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名威的發言極具針對性，即使不是故意歧視，恐怕也讓人感到挑釁與羞辱，遠在中國以視訊上課的陸生因而向校方投訴，其實是正常反應，而陸生的申訴內容也與「中華民國」無關。

事情的發展讓情勢出現逆轉，媒體的報導不尋常地突然停止，難以進一步看見事件的全貌，卻也留下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特別是，當陸生成為許多學校的「生源」與「財源」時，大學該如何面對「金主」？民主的課堂該如何與不同意見的學生交流？台灣的大學又能如何自主？

課上政治，與課堂民主

民主不單只是投票選舉，而是在課堂、在日常，每一個時刻都在實踐、每一個節課都是範例。不過，這不是什麼「給陸生上一堂民主課」，而是對民主有任何期待的師生都要不斷反躬自省的民主課，因為要在既定的立場下真誠傾聽異見，理性討論，是一份艱難的功課。

2011年台灣政府正式開放陸生，至今將近十年，不論是要完成學業的「陸生」，或僅是一學期短暫交流的「交換生」，雖然目的各有不同，但，漂洋過海來台，除了學習，還揹負著許多人對兩岸關係的想像與期待。

陸生能不能來台，本身就是政治決定，但許多來台的規範、協議，卻都禁止課程觸碰政治，政治成了課堂上的禁忌，尤其是兩岸關係、中港問題，甚至台灣有不少大學為了招生還跟中國的大學簽署「一中承諾書」，避談敏感的政治問題，其實有點荒謬。

我在大學教授傳播政治經濟學、社會問題分析、傳播倫理等課程，有不少陸生或交換生修課。這些課程不可能不碰觸「政治」，畢竟社會問題的發生與國家政策有關，也可能是兩岸關係或全球政局造成的結果，而傳媒本來就鑲嵌在政經系統，更無法真空討論。也因為這樣，在課堂上偶爾會有火花。

2009年，高雄電影節打算安排播放疆獨領袖熱比婭的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不料引起北京反彈。國台辦說熱比婭是民族分裂份子，反對電影節放映，並說高雄市「不要一意孤行，在兩岸關係上再起事端」。不只如此，高雄市觀光酒店同業公會擔心如果北京取消大陸旅行團，會影響生意，要求市政府撤下這部影片。

課堂上我們提到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北京的作法是侵犯言論自由與台灣主權，不過，有位中國學生立即反駁：你知道她是殺人犯嗎？為什麼要播殺人者的紀錄片？這跟言論自由有什麼關係？

坦白說，討論當時我沒有考慮在場中國同學的感受，而我的說法和他過去認知有所不同，同學的反應可以理解。花了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討論什麼是言論自由？為什麼要有言論自由？為什麼弱勢者要反抗？什麼是「暴力」？為什麼熱比婭會採取「激進」的行動？我們該如何看待「暴力」？民主與威權社會又是如何面對人民的暴力行為？

這位同學當下並沒有太大的反應，也未必同意我的看法，不過，上了幾堂課後，他對民主、言論自由的想法有了些許改變，也開始關注台灣的社會議題。

什麼是政治性內容？可以談到什麼地步？又或該絕口不提？學術研究、課堂知識無法真空存在，尤其是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社會、法律、傳媒等學門所關切的議題，不僅與所在環境相繫，也和世界相連，很難不碰觸「政治」。如果上課不能討論，不但有礙學生交流，也限制了學生學習及理解的機會，這種「去政治化」的教育方式才是不折不扣的「政治」。

另一次是在傳播倫理課上提到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媒體表現，除了討論不同立場的媒體如何再現群眾與警察，也提到中、港的制度差異與日常生活的各種矛盾。

課堂上我對香港警察的作法多所疑慮，以不符比例原則的方式對待示威者，只會引起更大的反彈，也提到示威者的行為未必都要同意，但即使不認同，仍得進一步了解為什麼會採取激進抗爭，才不會停留在衝突的表面。

當時，台灣的校園對這個議題有些敏感跟緊張，幾個學校的「連儂牆」遭到破壞，陸生與台生、港生之間有些爭執，更扯的是，還有學校甚至發文提醒中國學生不要破壞「連儂牆」。

在這樣的氣氛下，課堂上仍然有中國同學提出異議，雖然情緒有點激動，對我的說法有些質疑，對自己的祖國多所捍衛，而現場也有台灣同學反對他們的意見，即使如此，我們沒有打斷彼此的發言，讓教室可以維持理性討論，讓大家有機會充分表述，聆聽對方的想法與思維。有趣的是，前陣子李文亮醫師的逝世引起不少中國人民憤怒，在微博上出現「我們要言論自由」短暫的呼聲，幾位之前在課堂上反「反修例」、捍衛祖國的學生反而語帶期待地問我：「中國民主真有希望嗎？」

在我的教學經驗裏，這些都是課堂民主的基本。班上的同學曾因為原住民族及漢人權益的差異保障而爭論不休，也曾為法令上新移民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限制多所論辯，當然有更多關於同婚、統獨、土地徵收、社會福利等議題的討論，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日常、都是政治。各種背景師生對「反修例」運動的不同意見或爭辯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管參與的學生是陸生、港澳生、台生，或是來自其它國家，都是課堂中的共同學者，都該同理面對。更何況，有人願意提出跟教師的不同意見，願意「挑戰」師生權力關係，是值得鼓勵的事，這樣才能讓教室成為民主的意識與行動的養成所。

