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深度 全球疫情觀察

徒步四百里、每天吃一頓:兩個印度工人的封國時刻

移民們一磚一瓦建設了城市,卻始終被認為是「局外人」。而在病毒面前,他們既無法「社交隔離」,也沒有陽台為醫護鼓掌。


2020年3月29日,印度新德里的警員正在指揮在車站等待回家的農民工。 攝:Sajjad Hussain/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29日,印度新德里的警員正在指揮在車站等待回家的農民工。 攝:Sajjad Hussain/AFP via Getty Images

3月28日星期六,印度南部阿拉伯海濱的喀拉拉邦坎努爾縣(Kannur),某處採石場安靜得一反常態。這裏已經停工四天了。工人曼朱納斯(Manjunath S Lamani)決定,和一行卡納塔克邦北部的老鄉一起徒步回家。傍晚七點,他們出發了。

四天前的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宣布,為控制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蔓延,印度全境封鎖21天。城市突然停擺,即刻引發了農民工的返鄉潮。公共交通全線停運,印度北部很多離家更近的農民工都選擇了走路回家。起先,曼朱納斯觀望了幾天。他的家在400公里之外的卡納塔克邦哈韋里縣(Haveri),不眠不休也要走三四天。

這天,他聽到消息,前一天出發的工友在到達卡邦邊境後,當地警察安排了車送他們回家。這給了曼朱納斯一絲希望,他想着,只要走到卡邦地界,就總能找到辦法回去。

圖:端傳媒設計部

曼朱納斯已經斷斷續續在喀拉拉邦打工十五年了。他遇到過罷工,也見到過交通停擺,但像如今這樣的全國封鎖,還是他三十三年人生的頭一遭。他隨便收拾了一套換洗的衣服,還帶了一條被單,就上路了。他還是覺得,回到家會更安全。

但他的遭遇並沒有之前的工友那麼幸運。那天深夜,曼朱納斯一行在喀拉拉邦境內被警察攔下,他就地在附近的印度教寺廟裏歇了一晚。第二天,3月29日,他們重新出發,下午才到了卡納塔克邦的邊境小鎮維拉傑佩特(Virajpet)。

在這裏,曼朱納斯被告知不能再繼續前行。他出發的當天,印度中央政府向各邦指令,嚴格封鎖邊境,對返鄉的移民不再放行,同時建議對他們就地安置,提供住所和食物。

曼朱納斯錯過了回家的末班車。他被安排住在一所寄宿學校的宿舍裏,和他一樣滯留在這裏的農民工有近百人,都來自卡邦北部和中部地區。

2020年3月28日,印度德里的農民工正在巴士總站等待政府安排的巴士回鄉。

2020年3月28日,印度德里的農民工正在巴士總站等待政府安排的巴士回鄉。攝:Raj K Raj/Hindustan Times via Getty Images

外來採石工

曼朱納斯從18歲起,就在喀拉拉邦的採石場打工。通常,他每兩個月回一次家,歇幾天再回去工作。

三月初,他又一次啟程了。那時,疫情的衝擊剛剛波及印度,德里和特倫甘納邦(Telangana)同時報告了第一例輸入病例,泰姬陵所在的北方城市阿格拉(Agra),一個意大利旅遊團也有14名遊客確診。這完全沒有引起曼朱納斯的警覺。當時卡邦還沒有確診病例,喀拉拉邦在一月底確診的三個武漢大學留學生也已治癒。

他和朋友在 WhatsApp 和 Facebook 上看到肺炎的消息,以為它只發生在中國。

背土離鄉也是曼朱納斯養家餬口的最佳選擇。在採石場,他的日薪是750盧比(約合港幣77元),還管早餐和午餐兩頓飯,他能攢下不少錢,足夠老家父親、妻子還有孩子的花銷。

