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近日我都翻開了不少西媒的報導和一些學術文章，我認為東西方的醫學家，整體上的觀點不是完全互相排斥。可是，大家要理解，醫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同樣存在不同的學術觀點，而且很多預測都存在不確定性，問題是大家如何從對方觀點中學習。另外一點，公共衛生是一門跨學科的學問，即使是一個醫學指引，背後都牽涉大量的社會科學知識。

西方專家論點：口罩沒有用的原因

西方反對戴口罩的眾多觀點，本來也有些微差異，其實可以粗略分為兩派，一是口罩沒有多大用處，戴不戴也沒有分別；第二是不懂戴口罩反而會弄巧成拙，增加感染風險。

首先是第一類，口罩沒用論。早在一月的時候，英國廣播公司就推出專題報告，分析配戴口罩的作用。聖喬治大學醫院的病毒學家 David Carrington 認為配戴口罩並未能有效阻隔空氣傳播的細菌和病毒，因為市面大部分的外科口罩都太鬆，沒有封好側邊，飛沫可以從旁邊走入到口罩，口罩也保護不了眼睛，而且口罩的設計不是要防止吸入飛沫，而是阻擋飛沫噴到別人。

在2月27日「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的專題文章也有類似的觀點，報導指出N95可能有用，但一般外科口罩都太鬆了，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科學家 Eric Toner 接受他們訪問時指出戴口罩沒有甚麼害處，但相信不是有效的預防措施。在前一日，「商業內幕」也有一篇分析指出，男士的鬍子和毛髮會令口罩失效。至於劍橋大學病毒學家 Chris Smith 早在1月27日就跟新西蘭媒體 RNZ 表示，醫生護士戴口罩有用，是因為他們的口罩的設計是可以完全封好，更重要是有護目鏡阻隔飛沫，他更揚言人們可以省掉口罩錢買啤酒。

之後是第二類，口罩有害論。2月29日，愛荷華大學醫學教授 Eli Perencevich 向《福布斯》表示，沒有證據顯示外科口罩是有用的，人們不止不用戴，而且不應該戴，因為大部分人根本不懂得如何戴口罩，反而增加雙手觸摸面部的機會（因為會不自覺調整口罩）。3月2日，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導，美國軍醫總監 Jerome Adams 也是一樣的說法；法國衛生部部長 Jerome Salomon 3月17日向 France24 指出戴口罩給人一種安全錯覺（False Sense of Security），令人鬆懈下來，以為自己不會受感染又不經意觸摸臉部。劍橋大學 Chris Smith，也在 RNZ 的採訪中表示人們戴口罩時呼吸，會創造一個濕潤環境容易滋生病毒。英國衛生部官員Jenny Harries醫生，在3月12日向《泰晤士報》講到，病毒會殘留在口罩的表面，人們戴口罩時就很容易吸入。

這段日子，我也追尋了醫學口罩的起源，因為若口罩沒有用，醫生為什麼還要戴？我發現確實有一派學者指出醫生在手術室也是不必用口罩的。根據文獻，醫學口罩是由波蘭裔的德國醫生 Johann von Mikulicz-Radecki 於1896年發明，當時是為外科手術設計，他認為醫生的汗和口水是令病人傷口細菌感染的元凶。可是到1960年，《美國醫學會雜誌》就有文章指無菌技術以及抗生素愈來愈先進，醫學口罩在手術室作用已經很次要；到2015年，《皇家醫學會誌》刊登論文，指出現時沒有充分證據顯示，在手術室配戴口罩能大大保障醫生和病人免受感染，從成本、舒適度和執行角度出發，大家應探索口罩以外的手術模式。

東西方醫學觀點真的存在很大差異嗎？

仔細留意本地新聞的話，其實本地專家和外國專家的論點有很多重合的地方。香港的專家也一次又一次跟大家說，戴口罩不是萬能，這一點是很多港人不明白的地方，也確實很多市民墮入了安全錯覺，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就在2月26日在《蘋果日報》撰文，提出類似說法。

