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逃犯條例 反修例運動一年 評論

北京亮劍,與其說是「港式文革」,不如說是「港式整黨」

綜觀過去兩個月香港的政治動員,圍繞着政府系統的整頓風聲空前。和慣常理解的「文革」不同,「整黨」的邏輯更強調政治組織的紀律和行動。


2020年3月13日,香港電台《頭條新聞》錄影廠,吳志森與曾志豪。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3月13日,香港電台《頭條新聞》錄影廠,吳志森與曾志豪。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電台電視《頭條新聞》2月14日播出的一集節目,被數千人投訴為偏頗、污衊、侮辱警方,煽動對警方的仇恨。而香港特區通訊事務局於昨日即5月19日下午裁定投訴成立。港台隨後表示接受通訊局的裁決,從下一季開始暫停《頭條新聞》這個多年來的老牌節目。至晚間,又有消息稱未必會停止下一季製作,但會有大型檢討。

4月開始,舊年區議會選舉之後暫時弭火的香港政治又復震動。從中聯辦港澳辦接連評論香港事務,到司局長換血、「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拘捕民主派人物,到中學文憑試歷史科爭議、考評局人事變動,再到立法會內會換主席和監警會報告全面認可警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疫情始幾個月以來再次出現的街頭運動,遭遇了警方的快速驅散和抓捕,首宗認下暴動罪的反修例運動示威者也在本月被判處四年監禁。

香港電台暫停新一季《頭條新聞》製作,是這一系列事件的最新一步。幾乎同時,港府將「限聚令」中有關公共集會的限制推展至6月4日深夜,使從未中斷過的年度「六四」紀念集會,在今年面臨停辦。一系列的事件變成中央政府對香港民主派的「組合拳」攻擊,一時間,「文革來到香港」的聲音在各社交媒體上流傳。很多人認為當下北京「亮劍」的動作,是為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樣通過社會動員,大清洗反北京陣營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

但這種判斷忽略了,在香港掀起一場「革命」,與其說是北京的目的,不如說是北京的當下重點工程造成的社會效果之一。畢竟,北京近來在香港的「出擊」已近乎一場「總體戰」。究竟是什麼讓北京動員起社會和建制多個層面,掀起一浪接一浪的連環攻擊?真的只是為了報復舊年的反修例運動,或是瞄準秋天的立法會選舉嗎?

令北京失望的建制派

建制派的派系和內部意識形態分野,讓力量分散並各自有所保留,更和特區政府、警隊之間形成一個彼此之間缺少足夠協調和統一指揮的局面。

要理解今天這一切,也許首先要回到反修例運動中兵敗如山倒的香港建制派。在2019年的示威面前,北京初期保持觀望態度,除了稱堅定不移支持特首施政與支持香港警隊,及(人們猜測中)不允許港府向示威者的訴求退讓外,對具體如何反制示威,如何進行「鬥爭」,明面上沒有操盤的意思。7月21日的元朗白衣人事件,與其後8月的建制派反攬炒大集會,也許可以視為北京在港的介入試水,但其效果很明顯讓局勢更加失控。

2019年8月2日,香港公務員在中環遮打花園發起的集會,全場參加者舉起手機燈。

2019年8月2日,香港公務員在中環遮打花園發起的集會,全場參加者舉起手機燈。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於是,在整場反修例示威期間,中央政府所能倚仗的就只有特區政府、香港警隊與傳統上的「藍色」建制派。但這三者在北京眼中顯然各有問題。特區政府處理示威時前後進退失據,又有公務員集會撐反修例運動,更令北京顏面無光;警隊對示威的處理一直無法取得北京需要的「決定性勝利」——直到「一哥」盧偉聰退休,鄧炳強履新後,才通過11月的理大事件真正打擊削弱了示威者街頭力量;建制派則被選舉牽住腳跟,除何君堯等數名「鷹派」之外,其他人口徑不一,能夠調動的力量也有限——「藍絲」多數是較保守、希望穩定的中老年市民,無法像示威者那樣組成一個真正有民間戰鬥力的陣營,而能夠形成團體的同鄉會或其他組織則人數過少,在示威者面前不堪一擊。

