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疫情：為防疫而設的每一項措施，都在給他們帶來實質傷害

「我早就猜到了，一旦開始限制出行，我的生意一定會停滯。沒有東西可以遮住我的水果，而且每一個客人都會用手去碰蔬果。」

在3月25日的清晨，23歲的果蔬小販摩西（Moses Njenga）把沾在蘋果上的灰塵和蒼蠅揮走。他的攤位是用一張小木桌做的，上面鋪着帆布，就在公交車站對面。這是個擺攤的好地方，但今天的人流量比平時要少得多。

這天，肯尼亞政府因2019冠狀病毒（COVID-19）大流行病迅速蔓延而開始的限制通行令生效。截止4月14日發稿前，2019冠狀病毒在肯尼亞的確診病例為216人，死亡9人，痊癒41人。

伴隨着政府的限制令，在許多與消費有關的清單和指引上，用肥皂洗手、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關於咳嗽或打噴嚏禮儀的提醒也開始出現。為了讓儘可能多的顧客有興趣購買他的東西，摩西把一個10升的容器變成了一個帶水龍頭的小水箱，並買了一些肥皂。他指引着幾個路過他攤位的顧客，讓他們在觸碰到他的水果前，先進行洗手這個「儀式」。

摩西在凱倫區（Karen）工作，這是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台譯：奈洛比）一個富裕的郊區，因着大商場、大豪宅和一些土豪精英有名。但是，摩西的水果鋪在這一區的環境中，也顯得很自然。就在他賣水果的那段路兩旁，還有許多其他非正式的商販：街頭食品小販、「boda boda」司機（肯尼亞的摩托出租車）和木炭小販。他們在道路一側的光鮮商場和加油站前做着生意，而加油站裏還有很受歡迎的咖啡館、藥店和便利店。

正規經濟與非正規經濟並存，這是一種非常具有非洲特色的共生關係。事實上，75%的肯尼亞勞力都從事着非正式工作，他們大多數都是靠每日進賬的收入，來養活自己和家人。像摩西這樣的小生意人才是維持起肯尼亞經濟的支柱。

而在這場大流行病的病毒打擊到他們的身體之前，疫情已經透過打擊他們的收入造成了實質上的損害。

失去收入，迎來警察暴力

在生意好的日子裏，摩西能夠賺30美元，但他只能夠拿到其中很小的比例，「這個攤位不是我的。我就是一個員工，只有10%的提成。如果政府再下令更嚴厲的限制，我的下場還不知道會怎樣。」

限制開始後，路上的汽車明顯少了。有着正式工作的肯尼亞人在計劃如何在家工作，練習社交疏遠，等待病毒侵襲的結束。而街上大多數非正規商販，則像往常一樣外出，希望在一天結束前賺點錢。在摩西攤子的對面，賣二手衣服的約翰遜（Johnson Ray Mchama）向我招手。

「我今天只賣了一件。就一件！昨天我什麼也沒賣。前天我也只賣了一件。這個病毒真的完全打亂了我們的生意。」他感慨道。

「比病毒傳播更快的可能是傳言吧，肯尼亞政府會宣布在全國範圍內全面的封鎖行動嗎。」約翰遜有些不敢想。

「如果政府要求我們呆在家裏，我們會怎麼做？會不會就餓死在家裏？即使是在計劃封鎖政策的時候，政府也要為我們想一想才是。」他說。

這天的下午5點，數以百萬計的人收聽了政府的每日簡報，了解病毒的傳播情況，焦慮情緒升温。WhatsApp的消息陸續不斷地傳來，都是各路人士對即將到來的封鎖計劃發表的意見。