學生來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自然會有不同的生命經驗及觀點，特別對許多中國學生來說，兩岸之間雖然文化接近，但政治體制、思維模式卻是極大差異，陸生不僅要面對文化衝擊，也存在對兩岸與中港關係有既定的理解與想像，一但聽到不同觀點，未必能夠接受，甚至情感受挫，同樣的，台灣學生聽到和自己經驗與期待不同的說法，也容易有類似的反應，都是正常。

此次的討論還有另一件值得探究的事，中國學生對「反修例」運動的看法，除了因為對港中關係既有的認知，也有些同學問我：「老師，為什麼你在課堂上播放的視頻跟我看到不同，我在微博看到的都是暴民打人？」

這是個有趣的現象，即使大陸學生人在台灣，就像許多在他國求學的學生一樣，仍然習慣透過網際網路和家人連繫，從家鄉的媒體及親友取得資訊，雖然非常便利、熟悉並且安全，但卻依舊緊抓著原有的同溫層，即便得到了心靈上的支持，但也可能限制了自己的眼界。而大學課堂要作的是鼓勵學生提出意見，學習進入別人的生活經驗中了解不同的觀點，連結在地的生活，給學生多樣的視野與刺激，促成論辯與討論。

畢竟，民主不單只是投票選舉，而是在課堂、在日常，每一個時刻都在實踐、每一個節課都是範例。不過，這不是什麼「給陸生上一堂民主課」，而是對民主有任何期待的師生都要不斷反躬自省的民主課，因為要在既定的立場下真誠傾聽異見，理性討論，是一份艱難的功課。

台灣私校招生的現實問題

招名威的課堂言論及中原大學校方的處理方式有諸多可議之處，但這個事件卻點出台灣私立大學陸生招生的現實問題，反應出部分大學的生存困境與堅持學術自由的兩難，台灣政府豈能袖手旁觀？

台灣社會對此事件一開始的反應並不讓人意外，近幾年「中國因素」在許多國家引起反感與反彈，台灣更為嚴重。不但國際地位受到打壓，台灣政黨、媒體、幫派、經貿、宮廟都受到中國因素的影響，教育當然也不例外。

2019年2月19日，輔仁大學教務處發信給教職員，表示中國國台辦接獲就讀輔大的陸生抱怨、家長反應，有教師在課堂上傳遞個人意識形態，還致電要求聯合招生委員會縮減輔大中生的招生名額，因此校方要求教師教課時不應該「過度灌輸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此舉隨即引來教育部發文糾正，指兩岸學術交流「不應自我矮化」，輔大心理系副教授何東洪也在臉書發文直指「1980年代戒嚴時期，輔大校方的腰都沒這麼的彎」。

不只如此，2017年傳出台灣多所大學與中國的大學簽署「一中承諾書」，內容除了載明來台交流事項外，還強調，「課程內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動」，同時也不能從事任何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方面活動；此外，台灣的「大陸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教育活動審查要點」中也提及「邀請大陸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教育活動，應秉持對等尊嚴原則，避免涉及政治性內容。」

雖然，大部分的老師仍會秉持所學與良知，該說就說，但若是有人依據上述各項「承諾」、「要點」向校方檢舉，學校又該如何回應？如果校方發文提醒老師，會不會讓言論與學術自由受到打壓？若是想捍衛學術自由不理中國，是否會導致中國抵制，導致陸生名額減少、收入降低？「教什麼？」是政治，「不教什麼？」也是政治，說或不說，左右為難，一邊是大學教育的真諦，一邊是陸生帶來的利益，但不論最後是否真會把教育放兩旁、利字擺中間，只要有了躊躇、猶豫，大學自主與學術自就受到影響，更何況，大學的行政主管，甚至是教師，都得時時注意自己的言行或同學的反應，會不會誤踩了政治那條紅線？這其實就是寒蟬效應。

不論陸生政策要開放還是緊縮，也不管是什麼原因要避談政治，陸生來台已不是純粹的教育問題，而在台灣大專院校招生不足、政府無能面對大學退場，教育商品化的政策下，中國學生更成了許多學校的財源，也給台灣的教育體系帶來另類的經濟壓力。

招名威的課堂言論及中原大學校方的處理方式有諸多可議之處，但這個事件卻點出台灣私立大學陸生招生的現實問題，反應出部分大學的生存困境與堅持學術自由的兩難，台灣政府豈能袖手旁觀？除了兩岸政府及大學不要再把中國學生當作政治籌碼或一筆生意，台灣政府也要思索如何讓私立大學有穩健的財源，合理補助，不讓外籍學生成為大學的重要財源與壓力，才不致使大學為求生存而卑躬屈膝，拋棄了該有的自由、多元價值，而台灣政府也得盡可能排除各種外在的政治干擾，讓大學校園成為可以好好理性討論政治的公共空間。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