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 2019冠狀病毒疫情 國際 深度 全球疫情觀察

疫情讓男性「回歸家庭」後,她們的舊煩惱和新危險

「永遠不要忘記,只需一場政治、經濟或宗教危機,女性的權利就會遭到質疑。永遠不能視女性權利為理所當然。在你的餘生中,都必須對此保持警惕。」


2020年3月24日,香港一個懷孕的女性在街上戴著口罩。 攝:Anthony Wallace/ 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24日,香港一個懷孕的女性在街上戴著口罩。 攝:Anthony Wallace/ AFP via Getty Images

自從3月17日,法國實行全民隔離,要求學校停課、僱員在家工作後,一個生活在法國巴黎的女權博客主夏爾邦提(Coline Charpentier)發現,她的很多讀者來信,都是媽媽們無助的傾訴:隔離期間,遠程工作和小孩看護無法兼得——即使「他也在家」,或者說,正是因為「他也在家」。

隔離開始兩天後,一條女性讀者來信,說發現全民隔離這樣的「例外」情形,沒有給家裏的分工帶來任何改變:「如今我和丈夫兩人都在家工作,但還是我看孩子、做飯、洗衣服、陪孩子寫作業……」另一讀者跟帖,講述着幾乎同樣困境:「公司想當然,覺得夫婦兩人跟小孩在家,都能正常工作。」

「真夠虛偽的,誰不知道最終受影響的總是女性。」帖子繼續說。

夏爾邦提的讀者裏,還有在隔離期間也必須出門工作的人,比如收銀員或清潔工——如今,她們白天出門工作,晚上回家處理家務,「就算丈夫在家」。不過,比起爭執誰應該在這個時候幹家務,她們更擔心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會不會將病毒感染給家人。緊急時期,大家首先想到保護自己和家人,在柴米油鹽的隔離日常中,公不公平似乎顯得不那麼重要。

全球已有100萬人確診2019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病席捲全球,在這樣一個牽扯着整個社會所有人生活情形的「緊急狀態」裏,哪些是緊急的、急需應對的,又有哪些會被認為暫時沒那麼重要的?這些選擇和界定,會讓誰暫免危機,又會讓誰深陷困境?

法國女權先鋒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一段論述再次被流傳開來。她說:「永遠不要忘記,只需一場政治、經濟或宗教危機,女性的權利就會遭到質疑。永遠不能視女性權利為理所當然。在你的餘生中,都必須對此保持警惕。」

全民隔離後,家庭內部不平等「浮出地表」

夏爾邦提在巴黎郊區擔任歷史地理中學老師。2018年,她創辦了這個目前已有11.6萬粉絲的Instagram博客賬號,這個博客的誕生,也跟她的個人經歷有關。

她和丈夫都是女權主義者,本以為早已丟棄了固化性別觀的束縛。但兩年前兒子出生,她發現自己竟然還是落入「稱職母親」的社會範式:既要工作,又要管理好家庭,還要常伴小孩左右,做一個「好媽媽」。她終日在學校、兒子、朋友和個人活動之間奔波,疲憊不堪。與女性朋友聊天時發現,大家或多或少,都面臨這種「運籌帷幄」式的持家壓力——社會學給出學名,叫做「精神壓力」(mental load)。

她選擇博客的形式,通過讀者投稿和相關注釋,講解「精神壓力」,嘗試探索所謂「稱職」母親的其他可能。多數情況下,「精神壓力」由女性承受。一年半的時間裏,她共計收到1.2萬封來信,其中只有上百份男性投稿。

隔離激化了這一趨勢。隔離第一週,夏爾邦提每天收到二十到三十條來信,都是媽媽們抱怨隔離生活疲憊不堪。

3月26日的一篇投稿寫:「我必須繼續出門工作,但當天得為所有人考慮周全。不然,晚上回家,老公和孩子都會特別煩躁。為了不必要的爭吵,我寧願出門前事事安排妥當。」夏爾邦提解釋說,考慮周全屬於「精神壓力」,擔心爭吵是「情感壓力」,這名女性寧願選擇前者。「一天在外工作,最不希望晚上回來陷入爭吵。為避免家裏大亂,她盡其所能,以致有時忘記自我」。

