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停跑的經濟 深度

疫情下的老年快遞兵:他失去的不只是工作

「萍姐,如果是隔離營,妳也預我吧。」「現在這個位置都要排隊了。明天沒有位,後天也沒有。」


66歲的阿來是一名中港速遞「步兵」——以人手送貨,往來中港兩地,但因疫情封關而失業。 攝:林振東/端傳媒
66歲的阿來是一名中港速遞「步兵」——以人手送貨,往來中港兩地,但因疫情封關而失業。 攝:林振東/端傳媒

16個男人擠在300平方呎的唐樓屋子裏,晾在床架和窗外的衣物悶著4月潮濕的天氣。8張雙層床把兩房一廳填滿,阿來睡下鋪,另一名住客的床離自己只有半米。關掉夾在床頭的小燈,和著廁所飄來的味道,又一個無心睡眠的夜晚降臨。

自2月初,疫情爆發、香港封關,66歲的阿來失業了。他搬進了這棟旺角唐樓,廳子裏沒有頂燈,只有一張桌子,一台電視機。住客們不怎麼說話,阿來只知有兩個人在餐廳打工,有一個人上三天班就得休息兩天,沒有穩定工作。他們或坐在桌旁,或坐在床上,把床的簾子一拉,從擁擠的公共空間劃分出一點私人世界。

阿來躺在屬於自己的單人床黑盒子裏,今夜沒有收到工頭的電話,意味著明天又是在街頭晃蕩的一天。即使早已拜託所有認識的人幫忙留意工作空缺,可往日長期缺人的清潔工作如今怎麼排隊都輪不上他。數著一個月來打零工賺的錢,連1800港元的房租都交不起。吃的方面倒還未太憂愁,社工教他從NGO組織的「食物銀行」拿飯盒。捉襟見肘,睡不著,阿來常想起兩個月前,他仍住在深圳一套同樣差不多三百呎的房子裏,那時只有一個室友,帶窗戶和陽台的廳子十分敞亮;想起自己當時幹勁十足跑在中港兩邊,來回送貨,他更一度計劃攢錢在深圳創業……

如此胡思亂想,不知不覺便到凌晨四點,同屋的室友開始陸續起身,出門工作。天也亮了,洗把臉,阿來套上常穿的格仔衫,壓一頂鴨舌帽,戴好口罩便出門。兩手空空,今天也是人生裏努力找工作的一天。放眼全香港,還有超過13萬人和阿來一樣,掙扎在疫情下看不見盡頭的失業大潮裏。

斷鏈

也有人叫他們「人肉」快遞...... 一個背包、大行李箱和手推車,每日往返於中港口岸,無形中搭建了一條「人肉」運輸線

失業前,阿來是一名中港速遞「步兵」——用行李箱、小推車,人手送貨,往來中港兩地。與「水貨客」不同,他們不是從香港買貨運到深圳倒賣,而是服務中港兩地小型企業的速遞員。

也有人叫他們「人肉」快遞。阿來沒有公司提供的車,純靠雙手雙腳,一個背包、大行李箱和手推車,每日往返於中港口岸,無形中搭建了一條「人肉」運輸線。他的顧客,是旺角、太子、尖沙咀一帶的街邊小鋪、舊式商場裏的商店,包括西服店、婚紗店、鞋店、廣告製作公司、裝修公司,甚至還有一家藏在商場最犄角旮旯處的漫畫書店。

對於運過的貨物,他如數家珍:裁製好的結婚禮服,用塑料袋包裝得整整齊齊;新近印好的廣告海報,能有兩米高;從大陸印回來的名片,一印能印一萬張;一些婚慶紅色中式燈籠,在香港賣的都是他和行家從深圳運回來的;甚至還有零散的凳子、桌子、坐式厕所和洗手盆,是香港的裝修公司幫客人從深圳訂的。

大圍街上的三位外賣速遞員。

大圍街上的三位外賣速遞員。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一切,都是因為「在深圳買會比較便宜」。而相比大型速遞公司,阿來和行家們的優勢,是較低的價格,和「一日來回」的加急速度。

