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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英豪、黃以恆:香港與澳門,管治聯盟的變與不變

雖然兩個特區的「吸納」政策相近,但是基於港澳經濟發展次序,帶來的是截然不同的效果。

2019年12月,澳門。

2019年12月,澳門。攝:林振東/端傳媒

刊登於 2020-04-27

#端 x SHKS#評論#香港研究

【編者按】:本文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為《端傳媒》供稿。SHKS成立於2017年,是由全球21個國家、250多位學者組成的多學科、多院校合作的獨立研究組織,協會關注香港本地、香港與中國及亞洲的關係,涉足領域包括政治、歷史、社會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標是促成本地與國際、學者與學子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並鼓勵概念、理論及研究方法上的創新。SHKS每月在《端傳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近月應對肺炎疫情來襲,再次掀起香港及澳門一國兩制的討論。港澳兩地有著相近的歷史背景、地理位置、文化特質,但政治上卻有南轅北轍的結果。新聞媒體經常以一國兩制的「榜樣」、「典範」來形容澳門,是中國的「成功示範」。相反地,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充滿「衝突」、「對立」,可以說是較為失敗的例子。但「成功」與「失敗」的分歧又在那裡呢?

香港和澳門的比較研究,切入點大抵有三個。第一,從殖民地歷史出發,比較香港和澳門如何發展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第二,從比較反對力量出發3:香港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帶來舉世矚目的多場運動,如2003年反23條立法遊行、2014年雨傘運動、2019年反送中運動;相反,澳門公民社會較為薄弱,雖然偶有大型運動,如2014年反離保遊行,但大抵算是風平浪靜。第三,從管治聯盟出發,香港零散的管治精英,各自為政,未能給予足夠的支持力量;而澳門緊密的管治聯盟,卻反映另一個故事。

我們的研究認為,雖然兩個特區的「吸納」政策相近,但是基於港澳經濟發展次序,帶來的是截然不同的效果:香港方面,管治聯盟內的「傳統」及「新興」精英,回歸後憑藉新制度進入建制,如特首選委、立法會內功能組別等,而漸漸放棄地區聯繫,與社會脫節。最終於政府面臨管治危機,未能與殖民時期的商界精英一樣,運用社會聯繫,協調反對聲音。

澳門回歸後,「傳統」精英同樣通過新制度進入建制,與地區聯繫日漸疏離。但同時,2000年起澳門政府大力發展賭業,造就一批「新興」商界精英。這批精英卻大抵未能加入傳統建制,反而以財雄勢大、龐大資源,完勝地區工作,以另一種方式穩定澳門,此「分工合流」對澳門局勢有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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