2020年3月26日,澳洲悉尼一名女外送員。

2020年3月26日,澳洲悉尼一名女外送員。攝:Jenny Evans/Getty Images

有兩種「家長範式」——兼顧工作和家庭的母親、認真工作努力養家的父親。夏爾邦提說,當前的家庭和學校教育,都向這些模型靠攏。「但是,明明不常在小孩身邊,我們也能成為好媽媽;而男性除了工作賺錢外,也可以做一個好父親」。她希望通過博客,呈現不同家長模型的可能性。

夫妻間的男女平權是老生常談,但也最難實現。「男女關係裏,找對方評理,註定要發脾氣。還不如安於現狀,甚至偶爾感慨說,『他也會買菜做飯,我真是好運氣』。」夏爾邦提總結說,為保持家庭關係和諧,妻子會選擇生活在「可接受的不平等」之中。

這一選擇也可能出於經濟現實考量。40歲的莫倫(Johanna Moran)生活在華盛頓,是一名中國問題分析員,她告訴《紐約時報》,隔離期間,她和丈夫設立了三班倒計劃,兼顧各自工作和三個幼兒看護。但丈夫是電視記者,很快被公司召回,瞬間打破這一脆弱的平衡:他為了工作,不敢向公司講述家裏難處。

莫倫也理解丈夫的做法,畢竟他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她很清楚,若有意外發生,自己的工作總會最先受到影響。

在全國隔離後,意大利自由職業廣告撰寫人米凱拉已經切身感受到這一影響。她是四個低齡兒童的母親,為了工作還得先於家人早起床,安安靜靜書寫兩個小時,但每天都這樣,哪吃得消。而且,隔離才幾天,她的收入就縮水了一半。

意大利是家庭婦女數量最高的歐洲國家,意大利國家統計研究所(Istat)數據顯示,60%的意大利職業女性為照看小孩而減少工作時間,女性平均工資比男性低25%。

各地不少團體已經相繼拉響警鐘:3月底,法國23名國會議員在媒體上發表公開信,呼籲在家隔離期間,夫妻應分擔「家務和『精神壓力』」;瑞士女性團體尤其強調,工作在前線的女性面臨多重壓力,呼籲政府向她們提供免費孩童託管。

夏爾邦提當老師,不受失業困擾。相比之下,她丈夫工作壓力很大。丈夫早意識到她對家庭的付出更多,兩人平分家務,但很多時候他愛莫能助。和所有母親一樣,她隔離的第一週過得雞飛狗跳。為找到獨處時間,夏爾邦提只好讓兒子一個人玩樂高遊戲。

隔離之初的焦慮和不安終於平復,但她把孩子丟在一邊,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媽媽,還是有點內疚。至今,她似乎仍未擺脱「稱職母親」的束縛。

進入隔離第二週,博客收到的信件數量逐漸變少了。在夏爾邦提看來,這並不意味着男女「精神壓力」的分擔在發生好轉,「或許只是她們心情逐漸平復,並接受現狀了。」

「他做了犧牲,但也沒做」

3月12日晚,得知學校要關,38歲的法國女律師桑德麗娜(Sandrine)焦慮起來。「我可怎麼工作?」法庭還開着,只是減少了大半的庭審,她還是有個別案子要出庭,此外,還得做不少撰寫和文書工作,需集中精力,尤其不能分神。但她有兩個兒子,大的7歲,小的5歲,一想到24小時都要跟他們在一起,桑德麗娜頭特大。

「孩子會要了我們的命。」這句話,她在推特上,寫了兩遍。

她丈夫是一家工廠的總監,平時在家也會搭把手,但持家照顧孩子的重任,從來都是落在她這個當媽的身上。一直以來,她兼任職業保姆、家庭總管和職場女強人數職,最近生活更是一地雞毛:剛搬新家,房子正翻修,監管工程由她全權負責;前兩個月,律師一直罷工,反對退休改革,現在復工不久,手頭的案子可謂千頭萬緒。

