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2019冠狀病毒疫情 疫時回鄉記

「疫區」日記終篇:武漢不需要我的和解,只是我不再恨它

生存不是問題的時候,來自哪裏是急迫的;當死亡逼近的時候,回到哪裏才變得緊要。如果我們回答時的一絲温存,保留到後危機的時代,那便是足夠的起點。


2020年3月27日,一個戴著口罩的人在武漢街頭上行走。 攝: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27日,一個戴著口罩的人在武漢街頭上行走。 攝: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曉宇的第一篇日記,寫於武漢封城後,全家人面對的艱難選擇。第二篇,寫封城期間,人們陷入的漫長掙扎與對信仰的拷問。如今,這座城市解封在即,曉宇也寫下了封城日記的終篇。他說,危機促使我們面對出逃之外的決斷:我們要「回到哪裏」?文章首發於作者微信公眾號「世風」,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手機上,健康碼變綠。如果我是返工一員,便可邁入街道,乘公汽地鐵,重温整座城市。沒有復工證明,兩個月的封鎖,也會在「最殘忍的季節」結束。此時此刻,作為系列日記的尾篇,有必要坦誠地揭露過去二個月間隱瞞的身份,自己不過是塑料武漢人的事實。本地人早已看出來端倪,我沒有用「家家」而是「姥姥」,也未曾有一句武漢話的表達。

至今,我不會講武漢話。我從不說自己是武漢人,只說「武漢來的」,「住在武漢」,或是用一句被朋友群嘲的話——「武漢是我的戶口所在地」。疫情之前,我在外地的居留時間即將超過武漢的成長歲月。我一直否認和弱化這座城市的影響。旁人看來,這真是忘恩負義和數典忘祖,對生你養你的水土沒有依戀。

而我並不出生於武漢。我的家人也沒人生活在他們出生的地方。國家一聲號召,母親一家從北方遷往南邊的深山,支援三線建設。父親是貨真價實的湖北人,可是,畢業後加入集體,我見他的方言也退化殆盡。我們生活在圍起來的院中,有自己的食堂,醫院,學校,體育場,露天電影,稱外面的人「老鄉」或「當地人」。當初,即便離社會主義尚遠,但已然實現困擾歐洲的多元文化主義。全國各地的人,在與世隔絕的山中,相互依靠。多年之後,當我在英國說起深山的身世,聽眾以為這是一樁勵志故事的開始。

我總能在中國的各個角落和茫茫人群裏發現同類。我們沒有方言,沒有地方身份,在什麼地方都顯得格格不入。家鄉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歷史概念,不是可回去感歎桑海蒼田的地方。它完全消失了,沒有空間上的延續,只存在於那個特定的時間。家人離開他們二三十年前來到的地方時,正如他們當初抵達時一樣。如今,大家坐在一起懷念過去,也只是認為那是不可回去的廣受貧苦困擾的美好。

2020年3月30日,武漢的部份商場重開,服飾店員工在復工前拍照留念。
2020年3月30日,武漢的部份商場重開,服飾店員工在復工前拍照留念。攝:Getty Images

剛到武漢,我無法對這座城市產生好感。操普通話買菜遭遇不同的價格,坑蒙拐騙和小偷小摸時有發生,被武漢話罵得無法還嘴,更不用說當地伢的惡作劇。我們在這裏學會了猜疑、堤防、髒話和憤怒。武漢多年評選文明城市未果,讓我對這個官方獎項的公正保持了長期的敬意。的確,我們中很多人迅速適應,學會方言,打成一片,事到如今,和本地人毫無差別。

我執拗地拒絕改變,尤其是拒絕改變口音才能得到平等對待。我寧願以普通話爭吵。入學時一位老師說,大家冒得問題我就講武漢話。班上只有我舉起手說,聽不懂!請講普通話。(那位老師性情温和,講課負責,我至今記得舉手後他不好意思的神情。)因為這樣的態度,沒少和當地團伙幹仗。我由此拒絕加入任何一個集體,圈子,團伙,對那些以集體主義之名的脅迫更是深惡痛絕。對於我來說,只存在和只有一個集體,但它和當地認同沒有關係。

