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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祥:台灣私校陸生與教師爭端,那些未談好的事

事情的發展讓情勢出現逆轉,媒體的報導不尋常地突然停止,難以進一步看見事件的全貌,卻也留下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


2020年4月17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外。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4月17日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外。 攝:陳焯煇/端傳媒

日前立法委員何志偉及中原大學生物科技系副教授招名威召開記者會,揭露招名威在課堂上提及新型冠狀病毒病相關資訊,引起中國學生不滿而向校方投訴,招教授為此出面道歉,但卻又因道歉時特別提到自己是 「中華民國」教授,不會歧視陸生,被校方認為多此一舉,於是招名威二度向學生道歉。

何志偉批評,「在自己的國家竟然連中華民國都不能說?」指責學校配合意識形態箝制自己的教師、約談老師,要求老師公開道歉。招名威則強調,大學教育應該尊重學術自由及言論自由,他知道私立大學有陸生招生的現實考量,但與國家認同是兩回事,無法接受學校的威脅。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教育部長潘文忠也透過臉書表示,絕對支持教授在任何地方說「我是中華民國的教授」,並強調,台灣要維護學術自由,但不容許矮化國格。

當陸生成為許多學校的「生源」與「財源」時,大學該如何面對「金主」?民主的課堂該如何與不同意見的學生交流?台灣的大學又能如何自主?

不料,中原大學隨即公佈招名威上課發言的逐字稿,而課程影片也在網路流傳,從中可見招名威在課堂上提到「毒奶粉」事件,向教室內的同學說「在座的可能吃得很少」,但卻表示透過攝影機上課中國學生可能吃得比較多,招還說,「所以你覺得武漢肺炎只死一萬多人?對!就是在講你們!」

招名威的發言極具針對性,即使不是故意歧視,恐怕也讓人感到挑釁與羞辱,遠在中國以視訊上課的陸生因而向校方投訴,其實是正常反應,而陸生的申訴內容也與「中華民國」無關。

事情的發展讓情勢出現逆轉,媒體的報導不尋常地突然停止,難以進一步看見事件的全貌,卻也留下許多值得討論的問題。特別是,當陸生成為許多學校的「生源」與「財源」時,大學該如何面對「金主」?民主的課堂該如何與不同意見的學生交流?台灣的大學又能如何自主?

2020年4月17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名身穿防護衣的工作人員噴灑消毒劑,以預防2019冠狀病毒。

2020年4月17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一名身穿防護衣的工作人員噴灑消毒劑,以預防2019冠狀病毒。攝:Lin Yen Ting/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課上政治,與課堂民主

民主不單只是投票選舉,而是在課堂、在日常,每一個時刻都在實踐、每一個節課都是範例。不過,這不是什麼「給陸生上一堂民主課」,而是對民主有任何期待的師生都要不斷反躬自省的民主課,因為要在既定的立場下真誠傾聽異見,理性討論,是一份艱難的功課。

2011年台灣政府正式開放陸生,至今將近十年,不論是要完成學業的「陸生」,或僅是一學期短暫交流的「交換生」,雖然目的各有不同,但,漂洋過海來台,除了學習,還揹負著許多人對兩岸關係的想像與期待。

陸生能不能來台,本身就是政治決定,但許多來台的規範、協議,卻都禁止課程觸碰政治,政治成了課堂上的禁忌,尤其是兩岸關係、中港問題,甚至台灣有不少大學為了招生還跟中國的大學簽署「一中承諾書」,避談敏感的政治問題,其實有點荒謬。

我在大學教授傳播政治經濟學、社會問題分析、傳播倫理等課程,有不少陸生或交換生修課。這些課程不可能不碰觸「政治」,畢竟社會問題的發生與國家政策有關,也可能是兩岸關係或全球政局造成的結果,而傳媒本來就鑲嵌在政經系統,更無法真空討論。也因為這樣,在課堂上偶爾會有火花。

2009年,高雄電影節打算安排播放疆獨領袖熱比婭的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不料引起北京反彈。國台辦說熱比婭是民族分裂份子,反對電影節放映,並說高雄市「不要一意孤行,在兩岸關係上再起事端」。不只如此,高雄市觀光酒店同業公會擔心如果北京取消大陸旅行團,會影響生意,要求市政府撤下這部影片。

課堂上我們提到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北京的作法是侵犯言論自由與台灣主權,不過,有位中國學生立即反駁:你知道她是殺人犯嗎?為什麼要播殺人者的紀錄片?這跟言論自由有什麼關係?

