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曉宇的第一篇日記，寫於武漢封城後，全家人面對的艱難選擇。第二篇，寫封城期間，人們陷入的漫長掙扎與對信仰的拷問。如今，這座城市解封在即，曉宇也寫下了封城日記的終篇。他說，危機促使我們面對出逃之外的決斷：我們要「回到哪裏」？文章首發於作者微信公眾號「世風」，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手機上，健康碼變綠。如果我是返工一員，便可邁入街道，乘公汽地鐵，重温整座城市。沒有復工證明，兩個月的封鎖，也會在「最殘忍的季節」結束。此時此刻，作為系列日記的尾篇，有必要坦誠地揭露過去二個月間隱瞞的身份，自己不過是塑料武漢人的事實。本地人早已看出來端倪，我沒有用「家家」而是「姥姥」，也未曾有一句武漢話的表達。
至今，我不會講武漢話。我從不說自己是武漢人，只說「武漢來的」，「住在武漢」，或是用一句被朋友群嘲的話——「武漢是我的戶口所在地」。疫情之前，我在外地的居留時間即將超過武漢的成長歲月。我一直否認和弱化這座城市的影響。旁人看來，這真是忘恩負義和數典忘祖，對生你養你的水土沒有依戀。
而我並不出生於武漢。我的家人也沒人生活在他們出生的地方。國家一聲號召，母親一家從北方遷往南邊的深山，支援三線建設。父親是貨真價實的湖北人，可是，畢業後加入集體，我見他的方言也退化殆盡。我們生活在圍起來的院中，有自己的食堂，醫院，學校，體育場，露天電影，稱外面的人「老鄉」或「當地人」。當初，即便離社會主義尚遠，但已然實現困擾歐洲的多元文化主義。全國各地的人，在與世隔絕的山中，相互依靠。多年之後，當我在英國說起深山的身世，聽眾以為這是一樁勵志故事的開始。
我總能在中國的各個角落和茫茫人群裏發現同類。我們沒有方言，沒有地方身份，在什麼地方都顯得格格不入。家鄉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歷史概念，不是可回去感歎桑海蒼田的地方。它完全消失了，沒有空間上的延續，只存在於那個特定的時間。家人離開他們二三十年前來到的地方時，正如他們當初抵達時一樣。如今，大家坐在一起懷念過去，也只是認為那是不可回去的廣受貧苦困擾的美好。
剛到武漢，我無法對這座城市產生好感。操普通話買菜遭遇不同的價格，坑蒙拐騙和小偷小摸時有發生，被武漢話罵得無法還嘴，更不用說當地伢的惡作劇。我們在這裏學會了猜疑、堤防、髒話和憤怒。武漢多年評選文明城市未果，讓我對這個官方獎項的公正保持了長期的敬意。的確，我們中很多人迅速適應，學會方言，打成一片，事到如今，和本地人毫無差別。
我執拗地拒絕改變，尤其是拒絕改變口音才能得到平等對待。我寧願以普通話爭吵。入學時一位老師說，大家冒得問題我就講武漢話。班上只有我舉起手說，聽不懂！請講普通話。（那位老師性情温和，講課負責，我至今記得舉手後他不好意思的神情。）因為這樣的態度，沒少和當地團伙幹仗。我由此拒絕加入任何一個集體，圈子，團伙，對那些以集體主義之名的脅迫更是深惡痛絕。對於我來說，只存在和只有一個集體，但它和當地認同沒有關係。