他出生在哈韋裏縣的貝魯爾村(Bellur),這裏氣候乾旱,只有三四個月的季風時節才有雨水光臨,稻米只能種一季,其他的主要作物有石榴、玉米和高粱。

曼朱納斯是拉馬尼人(Lalani),屬於印度憲法中的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政府立法確定的兩大弱勢群體之一,另一個是表列種姓,即通常說的「不可接觸者」),他家裏沒有土地,世代以替人做農活為生,每天的薪水在三四百盧比(約港幣40元)左右。但這份工並不固定,他一週最多兩三天有活兒幹,不幹活就斷了收入。

2001年,讀到七年級之後,曼朱納斯就輟學了,也幹起了和父親一樣的活計,補貼家用。打零工可以餬口,但沒辦法改變世代為農的命運。城市化的大潮,給了曼朱納斯一次機會。

「為了讓我的孩子有更好的未來,我必須要掙錢來供他們讀書。」曼朱納斯對我說,他有三個小孩,最大的7歲,最小的只有3歲。

2005年,18歲的曼朱納斯就經老鄉介紹,到喀拉拉邦尋生計。喀拉拉邦地處印度西南海岸,在熱帶季風的滋養下,這裏草木茂盛,物資豐饒,民眾也相對富裕。城市的擴張和人口的逐漸膨脹,推高了對石材等建築材料的需求,採石場像雨後春筍一樣冒了出來。採石場的工作終日暴露在粉塵之下,當地的呼吸道疾病發病率逐漸上升,採石場還有誘發山體滑坡的危險,本地人漸漸不願再從事這份工作,為更便宜的外來勞工打開了通道。

在採石場,曼朱納斯租住的群租房裏一共住了十個人,四個是卡納塔克邦的老鄉,還有六個人來自東北部的阿薩姆邦。除他們之外,北方的比哈爾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也是採石場外來勞工的主要來源。

群租房每月的房租總共為4000盧比(約港幣409元),加上水電費,每個工人每月花在住宿上的錢大概要500盧比(約港幣51元)。停工之後收入斷了,這筆錢也成了讓他們頭疼的問題。曼朱納斯告訴我,卡邦本地的工人基本都離開了,但阿薩姆和其他北部來的工友們還困在坎努爾,政府給他們提供了食物,但他們還得想辦法付房租。

酒也是問題。採石場的工作是體力活兒,工人們收了工一般習慣喝點酒,本地小商鋪裏自釀的酒很便宜,但封城後就斷了供。

在坎努爾,工人們每天只需要自己做一餐晚飯。採石場的日間飲食是當地人的口味,提供的是喀拉拉邦常見的馬塔紅米飯(Matta rice),曼朱納斯已經習慣了,他只是為了賺錢養家,對飲食並不挑剔。但自己做晚餐時,他還是會悶上家鄉常見的白米飯,一解鄉愁。

2016年8月15日,印度梅加拉亞邦的礦工正在工作。

2016年8月15日,印度梅加拉亞邦的礦工正在工作。攝:Sanjit Das/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進退維谷

每次,從家鄉到坎努爾縣,要先坐一夜的大巴到卡納塔克南邊的曼加羅爾市,再轉乘五個多小時的火車。曼朱納斯本該在這裏待到五月,再帶着兩個月的工錢回家。

但曼朱納斯很快發現事情比他想的要嚴重。與境外聯繫緊密的喀拉拉邦很快出現了新增病例,且確診人數位居印度前列,離坎努爾縣不到100公里的卡薩拉戈德(Kasaragod)更是成了「震中」,報告了喀拉拉邦近一半的確診病例,坎努爾縣也出現了病例。

3月22日那天,印度全境在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命令下實行了較為溫和的「人民宵禁」,他提議公眾不要外出,並在下午五點時站在陽台上為防疫一線的工作人員鼓掌。

曼朱納斯沒有陽台,他也沒空鼓掌。當天採石場還沒停工,他一直從早上七點半工作到了下午五點半。

那時,他還以為宵禁只是暫時的,但此後封鎖措施的層層加碼讓他措手不及。3月22日,中央政府要求公共交通在三月底前停運,又過了兩天,莫迪宣布了全國封鎖21天的消息,採石場也徹底停工了。曼朱納斯獲取消息最主要的渠道是WhatsApp,直到停工,他還以為一到四月就可以回家。

