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審查 深度 評論

輿情作為社會「疾病」的隱患——網絡生態治理新規背後的邏輯

在官方的話語中,「輿論」已經長期被視為一種需要調養、治療的社會身體,而所謂的「輿情爆發」,則無疑是這個社會身體的一種病態表現。


2020年2月20日在中國北京,一個大屏幕顯示一個女人的廣播,街道上一名男子戴著口罩。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2月20日在中國北京,一個大屏幕顯示一個女人的廣播,街道上一名男子戴著口罩。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輿情的病理化,治理的科學化

網信辦去年12月15日發布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於昨日起正式實行。此時,SARS-COV-2病毒廣泛傳播、政府控制不力所引發的爭議似乎已經讓這個國家的很多人意識到信息暢通、討論公開的重要性;而同一時刻,宣傳部門仍然是黨內能夠高效運轉、甚至是唯一可見的仍在疫情中高效運轉的部門。此規定的按時執行,當下自然顯得格外諷刺。或許,《規定》的按計劃實施,象徵着一種「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必然性」,它不會因一次疫情所暴露出的問題和所喚醒的公共意識而改變。

在過去的幾周裏,我們已經多次看到官媒將「輿情」與「疫情」並列為「兩個戰場」。人民網的輿情頻道則表示危機之下輿情風險「更為狡猾」。在湖北,新任省委書記應勇到任剛剛一週,就召開專項會議部署輿論工作。在中央,公安部長趙克志則明確要求防疫工作「要始終把維護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如果說中國官方從這次疫情中能夠吸取任何教訓,恐怕最主要之處仍將聚焦於如何應對輿情風險,「莫讓負面輿情帶亂節奏」

與此刻正在發生的瘟疫危機相互呼應形成巨大諷刺的,是官方在輿論治理中對「健康」這一詞語的反覆使用。這一提法,對中國官方話語有所了解的讀者應該都不會陌生,而此次實行的《規定》中也多次強調其目的在於培育「積極健康」的網絡文化。此刻的對照無疑表明,很多時候,民眾的身體與網絡輿論這兩種「健康」彼此之間存在着矛盾。

但同時,二者的邏輯之間又的確存在一種對立統一。雖然聽起來好笑,但實際上中國的領導者的確是希望中國人民健康快樂的。只不過什麼是健康,何種健康應該追求,何種樂趣是健康的,都需要經過官方審慎的決策。

2020年2月21日中國北京,一名中國快遞員戴著口罩看著他的電話。

2020年2月21日中國北京,一名中國快遞員戴著口罩看著他的電話。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在官方的話語中,「輿論」已經長期被視為一種需要調養、治療的社會身體,而所謂的「輿情爆發」,則無疑是這個社會身體的一種病態表現。

實際上,在官方的話語中,「輿論」已經長期被視為一種需要調養、治療的社會身體,而所謂的「輿情爆發」,則無疑是這個社會身體的一種病態表現。這種思路,從官方對「輿論」與「輿情」這兩個詞語的使用、以及這兩個詞語之間微妙的差別,就可見一斑。與廣義的「輿論」不同,「輿情」一詞更帶有一種自上而下的治理意味。其中的「情」一般被理解為「情況」,但根據語境不同,經常也帶有「情報」的含義。

輿情一詞雖然本身出現很早,但其在政府文件中第一次被提出,是在2006年。輿情概念的提出與當時政府構建「和諧社會」的努力相互一致。這一提法的引入和它取代輿論成為宣傳話語的中心,對政府的宣傳工作具有深遠的影響。因為既然有「情況」,就意味着需要有響應的對策和措施。因此,民眾的言論永遠都是實時監測、實時調控的對象,時時刻刻召喚着各級政府的治理。這種喻義在中央文件中也多有明示和暗示。比較典型的例子包括2019年國務院的第19號文件,其中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做好輿情的「監測、研判、回應」,以「理順情緒,化解矛盾」。 「輿情監測、研判、回應」這一說法,在多年以來的諸多政府文件中也已經多次提及。

