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台湾理性讨论空间的压缩，到底和什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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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乔瑟芬于端传媒上发表〈演算法下的台湾公权力——迷因与梗图，是公民社会的助力还是阻力？〉，在这篇文章（以下简称乔文）当中，作者认为“一个强大公民社会的产生，不可能只透过迷因与梗图完成”，综观全文，大概可以了解，乔在意的是，现在由于来自中国的“信息战”、政府部会社群编辑（小编）的“迷因操作”（迅速反击假信息，用幽默与简单的图文来回应议题）之下，再加上许多公民的反击之间，会变成公权力扩张、公众讨论的空间逐步流失。

这篇文章背后的脉络，是忧心政府过度使用迷因行销政策，可能会带来许多过度简化的操作，进而压缩公众讨论的空间。然而，这篇文章当中作者似乎是把公众讨论空间受到影响的责任，归究于政府部会的迷因操作之上。但笔者认为，这样的想法恐怕过於单纯。

迷因公部门的起因：公务员的进击？

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事实还原。

在乔文当中所述，台湾的公部门社群操作，是在唐凤提出迷因工程说要在一小时内迅速反击假信息之后，“熟悉这套操作的民间高手，开始将经验提供给公部门、手把手的教公务员们走入迷因世界”。

事实上，以教育部为例，他们投入了许多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迷因宣传，而教育部关于社群网路的团队，其实并不是什么“熟悉这套操作”的“有组织的网军”民间高手，而是几位觉得对性别平等教育有使命感的少数人。他们是民间高手没有错，但从不是什么有组织的网军，根据我们的访谈，他们是一些觉得应该要“让第一线的公务员以及教师们不要灰心，愿意帮这些前线人员一起努力、帮忙一起打仗”的民间人士。也就是说，教育部的社群经营，并不是因唐凤而起，也不是以网军模式来打，这些人（其实也不过就是区区几个人）是以理念而相聚。

在各个部会来看，“手把手的教公务员们走入迷因世界”这样的叙述也是放大了政府部会的积极性。一来真正在负责社群经营的人其实很少，二来其实投入的政府部会并不算太多，多数的部门主管仍然是在作风上比较保守的。从公部门社群的影响力来看，如果我们观察声量较高的公务门专页就可以发现，其实整个行政团队当中用“大量迷因化图文反击假信息”的部门并不多，例如海巡署可能是其一，而他们真的能在打击假信息的努力当中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呢？这可能还需要细究。

其实，政府与公民社会并不是二分法，公民社会内部也不是。

乔文很在意“公民社会监督政府”这件事，我们也非常同意。然而，在前线的政治工作者们看到的问题，更多的是：1. 公民社会真的是那个左派想像中、进步的知识份子公民社会吗？还是其实还包括了保守的人民？当保守的人民也来喊著要“监督政府”的时候，那真的是你想像中的“监督”吗？ 2. 当外来的政府在这个社会里面反串公民社会，而且还和保守的公民相互呼应的时候，这是你要的“监督政府”吗？

在许多重大议题上，台湾的政府常常是让公民社会自行表达意见。例如，在2018年11月24日的大选之前，因为有许多的公投案出现，政府选择后退一步，仅出具简单的意见书，从未使用社群工具，也没有开记者会大动作驳斥许多公投议题。当时，就是希望民众的充分讨论，可以让这些议题充分发酵，让大众了解。

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可以观察到泛滥的谣言与偏见在社群网站上广传，而最后也可以说是影响到了公投和地方选举的结果；这背后隐隐出现的，是专制大国积极操作的信息战身影。

也就是说，过往政府－公民社会二分法，事实上过於单纯。所谓的公民社会是什么？真的是那些进步、积极的NGO所代表的人权理念，还是保守民众背后的恐惧与愤怒？

而后面隐隐浮现的中国身影，更是令人恐惧－－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可以透过对于境内财团与商贾的掌控，将他们的政治意志化为金钱与文宣，在台湾大量影响舆论。在瑞典哥德堡大学的V-Dem资料库，就把台湾评为“接收境外假信息”的全世界第一名。