他意識到封鎖的嚴重性時為時已晚。3月28日中央政府的一道指令,把他攔在了歸途中,至少在4月14日之前,他哪也去不了。

曼朱納斯踏上回鄉路的那天,住在班加羅爾東郊 Kariyammana Agrahara 貧民窟的阿卜杜勒(Abdul Kalam Khan)沒吃上早餐。

五年前,阿卜杜勒從德里遠赴班加羅爾謀生,現在和姐姐、姐夫等五個人擠在一間棚子裏。封城之後,物流不便讓蔬菜的價格漲了一倍,阿卜杜勒家捉襟見肘,一日三餐也無法保證,他當天只吃了一頓飯。

阿卜杜勒和上千名住在貧民窟的外來勞工一樣,更關心兩個問題:什麼時候能開工?下一餐飯從哪裏來?籠罩在貧民窟上空的陰雲,並不是蔓延的病毒,而是飢餓和貧窮。

Kariyammana Agrahara 貧民窟緊鄰班加羅爾的 IT 科技園區,這裏見證了班加羅爾作為「外包之都」的昔日榮光,英特爾(Intel)、埃森哲(Accenture)等軟件公司都坐落在此;也滋養了班加羅爾被譽為「印度矽谷」的科技創業潮,印度估值最高的創業公司Flipkart、中國最知名出海品牌之一小米的辦公樓也在附近。

軟件和科技公司的蜂擁,讓班加羅爾老城區向東的老機場路成為了擁堵最嚴重的路段之一。但3月28日這天,這條主幹道上幾乎看不到一輛車。平日裏熙熙攘攘的寫字樓也空無一人,只有門口戴着口罩的保安獨自享受着難得的寧靜。附近的商業住宅樓陽台上,偶爾看得到居民的身影,他們大多是附近公司的員工,封城期間在家工作。

與這些現代化的住宅樓僅一牆之隔的貧民窟,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這裏完全看不到任何「社交隔離」的蹤影:小商店門口擠滿了購買食材的居民,婦女每人拎着兩三個桶排隊打水,孩童們在垃圾堆旁玩着木製的玩具。一家商店的電視裏播報着冠狀病毒的新聞,六七個居民駐足觀看,也還有人站在商店門口閒聊。看到我拍照,居民們警覺地散開了。他們沒人戴口罩,偶爾有路人蒙着面巾走過。

貧民窟的棚子是用膠合板和鋁合金搭的,裏面不通電,也沒有排水設施,一位居民告訴我,到了季風季節,雨水會一直淹到膝蓋。

班加羅爾的IT科技園區被譽為「印度矽谷」。

班加羅爾的IT科技園區被譽為「印度矽谷」。圖:作者提供

脆弱的局外人

Kariyammana Agrahara 貧民窟是繁榮生長的科技園催生的副產品。產業發展帶來住宅擴建,數萬人日常生活的後勤需求,為外來移民提供了生計。移民大多在附近的公司和公寓裏做保潔、安保等工作,阿卜杜勒則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司機。

3月21日起,公司就開始了遠程辦公,他相當於變相休假了。驟然停工帶給他的不是清閒,而是被不確定感籠罩的憂慮。公司只承諾三月份的薪資會正常發放,但封城還要持續到四月,他能不能按時領到薪金、合同還會不會繼續,都還沒有準信。

最大的問題還是房租。這間不到十五平方米的棚子的月租金是3000盧比(約港幣306元),阿卜杜勒告訴我,如果封城持續,十天後他們就沒法按時付房租。貧民窟的棚子多是私人違建的,居民的權利沒有合同擔保,但每月都會有人定時上門收租。