的確，肯尼亞衞生部宣布了更多的限制措施。3月27日，肯尼亞開始實施宵禁：所有人在每天晚上7點前必須回到家中，第二天凌晨5點後才能離開。

宵禁開始的頭天晚上，我在下午5點到摩西的攤子前。他正在收起他的水果，準備打烊。

「我沒辦法，只能聽從政府的安排，我不想和警察發生衝突。」

摩西的預料準確極了，就在我們簡短的採訪結束時，肯尼亞的警察部隊在全國各地出動，並使用鞭子、警棍和催淚彈強制執行宵禁。

在印度洋沿岸的肯尼亞城市蒙巴薩（Mombasa），擁擠的人群互相踩踏，試圖擺脱警察的追捕。市民拍攝的視頻顯示，正在排隊登上渡輪的人群被暴力驅散。第二天，一名13歲的男孩 Yassin Hussein Moyo 因為站在家裏的陽台看着警察在內羅畢較貧窮的 Kiamaiko 社區執行宵禁而被流彈擊中身亡。

之後，肯尼亞總統烏胡魯·肯尼亞塔（Uhuru Kenyatta）為執行宵禁時對民眾施以暴力致歉。可僅僅一週後，隨着限制條款的修改，又一個漏洞暴露出政策指令與普通人日常生活產生的現實矛盾。

4月5日，肯尼亞塔對進出內羅畢大都市地區實行了為期21天的限制。與非洲許多其他大城市一樣，數百萬人並不住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而是住在郊區。於是，在這一指令下達後的第二天，無數肯尼亞人為了趕往工作崗位，試圖躲開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路障。

為了減緩2019冠狀病毒蔓延而採取的措施，已經阻礙了絕大多數人日常生活。

人們根本就沒有能力呆在家裏，即使病毒感染者的人數卻在不斷攀升——而且，反正這人數也是無論如何都會攀升的。

與摩西一樣，生活在 Kiamaiko 的許多人都是從每日結清的工資或非正式的買賣中掙錢。然而，在病毒威脅下，肯尼亞人以及那些從事非正式市場的小販受到了警察的暴力對待，還要面臨未來許多不確定因素的困擾，而且幾乎沒有收到任何救濟。

總統肯尼亞塔提議了減税措施，但受到批評，因為它將非正規經濟勞力排除在外，而這些人充其量只是這些措施的間接受益者。而為了控制病毒在公共場所的傳播，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數進行的限制，反過來又導致了票價上漲。

在公共場所必須戴口罩的指示也難以遵守。一個手術口罩的價格在1.15元到1.5美元之間——對於像摩西這樣每天收入3美元的人來說，把口罩加到他的日常預算中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

在韓國等國家，成功的措施如全民戴口罩，有賴於強大的公共醫療體系和公眾對政府指令的遵守。在肯尼亞和其他非洲國家，隔離居家的指令一直難以執行。

一方面，政府將此歸結為人們對病毒的重視程度不夠。但當我去問摩西或約翰遜，他們告訴我，這是因為人們根本就沒有能力呆在家裏，即使病毒感染者的人數卻在不斷攀升——而且，反正這人數也是無論如何都會攀升的。

脆弱的防守

由於仍處於疫情的可控制階段，肯尼亞衞生部在努力將病毒感染者的人數儘可能地保持在低水平，並擴大了對公眾的檢測範圍，目前平均每天能檢測600人。大多數接受政府檢測的人，都被安置在政府批准的隔離設施中。但在這些隔離營裏，有很多人抱怨受到虐待或是更容易暴露於2019冠狀病毒病毒之下。

因為英國的病毒感染者人數成倍增加，在英國留學的21歲法律系學生阿什利（Ashley Yaro）選擇返回肯尼亞。她原本打算自我隔離，在到達內羅畢時才得知肯尼亞政府的強制隔離通知。

