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专访历史学家周锡瑞：《红太阳》已成为研究中国革命史独一无二的“参考书”

高华教授代表作《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自2000年问世以来，一直备受瞩目，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它既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经典，又曾因一场[“海关没收”风波][1]，成了广为流传的“禁书”。

今年二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将其中国研究类著作的最高奖项“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的“特别荣誉奖”（Honorable Mention）授予《红太阳》的英译本，使这本书再度引发关注。概因列文森奖及其“特别荣誉奖”通常不会颁发给译著及已逝学者，本届评奖委员会对此解释道：“高华耗费20年的心力所写成的这部著作，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解。他对学术研究的热忱奉献、与作为一位学者所秉持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感，对中国及中国之外的学者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How the Red Sun Ros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30–1945

作者：高华

译者：Stacy Mosher and Guo Jian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借此契机，端传媒采访了《红太阳》[英译本序言][2]的作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历史系荣誉教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3]，从高华教授的贡献谈起，探讨了史学方法、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也梳理回顾了“海外汉学”与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近期的发展。

作为海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周教授近年来正着力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陕甘宁边区的起源”。他力图描绘陕甘宁地方社会自明末农民起义、清末“回变”、辛亥革命、直至1940年的长时段变迁，并以此勾勒出革命根据地形成的社会基础。尽管同《红太阳》的党史研究角度大相径庭，周教授的研究不啻与之相辅相成，为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从“地方”与“中央”到“起源”与“发展”的双重脉络。除此之外，周锡瑞教授还是这些年来海外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中的领军人物。他与毕克伟教授（Paul G. Pickowicz）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创建的近代中国史项目，已经成为了北美学界最为成功的中国史博士项目之一。

因此，无论是《红太阳》一书及高华教授的学术贡献，还是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发展，周教授都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毕竟，一本书的获奖，既是对一位学者的肯定，也是对一个学科的反思与回顾，从中文版出版到英文版获奖的的这二十年间，《红太阳》所见证的正是从“海外汉学热”到海内外中国研究学界双向良性互动的历史性转变。

**端=端传媒 周=周锡瑞**

**端 ：**你如何看待这次高华老师的《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的英文版在原著出版二十年后获得列文森奖的“特别荣誉奖”？此外，您如何看待历年来海内外学界对于《红太阳》一书的评价及其影响呢？

**周：**首先，我想要强调列文森奖的重要性。之前的获奖作品，比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的《洪业》、黄宗智（Philip Huang）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等著作都曾对各自领域有过根本性的影响。虽然之前也曾有其他华裔学者获得列文森奖，比如巫鸿与李海燕，但这是第一次有纯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获奖。据我所知，虽然《红太阳》的中文版早已在二十年前出版，且其英译版并不符合列文森奖的评奖要求，本届评奖委员会依然坚定地认为《红太阳》一书对于海内外中国史学界的贡献值得受到认可。

同时，我也想特别指出一点：从我担任列文森奖与费正清奖（John King Fairbank Prize）评委的经历来看，一本书获奖并不代表评委同意书中的所有观点（注：费正清奖为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历史著作的最高奖项）。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在2000年费正清奖的评选中，评委会对是否将奖项授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一书进行了一些争论。尽管评委们对彭书中的一些内容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最终依然决定将奖项授予此书，因为我们认为这本书对于鼓励学界与大众重新思考关于西方崛起与中国衰落的一系列假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高华的著作我也有着相似的感受。我在为《红太阳》英译版[所写的序][4]中也提到了书中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其对1935年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几乎只字未提、对“西安事变” 一笔带过等。不过，尽管我对书中这些地方有着不同看法，我依然十分佩服高华对于毛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动机与策略的研究。

当然，高华在书中所使用的材料也招致了不少批评。一些学者不认同高华对于回忆录的使用，认为不少现存档案已经证明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经常是不可靠的。尽管高华当时在材料上受到了极大限制，但在书中一些部分本可以更多使用已经出版的一些原始文件（比如《毛泽东年谱》中的一些文件与会议记录）而不是完全依靠回忆录。

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我对回忆录的使用也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但我并不否认回忆录作为史学材料的价值。

在为《红太阳》英译版写完序之后，我又去读了不少回忆录，发现了很有趣的一点：中共高干配偶的回忆录通常比干部本人的回忆录透露出更多信息，比如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口述史就十分有趣。

无论如何，就算大家对高华的史学方法有异议，他在书中对中共高层政治所作出的判断依然是令人信服的。比如在对王实味的处理上，尽管王是延安整风中的重要受害者之一，但高华并未刻意为王辩解或是美化，并认为王确是有托派的倾向。对我而言，这样根据有限历史材料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是十分关键的。

最后，《红太阳》一书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其对于中共党务制度演进的研究。高华对于党员写反省报告、自传，到干部档案制度的逐步建立这一系列过程的描写可谓是鞭辟入里。这些研究对于我理解中共日后的许多实践，尤其是在文革中对于干部所谓“个人历史问题”的利用，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记得曾有一次我和历史学家罗志田聊起了高华的这本书，当时罗志田强调了一点：“延安不是北京”。对于延安时期的大部分中共干部而言，他们依然有机会离开。但对于建国后身处北京的中共干部而言，他们已是身不由己，只能遵从命令与权威。对于延安时期的中共，作为一个尚未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他们需要顾虑党员投奔国民党的潜在风险。而对于处在北京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而言，他们所面对权力结构已是截然不同。

