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因疫被停業後，我們和陪酒小姐聊了聊

在去年此時，恐怕還沒人想到，傳說中的台北不夜城「林森北路」，正面臨有史以來最蕭條的時刻，行業面臨威脅的程度，超越 1997 年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全面掃黃時期，也超越 SARS 期間的影響，讓一直以來夜夜笙歌的林森北路，幾乎成為死城。

到目前為止，全球「2019 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確診人數超過四百萬，死亡人數超過二十八萬。幾乎每一種產業都面臨著或大或小的衝擊，但在疫情相對輕微的台灣，儘管確診病例出現在不同產業別，卻不見哪一個產業直接被政府勒令停業，更多的是「限期改善」或給出明確規範。

唯一例外的，是台灣俗稱「八大」的酒店業、舞廳業，也就是所謂的陪酒產業。

4 月 9日，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因為一名酒店女公關確診，隨即在 24 小時內要求業者即刻停業。在台灣，「酒店」一詞並非指涉旅館業，而是類似夜總會等娛樂場所，裡頭提供女公關陪男客人喝酒等服務。

在台灣，酒店業、舞廳業、酒吧業與特種咖啡茶室業等一同被納入列管，俗稱「八大行業」，受到《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茶室管理自治條例》等各地方法律的約束。「酒店」的主要客群為男性，除了本地客之外，還有來自亞洲各地的華人。他們來到酒店，除了飲酒作樂之外，更重要的是提供女性陪酒、消費的服務。

台灣酒店業最發達的區域，是地址名為「林森北路」的區域上。早在日本殖民時期，這裡便屬於臺灣總督府所規劃的「大正町」（約是現今中山區的正守里、正義里與正得里，南京東路一段至長安東路一段之間）當中，而「大正町」的居民，多是上層階級，因此吸引不少商業、消費、娛樂產業進駐。直到 1945 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將大正町與周邊區域重新劃分為「中山區」。

中山區的商業活動並未就此消失，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美蘇冷戰時期，許多美軍來到台灣，也會到此區進行消費。而這些歷史，正是建造林森北路的基石。若與亞洲其他地方類比，林森北路的地位或許就像日本的銀座，又或者是廣東的東莞——男人尋歡之地。如今，林森北路以北環繞長春路、錦州街、錦西街一帶，正是酒店業最密集林立之處。有數以萬計的工作者在此工作。

正因為有了許多娛樂消費產業，台北市中山區的工商產值曾經一度達到整個台北市的四分之一占比，當中聚盛里也曾拿下全台灣人均消費力的第一名。由此可見此區的繁榮程度。

但這樣的數字還不足以完整說明林森北路的傳奇色彩。一家在林森北路上的女性服飾店，老闆余湘琳告訴《端傳媒》，她在這條路上開店已經將近三十年，見證過林森北路的起落，早在二十幾年前，她的店就跟便利店一樣，是二十四小時全天營業，每一個小時都有客人。而另一名按摩店的師傅則用一句話形容他眼中的林森北路，「越夜越美麗」。

只是這樣的情景，對現在的他們來說，竟像是夢境般虛幻且破碎。

「制服店」配有固定制服，「禮服店」的裙子有類似的款式，裙長一般不會超過大腿的一半，至於「便服店」樣式就更多了。

1.

四月的最後一週，酒店停業將滿一個月，林森北路一片死寂。酒店的大門緊閉，沒有泊車小弟、沒有來往的酒客，只有偶爾出入空盪大樓的警察，查看裡頭的酒店是否偷偷營業。在一棟有著三間酒店的大樓，一名管理員正百般聊賴地看著空無一人的監視器。他說，過去半夜川流不息的人潮，常讓他忘記自己正值大夜班，但現在的每一個小時，都讓他格外難熬。