「當機場的官員招手讓我們走近，告訴我們這個指令的時候，我們都擠在一起，我記得我對一個人說，如果我們之前沒有（感染上病毒），現在可能已經染上了。」

像她這樣從外國留學回來，並且到達了才知道需要住進政府的隔離營的例子有很多。在被隔離的十天後，阿什利發了一條推特，只用了一個字：

「陰性！」

她逃過了一劫。但在隔離營中新增的感染數字隨即出爐——「我們有51%到52%的新病例都出現在檢疫設施中。」肯尼亞衞生部在4月2日的政府每日通報會上說。

後來，肯尼亞內閣衞生部長穆塔希·卡圭 （Mutahi Kagwe）將矛頭指向了這些住在隔離營裏的人：「這些天的陽性病例主要來自於隔離營裏的人，這意味着那些沒有認真對待隔離要求的人在造成傳播風險。」

隨着隔離期的延長，越來越多的視頻、信息和被隔離者的文件顯示出了他們與政府的矛盾。4月5日，政府公布，對在隔離營中有違反措施的人延長14天的隔離期，這一消息引起了人們的憤怒。有一個設施的人向衞生部提出了正式投訴。一些人貼出視頻，詳細描述了他們在這段時間裏所經歷的痛苦。

「有些人認為這是懲罰性的，但這些都是公共衞生措施。」在政府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病工作組中任職的病毒學家和免疫學家奧穆（Omu Anzala）嘗試解釋政府的指令。

4月7日，衞生部宣布將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對公眾進行快速檢測。但這一做法受到了批評，因為它不是對病毒本身進行檢測，而是對人體對感染做出反應而產生的抗體進行檢測，這可能導致更多檢測結果呈假陽性。然而，醫務人員稱這些檢測仍然有助於監控，使該國能夠更好地衡量確診患者的真實人數，何況直到最近，肯尼亞還需要進口試劑，以進行更可靠但更耗時的PCR檢測。

「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我們肯定會出現一個指數級（增長）的階段。我的預測是，從第一例病例開始，可能會在四到五週內發生。」艾哈邁德（Ahmed Kalebi）醫生說。艾哈邁德創辦並經營著一家名為「柳葉刀」的實驗室，也是肯尼亞為數不多一直在對公眾進行2019冠狀病毒檢測民營實驗室之一。

他認為，肯尼亞還沒有出現最嚴重的傳播情況。根據肯尼亞政府預測，4月底，患有2019冠狀病毒的確診人數將達到1萬人。衞生部發出的警告越來越嚴肅，稱肯尼亞在進入病毒傳播的關鍵階段。政府讓肯尼亞人做好心理準備，迎接未來的艱難時刻。

肯尼亞的擔憂，在非洲大陸的其他國家也能感受到。幾十年，這個大陸大多國家對公共醫療設施的投資都不足，而且有着過往的流行病的共同回憶，數以百萬計的人也對病毒抱有很強的戒心。

一直報導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喀麥隆記者米福（Mimi Mefo）說：「到目前為止，喀麥隆人只能在8個地區中的2個地區進行檢測，最多只能在5個可以接收25個患者的治療中心接收診治。」

這個西非國家的公共衞生保健系統一直收到各種疾病的侵襲，這也使得喀麥隆在面對又一個新型病毒病毒面前，脆弱不堪。

「就算是在疫情來襲之前，喀麥隆的醫療系統都幾乎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了。腎病患者沒有合適的醫療設備。艾滋病患者最近抱怨缺乏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瘧疾仍然是這個國家公共健康的巨大挑戰。」米福補充說。非洲人口年輕，應該能夠更好地應對病毒，但也因此，像米福所描述的那些有着併發症的潛在患者，會使疾病管理進一步複雜化。

截至4月10日，喀麥隆共有750多例病例，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第二高的病例數額。讓情況更加嚴峻的是，政府軍和親分離主義部隊之間的戰爭正在激烈進行。

據報導，喀麥隆總統保羅·比亞（Paul Biya）在3月初宣布了第一例病例後，一直沒有在公眾面前談論這場衝突對遏制2019冠狀病毒的影響，也沒有就病毒的問題向公眾發表過講話。國家與領導層危機的鬥爭，只會使其面臨和即將面臨的問題更加複雜。

