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深度 疫時回鄉記

「疫區」日記:在撤僑選擇前,我決定留在武漢與父母相伴

如果我這次撐到最後,全是憑藉憤怒。


2020年1月31日,近200名曾到訪武漢的法國人正被送往法國南部隔離十四天。 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月31日,近200名曾到訪武漢的法國人正被送往法國南部隔離十四天。 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編者按】由於武漢封城,疫情持續發展,多個國家陸續從武漢撤僑。此前有外媒報導,英國在組織撤僑時,中國籍配偶及家屬被中國政府禁止離開,雙方拉鋸多時後,中方放行。但也有人決定留下,陪著仍在國內的其他家人。本文作者及其家庭,就經歷了這樣一個「撤僑時刻」。最後,作者的外籍妻子帶著孩子離開中國,而他決定與父母相伴,留在武漢。文章首發於豆瓣,端傳媒獲作者授權轉載。

交通停止後,我督促安娜聯繫大使館。她是英德的雙國籍,我希望她把孩子帶出去。一開始,她沒當作急事,登記了信息。她異常鎮定,比我們逆來順受,說,沒關係,從十二月逃到現在,我已視作常態。半年前,我們從英國搬去澳大利亞。年底,受山火威脅,閉在家中,外面是濃煙。一月初,回到武漢,又一次經歷口罩脱銷。她按部就班地在延長禁閉裏的生活。

先是美國撤僑消息,包機。後是法國撤僑,包車,到長沙。安娜說,怎麼落後法國人。她給德國大使館追去幾封信,又聯繫英國使館。德國人說,我們正在密切的溝通中。英國人說,我們暫無撤僑的計劃。此後,「密切的溝通」成了日常的笑話,代指語焉不詳的阻力和困難。

安娜的焦慮始於大年初二,一月二十六日,廣西兩歲的小孩確診。我們的孩子還沒到三歲。此前,我們口中說,不會傳染小孩,給心裏安慰,誰都不敢確信。病毒終究打破了年齡的界限。安娜的父母在德國,他們不眠,每日電話和郵件。

英國啟動了撤僑的計劃,安娜打電話,錄入身份信息和聯繫方式。她說,我把你的信息寫進去了,他們說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說,安娜,如果你們能走,我會留下來。我父母,姥姥,還在。年輕人最有可能扛過病毒,我要留下來,直到封鎖結束。安娜說,我能理解。家裏開始一場無休止的討論。父親說,能走一個是一個。你留下來,能幹什麼。我說,我要蹭長假期。母親問,你留下來到底有什麼目的。父親答,他不想被人說是逃兵。我說,難得休息一陣,你們成人之美吧。

每一次看似不理智的恐慌,到了最後,被證實是合情合理。

我們擔心飛機上交叉感染,落地後的兩週隔離。安娜說,從澳大利亞到武漢,在家一個多月。從武漢封城算起,快一星期。回去再隔離兩週,孩子會瘋的。他那麼討厭醫院。安娜每想到此,情緒激動,信仰也無法安撫。她說,起初我想,這些遭遇不是針對我,不止我一人,現在我越來覺得,可能就是對我。每一次看似不理智的恐慌,到了最後,被證實是合情合理。

我說,你別急,不是你能改變的,你一直冷靜,要穩住。

她說,你不能教人不急,我能撐得住一時,可不能一直這樣撐下去。如果我們早點知情,早點離開,完全可以避免這一切。現在說這些都為時已晚。我厭惡這樣的懦弱,我的懦弱,公眾的懦弱,所有人的懦弱。如果我這次撐到最後,全是憑藉憤怒。

我說,我不覺得這裏誰是懦弱的。你看,大家努力繼續生活,醫生和護士在前線。要是我們都留下,我也不會太擔心。

她說,我不是指的這些。是我們在危機中的恐慌,失去邏輯,扔掉理智。你為什麼不去看看國際上武漢肺炎的報導。

我一直沒有接觸境外新聞。這和以往對待事件的態度截然相反。可能是每日信息過載,可能是身處暴風眼,覺得沒必要。我甚至不知從哪天起,武漢成為國際焦點。我開始在早上閲讀國外報導,憋的一口氣,不比晚上看國內新聞少。

外媒對肺炎的報導不像是寫一場災難,而是寫一場天譴:病毒是飲食習慣和政治文化的報應。

不像是寫一場災難,而是寫一場天譴:病毒是飲食習慣和政治文化的報應。撤僑的討論,質疑為什麼有人去武漢,希望回來的人被隔絕得遠一點,久一點,以免舉國之災。當局放棄快速檢測和居家隔離,對歸國者強制隔離,限制外人入境,安撫公眾的情緒。

我明白了安娜所說的懦弱。我擔心,即便安全離開,孩子也要因為身份,受到不明的敵意和排斥。有那麼一刻,我心裏說,還不如留下來算了,但即刻又放棄了這個賭氣的念頭。

母親說,我們生活在其中,反而沒有那麼的緊張。死亡離我們更近,認識的人確診,疑似,但沒人談起死亡時,覺得它會立刻臨到自己頭上。我們緊張時,想的盡是,家裏誰感染了,朋友誰感染了,怎麼辦。即便感染,想到的也是,壞了,親人和朋友要怎麼辦,接觸的那些人呢。疫區外的人,擔心的死亡,盡是直撲自己來的。彷彿只有這樣,恐懼才是真切的。我們和所有人一樣,讀到個體故事,但在家人面前從來不提,不是否認那些絕望的經歷,而是它們離我們近。