4 月 29 日午夜，正值普通人準備就寢的時間，何勇與許櫻子正準備去跟他們的客人收帳。這筆款項是酒店停業之前所欠下的款項，因為停業而延遲發放。

現年 29 歲的何勇是一名酒店經紀人（負責招募女性到酒店上班的職務），在酒店業將近四年，25 歲從酒店「少爺」做起（酒店裡的男服務生），接著才轉作經紀人。起初，他決心踏進這份在外界飽受誤解的行業是一個偶然，他在社運場合遇上許櫻子，輾轉了解這份工作，因此決定一試。

至於 25 歲的許櫻子則是前「酒店公關」（意即酒店女陪侍，俗稱「小姐」）。她從 19 歲時開始當小姐，當了三年後轉當經紀人，從業近七年。在擔任小姐期間，她不時地會在 facebook 公開工作日常，吸引不少網友的關注。目前，她還參與「酒與妹仔的日常」粉絲專頁的營運，主要目的是「科普」酒店工作的真實情況，並試圖洗刷職業污名。

何勇的辦公室就位在林森北路的一棟大樓裡，這棟大樓說不上起眼，一般外地人路過，頂多以為是個普通民宅，但畢竟是享有地利之便，樓戶裡多半都是酒店經紀公司。

說是辦公室，其實只是個不到十坪的套房空間，有一組簡單的沙發、茶几，以及兩張桌子。反倒是房間的角落，有個用布幕圍成的小型試衣間，旁邊擺放一整竿的禮服，以及成櫃的高跟鞋與鏈帶單肩包。何勇說，這是給新來的公關參考的行頭，當然，如果他們願意，也可以直接購買。

這些禮服看似不同，卻也不難察覺出相似的設計：絲質布料、珠光鍛面、綁帶、無袖、低領、貼身剪裁、高腰。

身材魁武的何勇俐落地從架上拿起一件，順勢往自己身上擺，向我仔細解說不同層級的酒店，分別會穿著哪種衣服：「制服店」配有固定制服，「禮服店」的裙子有類似的款式，裙長一般不會超過大腿的一半，至於「便服店」樣式就更多了。

不只如此，何勇說一旦面試成功，他們會給小姐進行一場將近六小時的「職前訓練」，比方說酒杯的差異、不同酒店的規矩，以及如何服務客人等事項都得清楚交待，最要緊的是，讓小姐提前知道這份工作可能擔負的「風險」。說起來，六小時的職訓算不上長，卻已經是業內相當罕見的做法，更多的經紀人是將力氣放在說服更多年輕女性加入此產業，簡單交待工作內容與高薪報酬，但對於實際情況或可能遇上的問題，並不會多提，因此耗時不長。

「我們在職訓期間，就會講得很白，像是如果妳真的喝醉，千萬不要答應客人出場，我們不知道妳會不會被性侵。因為我們不會騙人，所以旗下小姐不多，事實上我們還很常勸退。」許櫻子說。

許櫻子觀察，如今來應徵酒店的人與十幾年前不太相同，並不是所有人都一定「身負重債」。各種原因都有，有人身心狀況不好，難以從事其他工作；有人要繳學貸；有人是單親媽媽；有人就是純粹進來賺人生的第一桶金或存到購房的頭期款。

在他倆面試的經驗中，不時會發現許多人對酒店業依然存有誤解，「很多人以為進到酒店業就一定要給人家摸、給人家幹，但事實上不是。我們很常跟第一次面試的公關解釋，妳的工作不是在全然迎合對方的需求，妳是有權力在正常工作範圍之外拒絕。」何勇說。

但這份工作的風險，終究難以一言道破。他們親手處理過各種麻煩，最棘手的問題，還是小姐被性侵。比如說，當小姐被客人帶出場之後，在尚未達成雙方都同意的「交易條件」時被客人性侵。這樣的狀況並不算特別罕見。在此次的採訪過程當中，幾乎每一位經紀人都處理過類似的問題。

此外，許櫻子也直言，有些經紀人不會把小姐權益放在第一位，只是想方設法壓榨小姐，或強迫她們做不願意做的事。曾經做過小姐的許櫻子更清楚，小姐們其實在很多時候都獨自擔負著高風險的壓力。

小姐工作的本質其實就是「業務」，如何推銷、經營自己，並讓客人滿意

2.