「支持獨立的領導人呼籲停火。遺憾的是，我所工作的平台每天都在報導不斷的槍戰和殺戮，表明暴力事件仍有增無減。」米福說。

嘗試建起防線

「我們缺乏設施，但人們在應對危機、圍繞公共衞生進行動員的歷史悠久。」

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在3月份曾預測，非洲可能會損失一半的國內生產總值。由於貿易放緩和全球油價下跌，石油出口國將損失高達650億美元的收入。

當東非國家在面對國際衞生以及經濟危機，並開始採取一些自保以及緩衝的措施時，他們必須更為警惕——從埃塞俄比亞（衣索比亞）到烏干達，大量的農田已經遭受到大規模蝗災的影響。當病毒開始蔓延，許多非洲國家的公民都會離開城市，前往農村的家庭住所，在謀生能力被破壞後，更多人需要選擇依靠所在的社區來維持生計。

不過，還是一些國家採取的措施帶來了一些希望。

烏干達在疫情的開端便決定暫停國際航班和限制國內流動，這似乎發揮了作用，因為他們所記錄的的病例數量及要比肯尼亞和盧旺達少。而且，在經歷了伊波拉（埃博拉，Ebola）和馬爾堡（Marburg）病毒等傳染病後，烏干達比其他國家更容易落實協議的制定以及召集準備執行協議的人手。烏干達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還宣布了一項針對150萬弱勢社區居民的糧食分配方案。

在加納的禁制令措施進入第二個星期後，加納總統納納-阿庫福-阿多（Nana Akufo-Addo）宣布對40萬人進行糧食援助。阿多還宣布，政府將在未來三個月內為加納人承擔水費，不會出現水電中斷的情況。加納政府設立了一個1億美元的軟貸款計劃，幫助微型和中小企業度過難關。

此外，博茨瓦納（波札那）制定了一項1.68億美元的計劃，幫助企業支付工人的工資。幾內亞政府也已經宣布，幾內亞公民在12月之前可以不支付房租，公共交通和一些藥品及基本生活用品也將免費。

肯尼亞政治分析家和作家 Nanjala Nyabola 說，這些國家的舉措給了她希望，儘管挑戰巨大，非洲仍可以戰勝2019冠狀病毒。

「在肯尼亞，人們都知道這種疾病對窮人的打擊會比對富人的打擊更大。所以我們開展了食物募捐活動，人們在社區內盡其所能地提供幫助。」她說，「我們缺乏設施，但人們在應對危機、圍繞公共衞生進行動員的歷史悠久。」

她還提到了人權維護者聯盟的工作，他們在內羅畢的一些非正式定居點開展工作。義工們籌集了資金，在這些社區挨家挨戶地送水和肥皂，並希望可以在這些地區提供口罩。

「這類的社區活動就像一個在危機中的行動模板，但是現在最需要的是擴大規模。真正的挑戰就在這裏，人們被威脅嚇壞了，認為他們自己的生活會完蛋了。」

回到摩西和約翰遜做生意的街道上，商販們正在迅速適應疫情帶來的變化。

「我還會來賣的，但不會增加存貨。」摩西說，他敏鋭地意識到，工作，開始像他的水果一樣，短暫易逝。晚上7點開始的宵禁意味着他必須提前兩個小時關門，才能及時回家。

與數以百萬計在非正式經濟領域工作的人一樣，為了生存下去，摩西不得不快速行動，輕裝上陣，隨機應變。

不過，比起精神不錯的摩西——摩西獨自居住，一人吃飽就行——也還堅持在一旁擺攤的約翰遜要緊張地多，他少賣的每一件衣服，都會直接影響到他的妻兒的口糧，影響到一家人的未來。雖說習慣收入不穩，但大流行病下的未來，比以往都更要不確定太多。

本文記者John-Allan Namu來自肯尼亞，報導以英文撰寫，感謝實習生孫禕雯的翻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