封城和停工讓阿卜杜勒失去了繼續留在班加羅爾的理由。他和家人的口糧配給都登記在德里,回到家就能以幾盧比的價格買到一斤大米,也不用交房租,封城後他第一時間就想回家,「就算是餓肚子,跟家人在一起也總是好的。」阿卜杜勒告訴我,遠在德里的父母非常擔心他,要是他在身邊的話,父母會開心一點。

但當時公共交通早已停擺,他和家人都回不去了。阿卜杜勒五十多歲的叔叔已經決定了,如果封城在4月14日後持續,他也打算步行返鄉,回到2000多公里之外的德里。

這是24歲的阿卜杜勒,在2020年遭受的第三次打擊。

年初,印度議會修訂了《公民身份法》,這部將大量穆斯林排除在外來移民獲取公民身份之外的法案,在印度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持續數月的抗議浪潮,也讓印度國內穆斯林的生存處境更為艱難。雖然公民身份註冊還未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但在是印度人民黨執政的卡納塔克邦,清理外來移民的行動已經率先展開。

去年11月,卡納塔克邦警方將59名孟加拉非法移民遣送出境。此後,阿卜杜勒居住的貧民窟也不斷遭受警察的騷擾。「警察會隨時出現,讓我們出示身份文件,一言不合就隨便抓人。」阿卜杜勒說。這種隨機的恐懼一直籠罩着他。

圖:端傳媒設計部

二月初,這種恐懼變得具體。他和叔叔住的那間棚子被政府拆了,同時被拆的另外三十多間。旁邊商業住宅區的居民向警察舉報,稱貧民窟中住有孟加拉國非法移民,還有人從事非法活動,雖然警察並沒有掌握相關證據,但他們的棚子還是被夷為平地。

事後,主導此事的官員被停職,阿卜杜勒被拆毀的棚子卻沒了下文,他和叔叔只得擠進原先姐姐一家住的棚子裏。

卡納塔克邦的第一例確診案例在3月9日才出現,但政府在3月13日就關閉了學校、商場等公共場所。阿卜杜勒告訴我,警察此後也開始在貧民窟周圍巡邏,要求他們勤洗手、戴口罩。但他一直對疫情沒有感知。公共宵禁那天,阿卜杜勒也和貧民窟的居民一起,站在街道上歡呼鼓掌。「我們不知道這有什麼用,但WhatsApp上的消息說,這能讓冠狀病毒遠離我們。」他說。

我們第一次在貧民窟見面時,阿卜杜勒正和叔叔一起,從廢墟中挑揀出還能用的瓶子等物件。叔叔沉默寡言,他主動攀談,但語氣也很平靜,沒有太多抱怨。

封城後,我再次到訪,打電話聯繫他,他抱怨着停工後的種種不便,不耐煩地打斷了我追問細節的提問,說,「你問這些到底能怎麼幫到我?我現在只想回家。」電話那頭傳來爭吵聲,阿卜杜勒說家裏人在吵架,也沒有再出現。

來班加羅爾五年,阿卜杜勒只回過兩次家。北部廉價勞動力更充裕,他在那裏每個月只能賺到七八千盧比(約港幣七八百元),而班加羅爾的薪水差不多翻了一番。

但他還是只把千里之外的德里當做「家」。「只要交通解封,我就先回家待幾個月,等疫情完全結束再回來工作。」阿卜杜勒說。

很多外來勞工都拖家帶口,住在貧民窟的棚子裏。

很多外來勞工都拖家帶口,住在貧民窟的棚子裏。圖:作者提供

城市化與被忽視的移民

阿卜杜勒所在的貧民窟,主要住的是從比哈爾邦(Bihar)、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北部地區,卡納塔克邦北部,以及阿薩姆等東北地區來的勞工。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北方邦、比哈爾邦也是移民勞工的最大貢獻者,中央邦(Madhya Pradesh)、旁遮普邦(Punjab)、拉賈斯坦(Rajasthan)邦次之。

印度的移民潮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經濟自由化開始, 此後的軟件外包和科技創業熱潮也進一步助推了城市化的進程。班加羅爾、孟買、海得拉巴、德里和清奈(金奈)等一線城市發展迅猛,工作機會充裕,吸引了本邦及全國各地的外來移民。

