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情的病理化,治理的科學化
網信辦去年12月15日發布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於昨日起正式實行。此時,SARS-COV-2病毒廣泛傳播、政府控制不力所引發的爭議似乎已經讓這個國家的很多人意識到信息暢通、討論公開的重要性;而同一時刻,宣傳部門仍然是黨內能夠高效運轉、甚至是唯一可見的仍在疫情中高效運轉的部門。此規定的按時執行,當下自然顯得格外諷刺。或許,《規定》的按計劃實施,象徵着一種「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必然性」,它不會因一次疫情所暴露出的問題和所喚醒的公共意識而改變。
在過去的幾周裏,我們已經多次看到官媒將「輿情」與「疫情」並列為「兩個戰場」。人民網的輿情頻道則表示危機之下輿情風險「更為狡猾」。在湖北,新任省委書記應勇到任剛剛一週,就召開專項會議部署輿論工作。在中央,公安部長趙克志則明確要求防疫工作「要始終把維護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如果說中國官方從這次疫情中能夠吸取任何教訓,恐怕最主要之處仍將聚焦於如何應對輿情風險,「莫讓負面輿情帶亂節奏」。
與此刻正在發生的瘟疫危機相互呼應形成巨大諷刺的,是官方在輿論治理中對「健康」這一詞語的反覆使用。這一提法,對中國官方話語有所了解的讀者應該都不會陌生,而此次實行的《規定》中也多次強調其目的在於培育「積極健康」的網絡文化。此刻的對照無疑表明,很多時候,民眾的身體與網絡輿論這兩種「健康」彼此之間存在着矛盾。
但同時,二者的邏輯之間又的確存在一種對立統一。雖然聽起來好笑,但實際上中國的領導者的確是希望中國人民健康快樂的。只不過什麼是健康,何種健康應該追求,何種樂趣是健康的,都需要經過官方審慎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