輿情的另一重意義在於,既然輿論是需要應對、調控的,也就意味着公眾的輿論本身是不可靠、也不可信的。將民眾對各種大小事件的反應皆視為「情況」,實際上是將輿論症候化、病理化。這些症候包括不理性、不冷靜、不積極、甚至「謠言」等諸多常被貼在公眾輿論上的標籤。每當輿情爆發,就意味着輿論這一龐大的社會身體出現了病態症狀,亟需調控使其回到既定的「正常」狀態。而在這些負面輿情沒有出現時,則需要不斷監控和評估「輿情風險」,以應對可能出現的不正常症狀。早在2012年國務院發布的第26號文件中,就規定了政府信息在公開前必須對可能出現的輿情進行預判和設計應對預案,在公開後則需要「跟蹤輿情,主動引導」。

在輿情工作的執行中,政府實際上早已將社會視為隨時需要監控、檢測,甚至隔離、治療的病人。而政府高層自己,則自詡為掌握着先進科學技術的醫生。這個醫生有權力決定什麼是健康的標準、什麼是治療的目標,也有權力採取他認為科學的治療措施。真理只掌握在這位醫生一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來自這位醫生的科學結論,則必然成為「謠言」、或是「不良信息」,而手術刀下的病人,無論已經多麼痛苦,都需要「等官方闢謠」、「以官方結論為準」、「堅持正能量」。

2020年2月4日山東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兩名病患者在接受採訪。

2020年2月4日山東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兩名病患者在接受採訪。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何為「積極健康」,如何防範「不良」

而這種科學化的輿論觀,在這次實行的《規定》中最為典型的體現,是對於網絡信息的三級區分。《規定》將網絡信息分為三類,分別是被「鼓勵製作、複製、發布」的信息(第五條),「不得製作、複製、發布」的「違法信息」(第六條),以及應當「防範和抵制製作、複製、發布」的「不良信息」(第七條)。這一區分的做出,首先當然就意味着官方具有替社會決定什麼有益於社會、什麼是「不良」的理性權威。儘管國內的許多人已經在自己的網絡生活中將國家的這種權威習以為常,但這確實是我們面對當下的情況最應當去思考的問題:什麼是有益的,什麼是不良的,官方是依據什麼做出這個區分的,這個區分的合法性在哪裏,合理性又在哪裏?

在這次的《規定》中,受鼓勵的內容,總體來說包括兩類。第一是黨的宣傳,如「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宣傳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中央重大決策部署」;而第二類則可以概括為「正能量」內容,這種「正能量」包括「展示經濟社會發展亮點」、「展現中華民族昂揚向上精神風貌」、「有助於引導群眾形成共識」、「有助於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等等。換言之,受到鼓勵的,一是重複官方已經說過的內容,二則是幫助人們形成一種幸福美好的生活想像。

而與這些「正能量」形成對比的,則是受到「防範和抵制」的「不良信息」,其中包括「炒作緋聞、醜聞、劣跡」、「不當評述自然災害、重大事故等災難」等內容。顯然,任何可能破壞對生活無限美好的想像的內容,都屬於需要防範抵制之列。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良」內容,在《規定》中,也被與第六條的「違法」內容予以區分,措辭上顯而易見地與第六條中的「損害國家榮譽」、「危害國家安全」、「擾亂社會秩序」等強硬說法不同。

國家或許認為在某些場合,負面的評論仍然對領導層獲取社會信息、掌握民意動向有所幫助,正如端傳媒此前的一篇文章指出的,面對嚴重的危機,國家往往會對非官方媒體和民間聲音開放一個短暫的窗口。然而實際操作中,我們很難認為第六條與第七條的區分是否具有任何意義。首先,《規定》中的標準一如既往地模糊。「炒作醜聞」與「損害國家榮譽」的界限在哪裏,「不當評述」與「謠言」的區別在哪裏, 「易使人產生性聯想」 與「淫穢色情」的區別又在哪裏,這些都很難得到法理層面的解釋。

更重要的是,正如很多學者都已經指出的,在過去很多年的實際操作中,下級官員和媒體公司為了使自己免於風險,往往採取比上級要求更嚴格的審查辦法,將哪怕有微小可能出現問題的地方直接從重處理。而在過去的幾年中,也已經有無數個媒體因傳播「負能量」(而非「違法內容」)而被處罰、整改、甚至關停的例子。

