的載體、承載「中華正統」政治教化功能的最後幾個代表作之一。

然而,台北車站為何會成為移工(尤其是印尼籍移工)聚集的節點呢?箇中原因,依然和台灣社會的政經發展脫不了關係。

198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台灣出現了工資上漲、勞工短缺的現象,迫使政府於 1992 年正式開放外籍勞工。根據統計,包括在工廠、屠宰場、漁船上工作的「產業移工」,以及從事家務幫傭、社福看護的「社福移工」在內,台灣目前約有 70 多萬外籍移工,約佔台灣總人口數 3%,來源國則以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為主。其中,印尼籍勞工於 2001 年的在台人數首度超越菲律賓籍,時至今日,依然都是台灣外籍移工的最大宗來源國。

由於不少「產業移工」平時的工作地點,都位於台北郊區和桃園的工業區,因此對於散布各地的移工來說,匯聚鐵公路客運、公共交通的台北車站,本來就是假日和同鄉朋友聚會集散最簡便的地點。

與此同時,於 1996 年通車的捷運路線,以及跟著捷運一起落成的地下商場,則逐漸將人潮帶至地下,導致位於台北車站二樓的「金華百貨」生意和租金一落千丈。在這個背景之下,金華百華不少商家便在 2000 年前後,開始把生意腦筋動到了假日在此出沒的東南亞移工、開始改售東南亞貨,其中不少店主就是來自東南亞的華僑。

台灣長期關注移工文化權的書店「燦爛時光」,則在臉書頁面上強調,在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也是很多台北人生活的一部分,並非移工的專利,因而為台灣人和移工製造了一個接觸彼此的介面,而且在一些外國人的眼中看來,也是台灣「開放自由」的表現之一。

此外,台北車站東側、位於天成飯店後方的北平西路一帶,由於房舍年代久遠、土地產權細碎複雜,加上地塊畸零狹窄、開發利益太低,而遲遲無法進行都市更新,卻也意外因此成為印尼商店、餐館聚集之地,因而逐漸有了「小印尼」的稱號。換言之,除了交通區位之外,金華百貨和北平西路的低廉租金,也是讓台北車站成為印尼商店聚集的關鍵原因之一。

2020年3月6日台北車站大堂,因疫情關係市民禁止在大堂聚集或席地而坐。
2020年3月6日台北車站大堂,因疫情關係市民禁止在大堂聚集或席地而坐。攝:陳焯煇/端傳媒

台北車站的蛻變:公共空間商品化與公民社會的茁壯

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台灣公共空間的範型,在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之中再次出現變化。由於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精神,是鼓吹市場自由化、去除政府干預,因此也隱含諸如水電、鐵路交通等公共服務或公營事業,必須民營化、公司化的意涵。

雖然台鐵至今仍未真正公司化,但在這個背景之下,仍有擴增業務、改善財務、提升營收的誘因或壓力,因此台鐵局於 2005 年決定對經營不善、而且早已和台鐵纏訟多年的金華百貨勒令停業,並重新對外招商,希望由專業的商場團隊經營二樓的商場空間,最後由知名的商場財團「微風廣場」得標。

原本在金華百貨的東南亞商店,於是面臨到典型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困局,因空間變得高級、租金變得昂貴,這些常民小店無法繼續在台北車站內部營業,因此遷移至北平西路的「小印尼」和車站附近的地下街,但整體而言,依然聚集在交通便利的台北車站周邊。

由於台北車站動線複雜、標示系統醜陋紊亂,經常被乘客譏為「地下迷宮」,因此台鐵局於 2010 年開始對台北車站進行整建工程,並將原本位於一樓大廳的中島式售票區拆除,目的便是讓一樓大廳的空間更為寬闊、動線和視線更為通透。

整建工程於 2011 年底完工之後,台鐵局為了避免遊民聚集,因而未在大廳設置座椅,卻也導致民眾開始在大廳的黑白格地板上席地而坐。此外,台灣氣候多雨炎熱,對於移工來說,整建後豁然開朗的車站大廳,也為他們在聚會時提供了空調和遮風避雨的地方。久而久之,一般民眾和移工在車站大廳地板上聚會飲食,便逐漸成了台北車站的特色風景。

