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深度 評論

民主的「至暗時刻」,催生了一個更自信還是更焦慮的中國?

中國當下相對的安全狀態——尤其是相對西方國家的安全狀態,暗合了一直以來中國對其體制合法性論證的模式。


2020年4月8日,來自吉林省的醫護人員完成抗疫工作,在天河國際機場和武漢的醫護人員相擁道別。 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4月8日,來自吉林省的醫護人員完成抗疫工作,在天河國際機場和武漢的醫護人員相擁道別。 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1981年,阿馬蒂亞∙森(經濟學家,199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對饑荒的研究中提出,與當時大眾所認知的「饑荒屬於天災」不同,饑荒的發生多屬於人禍,而人禍的發生又與政治制度——反對黨的存在、媒體自由、民眾抗議的途徑、民主選舉的權利——有着密切的關聯。森寫道,「在駭人聽聞的世界饑荒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立、民主而有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真正的饑荒。無論找到哪裏,我們都找不到這一規律的例外。」

40年後在武漢發生的一切,起初似乎是「民主無饑荒」論在瘟疫語境下的再次印證。但出人意料的是,二月底,當中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時,疫情卻在歐洲再次爆發,並迅速發展成全球大流行,體制的對比甚至看起來出現了反轉。雖然韓裔德國學者韓炳哲把中韓等國的抗疫效率歸因為「東亞服從傳統」的觀點很快得到了批評和反駁,但「中國模式決定性地促成了抗疫成功」仍然是當下被中國國內、以及部分海外言論所廣為接受的敘事。端傳媒3月19日發表的《從信任危機到世界救星,中國政府如何重建「大國自信」敘事》一文,便梳理了疫情爆發以來的若干輿論熱點和宣傳重點,指出「宣傳系統在1月和2月份屢次失手之後,終於藉着國內疫情減緩、全球疫情暴發的『機會』,奪回了輿論場的話語權」。

隨着『大國自信』敘事的重建,輿論空間中的愛國情緒在歐美疫情爆發後再度高漲。一方面體現為體系性地生產和消費體制優越感與自信心,另一方面則體現為民族主義不斷塑造競爭者、假想敵,「逆練」燈塔主義。更堪玩味的是,參與者的「小粉紅」色彩淡化、參與者的普遍面貌不再是使用低幼語言、飯圈策略的年輕人——如果說海外爆發前的愛國潮主要仍是小粉紅在一片質疑聲中逆勢為「阿中哥哥」反黑,那麼海外疫情爆發後的愛國潮,則更像是普通人的體制信心與民族信心的全面復甦。

二月疫情在歐洲蔓延是愛國潮轉變的關鍵節點。那些曾被認為與中國體制密切相關的問題,在其他國家依次重演,「民主無大疫」的神話迅速破滅。中國當下相對的安全狀態——尤其是相對西方國家的安全狀態,更暗合了一直以來中國對其體制合法性論證的模式:生存和發展權高於並優先於其他更為抽象的人權,生存和發展權的保障不僅是更為重要的成就,還能彌補後者的缺失。

2020年4月8日清晨,武漢解封第一天,高速列車從武漢站開往南寧東站。

2020年4月8日清晨,武漢解封第一天,高速列車從武漢站開往南寧東站。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體制優越感,對標「想像的西方」

當下體制自信增長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基礎並非「我(中國)是怎樣」,而是「與西方相比,我(中國)是怎樣」。

這種話語模式曾在國際社會和中國內部飽受質疑,但當下的疫情態勢為這種話語提供了有力的支撐。民主社會錯失防疫黃金期,被歸因於它們重視自由、尊重人權、強調隱私,國家因此缺乏抗疫的「硬核」手段,缺乏行動的效率。大批自媒體、營銷號批量生產文章,渲染海外「淪陷」、「恐慌」、「無知」、「民眾不配合」。筆者之所以以「渲染」概括,是因為這些文章缺乏事實核查或實地採寫,僅將零散的國外信息拼接,加以悚動的標題,打造出極為類似的「海外不行」、「西方世界分崩離析」的敘事。

官方宣傳同樣沒有缺席。無論是人民日報的「反超了」,還是觀察者網發布的《西方防疫處罰比中國還嚴厲,還好意思說中國是「專制」》一文,字裏行間的幸災樂禍已經到了不加遮掩、體面無存的地步。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提出了一種「抵消論」:「到今天(3月19日)這個時間點上,與新冠疫情的戰鬥對中國人整體信心的加分已經超過了減分。完全可以預見,隨着疫情在世界上的進一步擴散,這樣的加分會越來越多。」