因此,這三種信息的區分,實際上只意味着一種區分,即「正能量」和「負能量」的區分。正能量將被傳播,而負能量將面臨隨時隨地的打擊。

實際上,即使下級和媒體自身的審查往往要比上級要求本身更為嚴格,也很難說這不是上級本來的意圖。甚至連《規定》本身,對於「違法」和「不良」的不同處置,也語焉不詳。第十條中就表示,「發現本規定第六條、第七條規定的信息的,應當依法立即採取處置措施」,具體措施的不同則未被說明。因此,這三種信息的區分,實際上只意味着一種區分,即「正能量」和「負能量」的區分。正能量將被傳播,而負能量將面臨隨時隨地的打擊。這也說明,國家不斷迭代、不斷添加內容的諸多「規定」為公民的言行劃定範圍,「法律」只是其可有可無的補充。

《規定》中的區分當然也有跡可循。在2013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出席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時就指出,意識形態陣地分為三個區域,分別是「紅色」、「灰色」和「黑色」。紅色地帶需要鞏固和擴展,黑色地帶需要鬥爭,而灰色地帶則需要「加快使其轉化為紅色地帶,防止其向黑色地帶蜕變」。毫無疑問,此次區分出的這三種信息,正對應着這三個地帶。而依據習近平的講話精神,意識形態工作的一個目標是要最終消除灰色地帶。

在這個理想的最終目標下,輿論將會劃分為兩個涇渭分明的區域,非紅即黑。對輿論的評判標準需要高度規範化和統一化,官方的勢力將會能夠快速地辨認「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佔據着紅色的道德高地,不斷向墮入黑色的人們揮舞大棒。此番將「灰色」界定為「不良」,加以防範和抵制,無疑是消除灰色地帶、製造高度規範統一的輿論標準的重要一步。

毫無疑問,防範和抵制意味着隨時的輿情監測和輿情評估。如最近的一篇研究指出的,多年以來宣傳話語中對「正能量」和「負能量」的區分,其意義就在於,如果不是正能量,就意味着出現「問題」、破壞「積極健康」的可能,而對這些可能,就要扼殺其於搖籃之中,甚至讓人們自覺地不去生產「負能量」。雖然《規定》於三月份才開始實行,但它實際上只不過是將延續已久的思路和做法寫成白紙黑字而已。正如將李文亮醫生等「造謠者」「依法處置」,何嘗不是這輿情監測、調控機制的功勞呢。

2020年2月18日中國北京,戴著口罩的男子在商業街上走過,一宣傳橫幅上寫著“心連心共築和諧家園”。

2020年2月18日中國北京,戴著口罩的男子在商業街上走過,一宣傳橫幅上寫著“心連心共築和諧家園”。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何為「治理」、何為「生態」

從《規定》細緻入微的條例中可見,國家關心的不僅僅是何種政治觀點需要宣傳、何種政治行為需要禁止,更是人民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以何種態度過自己的日子。

習近平口中的「灰色地帶」,曾經是造成網絡空間難以治理的重要因素。這些並不直接指向國家政治或直接攻擊國家政權的內容,難以被政令直接管轄,卻可能帶動社會討論、甚至夾帶微妙的政治觀點,形成蝴蝶效應。麻省理工學院的傳媒學者Ethan Zuckerman的「萌貓理論」(cute cat theory of digital activism)就指出,互聯網之所以可能成為社會抵抗的温床,就是因為它可以讓政治藏身於人畜無害的貓片之中。

然而若認為國家將永遠無視這些萌貓、認為互聯網作為社會活動庇護所的地位將永不動搖,無疑也是天真的期望。隨着「灰色地帶」被辨認、被編碼,隨着《規定》將「不良信息」收納入網絡治理的地圖,官方希望控制整個網絡空間、而不僅僅是政治內容的野心也昭然若揭。從《規定》細緻入微的條例中顯然可見,國家關心的不僅僅是何種政治觀點需要宣傳、何種政治行為需要禁止,更是人民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以何種態度過自己的日子。實際上,至少從「和諧社會」的提出開始,國家的管轄就一直在逐漸擴大,試圖涵蓋社會的方方面面——這也是「輿情」一詞開始主導官方話語的背景之一。

於是,輿情監測所關注的,就不僅僅是個體的政治表達是否觸碰禁忌、需要如何糾正,而是作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社會輿論走勢如何、怎樣使其回歸「正常」。中國輿情治理的思路,其實正是法國哲學家福柯在他的《安全、領土與人口》一書中所指出的「治理術」。福柯認為,「治理」的邏輯與「統治」的邏輯不同,這二者之間有一個微觀與宏觀的辯證差別。對於傳統社會的「統治」者而言,統治是宏觀的,統治者高高在上,並不介入到被統治的社會的微觀運轉之中;同時,被統治的對象則是個體的,他們並不被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進行分析和監測,而是僅僅在個體犯罪時被施以懲罰。現代國家的「治理術」則不同,治理者需要精密地調控社會的微觀運行,以期得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化的穩定。而這又要求治理者將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實時監控、進行不斷的規訓,去干預人的意識、塑造人的主體。

