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台灣理性討論空間的壓縮，到底和什麼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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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喬瑟芬於端傳媒上發表〈演算法下的台灣公權力——迷因與梗圖，是公民社會的助力還是阻力？〉，在這篇文章（以下簡稱喬文）當中，作者認為「一個強大公民社會的產生，不可能只透過迷因與梗圖完成」，綜觀全文，大概可以了解，喬在意的是，現在由於來自中國的「資訊戰」、政府部會社群編輯（小編）的「迷因操作」（迅速反擊假訊息，用幽默與簡單的圖文來回應議題）之下，再加上許多公民的反擊之間，會變成公權力擴張、公眾討論的空間逐步流失。

這篇文章背後的脈絡，是憂心政府過度使用迷因行銷政策，可能會帶來許多過度簡化的操作，進而壓縮公眾討論的空間。然而，這篇文章當中作者似乎是把公眾討論空間受到影響的責任，歸究於政府部會的迷因操作之上。但筆者認為，這樣的想法恐怕過於單純。

迷因公部門的起因：公務員的進擊？

首先我們來看一些基本的事實還原。

在喬文當中所述，台灣的公部門社群操作，是在唐鳳提出迷因工程說要在一小時內迅速反擊假訊息之後，「熟悉這套操作的民間高手，開始將經驗提供給公部門、手把手的教公務員們走入迷因世界」。

事實上，以教育部為例，他們投入了許多關於性別平等教育的迷因宣傳，而教育部關於社群網路的團隊，其實並不是什麼「熟悉這套操作」的「有組織的網軍」民間高手，而是幾位覺得對性別平等教育有使命感的少數人。他們是民間高手沒有錯，但從不是什麼有組織的網軍，根據我們的訪談，他們是一些覺得應該要「讓第一線的公務員以及教師們不要灰心，願意幫這些前線人員一起努力、幫忙一起打仗」的民間人士。也就是說，教育部的社群經營，並不是因唐鳳而起，也不是以網軍模式來打，這些人（其實也不過就是區區幾個人）是以理念而相聚。

在各個部會來看，「手把手的教公務員們走入迷因世界」這樣的敘述也是放大了政府部會的積極性。一來真正在負責社群經營的人其實很少，二來其實投入的政府部會並不算太多，多數的部門主管仍然是在作風上比較保守的。從公部門社群的影響力來看，如果我們觀察聲量較高的公務門專頁就可以發現，其實整個行政團隊當中用「大量迷因化圖文反擊假訊息」的部門並不多，例如海巡署可能是其一，而他們真的能在打擊假訊息的努力當中發揮什麼樣的影響力呢？這可能還需要細究。

其實，政府與公民社會並不是二分法，公民社會內部也不是。

喬文很在意「公民社會監督政府」這件事，我們也非常同意。然而，在前線的政治工作者們看到的問題，更多的是：1. 公民社會真的是那個左派想像中、進步的知識份子公民社會嗎？還是其實還包括了保守的人民？當保守的人民也來喊著要「監督政府」的時候，那真的是你想像中的「監督」嗎？ 2. 當外來的政府在這個社會裡面反串公民社會，而且還和保守的公民相互呼應的時候，這是你要的「監督政府」嗎？

在許多重大議題上，台灣的政府常常是讓公民社會自行表達意見。例如，在2018年11月24日的大選之前，因為有許多的公投案出現，政府選擇後退一步，僅出具簡單的意見書，從未使用社群工具，也沒有開記者會大動作駁斥許多公投議題。當時，就是希望民眾的充分討論，可以讓這些議題充分發酵，讓大眾了解。

但是，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呢？我們可以觀察到氾濫的謠言與偏見在社群網站上廣傳，而最後也可以說是影響到了公投和地方選舉的結果；這背後隱隱出現的，是專制大國積極操作的資訊戰身影。

也就是說，過往政府－公民社會二分法，事實上過於單純。所謂的公民社會是什麼？真的是那些進步、積極的NGO所代表的人權理念，還是保守民眾背後的恐懼與憤怒？

而後面隱隱浮現的中國身影，更是令人恐懼－－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可以透過對於境內財團與商賈的掌控，將他們的政治意志化為金錢與文宣，在台灣大量影響輿論。在瑞典哥德堡大學的V-Dem資料庫，就把台灣評為「接收境外假資訊」的全世界第一名。