撤僑安排,一波三折。一月二十八日,德國派軍機來的請求被拒。完了,安娜說,德國人不會來了。她再去聯繫英國,發現名字被錄錯了。對方很禮貌地表示歉意,再次錄入信息。連着兩天,安娜掛在嘴邊的話是,法國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兩個祖國落後了鄰國。她終日在房間裏打電話,發郵件,不放過一條小道消息。她的父母儼然是生活在中國的時區了。

終於, 一家人看《別告訴她》時,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們等她的宣告。

2020年2月1日,曾到訪武漢的德國人乘坐德國軍方的客機抵達法蘭克福機埸。
2020年2月1日,曾到訪武漢的德國人乘坐德國軍方的客機抵達法蘭克福機埸。攝: Andreas Arnold/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英國撤僑飛機想在二十九號起飛,在機場被困兩天,爭論的焦點是孩子與家屬問題,中方不放行凡是有中國國籍的人。

德國人要來了,她說,但是,我們要被強制隔離兩週。麻煩不止於此,離開的人要醫學檢查,有症狀則不能走。沒有說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英國撤僑飛機想在二十九號起飛,在機場被困兩天,爭論的焦點是孩子與家屬問題。中方不放行凡是有中國國籍的人,英國德國堅持保全家庭的原則。我對父母說,你看,白討論了這麼久,國人本來就是走不掉的。

母親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兒童用,向內折,用線縫上。父親找開車去機場的上報機構。安娜不情願地簽下了強制隔離的同意書。我為隔離期間準備兒童電影。在此之前,我們竭盡全力,守住不看電視的原則。編織室內活動,熬過白天。

狗與小孩最難理解禁足的理由,他們尤為無聊和煩躁。孩子的詞彙日益見長,在澳洲學會「大火」,在武漢學會了「咳嗽」和「口罩」。他驚奇地發現,我們在為出行準備大量日常限額的餅乾和電影。我說,這是中國新年,還沒有過完。

德國飛機臨時提前一天,要八點前到機場。安娜早上起來,廚房放《圖蘭朵》。我說,需要這麼煽情嗎。她說,這會是漫長的戰役。一月的最後一個夜晚,我們出發。紅綠燈遇到飆車的摩托。兩輛車,一左一右,在空曠的大路上疾馳。這周,交警日夜不息地追捕飆車黨,證明交通秩序未因疫情坍塌。手持名單的檢查員在機場收費站,確認後再過軍隊的崗。門口的防爆檢測變成了體温測試。出發大廳裏有韓國人,印度人,孟加拉人,斯里蘭卡人,土耳其人,德國人。我多天沒見過這麼多的人。

韓國人最多,他們佔住空閒的服務枱,做乘客的登記。三名德國官員出現了,穿橙色馬甲。他們先打探了南航空無一人的服務枱,但認為即便是非常時刻的佔用還是不妥。消失了十分鐘後,他們不知從哪裏,弄來一張中式的木桌,兩把椅子。從包裏,掏出德國國旗放在桌角,開始登記。多虧英國人前面的拉鋸,孩子家屬今天都可以上飛機。我們心中卸下一塊石。

我對安娜說,你最終還是冷靜了,你還一直克制對中方的批評。她說,你們自己人說得夠多了。

沒有人知道要等多久,飛機有沒有停在玻璃的另一端。體檢不過的人,被全身防護服的醫生領到門口的救護車。時間從八點到了十一點,孩子在機場跑乏,也不願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車上睡覺,遠離機場人群。他非讓我抱他在前座睡。過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機響起。三點半,沒有一點進展。機場冷颼颼的。起初防護嚴密的人群,這時候被擊垮,他們摘下口罩和手套,敞開地吃零食和泡麪。又這樣過了兩個小時,安娜說,再這樣待下去,健康人也要生出病來。

韓國人走了,然後是孟加拉人,最後只剩下德國人和土耳其人。我們把行李登記,開始排隊體檢。

你要去把他抱出來了,我說。

外面已不是徹底的黑,天空開始出現輪廓。安娜懷中的他,穿着紅色的襖子,像一團火,睜開眼睛說,回家,爺爺奶奶家。我們沒人搭話。我說,我這次不陪你和媽媽了,要是媽媽不讓你看佩奇,你打電話給我。他說,一起走。我對安娜說,你沒給他打預防針嗎。安娜說,行事匆忙,沒顧得上。

我們沒有過多的告別,兩天沒怎麼休息,口乾舌燥,頭昏腦脹。我對安娜說,你最終還是冷靜了,你還一直克制對中方的批評。她說,你們自己人說得夠多了。我說,說不定我們下週解除封禁,比你出來的還快些。她說,那我會怒得出離。你好好睡覺,明天可以睡到十點醒了。我說,行了,你們走吧。

他們消失在白色和黃色防護服的身影裏。

回家,太陽起了。我把口罩丟在垃圾桶,衣服扔進洗衣機,沖澡,兩遍肥皂。我全身疲乏,但又十分清醒。換上衣服,像是完成了一件談不上喜憂和勝敗的使命。房間空了,小床和大床的被子整齊疊在床尾。夜燈還在電插板上。枕頭上有安娜的頭髮,她又忘了眼霜。屋子裏有洗髮水和嬰兒潤膚露的氣息,不久它們又會消失在消毒水的味道里。樓下,玩具散落在客廳,桌上還有沒完成的拼圖和摺紙。晨光應該到了進門的樓梯。在不能出門的日子裏,我們允許他拿粉筆,在門口畫畫,打發時間,對抗無聊。牆壁地磚樓梯上,留下五顏六色。他專注地給台階上色,描線,先是紅色,覆上綠色,再蓋上紫色,周而復始,直到太陽落山,我們喊他上樓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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