2020年3月24日,法國的米萊爾醫院,一名醫護人員望出窗外。

2020年3月24日,法國的米萊爾醫院,一名醫護人員望出窗外。攝:Sebastien Bozon/AFP via Getty Images

家裏家外太忙,桑德麗娜早有怨言。到了法國進入居家隔離的首日,桑德麗娜顯得格外恐慌。她還向幾個女性律師朋友傾訴過。她們都是工作狂,有些不以為然,覺得桑德麗娜太誇張。但隔離僅數天,閨蜜們便達成共識:遠程工作同時,根本沒法陪小孩上課。

無奈之下,桑德麗娜只得減少工作量,平日裏一天能處理多個文件,現在降到一個——還好律所是自己開的,自己可以決定工作量;客戶們在隔離期間,也算寬容。可兩三個小時實打實的工作時間,看似微不足道,背後仍需丈夫積極配合。他也在家工作,看到妻子手足無措,便答應照看倆兒子做作業。

他早晨起床洗澡後,馬上工作,直到孩子起床,隨後做早餐,上午一邊陪孩子寫作業,一邊工作。桑德麗娜做午飯,接下午的輪班。雖說丈夫為此改變作息時間,但工作時長仍跟平日一樣。

丈夫一點犧牲都沒做?桑德麗娜有些猶豫:「他做了犧牲,但也沒做。」他願意看幾個小時的小孩,固然考慮到家庭,更是為適應自己團隊節奏。現在遠程工作,網絡連接不甚暢通,他無法持續工作。再說,他的工作性質允許他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小孩。

事實上,「就連隔離日程表——每天的計劃,兩個人的分工和時間安排——都是我寫的。」不過,她沒時間再去計較,現在她私下更擔心的是隔離十來天了,肩負起育兒新任務的丈夫,不會厭煩了直接撂挑子吧。

她有些苦澀地說:「我自認為是女權主義者,但危機來臨,能給自己爭取的,也不過如此。」

這是一個奇怪的春天,陽光普照,可無人談論天氣,也無人張羅野餐喝酒。桑德麗娜住在法國中東部小城馬孔(Mâcon)的鬧市,樓下一溜餐廳和咖啡館,都大門緊閉。她時常想,這些餐廳之後還在麼?哪些咖啡館又會安然無恙?「之後如何,是大家特害怕問到的問題。」比如她最擔心的就有——「小孩可能回不了學校了。」

丈夫所在工廠停工一週,後政府發布政令,工人將再次返工。聽到這個消息,桑德麗娜很矛盾。一方面,疫情嚴重,有人竟要返廠工作,太不正常;另一方面,工廠重啟,運營無恙,丈夫可能也不會丟工作。

桑德麗娜歎息說:「我們從未如此接近過『變身家庭婦女』的這一現實。」她調侃起隔離結束後的情形:男性因體會到妻子不易,承擔諸多家務,備受稱讚,會被稱是人類史上的一大進步。

隔離期間,為了照顧家庭,女性是否會「犧牲」自己的工作?法國女權活動家德阿斯(Caroline De Haas )告訴端傳媒,現在回答這一問題可能為時尚早。疫情蔓延之際,法國很多僱員被迫「部分失業」(會獲得不低於最低工資的政府補貼,可避免企業大規模解僱員工),但這是企業決定,並非個人選擇。

但同時,女性多兼職工作,收入較低,危機面前,承擔的風險也更高。德阿斯說:「可以確定的是,經濟危機一定會對男女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你們無權出門,但有權出逃」

法國61歲的婦產醫生阿特姆(Ghada Hatem)是「女性之家」(La Maison des femmes)創始人。這家反性別暴力機構,並非社工協會而是醫護機構,因此隔離期間也一直開着。