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政府－公民社会二分法可以解释的问题。

在2018年11月的公投及地方选举之后，许多人权团体出来喊话，他们认为在这些公投议题之中，政府不该没有声音，应该站出来澄清谣言；又加上后来苏贞昌上任，开始使用选战期间的小编团队来宣传行政院政策，打破过往行政院团队的作风，以社群平台与亲民的方式，绕过媒体不一定报导政策的困境，也才有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迷因行销。这才是为何这么多部会开始拾起社群平台，开始以迷因宣传政策的原因。

政府部会迷因想达到什么目标

乔文似乎把部会的迷因图简单的当成权力的扩张，且政府在网路上的声量会压抑公民社会的监督力量。然而，我们认为，政府单位的社群专页迷因化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权力扩张。部会的迷因化，可能是整个网路使用习惯的结构性问题，我们该问的应该是：网路生态为什么走到现在这样？媒体生态又为什么要让政府绕过去？

这可能跟社群网站兴起、使用者习惯改变，以及近年大量出现的信息战干扰信息产制与接收等因素都有相关。而在转换新媒体平台时，“数位原民”和非习惯使用数位工具的人们之间也产生了许多落差，以及使用习惯上的不同。在过去，网路相对小众的年代，网路上确实有很多好的讨论发生。但在行动装置普及化之后，任何人都能上网在留言区骂个两句，网路讨论的样态就开始产生了变化。

如果我们希望网路可以成为理性讨论的空间，那么需要哪些要素？在“Rulemaking 2.0: Understanding and Getting Better Public Participation”一文中，学者Farina与Newhart指出，网路上的公民参与有三道障壁需要突破。唐凤把这三道障壁称之为“无知之墙”、“白目之墙”以及“信息爆炸之墙”。

无知之墙，意指公民对于与自己利害相关的议题并不知情，或是对于议题相关的法规命令，或是相关知识不清楚，以致于无法参与，或是无法提供好的意见。白目之墙，则是在网路上的行为有时候缺乏礼节，或无法有效的参与；信息爆炸之墙，则是发生在进入议题之后，相关的资料太多，以致于过载，而无法全面性地了解。

这三道墙，事实上不断出现在我们的周遭。由于公民对于与自己相关的政策不清楚，或是有误会，因此产生了许多误解。这点，就是部会的社群经营所要突破的对象。不过，在现在匆忙急躁的社会环境之中，在与网民之间讨论的礼仪上，以及所带动的讨论风气当中，确实还有很多需要强化的空间，但这点也很难在一时之间改变。而最后的信息爆炸之墙，虽然一开始意指进入议题之后的信息爆炸，但反过来说，在行动装置普及的现在，几乎多数的人都处在信息过载的状态当中。Facebook等社群网站为了增加黏著度、让大家愿意待在上面，使用演算法过滤信息，进而产生了同温层效应，反而让社会价值越来越分歧，则是大家都必须面对的结构问题。

为了突破这些同温层，让民众该知道的信息能够被知道，也才会有这些部会小编努力应战，试图用迷因梗图，让更多人知道重要的政策。

新问题：侧翼粉专与政府部门迷因的界限

不过，就算如此，我们也认同乔文中所点出的忧心；一是，有些“侧翼粉专”在选举期间对于NGO团体及议题有些误会与冲突，让NGO面临了许多支持者的出征，导致议题讨论空间遭到压缩；二方面，则是有些政府粉专的发文不甚妥当，而这最可能是来自首长本身的问题。

侧翼粉专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2018年的1124地方选举之后，民进党的败选并非只有带动各部会开始使用社群网路与民众沟通的风潮；许多心急如焚的支持者，也纷纷成立所谓的“侧翼粉专”，跟著一起出手。这些热血支持者之前不一定有机会了解人权、了解社会运动的历史，在辩护的过程中，有时候稍有不慎，自然也可能对议题本身造成伤害。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地球公民基金会在选前抗议矿业法的行为，引发许多亲绿阵营朋友的不理解，后来也引发大量的出征潮。站在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NGO）的角度来看，选举前以各种方式要求政治人物对议题表态，并在选后监督其言行是否符合其选前的承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事实上，许多民主国家的NGO都会以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的理念可以逐步落实。不过，台湾的状况却有些不同；在台湾，更多人焦急的并非许多国家传统的左右光谱，而是统独。而统独是台湾的“近忧”，因此许多民众会因此更为紧张。另一方面，中国介入台湾的力度也已经逐步加强，在焦虑之下，对于这类的“监督”，往往会不明究理地加以挞伐。

