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阿馬蒂亞∙森（經濟學家，1998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對饑荒的研究中提出，與當時大眾所認知的「饑荒屬於天災」不同，饑荒的發生多屬於人禍，而人禍的發生又與政治制度——反對黨的存在、媒體自由、民眾抗議的途徑、民主選舉的權利——有着密切的關聯。森寫道，「在駭人聽聞的世界饑荒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獨立、民主而有保障新聞自由的國家發生過真正的饑荒。無論找到哪裏，我們都找不到這一規律的例外。」
40年後在武漢發生的一切，起初似乎是「民主無饑荒」論在瘟疫語境下的再次印證。但出人意料的是，二月底，當中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時，疫情卻在歐洲再次爆發，並迅速發展成全球大流行，體制的對比甚至看起來出現了反轉。雖然韓裔德國學者韓炳哲把中韓等國的抗疫效率歸因為「東亞服從傳統」的觀點很快得到了批評和反駁，但「中國模式決定性地促成了抗疫成功」仍然是當下被中國國內、以及部分海外言論所廣為接受的敘事。端傳媒3月19日發表的《從信任危機到世界救星，中國政府如何重建「大國自信」敘事》一文，便梳理了疫情爆發以來的若干輿論熱點和宣傳重點，指出「宣傳系統在1月和2月份屢次失手之後，終於藉着國內疫情減緩、全球疫情暴發的『機會』，奪回了輿論場的話語權」。
隨着『大國自信』敘事的重建，輿論空間中的愛國情緒在歐美疫情爆發後再度高漲。一方面體現為體系性地生產和消費體制優越感與自信心，另一方面則體現為民族主義不斷塑造競爭者、假想敵，「逆練」燈塔主義。更堪玩味的是，參與者的「小粉紅」色彩淡化、參與者的普遍面貌不再是使用低幼語言、飯圈策略的年輕人——如果說海外爆發前的愛國潮主要仍是小粉紅在一片質疑聲中逆勢為「阿中哥哥」反黑，那麼海外疫情爆發後的愛國潮，則更像是普通人的體制信心與民族信心的全面復甦。
二月疫情在歐洲蔓延是愛國潮轉變的關鍵節點。那些曾被認為與中國體制密切相關的問題，在其他國家依次重演，「民主無大疫」的神話迅速破滅。中國當下相對的安全狀態——尤其是相對西方國家的安全狀態，更暗合了一直以來中國對其體制合法性論證的模式：生存和發展權高於並優先於其他更為抽象的人權，生存和發展權的保障不僅是更為重要的成就，還能彌補後者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