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深度 評論

陳婉容:美國肺炎疫情,為何北方黑人死亡率特別高?

種族隔離其中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它本身就令解決問題加倍困難。


2020年4月10日紐約布魯克林,婦女在2019冠狀病毒測試點附近等待公共汽車。 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2020年4月10日紐約布魯克林,婦女在2019冠狀病毒測試點附近等待公共汽車。 攝: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美國成為2019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最嚴重國家之一,執筆時全美已有52萬多人確診,而且暫時未有可靠的緩和跡象。社區爆發最嚴重的美東紐約州當然是疫情新聞焦點,我所在的威斯康辛州暫時少於三千人確診,但有一項數據最近開始得到華盛頓郵報等大傳媒關注:威州最大城市密爾沃基(Milwaukee)的84個死亡案例中,有53名是黑人,即超過六成,嚴重不符密爾沃基的黑人人口比例(黑人佔人口比例不足三成)。

根據密爾沃基郡按「種族分布」發表的官方數據,截至4月12日為止,密爾沃基共有1710宗確診案例,當中753宗是黑人,466宗是白人,406宗不詳。可見黑人無論是確診還是死亡個案都比白人高。

最值得思考的是,人們對美國的一般印象,是南方的種族問題比北方嚴重。然而北方的居住隔離(residential segregation)其實比南方嚴重,而居住隔離帶來的種族健康不平等,就成為了冠狀病毒在密爾沃基黑人社區集中爆發的主因。

2020年4月11日,市民在紐約市的超市前排隊時,他們保持社交距離。
2020年4月11日,市民在紐約市的超市前排隊時,他們保持社交距離。攝: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為甚麼北方居住隔離(residential segregation)比南方更嚴重?

許多人想到美國的種族主義問題,都會先想到美國南方或所謂「深南州」(Deep South)。這是因為,第一,南方的邦聯(Confederate states)是美國南北戰爭中蓄奴州的聯盟,而三K黨這些惡名昭彰的種族主義暴力組織正是在戰後由邦聯士兵成立的。第二,在南北戰爭後不久,南部前邦聯州幾乎立刻發明了另一種維護白人種族優勢的制度:種族隔離(即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

1896年有人在法院挑戰這條條例(Plessy v. Ferguson),但法庭認為種族隔離並無違憲,「separate but equal」(隔離但平等)的教條正正源自這個著名案例。南部州還存在法外吊死黑人(lynching)等暴力行徑,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才開始減少。1955年,一個來自芝加哥的14歲黑人男孩 Emmett Till 在南部探親時被兩名白人活活打死,但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判白人兇手無罪,事件成為催發黑人民權運動的契機之一,也加強了南方白人特別暴力﹑野蠻和種族主義的印象。

南方的種族隔離要到1965年才正式廢除。美國的種族主義史幾乎都圍繞著南部諸州發生,但到了今天,居住隔離最嚴重的城市,幾乎全部位於美國北方的東部和中西部。根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e)在2018年發表的報告,全美種族居住隔離最嚴重的城市正是密爾沃基,之後是紐約﹑芝加哥﹑底特律(Detroit)﹑克蘭夫蘭(Cleveland)——全部都是北方城市。為甚麼?

這些北方城市有個共通點,它們都是上世紀1910年代末至1970年代「非裔人口大遷徙」(The Great Migration)中南方黑人的目的地。六十年間共有超過八百萬非裔人口遷至美東和中西部北方城市,一來是為了逃避南方種族隔離和明目張膽的,針對非裔人口的暴力,二來是因為當時北方正值工業蓬勃發展的時期,中西部鏽帶的鋼鐵業就聘用了很多北遷的黑人;而南方經濟就仍受戰爭影響一片蕭條。

