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專訪歷史學家周錫瑞:《紅太陽》已成為研究中國革命史獨一無二的「參考書」

「官方黨史記敘中的史實通常都是準確的,但會通過刻意篩選或是遺漏信息而扭曲歷史。如果你與中國普通民眾談論歷史,他們所知道的史實通常都是準確的,但只是極度地片面。 」


2019年9月7日北京古董市場,一些關於毛澤東書籍和紀念品的攤販。 攝: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9月7日北京古董市場,一些關於毛澤東書籍和紀念品的攤販。 攝: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高華教授代表作《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自2000年問世以來,一直備受矚目,有著不同尋常的影響。它既是中共黨史研究中的經典,又曾因一場「海關沒收」風波,成了廣為流傳的「禁書」。

今年二月,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將其中國研究類著作的最高獎項「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的「特別榮譽獎」(Honorable Mention)授予《紅太陽》的英譯本,使這本書再度引發關注。概因列文森獎及其「特別榮譽獎」通常不會頒發給譯著及已逝學者,本屆評獎委員會對此解釋道:「高華耗費20年的心力所寫成的這部著作,深刻影響了人們對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解。他對學術研究的熱忱奉獻、與作為一位學者所秉持的社會和歷史責任感,對中國及中國之外的學者是一種巨大的激勵。」

How the Red Sun Ros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30–1945

作者:高華
譯者:Stacy Mosher and Guo Jian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11月

藉此契機,端傳媒採訪了《紅太陽》英譯本序言的作者、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UCSD)歷史系榮譽教授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從高華教授的貢獻談起,探討了史學方法、歷史與政治的關係,也梳理回顧了「海外漢學」與中國近現代史領域近期的發展。

作為海外中國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周教授近年來正著力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陝甘寧邊區的起源」。他力圖描繪陝甘寧地方社會自明末農民起義、清末「回變」、辛亥革命、直至1940年的長時段變遷,並以此勾勒出革命根據地形成的社會基礎。儘管同《紅太陽》的黨史研究角度大相徑庭,周教授的研究不啻與之相輔相成,為幫助我們理解中國革命的成功提供了從「地方」與「中央」到「起源」與「發展」的雙重脈絡。除此之外,周錫瑞教授還是這些年來海外中國近現代史學科發展中的領軍人物。他與畢克偉教授(Paul G. Pickowicz)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創建的近代中國史項目,已經成為了北美學界最為成功的中國史博士項目之一。

因此,無論是《紅太陽》一書及高華教授的學術貢獻,還是海內外中國近現代史學界的發展,周教授都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畢竟,一本書的獲獎,既是對一位學者的肯定,也是對一個學科的反思與回顧,從中文版出版到英文版獲獎的的這二十年間,《紅太陽》所見證的正是從「海外漢學熱」到海內外中國研究學界雙向良性互動的歷史性轉變。

 1957年,毛澤東在跳舞。

1957年,毛澤東在跳舞。攝:Serge Plantureux/Corbis via Getty Images

端=端傳媒 周=周錫瑞

端 :你如何看待這次高華老師的《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的英文版在原著出版二十年後獲得列文森獎的「特別榮譽獎」?此外,您如何看待歷年來海內外學界對於《紅太陽》一書的評價及其影響呢?

周:首先,我想要強調列文森獎的重要性。之前的獲獎作品,比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的《洪業》、黃宗智(Philip Huang)的《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權力與國家》等著作都曾對各自領域有過根本性的影響。雖然之前也曾有其他華裔學者獲得列文森獎,比如巫鴻與李海燕,但這是第一次有純中國大陸背景的學者獲獎。據我所知,雖然《紅太陽》的中文版早已在二十年前出版,且其英譯版並不符合列文森獎的評獎要求,本屆評獎委員會依然堅定地認為《紅太陽》一書對於海內外中國史學界的貢獻值得受到認可。

同時,我也想特別指出一點:從我擔任列文森獎與費正清獎(John King Fairbank Prize)評委的經歷來看,一本書獲獎並不代表評委同意書中的所有觀點(注:費正清獎為美國歷史學會東亞歷史著作的最高獎項)。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記得,在2000年費正清獎的評選中,評委會對是否將獎項授予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一書進行了一些爭論。儘管評委們對彭書中的一些內容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最終依然決定將獎項授予此書,因為我們認為這本書對於鼓勵學界與大眾重新思考關於西方崛起與中國衰落的一系列假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高華的著作我也有著相似的感受。我在為《紅太陽》英譯版所寫的序中也提到了書中一些值得商榷之處,比如其對1935年毛澤東與張國燾的鬥爭幾乎隻字未提、對「西安事變」 一筆帶過等。不過,儘管我對書中這些地方有著不同看法,我依然十分佩服高華對於毛在黨內權力鬥爭中的動機與策略的研究。