回想起停業的那一天，不少酒店從業人員還是充滿著無奈與錯愕。4 月 8 日，媒體傳出某台北酒店有一名女公關確診的消息，很快就引發輿論。不少未經證實的消息不脛而走，就連一張酒店的消費帳單，也在 facebook 上引發網友熱議。當時的台灣因為受歐美疫情爆發的影響，境外移入的個案增多，確診人數快速上升，整個社會處於緊張的氣氛之下。因此，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很快地就帶著大批人馬，前往酒店進行聯合稽查，查看衛生情況。與此同時，台中市副市長陳子敬也帶隊展開四天的聯合稽查。

據何勇說，這一天晚上，業內就有消息傳出酒店會停業，但最先知情的是台北市酒店裡的幾名大股東，他們趕緊開會討論後續處理方式。而絕大多數的基層從業人員，都是之後在媒體上得知停業消息。不到 24 小時，4 月 9日下午兩點，指揮中心表示「即日起，酒店與舞廳全面停止營業，呼籲業者能共體時艱。」

這樣的命令範圍並不明確。到底停業的業者包含哪些，指揮中心第一時間並未能有詳細說明，一直到下午四點之後，停業命令已經宣布才又補充說明，停業的酒店及舞廳，是指各地方政府所列管八大行業之場域有男、女陪侍等場所。

這是張心喬從事小姐這份工作兩年多以來，第一次面臨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動。儘管從三月初開始，隨著確診人數上升，她所屬的酒店生意就開始下滑，「從本來一天大約 20 幾桌，減少到一天 5 桌左右。」但直接停業並不在她的預期之內。

這段期間，她時不時會耳聞其他小姐改去從事傳播（意即被客人叫出去陪玩、陪唱 KTV 的小姐，不是隸屬酒店裡的工作）、外送等工作。但她卻一點都不想去做傳播妹，一方面是傳播的收入與從事酒店時差距不少，另一方面，私下做傳播的風險超出她所能承擔的範圍，她既無法確定客人的背景，也少了公司的保障。

張心喬說，停業期間，公司還是會替她安排一些「飯局」，與一些熟客吃飯，但和先前相比，客人少了很多，收入銳減至平時的一成左右。這些「飯局」大多是酒店的日常業務，轉至其他的地方，比方說 KTV 或私人招待所。

在華人社會裡，「飯局」所能擔負的意義不僅是「吃」而已，更多的時候，飯局是與生意結合在一起，而後者，常常才是飯局真正的重點。在這樣的飯局當中，女性，是一個重要的必備條件。

早前，中國網上流傳過一篇文章《一桌沒有姑娘的飯局，還能叫吃飯嗎》，裡頭講述女性在飯局上擔負的「功能」，並赤裸裸地呈現華人飯局裡為何需要女性：「一個典型的中國式飯局，生旦淨末醜齊活，插科的，打諢的，掮客騷人，美女野獸，齊聚於此。此間不可缺花瓶，當然也不能遍地花瓶，那樣將會一片狼藉。她不一定美艷動人，必然八面玲瓏，懂得分寸，男人總是喜歡有一點放浪的處女，或者一個矜持的蕩婦。」而在台灣，這樣的功能有時是被酒店小姐或傳播妹給承接。

儘管前往酒店或是把小姐帶去飯局的客人，並不盡然都是談生意，但似乎是直男社群中，一個無須溝通的慣習。不過，對於帶小姐出場還有一個常見的誤解，總認為小姐出場一定可以性交易。張心喬表示，這其實是要看小姐意願。在酒店業，性交易有個別稱「做 S（sex）」。願意從事性交易的稱為「明配」（意即在一些資料上會標註可以從事性服務，供客人知道），另外，只願意根據客人進行私下協商交易的則為「暗配」。