而我想罗志田要表达的关键点也在于此。虽然高华在写延安整风的同时也在尝试理解从反右到文革的那一整个时期的脉络，可读者需要意识到的是，你或许可以在延安整风与文革之间画出一条点线，但这不会是一条直线。当我们在通过高华的研究来反思反右、文革等其它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必须要清楚地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组织、权力结构等各方面的根本性差别，而不是做简单的类推。

我认为自其问世以来，《红太阳》已经逐渐成为了一本重要的“参考书”或是“启蒙书”。其背景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现状：近十几年来海外中国历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在研究革命史了；而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新革命史”对于土改等议题的研究虽然也做出许多成绩，但由于“历史虚无主义”等各方面的政治压力以及在出版发表上的现实考量，在题目的选择上受到了诸多限制。也因此，学界已经很少有后续作品能与高华对话，而《红太阳》一书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本独一无二的“参考书”。

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书的影响早已超出我们对于中共延安时期的学术讨论，而变成了一本对所有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或是共和国史研究者都有借鉴意义的书。

事实上，我第一次知道《红太阳》这本书是在2000 年代初，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时。当时我在给研究生的近代中国史阅读研讨课选择书单时就选了《红太阳》作为少量的必读中文著作之一，从而使在美国接受训练的研究生也能对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有一定了解。

许多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对于高华写作时所遇到的种种材料限制也是深有体会的。我最近在读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所著的三卷本《斯大林传》时就有很深的感触，他书中使用前苏联官方档案甚至是斯大林的个人书信构造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历史叙述。这类档案对于绝大部分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而言，是求而不得的，而有特权接触官方档案的部分党史专家们却限于各禁区不能秉笔直书，十分令人失望。

在80年代所出版的《文献和研究》等刊物上曾披露过不少很重要的原始历史文件，包括毛在政治局上的发言等，但这仅是昙花一现，非常可惜。而后，在90年代及2000年代初，共和国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也曾有不少中国内地的档案馆对外开放，比如我就有学生曾使用妇联相关档案对1954年新婚姻法做出了有原创性的研究。而曾短暂开放的外交部档案馆更是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但当档案的管控日趋严苛，史学家们被迫开始探寻不同的研究材料与方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海外汉学界的“垃圾学”（garbology ），即通过收集旧货市场以及网上流通的一些民间材料来还原共和国时期、特别是毛时代日常生活的历史，让在历史长河中被淹没的平凡人发声。

**端 ：**提到“ 垃圾学” ，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近年来日趋火热的共和国史研究？在海外汉学界最先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的都是社会科学学者，而现如今历史学者也开始涉足这一时期，不知道您觉得两者之间应有怎样的分工？历史学家们应该如何回应早先社会科学学者们所关注的结构性“大问题” 并作出新的贡献呢？

**周：**从我五十多年前在伯克利接受研究生训练时，我就切身感受到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1960年代，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是伯克利大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他同时在社会学系与历史系任教，对我产生过很深的影响。而我当时的导师魏斐德教授也非常注重社会科学研究，对各类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专著如数家珍。你如果去看他所著的《大门口的陌生人》的脚注就会发现这一点。可以说，历史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互动是伯克利历史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在论述上还是在研究议程的设定上。也正因如此，我向来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同社科学者对话。

此外，我也想强调，研究小人物与回答大问题并不矛盾。历史学家们“垃圾学”的材料与话题选择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社科学者的结构性关怀，只是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

个人的挣扎以及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抉择与结构性大问题同样重要，并且可以影响我们对于结构问题的理解。对我而言，在这两者之间定能找到一个中间立场。

**端：**确实，高华老师晚年的研究其实与“垃圾学”的研究路径有着不少相似之处。比如，他在2007年出版的《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就曾尝试通过“小人物” 的视角来分析共和国早期的社会与政治分层。

**周锡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高华的同代人，杨奎松教授也曾有过相似的研究。他在周杰荣（Jeremy Brown）与蒋迈（Matthew Johnson）所编的《基层毛泽东思想：高度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日常生活》（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一书里就曾写过毛时代一个边缘的同性恋者的故事，叙述了他是如何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成为了“阶级敌人”的过程。像杨这样向来关注大问题的历史学家也曾涉猎小人物故事，这就提醒了我们，只关注结构而忽略个人经历是无法完全把握共和国史的脉络的。总而言之，我认为在现如今史学家受到种种查档限制且档案馆通常不提供个人档案资料的情况下，“垃圾学”及相似的研究方法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的书写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路径。

此外，谈到历史学与社会学科之间的关系，不妨提一个我在中国一直被问到的问题，即所谓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我这些年来越发怀疑历史学决定论。我曾很喜欢从结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角度来思考历史，但我现在已经很少这么想了。我既不相信历史的“必然性”，也不相信其“偶然性”。这样的二分法本身就是一个决定论的预设。在英文世界中我们经常强调“可能性”（contingency）。