當然,高華在書中所使用的材料也招致了不少批評。一些學者不認同高華對於回憶錄的使用,認為不少現存檔案已經證明中共領導人的回憶錄經常是不可靠的。儘管高華當時在材料上受到了極大限制,但在書中一些部分本可以更多使用已經出版的一些原始文件(比如《毛澤東年譜》中的一些文件與會議記錄)而不是完全依靠回憶錄。

就我個人而言,雖然我對回憶錄的使用也是持十分謹慎的態度,但我並不否認回憶錄作為史學材料的價值。

在為《紅太陽》英譯版寫完序之後,我又去讀了不少回憶錄,發現了很有趣的一點:中共高幹配偶的回憶錄通常比干部本人的回憶錄透露出更多信息,比如張聞天夫人劉英的口述史就十分有趣。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無論如何,就算大家對高華的史學方法有異議,他在書中對中共高層政治所作出的判斷依然是令人信服的。比如在對王實味的處理上,儘管王是延安整風中的重要受害者之一,但高華並未刻意為王辯解或是美化,並認為王確是有托派的傾向。對我而言,這樣根據有限歷史材料做出實事求是的判斷是十分關鍵的。

最後,《紅太陽》一書最大的貢獻可能就是其對於中共黨務制度演進的研究。高華對於黨員寫反省報告、自傳,到幹部檔案制度的逐步建立這一系列過程的描寫可謂是鞭闢入裡。這些研究對於我理解中共日後的許多實踐,尤其是在文革中對於幹部所謂「個人歷史問題」的利用,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記得曾有一次我和歷史學家羅志田聊起了高華的這本書,當時羅志田強調了一點:「延安不是北京」。對於延安時期的大部分中共幹部而言,他們依然有機會離開。但對於建國後身處北京的中共幹部而言,他們已是身不由己,只能遵從命令與權威。對於延安時期的中共,作為一個尚未奪取政權的革命黨,他們需要顧慮黨員投奔國民黨的潛在風險。而對於處在北京作為執政黨的中共而言,他們所面對權力結構已是截然不同。

而我想羅志田要表達的關鍵點也在於此。雖然高華在寫延安整風的同時也在嘗試理解從反右到文革的那一整個時期的脈絡,可讀者需要意識到的是,你或許可以在延安整風與文革之間畫出一條點線,但這不會是一條直線。當我們在通過高華的研究來反思反右、文革等其它的歷史事件的時候,必須要清楚地考慮到不同歷史時期組織、權力結構等各方面的根本性差別,而不是做簡單的類推。

我認為自其問世以來,《紅太陽》已經逐漸成為了一本重要的「參考書」或是「啟蒙書」。其背景是一個很令人遺憾的現狀:近十幾年來海外中國歷史學界已經很少有人在研究革命史了;而近年來在中國大陸興起的「新革命史」對於土改等議題的研究雖然也做出許多成績,但由於「歷史虛無主義」等各方面的政治壓力以及在出版發表上的現實考量,在題目的選擇上受到了諸多限制。也因此,學界已經很少有後續作品能與高華對話,而《紅太陽》一書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本獨一無二的「參考書」。

在這種情況下,這本書的影響早已超出我們對於中共延安時期的學術討論,而變成了一本對所有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或是共和國史研究者都有借鑒意義的書。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事實上,我第一次知道《紅太陽》這本書是在2000 年代初,我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任教時。當時我在給研究生的近代中國史閲讀研討課選擇書單時就選了《紅太陽》作為少量的必讀中文著作之一,從而使在美國接受訓練的研究生也能對中國史學界的研究有一定了解。

許多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對於高華寫作時所遇到的種種材料限制也是深有體會的。我最近在讀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所著的三卷本《斯大林傳》時就有很深的感觸,他書中使用前蘇聯官方檔案甚至是斯大林的個人書信構造了非常令人信服的歷史敘述。這類檔案對於絕大部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而言,是求而不得的,而有特權接觸官方檔案的部分黨史專家們卻限於各禁區不能秉筆直書,十分令人失望。

在80年代所出版的《文獻和研究》等刊物上曾披露過不少很重要的原始歷史文件,包括毛在政治局上的發言等,但這僅是曇花一現,非常可惜。而後,在90年代及2000年代初,共和國史研究方興未艾之際,也曾有不少中國內地的檔案館對外開放,比如我就有學生曾使用婦聯相關檔案對1954年新婚姻法做出了有原創性的研究。而曾短暫開放的外交部檔案館更是為學者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但當檔案的管控日趨嚴苛,史學家們被迫開始探尋不同的研究材料與方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屬海外漢學界的「垃圾學」(garbology ),即通過收集舊貨市場以及網上流通的一些民間材料來還原共和國時期、特別是毛時代日常生活的歷史,讓在歷史長河中被淹沒的平凡人發聲。