通常，酒店會規定，小姐若被客人帶出場，無論客人是否有提出性交易的提議，小姐都應該與酒店幹部告知，讓酒店方得知這筆交易，並確保小姐安全。而小姐與客人達成協議所從事的性交易，是屬於小姐額外小費，店家與業績幹部並不會抽取佣金。但若兩者發生糾紛，經記與幹部都會介入其中處理糾紛。而現在酒店停業之後，私接傳播，就不在此限當中。

這也就是為什麼張心喬目前不願意私接傳播的原因。問她這段期間的收入怎麼辦，她淡淡地說，「我自己還有存款」。

現年 28 歲的張心喬，獨自一人生活在台北。母親是一名舞蹈老師，父親在她就讀小學期間，與母親離異搬離家中。成長過程中，張心喬都是由母親一人撫養。兩年前的秋天，張心喬還是一名銀行僱員，某個週末，她在東區逛街，被一名年輕的經紀人搭訕，這人劈頭就問她有沒有興趣做酒店小姐。

張心喬坦言，當下完全沒有任何抗拒心態，只是一邊思考著，打從大學畢業，無論在餐廳做服務員或擔任銀行僱員時，一共五年時間，別說升遷，就連薪水都只停留在三萬上下。她試想這樣的薪資，想在台北購屋，幾乎是難上加難。於是，她決定給自己「三天試用期」當酒店小姐。

「我是那種看到錢，才會心安的人。」張心喬在停業之前，月收入能有至少十幾萬，與還沒當小姐時，收入差了近三倍。她說，現在的價值觀變了不少，除了對金錢態度有很大差異，她認為自己已經無法回到過去月領三、四萬，當個普通上班族的生活。「現在連光是維持美麗的成本都很高了」當她說著這句話時，一邊也拿出護甲油反覆擦著指甲的指緣。

此外，因為在酒店見過太多男人，她說基本上現在不可能對愛情會有什麼想像。反而，對她來說，就連感情都是可對價的事，「我不會覺得在酒店找到喜歡的客人，因為這成本算下來很不划算。之前有客人說想直接包養，給一個價碼，但對我來說，一但我被包養，我就是只服務一個人，不像在外面有比較多機會，然後還有可能讓公司少了一個客人。」這兩年半以來，張心喬都處於單身狀態。

儘管滿足了物質需求，但這份工作還是讓她面臨到不少難以啟齒的情況，畢竟在常態社會下，「可憐」、「做黑的」等污名標籤，依然如影隨行。這些污名的背後往往預設了這個產業是由黑道和不法份子所控制，舉凡與此相關的從業人員，某種程度都會被社會認定為潛在的危險人物。

張心喬在受訪時也多次提到，小姐工作的本質其實就是「業務」，如何推銷、經營自己，並讓客人滿意，「外界流傳的各種『小姐故事』或許都有真實成份在，但小姐的故事肯定是遠大於此。你看路上那些漂亮的女生，可能多多少少都接觸過，大家只是不願意說。我知道不少小姐，他們白天可能有正職工作，像是護士或是一般員工，但晚上就來酒店兼職，有家庭的也不少。」

不過，為了減少親友詢問等不必要的麻煩，她還是特意將自己的工作時間，按照普通上班族的時間規劃，一週五天，週一至週五，週末休息。目前，張心喬在台北知名便服店上班，這算是酒店當中，消費層級比較高檔的。這兩年半以來，她不曾換過酒店，因為她認為這家公司給她的保障還不錯，且客人是採取邀請制，幾乎不會有自來客，某種程度保證客人的素質。

「台北的酒店小姐價格，其實是亞洲最貴的，因為亞洲華人特別喜歡台灣女生的口音與服務。」

3.