阿特姆每天去上班,跟平時無異。她在黎巴嫩出生,小時經歷戰爭,面對疫情危機,比一般人反應要平靜,「每一代人都會經歷戰亂動盪的,年輕一代人總以為會倖免」。話雖然這麼說,她心裏仍有十分擔心的對象——遭受家暴的女性。

「一般來說,有暴力傾向的男性很難忍受挫敗感,禁足會加重受挫情緒,他們肯定會更兇。」以阿特姆的經驗看,生活在家暴陰影下的女性,之前還能去學校、醫院或救助協會,突破重圍,「但現在,她們哪兒也去不了,同外界失去了接觸的可能性」。

以前,平均每隔三天,「女性之家」接待一名被家暴女性。隔離一週後,家暴情況是否加重?面對端傳媒的提問,阿特姆當時還不好下結論。不過,法國警方出警記錄已經驗證了阿特姆的擔憂,內政部3月28日宣布:隔離一週內,全法家庭暴力案件增長32%,巴黎地區增長36%。

2020年3月24日,西班牙布爾戈斯一名女性坐在家中望出窗外。

2020年3月24日,西班牙布爾戈斯一名女性坐在家中望出窗外。攝:Samuel de Roman/Getty Images

隔離開始後,政府推出了藥店預警機制:受害者可去藥店求助,店員迅速通知警察,讓他們出警。而法國性別平權部也將負責提供2萬個酒店入住天數。

禁足期間,家暴受害者遭遇「雙重隔離」,原有的補充救援機制運行不暢,同樣會導致險象環生。法國律師托馬斯尼(Nathalie Tomasini)接受電視台採訪時,便提到隔離帶來不少反家暴維權的現實問題,毆打醫療證明可否通過電郵寄出?施暴方在隔離期間又能被遣送到哪裏?

隨着封城封國的地區增多,同樣的劇情在各地不斷重複。中國各省市陸續結束隔離,因疫情而生的家暴逐漸被提及。目前尚無官方數據,但澎湃新聞英語網站「第六聲」(Sixth Tone)3月2日報導,湖北省「監利縣派出所在2月份收到162起家庭暴力案件的報警,是去年同月47起舉報的三倍」。

其他國家的情形也開始陸續出現在媒體上:隔離開始不久,盧森堡執法機構曾出警十次驅逐暴力伴侶,高於平均數據;西班牙加泰隆尼亞反家暴熱線撥打人數增加20%;意大利隔離三週內,3名女性被丈夫打死;巴西里約熱內盧一家暴受害者收留中心入住人數增長至少40%……

家暴一直都在。以法國為例,2019年因家暴死亡的女性有149人,即每隔三天,便有一名女性被伴侶或前伴侶暴力致死。法國各大女權協會對疫情產生的家暴十分警惕,隔離一開始,便積極通過媒體宣傳家暴受害者求助熱線,同時還向受害女性喊話:「你們無權出門,但有權出逃。」

這些前期動員,引起公眾的警惕。28歲的反家暴社工德拉維(Louise Delavier)告訴端傳媒,隔離期間,通過匿名網頁聊天系統,新來諮詢的人,增加50%,其中很多人是看到身邊的家暴行為,便聯繫她所在協會希望尋求建議幫助。人數之多,她着實有點意外。

「有個人覺得鄰居家或朋友的領居家可能存在家暴現象,但不知道如何行動,便特別緊張。」德拉維能做的,便是去傾聽,弄清情況,給出建議,並適時減輕他們的負罪感。

其實,每逢重大節日和活動,都會迎來家暴高峰。聖誕節、情人節甚至足球比賽日,人們情緒波動大,家庭暴力會隨之增加。隔離並非家暴的唯一高峰期,但隔離期間,家暴議題則獲得空前關注。