小學期末，班主任說你們不聽話，我明年起不教你們了。平日很受學生喜歡的老師。她說完，班上有同學哭起來，然後，整個班跟着哭，包括那位插班的美國華僑。我從頭到尾沒有一滴眼淚。班長指着我說，你怎麼這樣。那時候，我換了三所學校，習慣了老師一年一換，不覺這樣的流動有何不妥。指責的人越多，我越是硬着頭皮，傷心的表情也不給。後來到了國外，異國他鄉沒那麼新奇。那種陌生，隔閡，語言的生疏，社會化的壓力，已不是頭一回。每年回到武漢，去的還是學生時期的那幾個地方，生活半徑之內。外地的朋友來武漢，我也不知道該帶他們去哪，和遊客一樣，看地圖找餐館。
從封城起，武漢朋友恢復了聯繫。即便這些聯繫很可能不會持續到疫情後。我和初中同學回想十三年前的最後一次見面。隔離的第三週，一家人費力地想要買到熱乾麪，在此之前我從未把它當作是美食（因為更傾向豆皮）。每天望着燈火通明的樓房，一起困惑，煩躁，希望，熱淚，憤怒，精疲力竭。我第一次和武漢的情緒在同樣的頻率，開始懷念近乎武漢的一切。我意識到長久以來的轉變，飲食離不開辣椒，對性格潑辣的人情有獨鍾。開花，二十度的氣温，沒有蚊子。十年了，我沒在這個時節經歷武漢，和印象中的極端兇戾相反。暴雨來時，尤為親切。四五月份開始，六七月梅雨，八月台風，終會有幾場酣暢漓漓的大雨。暴雨前鼓勁的悶熱，空氣裏的火藥味。蜻蜓低飛，人搖蒲扇，汗水夾在骨頭和皮膚之間。遠處烏雲壓過來，空中劃過鳥叫，瞬刻安靜，箭在弦上滿弓，獅子出籠的一秒。雨後水霧籠罩下的長江，兩岸江灘，夜晚，霧氣散去，大橋下跳舞的中老年人，橋上火車呼嘯而過，燈光照亮水泥階梯，抗洪紀念碑。
我想起和武漢人在異國他鄉的相遇，他們聽到我不會講武漢話時的錯愕。研究的緣故，我採訪社會活動分子，總是不成比例地遇到武漢人和湖北人。同事說，你們武漢人有反骨。這時候，我心裏有了虛榮，像是佔了光。楚雖三戶，辛亥革命，柒貳零。每次，見武漢街頭標語，都感覺要被捲入即將到來的風暴，先是「敢為人先」，後來是「武漢，每天都不一樣」。漸漸，在國外，有人問我哪來的。我說，中國中部。再問下去，一座叫武漢的城市。再問武漢是哪，我便說，革命開始的地方。如今，我們在為42開頭的身份爭取公平，我的精神比任何時候都靠近這座城。反抗的原因，和初到武漢時一樣，反抗改變身份才能得到的平等認同。
沒想到以這樣的方式，我和困擾十多年的身份，做了和解。只是，這樣和解的代價太大了。我情願，它以其它方式，在更遠的將來。貫穿這場疫情，最使我動容的，是武漢人千方百計的回家之旅。封城一開始，我們便聽到這樣的故事，外地週轉回漢，買上經武漢的火車票，勸服乘務員，「理應不停」的站台，兩三分鐘時間，大家拎着箱子，提早排在門口，車停，魚貫而出，穿過寂靜的火車站，拖着行李，步行回家。這與災難中出逃的景象截然相反。大家不顧一切，想要回到「震中」。回家，違背禁令，不被人知，可它從頭到尾都是強烈的存在，持續至今。
我一直以為，給下一代的禮物，是他們不用再做地域的身份選擇，苦惱「來自哪裏」的追問。到現在，我也沒改變這個想法。危機裏，如果我們得到的是回到排他的地方和國家的必要，那麼，這場危機摧毀的不止於命。危機給我們出逃之外的問題和決斷：我們要「回到哪裏」。生存不是問題的時候，來自哪裏是急迫的；當死亡逼近的時候，回到哪裏才變得緊要。如果我們回答時的一絲温存，保留到後危機的時代，那便是足夠的起點。
地上已出現第一滴水斑，樹葉也發生聲響。暴雨要來了。我仰起身，欣賞窗外發生的一切。此時，武漢的所有，都無比的新鮮，無比的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