每一天,他從旺角出發,把香港小企業製作的西服、婚紗、晚宴鞋子的樣板,塞進26吋、差不多及腰的大行李箱和背包。然後拉箱背包,坐50分鐘地鐵,到羅湖口岸,過關後坐上深圳的地鐵,再把貨物運到散落深圳各處的工廠、公司。最後,又把深圳做好的西服婚紗鞋子成品、印刷好的大型廣告紙卷,用同樣的方法運去香港各處的小店。

「步兵」單程收入100塊錢港幣,能運10公斤左右的貨物。由於港鐵規定乘客只能攜帶不超過1.3米的物件,運2米高的廣告海報回港時,阿來會選擇從皇崗口岸坐跨境巴士,廣告卷就放進巴士底的行李層,不過,貨運常常擋住別的旅客放行李,跨境巴士的司機因此不太喜歡這些「步兵」。

阿來工作的這家中港速遞公司,已經運作了十幾年了,靠著人手一日來回的速度,以及願意運送「順豐」這種中資大公司的「禁運品」如漫畫書,在大型速遞公司巨頭壟斷的市場裏,摸爬滾打出自己的顧客群。公司長工和散工原本有20人左右,據阿來粗略的估計,全港還有約10家這樣的小型速遞。

和全港其他大行業相比,「人肉快遞」只是一個小而邊緣的工種群體,不過,它對66歲的阿來而言,曾是一份令他充滿希望的穩定工作。

阿來加入公司一年多,他說自己這個年紀,在香港本就很難找工作。慶幸這工作對年紀無甚要求,雖然每月收入不足一萬元,但自己日益上手,開始認識、發展新的顧客,以此提升收入。阿來盤算著一個他稱之為「夕陽計劃」的創業生意,但這一切生意經和基本的生活環境,都隨著疫情爆發、香港封關和強制檢疫,突然全部倒塌。

2月初,港府部分封關之後,阿來原本賴以生存的運輸鏈條一下子斷掉,老闆給他們發來了微信:「我能力有限,大家保重。」

就這樣,阿來失業了。人生66年,失業不是沒遇過,但這一次等待他的,是整個香港看不見盡頭的失業大潮。

葵涌一間茶餐廳的電視上,播放著林鄭月娥的防疫措施記者會。

葵涌一間茶餐廳的電視上,播放著林鄭月娥的防疫措施記者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從「工搵人」到「人搵工」

現在這個位置都要排隊了,明天沒有位,後天也沒有......

「好久沒試過這麼多失業的人來求助。」社工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的社工吳衛東說。

在深水埗海壇街,SoCO服務中心從今年一月開始就收到大量失業人士的求助,據吳衛東說,2到3月份,協會共接觸到超過500個失業個案。吳衛東是註冊社工,自1990年開始服務弱勢群體和基層勞工,正常日子,他們每月接觸的失業個案大約是5-10個。

三月初一個下午,阿來過去找吳衛東申請急救基金和綜援(編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香港政府提供的失業及低收入救助),緩解燃眉之急。在他之前,辦公室剛剛來了一個酒樓大廚,同樣失業一個多月,甚至沒有宿舍可住,只能露宿街頭,每天靠即食麵維生。

「天塌下來似的。」大廚說。他原本工作的藍田麗港城酒樓有7家連鎖店,當時已經倒閉了3家。據他了解,酒樓正常一天生意額能有幾萬元,去到週末甚至能有十幾二十萬元,但自從去年六月社會運動開始,生意少了三、四成。

尖沙咀休息中的食肆員工。

尖沙咀休息中的食肆員工。攝:林振東/端傳媒

「接著疫情更怕,直接跌到谷底。」疫情爆發後,「邊爐家族」新聞一出,大廚所在的酒樓一天只做得幾千塊錢生意,這家酒樓迅速倒閉,解散70多名員工。散伙那天,大傢伙圍著一張大圓桌子或站或坐,主管一個個給他們算剩下來要發的工資。

大廚從12歲就開始出來工作,做了幾十年大廚,他說,從來是「工搵人」,現在是「人搵工」。

過去十年,香港失業率一直相對較低,維持在約2.8%到3.8%之間,困難反倒是勞動力不足。然而如今,失業率開始攀升了。政府3月17日公佈經季節性調整後的數據,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失業率高達3.7%,是過去九年來最高,其中,零售行業失業率超過6%,建造行業更接近7%。

香港失業率近十年變化如何?