坦白說,討論當時我沒有考慮在場中國同學的感受,而我的說法和他過去認知有所不同,同學的反應可以理解。花了一點時間在課堂上討論什麼是言論自由?為什麼要有言論自由?為什麼弱勢者要反抗?什麼是「暴力」?為什麼熱比婭會採取「激進」的行動?我們該如何看待「暴力」?民主與威權社會又是如何面對人民的暴力行為?

這位同學當下並沒有太大的反應,也未必同意我的看法,不過,上了幾堂課後,他對民主、言論自由的想法有了些許改變,也開始關注台灣的社會議題。

什麼是政治性內容?可以談到什麼地步?又或該絕口不提?學術研究、課堂知識無法真空存在,尤其是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社會、法律、傳媒等學門所關切的議題,不僅與所在環境相繫,也和世界相連,很難不碰觸「政治」。如果上課不能討論,不但有礙學生交流,也限制了學生學習及理解的機會,這種「去政治化」的教育方式才是不折不扣的「政治」。

另一次是在傳播倫理課上提到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媒體表現,除了討論不同立場的媒體如何再現群眾與警察,也提到中、港的制度差異與日常生活的各種矛盾。

課堂上我對香港警察的作法多所疑慮,以不符比例原則的方式對待示威者,只會引起更大的反彈,也提到示威者的行為未必都要同意,但即使不認同,仍得進一步了解為什麼會採取激進抗爭,才不會停留在衝突的表面。

當時,台灣的校園對這個議題有些敏感跟緊張,幾個學校的「連儂牆」遭到破壞,陸生與台生、港生之間有些爭執,更扯的是,還有學校甚至發文提醒中國學生不要破壞「連儂牆」。

在這樣的氣氛下,課堂上仍然有中國同學提出異議,雖然情緒有點激動,對我的說法有些質疑,對自己的祖國多所捍衛,而現場也有台灣同學反對他們的意見,即使如此,我們沒有打斷彼此的發言,讓教室可以維持理性討論,讓大家有機會充分表述,聆聽對方的想法與思維。有趣的是,前陣子李文亮醫師的逝世引起不少中國人民憤怒,在微博上出現「我們要言論自由」短暫的呼聲,幾位之前在課堂上反「反修例」、捍衛祖國的學生反而語帶期待地問我:「中國民主真有希望嗎?」

在我的教學經驗裏,這些都是課堂民主的基本。班上的同學曾因為原住民族及漢人權益的差異保障而爭論不休,也曾為法令上新移民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限制多所論辯,當然有更多關於同婚、統獨、土地徵收、社會福利等議題的討論,對我來說,這些都是日常、都是政治。各種背景師生對「反修例」運動的不同意見或爭辯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管參與的學生是陸生、港澳生、台生,或是來自其它國家,都是課堂中的共同學者,都該同理面對。更何況,有人願意提出跟教師的不同意見,願意「挑戰」師生權力關係,是值得鼓勵的事,這樣才能讓教室成為民主的意識與行動的養成所。

學生來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自然會有不同的生命經驗及觀點,特別對許多中國學生來說,兩岸之間雖然文化接近,但政治體制、思維模式卻是極大差異,陸生不僅要面對文化衝擊,也存在對兩岸與中港關係有既定的理解與想像,一但聽到不同觀點,未必能夠接受,甚至情感受挫,同樣的,台灣學生聽到和自己經驗與期待不同的說法,也容易有類似的反應,都是正常。

此次的討論還有另一件值得探究的事,中國學生對「反修例」運動的看法,除了因為對港中關係既有的認知,也有些同學問我:「老師,為什麼你在課堂上播放的視頻跟我看到不同,我在微博看到的都是暴民打人?」