小學期末,班主任說你們不聽話,我明年起不教你們了。平日很受學生喜歡的老師。她說完,班上有同學哭起來,然後,整個班跟着哭,包括那位插班的美國華僑。我從頭到尾沒有一滴眼淚。班長指着我說,你怎麼這樣。那時候,我換了三所學校,習慣了老師一年一換,不覺這樣的流動有何不妥。指責的人越多,我越是硬着頭皮,傷心的表情也不給。後來到了國外,異國他鄉沒那麼新奇。那種陌生,隔閡,語言的生疏,社會化的壓力,已不是頭一回。每年回到武漢,去的還是學生時期的那幾個地方,生活半徑之內。外地的朋友來武漢,我也不知道該帶他們去哪,和遊客一樣,看地圖找餐館。

從封城起,武漢朋友恢復了聯繫。即便這些聯繫很可能不會持續到疫情後。我和初中同學回想十三年前的最後一次見面。隔離的第三週,一家人費力地想要買到熱乾麪,在此之前我從未把它當作是美食(因為更傾向豆皮)。每天望着燈火通明的樓房,一起困惑,煩躁,希望,熱淚,憤怒,精疲力竭。我第一次和武漢的情緒在同樣的頻率,開始懷念近乎武漢的一切。我意識到長久以來的轉變,飲食離不開辣椒,對性格潑辣的人情有獨鍾。開花,二十度的氣温,沒有蚊子。十年了,我沒在這個時節經歷武漢,和印象中的極端兇戾相反。暴雨來時,尤為親切。四五月份開始,六七月梅雨,八月台風,終會有幾場酣暢漓漓的大雨。暴雨前鼓勁的悶熱,空氣裏的火藥味。蜻蜓低飛,人搖蒲扇,汗水夾在骨頭和皮膚之間。遠處烏雲壓過來,空中劃過鳥叫,瞬刻安靜,箭在弦上滿弓,獅子出籠的一秒。雨後水霧籠罩下的長江,兩岸江灘,夜晚,霧氣散去,大橋下跳舞的中老年人,橋上火車呼嘯而過,燈光照亮水泥階梯,抗洪紀念碑。

2020年3月20日,武漢抗洪紀念碑亮著燈。
2020年3月20日,武漢抗洪紀念碑亮著燈。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我想起和武漢人在異國他鄉的相遇,他們聽到我不會講武漢話時的錯愕。研究的緣故,我採訪社會活動分子,總是不成比例地遇到武漢人和湖北人。同事說,你們武漢人有反骨。這時候,我心裏有了虛榮,像是佔了光。楚雖三戶,辛亥革命,柒貳零。每次,見武漢街頭標語,都感覺要被捲入即將到來的風暴,先是「敢為人先」,後來是「武漢,每天都不一樣」。漸漸,在國外,有人問我哪來的。我說,中國中部。再問下去,一座叫武漢的城市。再問武漢是哪,我便說,革命開始的地方。如今,我們在為42開頭的身份爭取公平,我的精神比任何時候都靠近這座城。反抗的原因,和初到武漢時一樣,反抗改變身份才能得到的平等認同。

沒想到以這樣的方式,我和困擾十多年的身份,做了和解。只是,這樣和解的代價太大了。我情願,它以其它方式,在更遠的將來。貫穿這場疫情,最使我動容的,是武漢人千方百計的回家之旅。封城一開始,我們便聽到這樣的故事,外地週轉回漢,買上經武漢的火車票,勸服乘務員,「理應不停」的站台,兩三分鐘時間,大家拎着箱子,提早排在門口,車停,魚貫而出,穿過寂靜的火車站,拖着行李,步行回家。這與災難中出逃的景象截然相反。大家不顧一切,想要回到「震中」。回家,違背禁令,不被人知,可它從頭到尾都是強烈的存在,持續至今。

我一直以為,給下一代的禮物,是他們不用再做地域的身份選擇,苦惱「來自哪裏」的追問。到現在,我也沒改變這個想法。危機裏,如果我們得到的是回到排他的地方和國家的必要,那麼,這場危機摧毀的不止於命。危機給我們出逃之外的問題和決斷:我們要「回到哪裏」。生存不是問題的時候,來自哪裏是急迫的;當死亡逼近的時候,回到哪裏才變得緊要。如果我們回答時的一絲温存,保留到後危機的時代,那便是足夠的起點。

地上已出現第一滴水斑,樹葉也發生聲響。暴雨要來了。我仰起身,欣賞窗外發生的一切。此時,武漢的所有,都無比的新鮮,無比的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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