香港失業率近十年變化如何?圖:端傳媒設計部

就在剛失業的時候,有朋友告訴阿來,政府14天強制檢疫隔離營聘請清潔工,阿來還擔心病毒而沒有去,幾個星期後他才發現,現在連隔離營的高危工作都沒有了。

「萍姐,如果是隔離營,妳也預我吧。」阿來對隔離營的工頭說。

「之前叫你,你又不去,現在這個位置都要排隊了。明天沒有位,後天也沒有,如果有就跟你聯絡。」萍姐說。

他又拜託了所有認識的朋友、工頭,零零散散能夠獲得一點臨時的工作,這些工作常常是晚上十點多才打電話過來通知第二天做替工的。他發現,過往通常較有空缺的清潔工作,現在排隊都排不上;加上自己66歲的年紀,工頭經常把他排在最後考慮的位置。

如果這一天沒有工作,阿來也睡不著,聽著同宿舍的人從四點到五點到六點七點各一輪起身出門,然後自己也起床,九點多到旺角綜合大樓的廉價食堂坐著。

三月的早上,在這個廉價食堂裏,一張張大圓桌子零零散散坐著好些中老年男人,他們埋頭吃飯、看報紙、刷手機,當中不少人像阿來一樣,正在尋找散工。

旺角一家西服店的店員吳先生。

旺角一家西服店的店員吳先生。攝:林振東/端傳媒

被忽略的一群

有的基層家庭裏,男人失業,只能將家人拆散......

失業大潮剛剛開始,浪還未到最高。

就在阿來住的旺角男子宿舍步行十五分鐘範圍,旺角、太子一帶隨處可見快要倒閉的店鋪。曾經找過阿來「人肉」運貨的一家西服店,店員吳先生告訴端傳媒,2月份跌了八成生意額,客流量少了一半。

小型商鋪正在咬牙支撐、甚至倒閉,大型連鎖企業都開始出現倒閉情況。在香港被視為甜品連鎖店開山鼻祖的許留山,其在大埔廣場的分店因為積欠租金、水電等逾40萬港幣,面臨倒閉危機。在香港開業超過40年的大眾書局,日前宣佈在港全線16間分店結業。

「結業潮絕對已經開始了,」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珠寶巨頭謝瑞麟的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謝邱安儀告訴端傳媒,「餐飲業已經好明顯,零售業其實從中美貿易戰開始,一些小的企業已經陸續結業;當然去到社會事件就更加加速,現在來到疫情,其實不單止中小企,像許留山、大眾書局,這些在香港扎根多年的(大型)零售企業都全線關門。」

不少員工開始被放無薪假期,公司以此節省開支。香港酒店工會早前訪問300位來自170間酒店的員工,發現有超過六成受訪員工被要求放無薪假期,超過五成員工每月放四日或更多日數的無薪假,最嚴重的情況去到十日,等於變相減薪。

職工盟要求港府資助失業、開工不足和因強制檢疫而不獲支薪的僱員。不過,目前為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拒絕成立失業援助金,直接支援失業人士。

尖沙咀一間珠寶店內並無顧客在內,只有售貨員。

尖沙咀一間珠寶店內並無顧客在內,只有售貨員。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真的要講,我對羅致光極度失望,」社工吳衛東服務基層人士多年,眼見失業人士源源不斷湧入SoCO,政府措施卻無法令他們受惠,他有點憤怒。

目前在香港,失業或低收入人士可以家庭為單位,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綜援,合資格人士以非長者單身住戶為例,每月可獲得約2525港元生活津貼和1885港元房屋津貼,不少業主正是看準這一份房屋津貼,經營租金約為1800港元的板房或床位房。不過,吳衛東表示,綜援有種種侷限,包括審批需時,需以整個家庭為單位進行繁複的資產審查,需要提交一年的銀行資料和強積金資料等。

政府在今年2月開始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首輪計劃在四個月內向2月21日前已經領取在職家庭津貼(下稱「職津」)的人士一筆過發放兩個月的津貼,羅致光表示,補貼已經在政府部門有登記資料的職津人士,這個做法是希望減省審批程序。他承認,措施未能幫助受疫情影響、但過往無領取職津的人士。

