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席地而坐：台北車站空間由「中華正統」到「小印尼」的旅途

自從 2 月 29 日以來，台鐵便因為疫情關係，禁止民眾在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儘管台灣疫情已見平緩，但台北車站站長仍於 5 月 18 日證實，站方正考慮永久禁止民眾在大廳席地而坐，並指出這個決定是為了「台北車站的秩序和觀瞻」。由於一年一度的穆斯林開齋節將屆，因此台鐵選在此時宣佈消息，也等同於禁止往年在車站大廳都會有的開齋節慶祝聚會。

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社會輿論譁然，有人直指「台鐵是針對移工而來」，有人則認為「台鐵假借疫情剝奪民眾公共空間的近用權」，網友號召於 5 月 23 日「坐爆」台北車站，甚至發起在台北車站大廳舉行「羅馬競技生死鬥」（近期在台灣年輕人間風行的次文化競技活動），挑戰公共空間使用模式，惟最後因其他因素而取消。事實上，這也並不是台北車站大廳第一次有民眾號召佔領——早在 2012、2013 年間，民間團體也曾號召到台北車站野餐，爭議核心也和今日類似。

交通部長林佳龍在得知爭議之後，也於 5 月 19 日在個人臉書頁面上撰文，指出「車站固然肩負疏運和緊急狀況時疏散的任務，但只要能兼顧，不應僅以單方主觀的『觀瞻』決定公共場所的規定」，並指示台鐵待疫情穩定後，與中央流行疫情中心研商評估如何逐步開放。此文發布後引來大部分網友的好評；然而亦有不少網友認為空間被移工佔據、行走不便，更有礙城市門面的觀瞻。林佳龍後來也再度發言表示，希望得到「兩全其美」的方法。

不過，稍有年紀的人或許仍有記憶，過去台北車站的大廳中央大部分空間都是售票區，票亭上方還有經典的「翻牌式時刻表」，和今天寬敞的開放空間非常不同。究竟，今天已被視為台北標誌之一、甚至成為打卡熱點的車站黑白格大廳，是如何而來的呢？事實上，這塊台北車站的土地忠實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流變，記錄了台灣由「反攻大陸基地」乃至出現「小印尼」現象的歷史。

台北車站可以說是國民黨政權在解嚴之前，以公共建築作為中華國族文化符號的載體、承載「中華正統」政治教化功能的最後幾個代表作之一。

「反攻大陸」基地、民國在台灣美學到「小印尼」

5 月 23 日下午一時許，台北車站大廳已經聚集數百名民眾前來「席地而坐」，警方在現場錄影蒐證，並勸導民眾戴上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參與者或坐地閒聊、下棋玩牌、或放著小聲的音樂唱歌跳舞，亦有人在地上鋪起「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討論香港近日國安法令議題。總體而言，雖是一場「重奪空間」的社會行動，卻仍透露著節制、整潔與斯文的氣氛。

回顧台灣近代史，台北車站在不同年代的樣貌，其實反映出的正是台灣社會在不同時代的政經需求和關懷議題。

戰後初期，台北車站反映出了國民黨政權遷台後的「過客心境」。在此時期，國民政府施政的主要目的為「建立反攻大陸的自由中國基地」、「促進國民增產報國」，實際政策則以穩定經濟、維持統治正當性為目標，因此標誌性的政策為土地改革、提升糧食供給，以及解決住房問題等。

在這個背景之下，國民黨並沒有在台灣興建中央部會廳舍的打算，大部分的政府廳舍、公共設施，也多半沿用日本殖民政府留下的設施。其中，這種「過客心境」最極端的例子，當屬台北市政府——其貴為台灣首善之都的行政廳舍，居然從戰後一直到 1994 年為止，都是「借用」小學校舍進行辦公；作為交通樞紐的台北車站也不例外，一直到 1986 年為止，都是沿用日本殖民政府於 1939 年興建的水泥站房，最初設計的車站空間早已不敷使用。

到了 1970 年代，台灣快速都市化、經濟逐漸騰飛，連帶導致台北市人口急遽膨脹。由於當時台北捷運系統的計畫仍在雛形，公共交通功能完全由路面公車承擔，導致交通阻塞成為台北市民的生活夢魘。為了消除縱貫鐵路在都市裡造成的平交道與交通瓶頸，台鐵局於 1983 年開啟「鐵路地下化」工程，第一期工程則於 1989 年完工，而新建的台北車站也一併落成啟用。