這些都不是單純的政府－公民社會二分法可以解釋的問題。

在2018年11月的公投及地方選舉之後，許多人權團體出來喊話，他們認為在這些公投議題之中，政府不該沒有聲音，應該站出來澄清謠言；又加上後來蘇貞昌上任，開始使用選戰期間的小編團隊來宣傳行政院政策，打破過往行政院團隊的作風，以社群平台與親民的方式，繞過媒體不一定報導政策的困境，也才有現在大家所看到的迷因行銷。這才是為何這麼多部會開始拾起社群平台，開始以迷因宣傳政策的原因。

政府部會迷因想達到什麼目標

喬文似乎把部會的迷因圖簡單的當成權力的擴張，且政府在網路上的聲量會壓抑公民社會的監督力量。然而，我們認為，政府單位的社群專頁迷因化並不能簡單地視為一種權力擴張。部會的迷因化，可能是整個網路使用習慣的結構性問題，我們該問的應該是：網路生態為什麼走到現在這樣？媒體生態又為什麼要讓政府繞過去？

這可能跟社群網站興起、使用者習慣改變，以及近年大量出現的資訊戰干擾訊息產製與接收等因素都有相關。而在轉換新媒體平台時，「數位原民」和非習慣使用數位工具的人們之間也產生了許多落差，以及使用習慣上的不同。在過去，網路相對小眾的年代，網路上確實有很多好的討論發生。但在行動裝置普及化之後，任何人都能上網在留言區罵個兩句，網路討論的樣態就開始產生了變化。

如果我們希望網路可以成為理性討論的空間，那麼需要哪些要素？在「Rulemaking 2.0: Understanding and Getting Better Public Participation」一文中，學者Farina與Newhart指出，網路上的公民參與有三道障壁需要突破。唐鳳把這三道障壁稱之為「無知之牆」、「白目之牆」以及「資訊爆炸之牆」。

無知之牆，意指公民對於與自己利害相關的議題並不知情，或是對於議題相關的法規命令，或是相關知識不清楚，以致於無法參與，或是無法提供好的意見。白目之牆，則是在網路上的行為有時候缺乏禮節，或無法有效的參與；資訊爆炸之牆，則是發生在進入議題之後，相關的資料太多，以致於過載，而無法全面性地了解。

這三道牆，事實上不斷出現在我們的周遭。由於公民對於與自己相關的政策不清楚，或是有誤會，因此產生了許多誤解。這點，就是部會的社群經營所要突破的對象。不過，在現在匆忙急躁的社會環境之中，在與網民之間討論的禮儀上，以及所帶動的討論風氣當中，確實還有很多需要強化的空間，但這點也很難在一時之間改變。而最後的資訊爆炸之牆，雖然一開始意指進入議題之後的資訊爆炸，但反過來說，在行動裝置普及的現在，幾乎多數的人都處在資訊過載的狀態當中。Facebook等社群網站為了增加黏著度、讓大家願意待在上面，使用演算法過濾資訊，進而產生了同溫層效應，反而讓社會價值越來越分歧，則是大家都必須面對的結構問題。

為了突破這些同溫層，讓民眾該知道的資訊能夠被知道，也才會有這些部會小編努力應戰，試圖用迷因梗圖，讓更多人知道重要的政策。

新問題：側翼粉專與政府部門迷因的界限

不過，就算如此，我們也認同喬文中所點出的憂心；一是，有些「側翼粉專」在選舉期間對於NGO團體及議題有些誤會與衝突，讓NGO面臨了許多支持者的出征，導致議題討論空間遭到壓縮；二方面，則是有些政府粉專的發文不甚妥當，而這最可能是來自首長本身的問題。

側翼粉專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2018年的1124地方選舉之後，民進黨的敗選並非只有帶動各部會開始使用社群網路與民眾溝通的風潮；許多心急如焚的支持者，也紛紛成立所謂的「側翼粉專」，跟著一起出手。這些熱血支持者之前不一定有機會了解人權、了解社會運動的歷史，在辯護的過程中，有時候稍有不慎，自然也可能對議題本身造成傷害。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地球公民基金會在選前抗議礦業法的行為，引發許多親綠陣營朋友的不理解，後來也引發大量的出征潮。站在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NGO）的角度來看，選舉前以各種方式要求政治人物對議題表態，並在選後監督其言行是否符合其選前的承諾，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事實上，許多民主國家的NGO都會以這樣的方式，讓他們的理念可以逐步落實。不過，台灣的狀況卻有些不同；在台灣，更多人焦急的並非許多國家傳統的左右光譜，而是統獨。而統獨是台灣的「近憂」，因此許多民眾會因此更為緊張。另一方面，中國介入台灣的力度也已經逐步加強，在焦慮之下，對於這類的「監督」，往往會不明究理地加以撻伐。