早在2014年6月就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主張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中央政府,反修例運動中卻只能依賴警隊維持管制,被示威者的「攬炒」戰術逼得長期束手無策,武警在邊境演練但最終也沒有出動……這一切都是中央多年來面對香港局勢前所未有的挫敗。

更重要的是,去年11月建制派區議會大敗,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區選前,央媒的鼓吹與對香港「沉默大多數」會支持中央政府的判斷,無疑來自過去數年間建制派選舉機器的愈發得力,如2018年11月西九龍的立法會議席補選,建制派能夠破天荒打破「六比四」的得票常態,在一對一對決中斬獲議席。讓建制派通過選戰、媒體造勢、發放資源到社區、拉攏社團和同鄉會等等形式,形成在社會中壓制、制衡民主派的勢頭。這一路徑對北京的黨國體制來說是頗為陌生的,運作起來並不容易,卻總要在香港硬着頭皮指導、開發和予以信任。

然而,反修例運動中這台建制機器展現了其頗為脆弱的一面。不光是民主派通過街頭運動和「不割席」的理念高度團結,力量極為集中,避免了以往內部分化衝突的損耗,也在於建制派的派系和內部意識形態分野,讓力量分散並各自有所保留,更和特區政府、警隊之間形成一個彼此之間缺少足夠協調和統一指揮、政令來源互有區別、臨場時各有自己判斷的交疊局面。

2019年11月25日凌晨,屯門樂翠選區區議會點票結果出爐,何君堯落敗,站外大批市民開香檳慶祝。

2019年11月25日凌晨,屯門樂翠選區區議會點票結果出爐,何君堯落敗,站外大批市民開香檳慶祝。攝:陳焯煇/端傳媒

落實「全面管治權」

在2020年因瘟疫而空前變動的全球格局下,北京對港的新動作,包含了一個極其明顯的議題,那就是希望將香港調整到自己「管制起來順手」的狀態。

事實上,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很可能讓北京開始質疑,其心心念念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是否能真的形成想像中的震懾效果。二十三條說到底雖然是北京懸在香港上空的利器,但終歸是在「法治」和「憲制」的框架內。而2019年的情況是,香港在制度層面並沒有發生變化,卻見證了民主派力量在社會中的空前整合,因此對中南海來說,有沒有壓制民主派的利刃,遠不如有沒有能操作利刃的一群人或一個「社會」來得重要。從盧偉聰到鄧炳強時代的警隊策略區別,和潰不成軍的建制派的表現,應該是令北京進一步反思如何才能「管好」香港。

過去數年,很多分析者都提到,中央政府或者說中共在香港的統治是頗為奇怪的代理人政治——一方面,作為中央權力代理的特區政府是非黨派的官僚,不深入本地政黨政治,也不依賴於政黨治港;另一方面,本地建制派政黨雖然也是北京的政治代理,卻並不銜接在中共的政黨機器中,黨-國的組織架構、紀律和意識形態在香港的這些代理人中付之闕如。

某種程度上,這類分析確實切中了要害。香港的政治對北京來說是陌生的另一種政治文化,本地建制派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更像是伸展在香港的一條「義肢」,而非能夠自如運作的「手臂」。哪怕特首是北京的心腹,他/她也不可能在不具備對整個建制派整齊劃一指揮權的基礎上自如施政,況且北京恐怕也出於政治風險的考量而不會給予特首這樣的權力。

在反修例運動中,最反映出這樣尷尬的,是特區政府自行從殖民地法律體系中尋找到一種變相代替中央宣布緊急狀態的立法權力——頒布反蒙面法——就連不斷被北京強調屬於自己的緊急狀態權,也由特區政府以行政的方式代勞頒布。套用金耀基「行政吸納政治」的說法,香港可以算是出現了「行政吸納主權」的詭異畫面。絕對的管治權力停留在了口頭,卻沒有一套機制將之落實。

因而,在2020年因瘟疫而空前變動的全球格局下,北京對港的新動作,包含了一個極其明顯的議題,那就是希望將香港調整到自己「管制起來順手」的狀態。排開「攬炒」論述是否還在如今國際形勢下成立的分析暫且不談,這意味着北京會具體在兩個層面落實其心心念念的「全面管治權」。