根據《2017年印度經濟調查》的數據,印度國內的移民勞工數量高達1億,佔了全國勞動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城市地區,大約33%的男性勞動人口、56%的女性勞動人口是外來移民。

圖:端傳媒設計部

印度憲法保障了國民自由遷徙的權利,這些大量湧入城市的勞工,也讓城市開始分層。

正如班加羅爾科技園附近的貧民窟一樣,外來移民往往居住在城市夾縫的棚戶區、貧民窟等非正式住宅區。這裏的人口密度大、衞生條件較差,當城市受到病毒衝擊時,外來勞工無疑是最脆弱的群體——他們無法享受「居家隔離」的特權,又往往為與海外有聯繫的中產階級僱主提供服務,居住條件也讓他們做不到社交隔離。

孟買的貧民窟已經報告了數十起確診案例。其中一例,就是一位68歲的家政工被僱主傳染,而僱主此前從海外返回。

這些外來移民,也往往從事着低薪、危險的臨時工作,如建築、旅館、紡織、製造和家政服務等。很多移民還揹負着沉重的債務,多是收成欠佳的農業債,和嫁女兒的嫁妝債。無力負擔城市高額的房租,他們隨時面臨着失去棲身之所的風險。在班加羅爾,從2013開始,就出現過多次貧民窟被大規模拆除的情況。這些行動往往因周圍富人區住戶的投訴而起,理由有污染水源、違章建築等,不一而足,每次都讓數以千計的移民無家可歸。

移民們一磚一瓦地建設了城市,卻始終被認為是「局外人」,甚至是「外來威脅」,因為他們「搶走」了本地居民的工作。反移民甚至成為了舉足輕重的政治主張。

在孟買,外來移民佔據了人口的55%。目前執政的濕婆神軍黨(Shiva-Sena),就一直在比哈爾外來勞工、北方邦外來勞工的問題上大做文章,認為「孟買人」應該把這些外來移民趕出孟買。

大城市的外來移民,即使攜家帶口,也大多過着候鳥式的遷徙生活。

阿亞瑪(Ayamma)一家住在班加羅爾老城區的一個小型棚戶區,離國際品牌店鋪林立的百尺路只有幾百米之遙。我路過時,她的三個女兒正在路邊玩耍。

大多數移民工人都生活在狀況不佳的大棚屋裡。

大多數移民工人都生活在狀況不佳的大棚屋裡。圖:作者提供

2009年,阿亞瑪和丈夫從卡納塔克邦北部的古爾伯加縣(Gulbarga)來到班加羅爾謀生。十一年間,夫婦倆相繼生了三個女兒,她們目前都在附近的公立學校讀書。但每年的暑假,阿亞瑪還是會把孩子送回老家。

阿亞瑪家旁邊是一大片荒地,院子裏堆放着塑料瓶、紙箱等可回收的垃圾,女兒還在院子裏種了一株番茄。低矮的房屋裏異常昏暗,房間沒有通電。一家人為這間十多平米的小屋,每月支付1000盧比(約港幣100元)的房租。

本來,阿亞瑪和丈夫每月的收入還不錯,兩個人加起來能拿到3.7萬盧比(約港幣3774元)。但做泥瓦匠的丈夫停工之後,她做保潔每月1.2萬盧比(約港幣1224元)的收入不足以負擔日常開支,被迫動用本來就不多的積蓄。阿亞瑪告訴我,之前她每天花50盧比買蔬菜,現在則要花100盧比。她擔心,如果封鎖持續,家裏要迫不得已去找民間放貸人借錢維生。

阿亞瑪的口糧份額也登記在老家。雖然印度政府早就提出要推行口糧全國通領,但她並沒有信心,一家人能在班加羅爾待多久。

受疫情影響,女兒們早早就停課了,又回不了老家,在屋子裏寫作業,還得藉着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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