然而移工的群聚,也開始引起不少民眾抱怨。2012 年八月,穆斯林移工迎來台北車站整建後的第一次開齋節,並像過往假日一般,準備在大廳中聚會,未料台鐵局早已有所準備,在大廳拉起了紅龍、禁止移工進入,旋即引發輿論波瀾。隨後,台鐵局又以「有礙觀瞻」之名,禁止民眾在大廳地上飲食坐臥,並指「有飲食需求的民眾可以前往二樓的微風廣場美食街」,再次引起了「公共空間財團化/商品化」的批評聲浪。

到了 2013 年,有公民團體發起了在台北車站大廳坐臥飲食的活動,目的便是抗議台鐵局排擠移工和民眾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在各方壓力之下,台鐵局最後於九月份解禁,自此便讓民眾在車站大廳席地而坐成為常態,而台北車站大廳每年也都會在開齋節時化身為嘉年華場地。

然而也有人批評,台鐵的解禁雖然表面上看似「德政」,卻很有可能加劇民眾對移工的歧視和反感,甚至遭人批評「罔顧乘客權益」,因此與其妥協讓步,還不如催促政府正視移工對公共空間的需求,並解決公共空間「財團化」的結構性問題。

除此之外,圍繞這起爭議的問題還有:究竟怎樣的公共空間使用方式才是「合宜」的?在作為都市門戶的車站大廳席地而坐,究竟是否有礙觀瞻、不利台灣的「國際形象」?把人潮如織的交通樞紐當作社交、聚會,甚至是慶祝開齋的場所,究竟是否和這個空間設計之初預設的目的相悖?

上述的問題或許不易回答,但總的來說,台北車站的空間發展,可以說就是近代台灣社會史的縮影:從戰後的「反攻大陸體制」、到黨國中華史觀的強弩之末、到消費年代的公共空間商品化,再到公部門對美學、使用者體驗的反思,最後又在兩次「席地而坐」爭議中,反映出公民社會的壯大與對弱勢群體的關懷。

2020年5月23日,市民在台北車站大堂靜坐。
2020年5月23日,市民在台北車站大堂靜坐。攝:Kevin Chao/端傳媒

席地而坐,到底行不行?

回到爭議本身,就空間功能而言,其實改建之後的車站大廳之所以比原本寬闊,一部分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提供活動舉辦時的場地,而官方今日也的確以「多功能展演區」來稱呼大廳。許多人或許會問,在車站大廳席地而坐,究竟有無法律可以規管?在2012、13年的爭議中,台鐵局早已回答,其實相關爭議原則上是「無法可管」

不過,查閱相關法令,《鐵路法》71條中有一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十、滯留於車站出入口、驗票閘門、售票機、電扶梯或其他通道,致妨礙旅客通行或使用,不聽勸離。」或許可以作為法律依據。但這條的要件以「妨礙旅客通行或使用」作為要件,以官方過往舉辦活動的紀錄看來,在這塊空地上席地而坐,事實上並不會造成妨礙旅客通行的效果。

比如 2012 年台鐵第一次禁止移工聚集的爭議發生後,台灣文化部也曾和交通部聯手在車站大廳舉辦了「快閃練舞」活動,時任文化部長的龍應台還稱活動「人人都可以參加」。2019 年底,台鐵自己舉辦的「鳴日-台鐵美學復興特展」,也把展覽場地選在車站大廳的「多功能展演區」。種種活動可以讓人看出,新的車站大廳本就不再只有乘客集散穿梭的功能而已。

隨著群聚的民眾逐漸增加,台鐵台北站站長黃榮華也出面向媒體表示,台北車站是公共空間,並沒有「開放不開放」的問題,但因疫情期間必須避免群聚,因此仍會派員勸導民眾戴上口罩、坐遠一點。未來疫情趨緩時,交通部已指示將邀集各方團體、學者專家共同討論空間使用問題。

究竟這一輪的爭議,會否讓給台北車站這「廣場」打造出新的遊戲規則?在「中華民國」逐漸向「中華民國台灣」挪動的此刻,台北車站這承載中華民國「最後道統」的空間,會換上怎樣的使用者前來席地而坐?鐵道之旁,答案仍待台灣社會共同寫下。

外籍移工 台北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