這些規訓假借健康、快樂、幸福之名, 「讓每個人更好地生活,然後為國家所用」。而與此同時,個體的人則不復存在,成為龐大人口的一部分,成為社會趨勢的一部分,成為一個統計學概念。這個思路自然地引出了《規定》標題中的「生態」一詞。在今天的中國,輿情被作為一個生態系統處理,它既無所不包,又需要細緻入微地考察每一個微生物的作用。哪個明星發了張照片擋住了一隻眼睛,哪個偶像在餐廳抽煙,哪個微博用戶抱怨食堂不好吃,哪個微信公眾號發了慶豐包子起源考,這些內容都有可能成為一場「輿情爆發」的導火索,都需要時刻監控和審查。畢竟,一隻蝴蝶在這個生態系統裏振動翅膀,是可能引發一場地震的。

於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今年一月初,中國官方對病毒不慌不忙,卻對「造謠」如臨大敵;又為什麼現在一個人在社交網絡上發布一則求助信息,就可能被告知自己發布的內容含有激進意識形態或敏感信息。畢竟,對國家而言,個體人的健康僅僅是一個個體的問題,輿論環境的「健康」卻是關係到社會生態的「大事」。《規定》的生效或許正標誌着這種治理的常態化,一切生活都是政治生活,一切思想都是意識形態。

2020年2月18日,一名83歲的康復患者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新建的雷神山醫院出院。

2020年2月18日,一名83歲的康復患者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新建的雷神山醫院出院。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諷刺的是,官方宣揚的「正能量」卻被排除在「政治」的話語範疇之外,而一切跟政治有關的討論,都是天然危險的。這種話語試圖達成這樣的結論,即官方的立場不是政治,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理所當然,是應當維護的常態。

諷刺的是,官方宣揚的「正能量」卻被排除在「政治」的話語範疇之外,而一切跟政治有關的討論,都是天然危險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是通過去政治化的宣傳話語來實現的。一切「負能量」被政治化的另一面,是國家的權力被中立化,被包裝成平靜美好生活的守護者和大前提。宣傳部門收編了「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這樣的流行語,在政權的維穩與人民的生活之間建構出一種似是而非的聯繫,進而將之發展成專制統治的合法性依據。這種宣傳既是專制話語權力的產物,卻也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告別革命」的思潮中找到了連續性,並最終讓這二者獲得了對立統一的大和諧。

正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楊國斌教授的研究顯示,官方認可的「正能量」、經過「文明淨網」後的內容,往往得以披上「中立」、 「客觀」的外衣得到傳播和辯護,而他們對「悲情」、「憤怒」等抗爭性的「非理性」情感的驅逐也因此顯得無可厚非。這種理性權威的話語試圖達成這樣的結論,即官方的立場不是政治,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理所當然,是應當維護的常態,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輿論「生態」只有在這種「常態」下才是健康的。而這種「常態」下的人們,往往只是想要追求與政治無涉的「歲月靜好」,便落入了權力的圈套,成為「生態治理」的積極參與者。其實正如去年反送中時的一條標語所寫的:「我們不應回到常態,因為常態正是問題所在」(We won't return to normality, because normality was the problem)。

現在的懸念或許在於,經歷了疫情中當局的種種醜聞和不作為,此前被「常態」規訓過的人民,會不會對專制權力之下的「歲月靜好」喪失幻想,會不會形成一些反思,認識到「常態」其實未必是理所應當,國家未必是中立、理性的守護神,國家想要的輿論生態的「健康」未必是真正的健康?

我們不能對這種可能性過於樂觀,畢竟追求健康快樂是人之常情,一旦靜好的歲月再次看起來觸手可及,反抗和反思的動力往往難以持續;何況隨着疫情的進展,輿情治理的手段只會越來越完備。但既然這個「生態」裏存在這樣一種蝴蝶效應的微小可能,既然官方也承認、並持續恐懼著這種可能,我們就不應當放棄扇動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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