同樣地，口罩會沾上大量細菌一說，也與許樹昌的意見吻合，他曾表示市民使用口罩時，不應一個口罩用足全日，「若市民經過人多擠逼的地方如乘搭地鐵、巴士上班，口罩上已沾附許多細菌，到達辦公室後便應更換口罩。」。若因不得已，要重複用口罩，就應該十分小心，醫學會前會長蔡堅就提出過重用口罩的步驟，例如要清潔好雙手，把口罩擺入乾淨而全新的信封，取出時，拉口罩橡筋取出，不要觸摸口罩表面。可是，如果口罩被弄濕、弄污，或者當口罩不能緊貼面部，就不能重用口罩。

至於沒有口罩的話，是否一出戶外，就會有很大風險，本地醫學專家其實都認為視乎情況，例如蔡堅指在郊外，可不戴口罩，當然還有袁國勇教授有名的行山論。袁國勇就在1月31日呼籲市民毋須過度恐慌，根據《明報》引用，他重申兩點，第一「其實戴口罩（保護）都是一半半，有專家說手部衛生才是最重要」；另外就是與人保持距離，最好不要外出，否則要與人保持一至兩米距離。在報導中，他說防疫就是要保持身體健康，應保暖和睡覺，而不是去排隊搶口罩。

其實細看的話，這個說法跟一些西方醫學家講法有相似之處，例如他們都提到錯戴口罩是有危險性的，可是本地傳媒沒有追問到長期重用口罩（例如一個用數天），又或者經常用手調整口罩，以及直接用雙手捉摸口罩，究竟會帶來多大的風險？這個風險比起不戴口罩，該如何衡量？市民是需要清晰了解這些資訊的，而香港衛生教育還是有多把勁的地方。

還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戴口罩不是萬能，也不能完全令人免於疫症，基本上東西方專家都挺一致。至於外國，其實也有專家不會完全否定口罩的用處，例如新西蘭衛生總監 Ashley Bloomfield 就認為人民可以自由決定戴不戴口罩，這是個人決定，尤其當人們害怕自己得病了，會傳染人。而西方專家的一個共識，就是呼籲生病的人要戴口罩，減少傳播風險，他們會認為在關鍵時候，危險性高，有一重物理阻隔總比沒有好，患者已經感染了，也自然不存在有更大感染風險的機會。

疾病政治學：醫學指引背後的考慮

市民大眾或者要明白一點，醫學有時存在不確定性，而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醫學觀點。如果有極充分證據證明戴口罩能夠減低/增加傳播或感染風險，那就很容易處理，但很多時事情是處於兩者中間。挪威卑爾根大學兩名學者 Kristian Bjørkdahl 和 Benedicte Carlsen 在去年編輯出版「Pandemics, Publics, and Politics」一書，提醒大家疫症不僅是流行病學的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人類當然要依賴流行病學的知識去抗疫防疫，但流行病學有時只能提出可能性，處理醫學不確定性（medical uncertainty），則是人文社科要處理的情感和精神領域。

網民曾經廣傳一篇《時代》3月12日的報導，以文化角度講述為何亞洲政府十分鼓勵戴口罩，而西方人就很抗拒。在文中，許樹昌其實講了很有意思的一段話，他認為沒有充分證據支持戴口罩的效用，不是叫人不要戴口罩的好理由。從科學角度出發，我們可能永遠也找不到決定性的科學證據（definitive scientific proof），證實口罩的效用。要做到這樣，或者就要進行有違醫學倫理的對照實驗，一班人沒有戴口罩，一班人有，然後同時暴露在細菌當中。那麼為什麼外國的頂尖衛生機關，例如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作出相反的指引？

背後可能是政策操作的考慮，外國政府和醫療機關做決定時，要顧及資源因素。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陳錚鳴接受《財經雜誌》專訪指出，英國政府沒有叫國民戴口罩，一是口罩緊缺，二是病毒通過飛沫傳播，只要保持一定距離，強調洗手，都有其科學道理。

「石英財經網」（Quartz）在2月21日的專題講到全球的口罩短缺問題，中國本來是全球最大的口罩生產和出口國，可以日產2000萬個，佔全球市場50%，但二月時全球口罩需求暴增100倍，價格也狂升20倍，估計如果疫情再持續四至六個月，全球口罩存貨有耗盡風險。即使中國全面復工，也未必足以應付自己的需求。很多中國商人已經轉向第三世界，搶購他們的物資，報導點名肯雅和坦桑尼亞，令到很多國家的醫療資源緊缺。