雖然蔡英文總統或民進黨官方粉專對於這類的抗議多數不會有過於激烈的回應，但是側翼粉專不一定是由了解內情者經營，很可能大動作去反擊這些理當是正常的監督政府行為，連帶造成許多專頁粉絲或是同陣營支持者的「出征」，使議題激化為情緒上的對立，而真正該討論的公共議題則是會被無限地擱置。例如，最近關於紓困議題的討論，所謂側翼粉專的宣傳和反宣傳行為同樣是帶來許多爭議。

另一方面，像是海巡署粉專日前發文涉及羅志祥的事件（針對個別藝人的劈腿事件做嘲諷）、或是法務部長針對台鐵殺警案用「天理不容」、「天理難容」來形容當事人的發言等等，我們確實也覺得並不妥當。但那個不妥當，並非是迷因本身，而在於首長本身價值觀方面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也就是說，問題是出在更本質的價值觀，而非作為手段的迷因。確實，迷因或流量的吸引，可能導致社群專頁經營方向走歪，例如過往高雄市府警察局所經營的「愛與鐵血捍衛港都」系列，雖然吸引大批民眾觀賞點閱，但是內容往往涉及對於案件當事人的羞辱，引發司改會等NGO的批評。這樣的事件本質上仍是價值觀的問題，有些部會的社群經營者把手段當成目的，而忘了原本要追求的價值，才是最根本的問題。

若是在迷因適當的應用之下，如教育部倡議大眾關心校園霸凌議題、衛福部引領家長思考如何與小孩互動等等，這些迷因的使用，其實也可以幫助公民社會重新看見議題、重新打開討論的空間。

小結

綜觀以上，我們認為喬文的出發點是好意，問題也非常重要。她擔心的是政府會把手段當成目的，使社群過於激化，以簡化角度看待問題，進而壓縮理性討論空間。我們確實同意，理性討論空間近年來不斷壓縮，而該文提到的「民主仍需要更細緻的討論」，我們也非常同意。

不過，在台灣現在的環境架構之下，理性討論空間的壓縮，一方面是網路文化演進以及新的傳播媒介和使用習性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台灣民眾在現今國際架構之下，面對統獨問題的焦慮而產生的問題。

該如何在這樣的狀況下持續推進民主的理性討論？這條路很艱難。不過，迷因文化雖可覆舟，卻也可載舟。這條路如同走在刀尖一樣，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現問題。

事實上，社群網站的演算法不是公權力所能決定；迷因產生所需的土壤，也不是小編或某個特定的人可以做到。 很多事情是誤打誤撞，然後在時代的浪潮中，剛好對到某個流行的趨勢或次文化，於是產生火花。

如果希望網路還能成為理性討論的空間，我們（倡議者，公部門政策制定者，公部門與私部門的社群經營者等等）還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以前面提到的三堵牆為例，其實各自有應對的方針。以第一堵牆來說，就要努力用包含網路平台的方式，找到政策相關的利害關係人，或盡可能讓他們了解議題脈絡；第二堵牆，需要營造理性的討論空間，包含平台業者在介面上的努力、小編內容上的改善，減少對於激烈情緒的激發，並鼓勵正向的溝通與討論；第三堵牆，則需要政府部門適度簡化所提供的資訊，讓網友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了解相關必要的知識，以便積極地參與討論、貢獻自己的經驗。

這些難以簡單處理的問題，其實不只是部會小編，政治人物、媒體、網紅或是使用網路的每一個人，可能都有自己需要加以思考與改善的地方。最終，也需要掌握網路平台的科技公司一起思考演算法該如何改善，才能讓公共議題能有不被簡化且更深入的討論。我們很認同喬文所提到的，公民社會需要更多對於公共事務的細緻討論，不過這些細緻討論該如何落實？恐怕我們也不能過度使用簡單的框架來拆解；正視議題背後的複雜，時時放在心中，在適當的時候打開討論空間，或許是我們能一起嘗試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