當下體制自信增長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基礎並非「我(中國)是怎樣」,而是「與西方相比,我(中國)是怎樣」。信心的復甦需要持續地和西方世界對標,比數字——「反超了」、比策略——「抄作業」、比慘烈。作為比較對象的西方世界面目模糊,它時而是陷入巨大困境的意大利,時而是泛泛而指的歐洲,時而是美國,時而是邊界不明的自由民主國家的集合體。至於不同國家內部的地方治理差異、不同國家間的差異、歐洲和美國的差異,很少被認真提及,也很少被好奇。

自由和民主——或許再加上對隱私權的寸步不讓——是這個想像的西方的重要特徵,而正是這樣的特徵讓它們難以嚴格推行社交隔離、難以追蹤確診和密切接觸者、難以高效動員社會資源,最終連最基本的生存權也無力保障。

與此同時,既非西方也非中國的地帶大體上處於被間歇性遺忘的的狀態。這背後當然有包括語言隔閡在內的複雜多樣的原因,但依稀可以看到,既非西方也非中國的抗疫經驗是有意識地被淡化的。日本因為鑽石公主號受到關注,乘客疏散後淡出輿論焦點;對韓國早期疫情暴發的關注獵奇式地集中在新天地教會,隨着病例增長平緩,韓國也漸漸淡出視野;伊朗的報導突出一個「慘」字,但為何伊朗的威權體制沒有發揮出「硬核」作用、或者伊朗的威權體制到底在抗疫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自然是不可說的。大致而言,這些國家——或因與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仍有很大差異、或因本身是威權國家但抗疫乏力,很難被置入民主體制抗疫低效的敘事模式之中。儘管像韓國、日本這樣的近鄰或許更可能為中國提供有益的借鑑,但它們無法提供提振體制信心的敘事。

民族主義再起,製造敵對他者

⋯⋯病毒溯源的科學工作很快和民族尊嚴問題攪合在一起。另一個被製造出來的敵對的他者是留學生群體。

體制自信又與民族主義相互加持。如果說自信的加分依賴製造「可供對比的他者」,民族主義話語則更偏向製造「敵對的他者」。

疫情發展初期,病毒起源地就成為敏感話題,病毒是否起源於武漢在更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個面子問題。自一月其他國家報告輸入性病例開始,世界各地都出現了針對亞裔居民和遊客的語言歧視與人身攻擊。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和普通民眾以多種方式表達憤怒和抗議本是合情合理,世衞組織和國際社會主流也都在強調「病毒無國籍」,反對與疫病相關的歧視與排外主義。

但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民眾,反駁的要點卻並非是歧視與污名化,而是強調缺乏充分證據證明新冠病毒起源於中國。或許這種策略被認為能夠徹底切斷污名化,畢竟如果中國不是疫源地,那麼即使病毒污名化存在,也不會和中國扯上關係。但實際上,這等於在說對疫源地的歧視和污名是有正當依據的,只不過受到歧視的不應該是中國。

2020年3月18日,福州市的大廈外牆顯示了由福建省送至武漢抗疫的醫護照片。

2020年3月18日,福州市的大廈外牆顯示了由福建省送至武漢抗疫的醫護照片。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其結果就是,病毒溯源的科學工作很快和民族尊嚴問題攪合在一起。病毒起源中國成為了在民族情感上不能被接受的事實,病毒美國製造甚至也成為了一種民族情感的需求。2003年非典中國尚可以調查公布零號病人和病毒的中間宿主果子狸,而當今的大環境下,中國能否最終坦然面對病毒起源問題也令人生疑。

另一個被製造出來的敵對的他者是留學生群體。這一群體本來和「小粉紅」有着廣泛交集,但在粉紅色彩淡化的愛國潮中,他們卻被尷尬地「難民化」。距離海外留學生從世界各地採購防護用品運往國內尚不足一個月,因海外疫情日益嚴重選擇回國的留學生即被指責為「萬里投毒」、「巨嬰」和「不懂感恩」。拉薩電視台主播在公開新聞播報中使用的順口溜「祖國建設你不在,萬里投毒你最快」迅速流行,某回國人員集中隔離酒店中留學生想喝礦泉水被訓斥的視頻登上熱搜。選擇海外生活學習被視作留學生群體的第一重「原罪」,出國不僅僅意味着擁有某些優越的條件,還意味着留學生個體對中國和別國的高下判斷,出國即意味着某種意義上的不忠,在對留學生的攻擊中,相當多的評論在質問「你覺某國那麼好,怎麼這個時候知道回來了?」