這場歷時半世紀的大遷徙完全改變了美國人口分佈面貌,北方非裔人口驟增令白人不滿,催生了北方版的吉姆克勞法:紅線政策(Redlining)。

2020年4月8日洛杉磯南部,大學生展示了2019冠狀病毒流行期間安排檢測的信息,這是在查爾斯德魯大學醫學院進行的第一天檢測。

2020年4月8日洛杉磯南部,大學生展示了2019冠狀病毒流行期間安排檢測的信息,這是在查爾斯德魯大學醫學院進行的第一天檢測。攝: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紅線政策(Redlining)

美國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後,羅斯福推出新政(The New Deal),嘗試將美國從百業蕭條中拯救出來,而新政的其中一個措施就是成立聯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ssociation, FHA) 和屋主貸款公司(The 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HOLC),來借錢給付不起房貸的美國人。這項政策後來受不少新凱恩斯派的經濟學家稱頌(包括諾獎得主Joseph Stiglitz),而事實上新政的確令不少美國人得以翻身。但因為屋主貸款公司的一項「紅線政策」,導致美國黑人非但幾乎沒受惠於新政,反而至今還被壓制了經濟上向上流動的機會。

紅線政策這個名稱在六十年代由社會學家 Joseph McKnight 所創,其實是屋主貸款公司的一個「社區特色」評級制。「社區特色」的定義就是:「有沒有有色人種?」純白人區被評為A級,下面有B﹑C級,評級較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有猶太人「入侵」(當時猶太人還未被認為算得上「白人」)﹑鄰近「壞社區」(即有色人種社區)等等。D級的是黑人社區(只有一戶黑人也會被劃為D級區),最難獲得貸款。於是房屋業者就有將黑人趕出社區的動機,也不願意把「好社區」房子租給付得起錢的中產黑人。

紅線政策於是成為了系統性種族隔離的工具。The Color of Law: A Forgotten History of How Our Government Segregated America 作者,歷史學家 Richard Rothstein 就指出,多種族混居的情況在紅線政策以前不算罕見,但紅線政策以後,種族單一的社區就成為了主流。五﹑六十年代,美國工業開始衰落後,多個中西部都會區(包括密爾沃基)的內城因就業機會流失導致人口流失和罪案頻生,種種「都市衰落」(Urban decay)現象令透過房貸政策積累了足夠財富的白人集體遷至郊區(「White Flight」或「白人群飛」現象),而黑人只能留在日漸破落,商業機會和教育﹑醫療資源都嚴重缺乏的內城區,更難以透過工作或教育上流。

今日美國雖然再無正式的紅線政策,但針對黑人的住房歧視仍在,有研究指出房仲業者會不願意為非裔人士介紹好社區(白人社區)的房子,或者要求他們付更高的租金(註1),直接或間接延續了北方城市的居住隔離現象。

比照1938年紅線政策下的密爾沃基地圖,與疫情爆發中的密爾沃基地圖,可發現紅線政策區與當下的黑人社區高度重合。

2020年4月4日,紐約布魯克林區威克霍夫醫院的馬路對面懸掛著破爛的美國國旗。

2020年4月4日,紐約布魯克林區威克霍夫醫院的馬路對面懸掛著破爛的美國國旗。攝:Bryan R. Smith/AFP via Getty Images

種族隔離與健康不平等(Health Disparities)

美國黑人和白人群體之間的健康不平等(Health Disparities)是社會學﹑人口學和公共衛生等領域經常研究的課題。舉個例,在美國頭十個最常見致死病因(心臟病﹑癌症﹑中風等)中,其中八個的死亡率,黑人都高於白人。長期病患者患上2019冠狀病毒肺炎容易引起併發症,例如糖尿病﹑高血壓患者血管受損程度高,更難以抵禦由病毒引起的發炎感染。由於黑人長期病患者比例較高,肺炎在黑人中的致死率高於白人也就不難理解。