張心喬從事的「便服店」只是台北酒店生態的其中一環。稍稍熟悉台北酒店的人，可能多少聽過，台北酒店可依消費水平高低，依序區分為「便服店」、「禮服店」、「制服店」。此外，業界更廣泛流傳著另一種分類方法——按照小姐素質高低區分。

這三種酒店類型，除了消費水平有所差異，店家所提供的服務也多有不同。便服店的高端消費建立在高質量的服務，在店內，業績幹部先替客人選好小姐，接著讓客人挑選，小姐除了通常會經過篩選，可以應付各式客人，以張心喬來說，她說自己每天都會盡力涉獵國內外的新聞，或是看些新書，才能更了解客人的世界。

禮服店則是會提供選小姐服務，讓小姐們站一排提供客人選擇。至於制服店則會讓小姐穿著統一的制服，與客人們喝酒、玩樂之外，外加一個不成文的潛規則是，脫衣陪酒還得替客人「打手槍」（即用手替客人自慰）。

「來酒店的客人要的不光是 S ，而是『服務』」從業超過十七年，擔任酒店幹部及經紀人的林小灰說，客人們會專程到酒店消費就是為了酒店小姐提供的服務。這些服務不僅是一起喝酒、唱歌、玩遊戲，或是打情罵俏。

張心喬也同意這樣的看法。作為小姐當她們一走進豪華包廂內，遇到不同的客人，自然就會切換成不同的樣子，盡力地扮演客人心中最完美的樣子。客人也能在一個密閉空間內，純然地享受男女之間的互動，不管是玩放在桌上的撲克牌、骰子、碗等等娛樂玩具，還是兩人邊聊天邊喝酒。

許櫻子補充，除了店型可作為參考準則之外，酒店所屬地區也很重要，「林森北路這上，不管你叫什麼店，（黑道）兄弟客就是比較多，但東區那裡，不管你叫什麼店，商務客就是比較多，但也不代表沒有兄弟客。」

近年來，台北還興起一種稱為「禮便店」的店家，名字各取其一字，像是介於兩者之間。但實際上，更像是種行銷手法，主打「便服店的素質，禮服店的消費」，當然店家裡會同時存有禮服店、便服店的消費方式。

林小灰解釋，台北的酒店生態與中南部不太一樣，自成一格。以數量來說，台北市合法的大型酒店約有 30 幾間，但台中、高雄合法的酒家可能不到 10 間，但這並不意味中南部的酒店數量比較少，只是反映台北市法律更嚴格，對非法業者來說更麻煩。

另外，台北各大酒店裡的股東，其實是相互重複、資源互通，且「規則」共用。這「交互持股」的現象，意外讓酒店裡的消費與遊戲規則相對透明公開，彼此更有「制衡」的功能。一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透露，股東名單當中除了商人之外，地方黑道，甚至是警方人員都有插股。

在酒店內，一般來說會有三個重要角色：一個是酒店方、另一個是業績幹部（帶客人來酒店消費，俗稱「帶桌」。他們的主要收入是賺取客人來酒店消費的退佣或價差），最後一個就是經紀（派遣小姐至酒店）。目前酒店的行情大概是小姐賺客人的消費五成至六成，經紀人一至兩成、幹部三到五成不等。

大部分的小姐不屬於店家，而是經紀公司，但雙方的契約關係也存有不少爭議。許櫻子表示，業界會有經紀公司跟小姐簽類似「聲明」、「聘書」等「合約」，她一點都不認同這個做法，「我們不是合法公司，不能用公司名義去合法僱員。我們的角色更像是是小姐委任我們做經紀人。」

經常接待外來商務客的林小灰則觀察到，「台北的酒店小姐價格，其實是亞洲最貴的，因為亞洲華人特別喜歡台灣女生的口音與服務。反過來說，假設今天台灣的色情業合法化，那就不可能有這種價碼，因為市場會出現削價競爭與砍價的狀況。」

平均而言，台北酒店一天會有約 80 至 200 名小姐。除了少數酒店是由店家聘用之外，大多是由經紀公司派遣小姐至不同酒店，「作為經紀人，我們會幫小姐們先篩選一輪酒店，供她們選擇，假設有年紀稍大，或身材比較豐腴的，我們就會老實跟她說，可能無法進入禮服店工作，但手上還有制服店給她選，如果她沒辦法接受脫衣或打手槍的服務，依然堅持做酒店，我們會推薦她去日式酒店或是條通的 KTV。」許櫻子說。