「逆練」燈塔主義

「逆練」燈塔主義同樣對西方世界進行想像,視這個西方世界為政治上的燈塔,最終也落腳到對一個沒什麼不敢做、沒什麼不敢說、沒什麼不敢砸爛的政治領袖的熱愛與支持。

「逆練」燈塔主義,或許可以用來總結這種體制與民族自信的恢復。關於「燈塔主義」,學者林垚在《燈塔主義與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川化」》一文中討論過,中國自由派「川化」的原因之一是政治燈塔主義。簡言之,自由派出於對極權的反感和恐懼,「對西方(尤其是經濟體量上唯一堪與中國抗衡的美國)政治產生一種殷切的投射,並且不由自主地將紛繁複雜的政治議題坍縮到自己有過切身體驗的簡化版「左/右」光譜上來理解」。這種政治燈塔主義的後果,則是自由派無法接受西方世界當下的「白左」價值觀、反對「政治正確」、不能理解接納少數群體的政治抗爭,最終,轉向支持沒什麼不敢做、沒什麼不敢說、沒什麼不敢砸爛的特朗普來維護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秩序。

而「逆練」燈塔主義同樣對西方世界進行想像,視這個西方世界為政治上的燈塔,最終也落腳到對一個沒什麼不敢做、沒什麼不敢說、沒什麼不敢砸爛的政治領袖的熱愛與支持。但「逆練」的獨特之處在於:一,它不是由自由派發起,而是廣義上的反自由派發起。官方宣傳的鼓手、流量驅動的自媒體、小粉紅、乃至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傾向稍強的普通人都參與其中。

二,承認西方世界是政治燈塔,並非是對自由等一系列價值的認可和推崇,而是認為主流話語將西方世界視為燈塔,自己不得不暫時承認。並且正因如此,「燈塔」的一切問題都必然和自由、民主、人權、隱私有關,而要凸顯自己的體制優勢,就必須和燈塔來比較,燈塔之外的地方則成為「燈下黑」。

三,對真實的西方世界發生的有違燈塔標準的行為,例如政府績效的不足、公民自由的侵犯、民主赤字等,懷有一種嘲諷的態度,控訴西方的虛偽,但對真實西方社會內部的自我批評和激烈異議同樣不關注、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在反「白左」和反「政治正確」上和川化自由派持有類似立場。西方抗疫妖魔化的報導雖然數量眾多,但是《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對本國行動拖延、準備不足、官僚作派的批評,以及權力在緊急事態下可能濫用的反對,都沒有得到關注。相反,這些媒體仍被先驗性地蓋章為對中國與其他國家實行「雙重標準」。

四,它最終落腳於對政治強人的支持與熱愛,但這個強人自然不會是西方世界的政治人物,而是本國領袖。對他的期望自然不是維護現有的新自由主義秩序,而是用中國特色的體制去顛覆、動搖西方建立起的秩序。雖然中國領導人的公開表態與特朗普風格大相徑庭,但號稱「天團」的外交部發言人隊伍在實際上被寄託了這樣的希望,並且也沒有叫人失望。新聞發言人趙立堅的推特發言大受中國國內好評的一大原因,就是他用特朗普的風格「以牙還牙」。雖然發言人的權能有限,但是他們的語言風格都帶有著明顯的「沒什麼不敢做、沒什麼不敢說、沒什麼不敢砸爛」的氣質。

2020年4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國旗下半旗,向武漢的逝世者致哀。

2020年4月4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國旗下半旗,向武漢的逝世者致哀。攝:Di Yin/Getty Images

自信還是焦慮?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這樣的焦慮和緊繃將持續地為危機埋下種子,但也將持續地製造信心來原諒危機、遺忘危機。