2019年9月9日中國哈爾濱,毛澤東逝世43週年,民眾於雕塑前表示敬意。

2019年9月9日中國哈爾濱,毛澤東逝世43週年,民眾於雕塑前表示敬意。攝:Tao Zhang/Getty Images

端 :提到「 垃圾學」 ,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近年來日趨火熱的共和國史研究?在海外漢學界最先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研究的都是社會科學學者,而現如今歷史學者也開始涉足這一時期,不知道您覺得兩者之間應有怎樣的分工?歷史學家們應該如何回應早先社會科學學者們所關注的結構性「大問題」 並作出新的貢獻呢?

周:從我五十多年前在伯克利接受研究生訓練時,我就切身感受到了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在1960年代,弗朗茲·舒爾曼(Franz Schurmann)是伯克利大學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家,他同時在社會學系與歷史系任教,對我產生過很深的影響。而我當時的導師魏斐德教授也非常注重社會科學研究,對各類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專著如數家珍。你如果去看他所著的《大門口的陌生人》的腳註就會發現這一點。可以說,歷史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互動是伯克利歷史學訓練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無論是在論述上還是在研究議程的設定上。也正因如此,我向來認為歷史學者應當同社科學者對話。

此外,我也想強調,研究小人物與回答大問題並不矛盾。歷史學家們「垃圾學」的材料與話題選擇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沒有社科學者的結構性關懷,只是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去解釋。

個人的掙扎以及他們在時代浪潮中的抉擇與結構性大問題同樣重要,並且可以影響我們對於結構問題的理解。對我而言,在這兩者之間定能找到一個中間立場。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端:確實,高華老師晚年的研究其實與「垃圾學」的研究路徑有著不少相似之處。比如,他在2007年出版的《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十五個「小人物」的回憶錄研究》,就曾嘗試通過「小人物」 的視角來分析共和國早期的社會與政治分層。

周錫瑞: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高華的同代人,楊奎松教授也曾有過相似的研究。他在周傑榮(Jeremy Brown)與蔣邁(Matthew Johnson)所編的《基層毛澤東思想:高度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日常生活》(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一書裡就曾寫過毛時代一個邊緣的同性戀者的故事,敘述了他是如何因為自己的性取向而成為了「階級敵人」的過程。像楊這樣向來關注大問題的歷史學家也曾涉獵小人物故事,這就提醒了我們,只關注結構而忽略個人經歷是無法完全把握共和國史的脈絡的。總而言之,我認為在現如今史學家受到種種查檔限制且檔案館通常不提供個人檔案資料的情況下,「垃圾學」及相似的研究方法為當代中國社會史的書寫提供了一個寶貴的路徑。

此外,談到歷史學與社會學科之間的關係,不妨提一個我在中國一直被問到的問題,即所謂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的關係。我這些年來越發懷疑歷史學決定論。我曾很喜歡從結構、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的角度來思考歷史,但我現在已經很少這麼想了。我既不相信歷史的「必然性」,也不相信其「偶然性」。這樣的二分法本身就是一個決定論的預設。在英文世界中我們經常強調「可能性」(contingency)。

影響歷史事件發生的「可能因素」相當多,這些因素可以是不同歷史、經濟、文化、甚至是心理因素的交叉,也可以是完全的意外。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蝴蝶選票」的故事。當時佛羅裏達州一個縣的選舉委員會為了節省紙張,在其民主黨籍的負責人的提議下採用了一種兩列候選人呈交錯分布的選票。結果在這個以猶太裔老年人為主的縣裏,許多想投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人竟都錯投了一個有反猶主義立場的保守派小黨候選人。這一個縣的選票決定了佛羅裏達州的勝負,而又因「贏者全拿」的原則和選舉人團制度,使得一個州的選舉人票最後決定了整個大選的結果。這一系列看似偶然但實則都有具體因素背景的連接使得整個21世紀的美國史以及中東史都被改寫。

歷史上充滿了這樣由層層連接構成的「可能性」,而這些「可能」之所以成為事實都是有具體原因的,不能用一句「偶然性」就搪塞過去,更不能認為歷史就必然朝某種方向發展。作為歷史學者,我們的職責就是要去謹慎審視每個歷史事件之中的連接以及它們為什麼會產生。

在中國的語境之下,人們喜歡強調歷史「偶然性」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國家對於「必然性」的強調。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想在框架內挑戰國家對於歷史敘事構建的權威,通常就只能夠訴諸於「偶然性」。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個無奈之舉,但我依然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選擇。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1966年9月9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京, 毛澤東坐在一輛汽車上經過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

1966年9月9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京, 毛澤東坐在一輛汽車上經過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攝:Keystone-France/Gamma-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端:您提到了歷史與政治的關係。其實很多人在讀高華老師《紅太陽》以及其他中共黨史或者共和國史著作時,想的其實是如何理解當今中國的社會與政治。不知道您如何看待這種聯繫?