由於酒店業複雜的生態，導致身處其中的從業人員，時常難以向外界解釋工作的細節。而突然停業更容易讓原先按照遊戲規則，彼此制衡的世界，頓失進入一種渾沌的狀態。

「不少人的金流是拿後面的款去補前面的款，如果遇上金流大的，加上停業一至二個月，沒有現金補上，款項過期，利息還跟高利貸一樣高，我看不少人都會負債跑路。」

4.

自從停業以來，何勇與許櫻子總是憂心忡忡。一方面，毫無期限的停業讓不少從業者無所適從。另一方面，原先扛有債務的小姐，在急需錢的情況之下，就容易改做風險更高的「外送」、「按摩」、「傳播」等工作，使得發生危險情況的機率大了許多。

林小灰則說，「合法的酒店停業之後，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非法變得更氾濫。我們沒有權力限制小姐接風險高的私活，因為養不起。」因為這波政策，「傳播妹」（意即被客人叫出去陪玩、陪唱 KTV 的小姐，不是隸屬酒店裡的工作）的行情也發生波動，早前傳播妹的價格大概是一小時 1200 元（台幣），後來漲到一小時 1500 元 ，但最近卻因為市場「供過於求」，又降價回到一小時 1200 元。

對從業已久的林小灰來說，他雖然不擔心自己的經濟狀況，但卻擔心骨牌效應，「台北的酒店大部分一個月的營業額動輒上億。今天說停就停，影響的不只是將近48萬名從業人員的生活，也會變相導致經濟問題，可能有五成以上的酒店幹部、經紀公司的金流會出現問題。」

林小灰舉例，「不少人的金流是拿後面的款去補前面的款，如果遇上金流大的，加上停業一至二個月，沒有現金補上，款項過期，利息還跟高利貸一樣高，我看不少人都會負債跑路。」當然，這段期間，也是有無法過日子的小姐，會跟幹部或經紀人借錢，以度過這段困難的日子。

事實上，這也不光是停業後才出現的麻煩，早在今年初，隨著疫情爆發，酒店業績就應聲下滑。而隨著確診人數破百、邊境封關，外來商務客與觀光客驟減，整體業績下滑至少三到五成，如今因為疫情而生的禁令，讓酒店雪上加霜。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公關室發言人王俊成告訴《端傳媒》，到四月底為止，台北市酒店、舞廳停業有 68 家，其他曾註記為停業的有 40 家。其中，市面上還有不少沒有登記為酒店業，但也有女服務生的場所，就成了警方臨檢的重點。

王俊成表示，像「練歌場KTV」這種就不是中央所規範的停業範圍，但警方還是會去臨檢，並請他們保持社交距離，「通常我們會去臨檢的，就是過去有過治安上的顧慮，經常性被檢舉的場所。」而這些「不在中央規定範圍」內娛樂場所，在客流量驟減的情況與警方臨檢的雙重壓力之下，也紛紛自行停業。

台灣學者指出，指揮中心解禁「八大行業」的方式「很聰明、但不恰當。」

5.

三月開始，行政院就多次公布紓困方案，試圖緩解受影響的產業與勞工的經濟壓力。其中勞工紓困貸款自 4 月 30 日起開辦，最高新台幣10萬元。另外，5 月 5 日又另外提供一萬元紓困金。但酒店（與其周邊）被停業的行業是否都適用紓困方案，在宣布停業之後，都沒有清楚說明

在我們前往何勇與許櫻子辦公室的那天，他們的辦公室桌上就放著一疊「急難紓困實施方案個案認定表」範本，這是替小姐們準備的文件，示範如何填寫聲明與申請。這份文件當中，還夾帶一張由律師所撰寫的「無法從事工作之切結書替代」，以此取代從業證明。