許多社會學家都指出美國幾乎所有種族不平等(包括教育﹑就業﹑收入以至健康的不平等)之源都是居住隔離。美國公立學校資源來自地方政府稅收,所以即使不把私校納入比較,白人區和黑人區的公校設施﹑師資﹑資源都是差天共地的(著名主持人Oprah在2008年做過一個叫「Trading School」的節目單元,有興趣可以看看美國的學校資源差距)。即使擁有同等學歷,黑人的薪資仍明顯低於白人,黑人女性更甚。

此外,缺乏商機的黑人社區容易淪為「食物沙漠」(Food Desert),即附近很少有賣新鮮蔬果肉類的超市,只有連鎖快餐店或賣零食乾糧的雜貨店的社區。主糧是漢堡﹑汽水和薯條當然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但回家燒菜坐下吃飯,吃完做一陣子瑜伽或去健身室跑步,對很多人來說其實是奢侈的享受。更嚴重的問題是,有毒廢物棄置場的選址通常都在貧窮的黑人社區附近,而黑人社區的健康問題通常也得不到政府機關積極回應。密歇西根州城市弗林特(Flint) 的鉛水問題自2014年爆發至今仍未解決,而弗林特﹑底特律和密爾沃基等中西部城市的內城區問題相似,都是經歷過去工業化,人口流失和「White Flight」的黑人社區。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醫療教授 Jo Phelan 和傳染病學教授 Bruce Link 在2015年共同發表一篇名為「Is Racism a Fundamental Cause of Inequalities in Health?」的論文,指出種族歧視是種族健康不平等的最根本成因,它透過種種機制令非裔人口難以獲得與白人同等的健康保障,對非裔人口的身心健康也有很大損害。人口學中有所謂的鄰里效應(neighborhood effect),即較貧窮家庭如果住在較好的社區,也能夠從社區的各種資源(例如有售賣新鮮食品的超市)中獲益,但持續的居住隔離問題令非裔人口難以遷入較好的社群。兩位學者也在文中指出,黑人區的醫院在醫療器械﹑專家和醫護質素都遠遠落後於白人社區醫院,醫療疏忽和各種事故較後者頻繁,病人死亡率(不論是白人或黑人病人)也較高。

當然很難說六十年代至今美國的種族問題毫無改進,有些學者也相信居住隔離問題無法解決的原因是階級問題(經濟無法上流)而非種族主義問題。但社會學家 Douglas Massey 和 Nancy Denton 就曾在合著的 American Apartheid 中反駁這些觀點,指出居住隔離問題最大的源頭肯定是種族而非階級:民權法案通過後,非裔人口的平均收入有逐步提升,但居住隔離問題卻未見改善;每一個收入水平的相異性指數(dissimilarity index,衡量空間隔離的指標)都沒有太大差別,即是說,無論是貧窮和中產黑人都無法與白人社會融合。雖然階級不平等是一個大問題,但對於非裔人口而言,更多切身問題是源於種族的。

密爾沃基的疫情會讓美國重新關注種族隔離問題嗎?未必。我所在的州府麥迪遜(Madison)位於全美非裔兒童貧窮比例最高的郡(Dane County),但如果我不是社會學人,大概不會在日常生活中留意到這些源自種族問題的各種差距——畢竟我們每天自然出入的地方都是「好社區」,即是白人區。種族隔離其中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它本身就令解決問題加倍困難。

(陳婉容,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研究生)

註1:Massey and Lundy, 2001

參考書目:
Massey, D., & Denton, N. (2003). American Apartheid. Cambridge, Massachus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ssey, D., & Lundy, G. (2001). Use of Black English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Urban Housing Markets. Urban Affairs Review, 36(4), 452-469. doi: 10.1177/10780870122184957
Phelan, J., & Link, B. (2015). Is Racism a Fundamental Cause of Inequalities in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1(1), 311-330. doi: 10.1146/annurev-soc-073014-112305
Rothstein, R. (2017). The Color of Law: A Forgotten History of How Our Government Segregated America. Live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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