另外，世界其實在同步應對多種疾病。今年尼日利亞就面對拉薩熱大爆發，截止3月12日，該國累計855宗確診，其中144人死亡，比率超過16%，是非常危險的疾病。有專家就擔心拉薩熱會演變成數年前全球伊波拉危機。其實要撲滅拉薩熱沒有想像中困難，它透過體液，尤其是血液傳播，只要有物理阻隔就可以，可是全球醫療物資荒之下，地區護理中心和私人醫療機構根本難以執行衛生措施，很多醫護要沒有足夠裝備情況下，照顧七孔流血的病人。至於南非新聞網「24news」也警告，該國未來半年內，將會耗盡口罩存量，南非的肺結核問題很嚴重，報道擔心當地醫護沒有足夠裝備應對肺結核爆發。

第三世界的情況，或許比較遙遠，但是歐美自己，都一早面臨口罩荒了。路透社在3月20日講述，一些美國醫生因為沒有足夠口罩，而要自己製作口罩；同日，美國媒體「Vox」指出一些美國醫護呼籲市民捐口罩。基本上，在一遍口罩無用聲之中，歐美各大城市，都已經很難買到口罩，如果美國三億人口，加上歐盟五億人口，參與全球的口罩搶購潮，加上台灣、泰國、南韓等地都已經禁止出口口罩，如果在沒有口罩的情況下，叫全民戴口罩，有可能會造成很大的社會恐慌。而疫情爆發後，本來歐美已處於排華潮的邊緣，很多社會矛盾可以一觸即發。

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做的一個決定，和香港衛生專家做的決定，背後考慮的因素可以不同，而香港七百萬人口，人均收入處於高水平，是有充足條件做更多。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即使香港沒有工業基礎，但也有能力從歐美和東南亞等地搶購到口罩；但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社會、經濟顧慮一定會更多，而且它的指引是不少國家會拿來參照的指標。如果科學上有很多觀點，存在醫學不確定性，歐美醫療機關指示市民不必戴口罩的話，也是有讓人理解的地方。

結論

希望大家明白，一項醫學指引有多重考慮，我不傾向把口罩問題，簡化為西方醫學家的集體失智，香港人做好防疫工作就好了。理解對方論點，可以令我們更清楚口罩應該怎樣用，甚麼時候用，有甚麼可能風險，這才能做到全民的衛生教學。

另外是換位思考的問題，種族歧視固然可恨，要正視，但不是所有西方人都出於自私而不戴口罩。他們有些人聽過自己國家醫學精英解說，所以不戴，那些精英的江湖地位可能堪比我們敬重的香港醫學家們。他們有人會覺得健康的人戴口罩，令醫護和病人等有需要的人沒有口罩可戴，才是自私行為。同樣地，大家也想想，在倫敦、紐約等大城市，又如何可以買到口罩？各國要突然加快口罩生產，是否就滿足到八億人口的需求？一月的時候，西方國家也搶口罩的話，香港又會甚麼景況？我不希望香港人的自豪是建立在我們懂得戴口罩，更不希望白人華人互相看不慣。

有社會科學家指出會戴口罩的亞洲國家，確診率明顯比歐美國家較低，所以戴口罩是有用的，也是犯了統計學的錯誤，因為背後有太多干擾因素。先不講人口結構、經濟結構、封關時機，再撇開口罩不說，回到文章開首 Peter Hall 的八點建議，在過去一個多月，可能西方國家很多人也並沒有做到。

然而我也在想，若數十年後醫學家真的想到創新方法，找到決定性證據，證明口罩沒有用，活在2020年的香港人是否就笨了？我覺得不是，即使口罩只是一個「文化儀式」，但也有它的作用，公共衛生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全民戴口罩這個儀式，其實也是一種明志，提醒身邊你我疫症打到來了，大家也自動進入抗疫的狀態，其他防疫措施也自然做得更足。

（唐健朗，港大政府與政治學系哲學碩士、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