這是個有趣的現象,即使大陸學生人在台灣,就像許多在他國求學的學生一樣,仍然習慣透過網際網路和家人連繫,從家鄉的媒體及親友取得資訊,雖然非常便利、熟悉並且安全,但卻依舊緊抓著原有的同溫層,即便得到了心靈上的支持,但也可能限制了自己的眼界。而大學課堂要作的是鼓勵學生提出意見,學習進入別人的生活經驗中了解不同的觀點,連結在地的生活,給學生多樣的視野與刺激,促成論辯與討論。

畢竟,民主不單只是投票選舉,而是在課堂、在日常,每一個時刻都在實踐、每一個節課都是範例。不過,這不是什麼「給陸生上一堂民主課」,而是對民主有任何期待的師生都要不斷反躬自省的民主課,因為要在既定的立場下真誠傾聽異見,理性討論,是一份艱難的功課。

2019年9月29日,台北市舉辦929台港大遊行,聲援香港示威者。

2019年9月29日,台北市舉辦929台港大遊行,聲援香港示威者。攝:陳焯煇/端傳媒

台灣私校招生的現實問題

招名威的課堂言論及中原大學校方的處理方式有諸多可議之處,但這個事件卻點出台灣私立大學陸生招生的現實問題,反應出部分大學的生存困境與堅持學術自由的兩難,台灣政府豈能袖手旁觀?

台灣社會對此事件一開始的反應並不讓人意外,近幾年「中國因素」在許多國家引起反感與反彈,台灣更為嚴重。不但國際地位受到打壓,台灣政黨、媒體、幫派、經貿、宮廟都受到中國因素的影響,教育當然也不例外。

2019年2月19日,輔仁大學教務處發信給教職員,表示中國國台辦接獲就讀輔大的陸生抱怨、家長反應,有教師在課堂上傳遞個人意識形態,還致電要求聯合招生委員會縮減輔大中生的招生名額,因此校方要求教師教課時不應該「過度灌輸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此舉隨即引來教育部發文糾正,指兩岸學術交流「不應自我矮化」,輔大心理系副教授何東洪也在臉書發文直指「1980年代戒嚴時期,輔大校方的腰都沒這麼的彎」。

不只如此,2017年傳出台灣多所大學與中國的大學簽署「一中承諾書」,內容除了載明來台交流事項外,還強調,「課程內容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動」,同時也不能從事任何有關「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等方面活動;此外,台灣的「大陸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教育活動審查要點」中也提及「邀請大陸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來臺從事教育活動,應秉持對等尊嚴原則,避免涉及政治性內容。」

雖然,大部分的老師仍會秉持所學與良知,該說就說,但若是有人依據上述各項「承諾」、「要點」向校方檢舉,學校又該如何回應?如果校方發文提醒老師,會不會讓言論與學術自由受到打壓?若是想捍衛學術自由不理中國,是否會導致中國抵制,導致陸生名額減少、收入降低?「教什麼?」是政治,「不教什麼?」也是政治,說或不說,左右為難,一邊是大學教育的真諦,一邊是陸生帶來的利益,但不論最後是否真會把教育放兩旁、利字擺中間,只要有了躊躇、猶豫,大學自主與學術自就受到影響,更何況,大學的行政主管,甚至是教師,都得時時注意自己的言行或同學的反應,會不會誤踩了政治那條紅線?這其實就是寒蟬效應。

不論陸生政策要開放還是緊縮,也不管是什麼原因要避談政治,陸生來台已不是純粹的教育問題,而在台灣大專院校招生不足、政府無能面對大學退場,教育商品化的政策下,中國學生更成了許多學校的財源,也給台灣的教育體系帶來另類的經濟壓力。

招名威的課堂言論及中原大學校方的處理方式有諸多可議之處,但這個事件卻點出台灣私立大學陸生招生的現實問題,反應出部分大學的生存困境與堅持學術自由的兩難,台灣政府豈能袖手旁觀?除了兩岸政府及大學不要再把中國學生當作政治籌碼或一筆生意,台灣政府也要思索如何讓私立大學有穩健的財源,合理補助,不讓外籍學生成為大學的重要財源與壓力,才不致使大學為求生存而卑躬屈膝,拋棄了該有的自由、多元價值,而台灣政府也得盡可能排除各種外在的政治干擾,讓大學校園成為可以好好理性討論政治的公共空間。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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