「『抗疫基金』名字動聽,但卻沒真正幫到1到3月失業的人,只幫助職津人士。去年連職津都不申請、希望自食其力的人,現在政府都不幫。」吳衛東說。

4月份,政府公佈抗疫基金第二輪計劃,推出800億元「保就業」計劃,向僱主補貼每名僱員月薪五成、上限9000元,要求僱主承諾不裁員及將補貼全數用於支薪。

「為什麼這筆錢不直接給僱員?」吳衛東質疑,計劃只照顧僱主,存在漏洞:僱主可以藉機換人:將年資較高、薪酬較高者解僱,改請薪酬較低的年輕人,如此員工數目不變,又可以早前較高的薪金做標準來換取高補貼。

沙田一個商場內的一名清潔工人。

沙田一個商場內的一名清潔工人。攝:林振東/端傳媒

吳衛東手頭正在處理幾十個失業個案,他說有的基層家庭裏,男人失業,只能將家人拆散,讓妻子和女兒回大陸親戚家,兒子寄宿香港親戚家,自己則露宿街頭。

而由於入住隔離營需收費2800元,一些原本在深圳居住、往返香港工作的基層人士,因失業身無分文,不敢回來進入隔離營,被困在深圳。「他們只能到處向人借錢,可是大家都失業,沒人可以幫他們。他們從未濫用資源,政府還要收取他們隔離營費用,好像在推他們去死。」吳衛東說。

夢碎

「你又年紀大,又沒有(給別人)安全感,我也理解的......」

阿來不是沒有努力生活過。

他出身基層家庭,年輕時做了20年製衣工廠,正趕上香港製造業的黃金年代;九七政權移交,2003年開放自由行,乘著中港兩地交流頻密的勢頭,阿來也做過水貨客。製造業失落後,他打過各個行業的工,保安、地盤、清潔。如今他上了年紀,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不計較年紀的速遞工作,又稍微開始能夠存錢,沒想到殺出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在生死攸關的全球疫情危機面前,和疫情發源的內地有如此緊密聯繫的香港自不能免受影響。

從製衣變成送衣,阿來的工作隨著香港產業轉型而變化;他曾工作過的「萬泰製衣」,創始人的兒子正是前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現在萬泰製衣早就轉型了,成了地產發展商。

從製衣變成送衣,阿來的工作隨著香港產業轉型而變化,疫情爆發前,他給自己想了一個更周全的「夕陽計劃」:用一年的時間攢夠5萬元,到深圳再次開一家屬於自己的洗衣店。

從製衣變成送衣,阿來的工作隨著香港產業轉型而變化,疫情爆發前,他給自己想了一個更周全的「夕陽計劃」:用一年的時間攢夠5萬元,到深圳再次開一家屬於自己的洗衣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阿來一直沒存多少錢。幾年前,他攢好了一筆錢,在深圳盤下一家洗衣店,奈何選址不慎、競爭激烈而做不下去。他沒有放棄,在疫情爆發、生活倒塌以前,他給自己想了一個更周全的「夕陽計劃」:

積累客戶資源,在基本運輸費以外拿到提成,用一年的時間攢夠5萬元,到深圳再次開一家屬於自己的洗衣店——他已經想好了,只要在一個洗衣店數目較少的居民區,盤一個比上次面積小的店面,大約3到4平方米,用來招攬生意、處理訂單;然後在店面樓上大約三、四樓左右租下一間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用來擺放兩到三部洗衣機,以及一部乾衣機。

這也會是他住的房子,他期盼著再從深圳找一個會車衣的女友,心裏希望對方四十多歲左右,他開洗衣店,女友幫補增設車衣服務,一齊過活、做生意,「有個伴」。

「我也想在香港找(伴侶),但沒有條件。你又年紀大,又沒有(給別人)安全感,我也理解的。」他喃喃著說。

他打算得仔細:「如果洗衣店上了軌道,我就不用做這裏(速遞員工作),全職做洗衣店。還可以領『廣東計劃』(為移居廣東省的香港高齡居民發放津貼)那三千塊錢。」

他說深圳的房子陽光充足,大多有陽台,這樣他也許還能養一條狗,過過日子。

「人生最後階段,夕陽、黃昏起碼好一點。」

(尊重受訪者意願,阿來為化名。)

(實習記者梁日恆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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