負責設計新台北車站的建築師沈祖海，在站體之中加入了不少中式的建築語彙，比如今日因為酷似「必勝客」（Pizza Hut）商標，因而經常被譏為「披薩屋」的車站大屋頂，就採用了中國宮殿建築常見的「單檐廡殿頂」，可以說是國民黨政權在解嚴之前，以公共建築作為中華國族文化符號的載體、承載「中華正統」政治教化功能的最後幾個代表作之一。

然而，台北車站為何會成為移工（尤其是印尼籍移工）聚集的節點呢？箇中原因，依然和台灣社會的政經發展脫不了關係。

198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台灣出現了工資上漲、勞工短缺的現象，迫使政府於 1992 年正式開放外籍勞工。根據統計，包括在工廠、屠宰場、漁船上工作的「產業移工」，以及從事家務幫傭、社福看護的「社福移工」在內，台灣目前約有 70 多萬外籍移工，約佔台灣總人口數 3%，來源國則以菲律賓、印尼、泰國、越南為主。其中，印尼籍勞工於 2001 年的在台人數首度超越菲律賓籍，時至今日，依然都是台灣外籍移工的最大宗來源國。

由於不少「產業移工」平時的工作地點，都位於台北郊區和桃園的工業區，因此對於散布各地的移工來說，匯聚鐵公路客運、公共交通的台北車站，本來就是假日和同鄉朋友聚會集散最簡便的地點。

與此同時，於 1996 年通車的捷運路線，以及跟著捷運一起落成的地下商場，則逐漸將人潮帶至地下，導致位於台北車站二樓的「金華百貨」生意和租金一落千丈。在這個背景之下，金華百華不少商家便在 2000 年前後，開始把生意腦筋動到了假日在此出沒的東南亞移工、開始改售東南亞貨，其中不少店主就是來自東南亞的華僑。

台灣長期關注移工文化權的書店「燦爛時光」，則在臉書頁面上強調，在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也是很多台北人生活的一部分，並非移工的專利，因而為台灣人和移工製造了一個接觸彼此的介面，而且在一些外國人的眼中看來，也是台灣「開放自由」的表現之一。

此外，台北車站東側、位於天成飯店後方的北平西路一帶，由於房舍年代久遠、土地產權細碎複雜，加上地塊畸零狹窄、開發利益太低，而遲遲無法進行都市更新，卻也意外因此成為印尼商店、餐館聚集之地，因而逐漸有了「小印尼」的稱號。換言之，除了交通區位之外，金華百貨和北平西路的低廉租金，也是讓台北車站成為印尼商店聚集的關鍵原因之一。

台北車站的蛻變：公共空間商品化與公民社會的茁壯

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台灣公共空間的範型，在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之中再次出現變化。由於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精神，是鼓吹市場自由化、去除政府干預，因此也隱含諸如水電、鐵路交通等公共服務或公營事業，必須民營化、公司化的意涵。

雖然台鐵至今仍未真正公司化，但在這個背景之下，仍有擴增業務、改善財務、提升營收的誘因或壓力，因此台鐵局於 2005 年決定對經營不善、而且早已和台鐵纏訟多年的金華百貨勒令停業，並重新對外招商，希望由專業的商場團隊經營二樓的商場空間，最後由知名的商場財團「微風廣場」得標。

原本在金華百貨的東南亞商店，於是面臨到典型的「縉紳化」（gentrification）困局，因空間變得高級、租金變得昂貴，這些常民小店無法繼續在台北車站內部營業，因此遷移至北平西路的「小印尼」和車站附近的地下街，但整體而言，依然聚集在交通便利的台北車站周邊。

由於台北車站動線複雜、標示系統醜陋紊亂，經常被乘客譏為「地下迷宮」，因此台鐵局於 2010 年開始對台北車站進行整建工程，並將原本位於一樓大廳的中島式售票區拆除，目的便是讓一樓大廳的空間更為寬闊、動線和視線更為通透。