家暴旁觀者開始更為覺醒,這是好事。可德拉維還是忍不住抱怨:「就好像平常日子,反家暴不重要似的。」

戴上女權「有色眼睛」審視緊急狀態

隔離期間,一些女性正遭遇雙重懲罰。

3月中下旬,美國得克薩斯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密西西比州、艾奧瓦州和俄克拉何馬州六州,將墮胎列入非必要手術。幾乎同時,法國緊急放寬勞工法,每週最長工作時間由48小時,延長至60小時,卻沒有同意將墮胎手術規定的懷孕12周之內,暫時延長至14周之內。而處於疫情漩渦的意大利,本身半數以上的婦產科醫生早已明確反墮胎,現在為數不多的墮胎機構,在緊急時刻,只能傾向按下暫停鍵。

未成年人、單親媽媽和被家暴婦女遇到這種情況,又該如何自救?法國婦產醫生阿特姆說,為減輕手術室負擔,女性懷孕初期,可通過藥物或局部麻醉,實行人流。但如今墮胎中心紛紛關閉,有些醫護病倒,墮胎難度增加。3月31日,她和上百名同行在法國《世界報》簽署公開信,呼籲政府採取措施,保障女性在緊急狀態正常行使墮胎權。否則,他們將不惜違反法律。法國衞生部長4月1日國會接受問詢,承認隔離期間墮胎數量減少令人擔憂,表示已向衞生最高委員會提出申請,延長藥物人流法律規定的懷孕5週期限。

病毒蔓延時,各地性工作者遭遇的,或是三重懲罰。

禁足期間,性工作者們無法工作,也無法獲得國家救助,甚至被再次指責為病毒攜帶者。繼續工作被病毒傳染,或停止工作活活餓死?在抗疫夾縫,性工作者發起網上眾籌,試圖自救。近日,法國一家性工作者工會STRASS就發布公告,提醒疫情之下,普通僱員可通過病假、「部分失業」和帶薪休假等社保體制,維持正常的生活,而若要確保性工作者也無需出門工作,政府同樣應向性工作者發放類似補助。

公共衞生危機也是一面鏡子,會照出各種形式的不平等。這也是反家暴社工德拉維得知隔離後的第一反應,她想到了需要育兒的姐姐、想到了住9平米房間的鄰居和缺乏遠程輔助設備上課的學生。大家收到同樣的隔離指令,但各自的隔離條件千差萬別。有時付出看似同樣的努力,不平等反會慢慢滋生。

2020年3月16日,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地下鐵車廂內,一名女乘客戴著口罩。

2020年3月16日,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地下鐵車廂內,一名女乘客戴著口罩。攝: Leonardo Fernandez Viloria/Getty Images

病毒並不會脫離社會現實獨立存在,在2019冠狀病毒面前,男女同樣被區別對待。3月6日,醫學雜誌《柳葉刀》發布文章分析稱,疫情前期研究雖顯示,男性死亡率高於女性,但最近中國官方數據顯示,湖北90%的醫護人員為女性,並強調這一特殊工作性質顯著增加女性的感染風險。疫情之下,檢測和就醫條件不同,男女死亡率和感染率,也會受到影響。

文章指出,當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發時,女性多是家庭主婦和前線看護,男性則是掌權者和政策制定者,導致女性特有的需求被忽視,從而感染率高。特殊時期,政府為保障急診,不惜犧牲母嬰和生育醫療資源,導致塞拉利昂共和國地區孕婦死亡率達世界之最。

與此同時,在抗疫前線,女性又從未如此備受矚目。世衞組織表示,104個國家中,醫護前線工作人員中70%都是女性——她們是奮鬥在一線的醫生、護士、藥店店員和醫護機構消毒人員。在法國,該數字為78%。

時鐘撥回3月16日20點。法國總統馬克龍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國家將進入隔離狀態。二十一分鐘的講話中,他重複了六次「我們要打仗了」。

中學老師夏爾邦提聽了,沒有很驚訝:「哦,這是讓大家準備作出犧牲了」。律師桑德麗娜聽了這話則特別警覺:「要求大家作出犧牲,但很多時候,犧牲重擔還不是又落在女性身上」。

「大家又總是健忘的,就像女性生產很痛苦,但總會忘記當初的疼痛。」她若有所思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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