影响历史事件发生的“可能因素”相当多，这些因素可以是不同历史、经济、文化、甚至是心理因素的交叉，也可以是完全的意外。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蝴蝶选票”的故事][5]。当时佛罗里达州一个县的选举委员会为了节省纸张，在其民主党籍的负责人的提议下采用了一种两列候选人呈交错分布的选票。结果在这个以犹太裔老年人为主的县里，许多想投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人竟都错投了一个有反犹主义立场的保守派小党候选人。这一个县的选票决定了佛罗里达州的胜负，而又因“赢者全拿”的原则和选举人团制度，使得一个州的选举人票最后决定了整个大选的结果。这一系列看似偶然但实则都有具体因素背景的连接使得整个21世纪的美国史以及中东史都被改写。

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由层层连接构成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之所以成为事实都是有具体原因的，不能用一句“偶然性”就搪塞过去，更不能认为历史就必然朝某种方向发展。作为历史学者，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去谨慎审视每个历史事件之中的连接以及它们为什么会产生。

在中国的语境之下，人们喜欢强调历史“偶然性”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国家对于“必然性”的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在框架内挑战国家对于历史叙事构建的权威，通常就只能够诉诸于“偶然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个无奈之举，但我依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选择。

**端：**您提到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很多人在读高华老师《红太阳》以及其他中共党史或者共和国史著作时，想的其实是如何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种联系？

**周：**正如我刚刚所说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用一条线将延安时期、毛时代、以及现今的习近平时期连在一起——很多人都在说习是“毛泽东第二”、一个新的独裁者等等。我不认为这是准确的做法，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理解历史对于理解当今局势就不重要了。

中共对于历史的焦虑以及对于控制历史书写的迫切感，充分说明了历史的重要性。

问题在于，人们既不想完全接受一个政党对于历史的阐释与理解，也不希望一味与之唱反调、相信一套完全相反的历史叙事。因此，走出官方叙事的桎梏并回到历史本身就变得至关重要。高华的贡献其实也就在于此——他以历史的纯粹为我们提供了官方叙事以外的另一种选择。

在我们思考历史与现实间的关联时，应当系统性地去考虑，而不是过度简化地画一条直线。比如，就当今中国而言，这个政权是如何在保持一党制集权的政治结构的情况下完全实现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变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无法解释这一转折——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会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你有一个资产阶级经济体，那也应当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体系。在“六四”之后，邓小平和江泽民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体制的问题——在给予一定个人自由和市场中的经济自由的同时，阻止任何对于国家政治权威的挑战。这是一个西方的政治学者很难解释的问题，这也是历史学者需要介入的地方。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西方的中国历史学家如果要对近代中国史的论述有什么贡献的话，就一定要从比较史学的视角出发。如果我们要理解当今中国的政治体系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斯大林、希特勒可能与理解毛、乾隆同样重要。一个对于威权体制的比较研究将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中国历史能教给我们的，其他历史也可以。

**端 ：**说到比较的视角，中共确实在重要的历史节点都要通过对于历史书写的掌控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比如1945年与1981年的两个《历史决议》。您觉得这种重视是更多受共产主义国家传统还是中国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呢？高华本人的遭遇就受到了这种控制的极大影响——历史学家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控制呢？

**周：**在共产主义国家，这种对历史书写的控制应当说是普遍存在的。前苏联就常进行这样的控制。同时，中国又格外强调这一控制，历代都要为前朝修正史。而正史之所以为“正”，是因为在修毕之后都会将所有档案付之一炬，从而正史成为唯一的权威。

在中国，历史学家显然是受到党的各种正统或是《决议》的限制的。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官方党史记叙中的史实通常都是准确的。他们扭曲历史的方式不是通过编造虚假史实，而是通过刻意筛选或是遗漏信息。

如果你与中国普通民众谈论历史，他们所知道的史实通常都是准确的，但只是极度地片面。

这里再说个题外话，受中国的历史书写传统的影响，中国许多报刊都会有历史故事栏目，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纸，中国大众也相应地有较高的历史意识，这是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大众所不具备的。

至于历史学家应当如何应对这种控制，我觉得一句常用的官方论述可能是最好的答案：“实事求是”。我这些年来愈发意识到，历史学家应当追求对于历史本身的系统研究，而不是以某种政治议程为目的进行研究——我在这里必须要忏悔，我年轻的时候，在六零年代激进风潮的影响下，曾在没有深思的情况下以政治议程为先导书写历史。而我现在更坚持秉笔直书，且我也意识到，这种对历史真实性对追求本身也是可以对政治议程产生影响的，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决不可本末倒置—— 在这个充满“另一种事实”(alternative facts) 的时代更是如此。

[1]: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e0bd3ac4e2ad6030b11937a
[2]: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22-bookreview-red-sun-rises/
[3]: https://www.chinafile.com/contributors/joseph-w-esherick
[4]: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22-bookreview-red-sun-rises/
[5]: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9/nov/19/bad-ballot-design-2020-democracy-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