其一,是將政府、警隊和建制派全部整合在同一根「指揮棒」下,做到「指哪打哪」,並且提升港澳辦和中聯辦的地位讓北京的意志直接指揮其在港力量,讓原先平行的機構更有金字塔式的層級味道,把「義肢」升級為「有機體」,讓這些並不屬於中共黨機器的成分運作起來更像一台黨機器——儘管其成員不需要是黨員;其二,是充分調動力量,讓這個新的「黨機器」「下沉」到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就像示威者「遍地開花」一樣,讓北京的意志在香港「遍地開花」,在社會的每個角落奪取「陣地」。

2020年4月22日,林鄭月娥率領新官員,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及另外四名新局長見記者。

2020年4月22日,林鄭月娥率領新官員,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及另外四名新局長見記者。攝:林振東/端傳媒

「港式整黨」

綜觀過去兩個月香港的政治動員,圍繞着政府系統的整頓風聲空前:從教育局到考評局到通訊事務局和港台,都被整合入同一場「鬥爭」。

而為了達到這兩個目標,北京的部署,可以說是一場港式的「整黨」。和慣常理解的「文革」不同,「整黨」的邏輯更強調政治組織的紀律和行動。

在中共歷史上,「整黨」意味着對黨機器進行清理,把政治上和中央意志不符、阻礙施政的黨員從政治意志下行的神經網絡上拿到一邊,以實現「頭腦」對「身體」的靈活指揮。如1983年胡耀邦主持的整黨就指出要黨員「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決不能只是在口頭上表示一致,而必須在實際行動上保持一致」,同時要「加強紀律……堅持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反對無組織無紀律的家長制、派性、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改變黨組織的軟弱渙散狀況……純潔組織,就是按照黨章規定,把堅持反對黨、危害黨的分子清理出來,開除出黨。」

無論是1980年代改革派為了打擊文革中晉升的幹部的整黨,還是習時代為了推行政令對黨的整頓,都隸屬於中共歷史上對黨這台統治機器的依賴所形成的傳統。

而綜觀過去兩個月香港的政治動員,圍繞着政府系統的整頓風聲空前:從教育局到考評局到通訊事務局和港台,都被整合入同一場「鬥爭」,在其中各盡所能,尋找可以發力的抓手,把北京「全面管治權」推廣到原先公務員系統和社會有更多自主空間的領域。而在這樣的運動中,北京及其在港機構也正好可以識別、提拔、調動公務員和社會精英到其認可的位置。這就是在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中所提到的「完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的某種深層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先前仕途被看好的聶德權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平級調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很多分析都認為是他被「祭旗」。這種分析視角,源於在「公務員政治中立」的意識下,公務員事務局只被當作一個後勤和處理人事瑣事的機構。但如果從北京的視角來看,公務員事務局也完全可以變成香港特區的「組織部」,把人事任免權和福利作為武器,調動公務員體系的洗牌和「黨機器化」,從而直接調動香港政府機器的方方面面,以全面抗衡已近乎於定義成「敵我矛盾」的民主派。

而考慮從港英時代以來的香港社會,政府在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的極其重要的角色,這台管制機器一經開動,並高度聽令的話,完全可以讓香港社會比內地社會更加威權和具有壓制性質。簡單說來,面對「黃店」,食環署是不是還未調動起來?面對示威者,房署是否也可以「做野」?這樣的管制局面才剛剛開始。

因而,相比一場所謂的「港式文革」,當下在香港進行中的,不如說是一場「港式整黨」。對追求歷史地位的習近平來說,短期內的失敗或損失,都要讓位於其界定的長遠影響。這種咬定目標然後不妥協的風格在過去數年的「房住不炒」、供給側改革和環保運動中清晰可見。那麼,如果北京當下立志在港進行一場「結構性改革」的話,立法會選舉便也不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北京從未更改過2014年就劃下的框架——「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

至今為止的一切,都在朝着這個方向演變。

(楊山,媒體人,中國政治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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