整建工程於 2011 年底完工之後，台鐵局為了避免遊民聚集，因而未在大廳設置座椅，卻也導致民眾開始在大廳的黑白格地板上席地而坐。此外，台灣氣候多雨炎熱，對於移工來說，整建後豁然開朗的車站大廳，也為他們在聚會時提供了空調和遮風避雨的地方。久而久之，一般民眾和移工在車站大廳地板上聚會飲食，便逐漸成了台北車站的特色風景。

然而移工的群聚，也開始引起不少民眾抱怨。2012 年八月，穆斯林移工迎來台北車站整建後的第一次開齋節，並像過往假日一般，準備在大廳中聚會，未料台鐵局早已有所準備，在大廳拉起了紅龍、禁止移工進入，旋即引發輿論波瀾。隨後，台鐵局又以「有礙觀瞻」之名，禁止民眾在大廳地上飲食坐臥，並指「有飲食需求的民眾可以前往二樓的微風廣場美食街」，再次引起了「公共空間財團化／商品化」的批評聲浪。

到了 2013 年，有公民團體發起了在台北車站大廳坐臥飲食的活動，目的便是抗議台鐵局排擠移工和民眾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在各方壓力之下，台鐵局最後於九月份解禁，自此便讓民眾在車站大廳席地而坐成為常態，而台北車站大廳每年也都會在開齋節時化身為嘉年華場地。

然而也有人批評，台鐵的解禁雖然表面上看似「德政」，卻很有可能加劇民眾對移工的歧視和反感，甚至遭人批評「罔顧乘客權益」，因此與其妥協讓步，還不如催促政府正視移工對公共空間的需求，並解決公共空間「財團化」的結構性問題。

除此之外，圍繞這起爭議的問題還有：究竟怎樣的公共空間使用方式才是「合宜」的？在作為都市門戶的車站大廳席地而坐，究竟是否有礙觀瞻、不利台灣的「國際形象」？把人潮如織的交通樞紐當作社交、聚會，甚至是慶祝開齋的場所，究竟是否和這個空間設計之初預設的目的相悖？

上述的問題或許不易回答，但總的來說，台北車站的空間發展，可以說就是近代台灣社會史的縮影：從戰後的「反攻大陸體制」、到黨國中華史觀的強弩之末、到消費年代的公共空間商品化，再到公部門對美學、使用者體驗的反思，最後又在兩次「席地而坐」爭議中，反映出公民社會的壯大與對弱勢群體的關懷。

席地而坐，到底行不行？

回到爭議本身，就空間功能而言，其實改建之後的車站大廳之所以比原本寬闊，一部分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提供活動舉辦時的場地，而官方今日也的確以「多功能展演區」來稱呼大廳。許多人或許會問，在車站大廳席地而坐，究竟有無法律可以規管？在2012、13年的爭議中，台鐵局早已回答，其實相關爭議原則上是「無法可管」。

不過，查閱相關法令，《鐵路法》71條中有一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十、滯留於車站出入口、驗票閘門、售票機、電扶梯或其他通道，致妨礙旅客通行或使用，不聽勸離。」或許可以作為法律依據。但這條的要件以「妨礙旅客通行或使用」作為要件，以官方過往舉辦活動的紀錄看來，在這塊空地上席地而坐，事實上並不會造成妨礙旅客通行的效果。

比如 2012 年台鐵第一次禁止移工聚集的爭議發生後，台灣文化部也曾和交通部聯手在車站大廳舉辦了「快閃練舞」活動，時任文化部長的龍應台還稱活動「人人都可以參加」。2019 年底，台鐵自己舉辦的「鳴日－台鐵美學復興特展」，也把展覽場地選在車站大廳的「多功能展演區」。種種活動可以讓人看出，新的車站大廳本就不再只有乘客集散穿梭的功能而已。

隨著群聚的民眾逐漸增加，台鐵台北站站長黃榮華也出面向媒體表示，台北車站是公共空間，並沒有「開放不開放」的問題，但因疫情期間必須避免群聚，因此仍會派員勸導民眾戴上口罩、坐遠一點。未來疫情趨緩時，交通部已指示將邀集各方團體、學者專家共同討論空間使用問題。

究竟這一輪的爭議，會否讓給台北車站這「廣場」打造出新的遊戲規則？在「中華民國」逐漸向「中華民國台灣」挪動的此刻，台北車站這承載中華民國「最後道統」的空間，會換上怎樣的使用者前來席地而坐？鐵道之旁，答案仍待台灣社會共同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