《從》文認為,「大國自信」的敘事終於得到了重建,官方節奏與民間情緒再次合流。但很大程度上,「逆練」燈塔主義得到的自信卻來自一個對自身充滿焦慮和緊繃的中國。「逆練」燈塔主義,不是單純的對中國抗疫成效的反饋,而是早已有之的焦慮和緊繃的延續。這種焦慮和緊繃,既塑造出今天信心的復甦,也隱身於早先武漢危急的醖釀過程。

站在今天回看疫情,民主社會必定更容易應對公共衞生危機甚至更可能避免公共衞生危機的結論顯然是錯誤的,並且,歐洲多個國家和美國應對不力、錯失防疫黃金期的的原因之一也在於他們對自身體制的傲慢。

但福山所主張的破除「唯體制論」並不會在中國找到太多的同路人。將危機防避與應對,和政治體制掛鉤的思維模式,其實一直紮根中國本土,並構成普通人對政府合法性的理解。相比於歐美國家將合法性寄託於程序,這種盯住體制績效的合法性觀念更容易緊張。對這種觀念更準確的概括,並不是回顧性的「中國模式不曾發生大危機或能夠處理好大危機」,而是前瞻性的「中國模式不能發生大危機或註定處理好大危機」。

正因為這種掛鈎不是基於對過去的事實性總結,而是投射向到未來的要求,甚至帶有承諾的意味,因此與其說這是對體制的堅定自信心,毋寧說是對體制表現的高度焦慮和緊張。簡而言之,中國模式必須是優越的,中國模式「輸不起」。在這種集體情緒的作用下,危機最好以「外鬆內緊」的方式悄悄解決,以免留下讓人負面發揮的口實。

人類週期性地遭遇傳染病本是一個中性的事實,以此延伸出的價值判斷最多指向人與自然關係的反思,但正如「吹哨人」之一的艾芬醫生所遭遇的那樣,公開病毒的消息,哪怕僅僅是向周圍的親友同事發出有限的警告,也會被高度政治化,被視作對體制的攻擊。艾芬醫生所遭遇的指責:「你視武漢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顧;你是影響武漢市安定團結的罪人;你是破壞武漢市向前發展的元兇」,這些大而虛的政治性詞彙的堆積,正是這種前瞻性的緊繃之下產生的荒謬效果。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這樣的焦慮和緊繃將持續地為危機埋下種子,但也將持續地製造信心來原諒危機、遺忘危機。打破這種惡性循環,既需要一個更為開放寬容的言論環境,也需要公民主動地覺醒和反思。前者幾乎確定不可實現,那麼後者還可以期待嗎?

答案可能同樣是另人失望的。反思的缺乏固然和公共空間的不斷坍塌這一外在條件相關,但這同樣也是很多普通人自覺放棄的結果。近年來,審查的蠻橫嚴苛、權力的任性妄為、國家監控的嚴密滲透早已侵入普通人最平凡、最私人的生活,甚至細微到娛樂節目的字幕和私人對話中的小小抱怨。

對體制變化的感知早已不是知識分子和政治異議者的專屬。普通人隱隱約約知道高壓之下自己被虧欠了什麼,但深入的思考既是痛苦的,又是危險的。恰在此時,肺炎的全球流行為這種心理提供了一種很好的補償,民主的至暗時刻與諾亞方舟般的中國之間的差異,甚而讓一些人慶幸——多虧自己犧牲了種種權利換得眼下的安全。「虧欠」成為了「值得」,並且,作為「幸運兒」還能夠對那些遙遠的國家說一句「你也有今天」, 輸不起的人此刻可以暫時放鬆神經,挺起腰桿說一句「我沒有輸」了。更重要的是,服下這一口鴉片既不痛苦也不危險。這不是時代的解藥,卻是時代最需要的止痛藥。這樣看來,官方宣傳與民間情緒的合流,其實並不像是雙方對體制的信心達成共識,而更像是彼此各懷心事的合作表演。

但是,在直觀意義上,胡錫進的話是正確的——中國人整體的信心加分已經超過了減分——這不是胡錫進們對情勢的判斷,而是胡錫進們對歷史敘事的壟斷。痛苦、失去、死亡不能被抵消掉,但是記憶可以被遮蓋和塑造,歷史的主畫面是可以控制和設計的。就在提出「抵消論」的同一則微博中,胡錫進無意間透露出真正的體制「優勢」所在:「我們的體制有防止出現極端趨勢而開展調控的充裕能力」。

(金雲深,時評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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