虽然蔡英文总统或民进党官方粉专对于这类的抗议多数不会有过于激烈的回应，但是侧翼粉专不一定是由了解内情者经营，很可能大动作去反击这些理当是正常的监督政府行为，连带造成许多专页粉丝或是同阵营支持者的“出征”，使议题激化为情绪上的对立，而真正该讨论的公共议题则是会被无限地搁置。例如，最近关于纾困议题的讨论，所谓侧翼粉专的宣传和反宣传行为同样是带来许多争议。

另一方面，像是海巡署粉专日前发文涉及罗志祥的事件（针对个别艺人的劈腿事件做嘲讽）、或是法务部长针对台铁杀警案用“天理不容”、“天理难容”来形容当事人的发言等等，我们确实也觉得并不妥当。但那个不妥当，并非是迷因本身，而在于首长本身价值观方面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也就是说，问题是出在更本质的价值观，而非作为手段的迷因。确实，迷因或流量的吸引，可能导致社群专页经营方向走歪，例如过往高雄市府警察局所经营的“爱与铁血捍卫港都”系列，虽然吸引大批民众观赏点阅，但是内容往往涉及对于案件当事人的羞辱，引发司改会等NGO的批评。这样的事件本质上仍是价值观的问题，有些部会的社群经营者把手段当成目的，而忘了原本要追求的价值，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若是在迷因适当的应用之下，如教育部倡议大众关心校园霸凌议题、卫福部引领家长思考如何与小孩互动等等，这些迷因的使用，其实也可以帮助公民社会重新看见议题、重新打开讨论的空间。

小结

综观以上，我们认为乔文的出发点是好意，问题也非常重要。她担心的是政府会把手段当成目的，使社群过于激化，以简化角度看待问题，进而压缩理性讨论空间。我们确实同意，理性讨论空间近年来不断压缩，而该文提到的“民主仍需要更细致的讨论”，我们也非常同意。

不过，在台湾现在的环境架构之下，理性讨论空间的压缩，一方面是网路文化演进以及新的传播媒介和使用习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台湾民众在现今国际架构之下，面对统独问题的焦虑而产生的问题。

该如何在这样的状况下持续推进民主的理性讨论？这条路很艰难。不过，迷因文化虽可覆舟，却也可载舟。这条路如同走在刀尖一样，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问题。

事实上，社群网站的演算法不是公权力所能决定；迷因产生所需的土壤，也不是小编或某个特定的人可以做到。 很多事情是误打误撞，然后在时代的浪潮中，刚好对到某个流行的趋势或次文化，于是产生火花。

如果希望网路还能成为理性讨论的空间，我们（倡议者，公部门政策制定者，公部门与私部门的社群经营者等等）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以前面提到的三堵墙为例，其实各自有应对的方针。以第一堵墙来说，就要努力用包含网路平台的方式，找到政策相关的利害关系人，或尽可能让他们了解议题脉络；第二堵墙，需要营造理性的讨论空间，包含平台业者在介面上的努力、小编内容上的改善，减少对于激烈情绪的激发，并鼓励正向的沟通与讨论；第三堵墙，则需要政府部门适度简化所提供的信息，让网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相关必要的知识，以便积极地参与讨论、贡献自己的经验。

这些难以简单处理的问题，其实不只是部会小编，政治人物、媒体、网红或是使用网路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需要加以思考与改善的地方。最终，也需要掌握网路平台的科技公司一起思考演算法该如何改善，才能让公共议题能有不被简化且更深入的讨论。我们很认同乔文所提到的，公民社会需要更多对于公共事务的细致讨论，不过这些细致讨论该如何落实？恐怕我们也不能过度使用简单的框架来拆解；正视议题背后的复杂，时时放在心中，在适当的时候打开讨论空间，或许是我们能一起尝试的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