許櫻子表示，「酒與妹仔的日常」曾在粉絲專頁上 PO 文質疑紓困方案的申請資格與需準備的文件，對被勒令停業的酒店業來說，有實際的困難。沒想到，吸引一位熱心的律師前來幫忙他們申請。這才讓許櫻子心中的大石稍稍落下。

但在送件的過程當中，許櫻子發現各地方戶政出現標準不一的情況，居住在不同地區的小姐，有些受理成功，有些卻遭到拒絕。這讓許櫻子感到困惑。明明是同一份申請表與聲明，為何會得到不同待遇？一方面，紓困方案未見統一標準，另一方面對於酒店業是否能順利復業，才是從業人員心中最大的疑問。

一名業內人士說，起初業內先傳出停兩週，4月23日復業，但磐石艦確診案例爆發之後，社會人心惶惶，停業再度拉長，接著又聽說，5月4日有機會復業，但沒想到，錢櫃林森店又發生大火。不同復業的消息，一直在業界流傳，但卻沒有一個人說得準。

5 月 8 日，指揮官陳時中在記者會上表示，由於疫情穩定控制中，目前暫停營業之業者，經各縣市政府評估符合防疫及安全條件後，可開放營業。此舉再度引發一些人的困惑。台灣中山大學社會系主任陳美華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指揮中心解禁「八大行業」的方式「很聰明、但不恰當。」因為疫情緩解，卻讓地方政府審核開放，明顯是中央不願意背負道德責任，而是讓地方政府開放。

新北市長侯友宜、桃園市長鄭文燦提前表態，不贊成解除停業限制。台南市與高雄市政府則認為，希望指揮中心可以有更明確的指示，地方政府才好執行。台北市長柯文哲則表示，中央下令關閉很容易，但現在要復業卻不敢對此負責任，「下令開，大家都不敢負責任。」

林小灰觀察，台北市因為還發生錢櫃火災事件，應該還需要等一陣子，「因為消防法規，是完全不可能合法的，店家還是怕被找麻煩，此外人數控管也是個問題。」這使得酒店業者普遍處於觀望的態度。

對比於 1997 年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掃黃時期，當年台北市府風風火火地掃蕩八大行業，像是以掃黃名義將 116 家 KTV和酒店斷水電，讓他們無法營業。甚至引起八大行業自組聯盟「台北市KTV酒店聯合自救會」到監察院抗議。此後的 SARS 期間雖然停業一個月，但也沒能帶給酒店業者重創。由於八大行業深受經濟環境的影響，台北市警方指出，根據以往案例，如果未來股市大漲後，帶動資金充裕，生意人的應酬行為又會讓酒店業者的生意好轉，讓色情業再度「死灰復燃」。

幾乎所有從業人士都認為，這次疫情帶來的衝擊遠遠大於前兩次。在控制疫情的情形之下，無須大張旗鼓的掃黃，就足以對台灣八大行業造成史上最徹底的一次打擊，順便帶來整肅的目的。

現階段的禁令解除方式，看似給予地方權力，但其實會讓停業問題陷入另一種更難解、更曖昧不明的困境，若按照台灣之前「性產業專區」爭議的歷史，酒店業很可能會長期處在「無人禁止、無人開放、無人負責」的三無灰色地帶中。

所謂的性產業專區爭議，即2011年11月立法院院會通過《社會秩序維護法》修正草案第91之1條，意即「性專區合法化」的條款，將原先「罰娼不罰嫖」制度改為「娼嫖皆罰，但專區例外」。然而，中央政府修法至今，仍沒有地方政府實際落實此法，成立性專區。這形同落入「中央礙於社會輿論而口頭宣布開放、但地方政府也會受限於壓力，不敢付諸行動」，形成「表面開放，實質限制」的局面。

這台北不夜城的黑夜，目前還看不到盡頭。

（應受訪者要求，何勇、許櫻子、林小灰、張心喬、余湘琳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