周:正如我剛剛所說的,我不認為我們可以用一條線將延安時期、毛時代、以及現今的習近平時期連在一起——很多人都在說習是「毛澤東第二」、一個新的獨裁者等等。我不認為這是準確的做法,但這也並不意味著理解歷史對於理解當今局勢就不重要了。

中共對於歷史的焦慮以及對於控制歷史書寫的迫切感,充分說明瞭歷史的重要性。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問題在於,人們既不想完全接受一個政黨對於歷史的闡釋與理解,也不希望一味與之唱反調、相信一套完全相反的歷史敘事。因此,走出官方敘事的桎梏並回到歷史本身就變得至關重要。高華的貢獻其實也就在於此——他以歷史的純粹為我們提供了官方敘事以外的另一種選擇。

在我們思考歷史與現實間的關聯時,應當系統性地去考慮,而不是過度簡化地畫一條直線。比如,就當今中國而言,這個政權是如何在保持一黨制集權的政治結構的情況下完全實現經濟結構的徹底轉變的?馬克思主義完全無法解釋這一轉折——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者都會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如果你有一個資產階級經濟體,那也應當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國家體系。在「六四」之後,鄧小平和江澤民試圖解決這個矛盾體制的問題——在給予一定個人自由和市場中的經濟自由的同時,阻止任何對於國家政治權威的挑戰。這是一個西方的政治學者很難解釋的問題,這也是歷史學者需要介入的地方。

長久以來我一直認為,西方的中國歷史學家如果要對近代中國史的論述有什麼貢獻的話,就一定要從比較史學的視角出發。如果我們要理解當今中國的政治體系是如何運作的,理解斯大林、希特勒可能與理解毛、乾隆同樣重要。一個對於威權體制的比較研究將幫助我們理解這些系統是如何運作的。中國歷史能教給我們的,其他歷史也可以。

2005年3月24日北京,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的雕像在紅色紗布後面。

2005年3月24日北京,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的雕像在紅色紗布後面。攝:Cancan Chu/Getty Images

端 :說到比較的視角,中共確實在重要的歷史節點都要通過對於歷史書寫的掌控來確立自身的合法性,比如1945年與1981年的兩個《歷史決議》。您覺得這種重視是更多受共產主義國家傳統還是中國歷史書寫傳統的影響呢?高華本人的遭遇就受到了這種控制的極大影響——歷史學家們應該如何應對這種控制呢?

周:在共產主義國家,這種對歷史書寫的控制應當說是普遍存在的。前蘇聯就常進行這樣的控制。同時,中國又格外強調這一控制,歷代都要為前朝修正史。而正史之所以為「正」,是因為在修畢之後都會將所有檔案付之一炬,從而正史成為唯一的權威。

在中國,歷史學家顯然是受到黨的各種正統或是《決議》的限制的。但我想強調的是,這些官方黨史記敘中的史實通常都是準確的。他們扭曲歷史的方式不是通過編造虛假史實,而是通過刻意篩選或是遺漏信息。

如果你與中國普通民眾談論歷史,他們所知道的史實通常都是準確的,但只是極度地片面。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這裏再說個題外話,受中國的歷史書寫傳統的影響,中國許多報刊都會有歷史故事欄目,從《人民日報》到地方報紙,中國大眾也相應地有較高的歷史意識,這是美國和很多其他國家大眾所不具備的。

至於歷史學家應當如何應對這種控制,我覺得一句常用的官方論述可能是最好的答案:「實事求是」。我這些年來愈發意識到,歷史學家應當追求對於歷史本身的系統研究,而不是以某種政治議程為目的進行研究——我在這裏必須要懺悔,我年輕的時候,在六零年代激進風潮的影響下,曾在沒有深思的情況下以政治議程為先導書寫歷史。而我現在更堅持秉筆直書,且我也意識到,這種對歷史真實性對追求本身也是可以對政治議程產生影響的,但二者之間的關係決不可本末倒置—— 在這個充滿「另一種事實」(alternative facts) 的時代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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