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因：「香港人」的歷史背景

「歧視『大陸人』」恰恰是近年香港右翼本土與左翼自由兩大思潮爭逐的焦點之一。而爭議之所以被激化，很大程度是由政治環境造成。

先從歷史背景說起。「香港人」成為一個有明顯指涉的名詞，大概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現。翻看任何一部香港文化史的著作，都會有著類似的說法：由於中港社會分隔、嬰兒潮長大成人、香港社會在經濟、民生和文化的長足發展，再加上港英殖民政府有意無意的去政治及去國族治理，使生活在香港的人逐漸形成「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的基質來自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庶民文化，例如電視節目塑造共同體想像、現代城市生活建構集體經驗等。這是一個內向與聚合過程，即生活在香港、本來互不相干的個人，透過體認到自己跟生活在同一城市的他人，均擁有著相同的文化、生活經驗和價值觀，因而形成一種想像的認同感，並以「香港人」作為指稱這種想像。

但很多論者都注意到，「香港人」概念的形成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就是國族認同。在很長時間裡，香港是個移民城市，移民的來源地主要是中國大陸。即使在「香港人」的想像認同逐漸形成之後，香港跟內地的聯繫從沒間斷過。這些聯繫一部分是個人或家庭（如跟「鄉下」親戚的親屬關係）、經濟上的（1980年代以後的經濟北上）、也有部份是文化國族認同。

關於國族認同，在今天香港語境中已被本土主義思潮批評得體無完膚，但在過去很長時間裡，「香港人」的國族認同是以相當混雜的方式存在，由單純的民族文化認同、到從國族認同上昇到對國家政權（中共）的局部或全部認同，或下降至較離散的海外華人想像等。可是，由於香港的地緣政治，在構成「香港人」想像過程中，經常有一他者潛伏左右的，那就是「大陸人」。

「歧視『大陸人』」其實是香港長期存在的集體意識，遠因是中港地理邊界造成的政治、社會和經驗間隔，「香港人」在文化水平上歧視「大陸人」；近年則因回歸後的政治局面而部造成仇視「大陸人」政治經濟入侵的排外情緒。從這些背景看，香港近年的右翼本土思潮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早在「香港人」想像於上世紀形成過程裡已播下種子。

「香港人」一直是一個相當內向和封閉的共同體想像，而在歧視作為他者的「大陸人」的集體意識影響下，「香港人」想像亦同時形成了讓他者進入共同體的文化「條件」和「資格」，例如能說廣東話、認同某些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等，這也是右翼本土的論述基礎之一。反觀對於左翼自由論者而言，這種對定義共同體的要求，毫無疑問會造成共同體的邊界閉合，而他們矢志進行的，是要重開邊界，或避免將邊界定義得過程僵化，追隨包容多元文化的倫理要求。

因此，「歧視『大陸人』」恰恰是近年香港右翼本土與左翼自由兩大思潮爭逐的焦點之一。而爭議之所以被激化，很大程度是由政治環境造成：內地人大量移居來港，對「香港人」固有的共同體想像造成巨大衝擊。

近因：反修例運動的突破點，與疫症下邊界重新閉合

疫症對共同體的最大傷害，是個人和集體恐懼完全掩蓋了公共理性。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是香港回歸後最重大的政治危機，卻也是突破「香港人」共同體保守想像的小陽春時期。抗爭運動強調「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同政治光譜互相「不割蓆」，因而生成了動態流變的共同網絡，只要糙粗地認可運動方向、抗拒中共和港府高壓統治、反對警察暴力，皆被視為「手足」。

過去曾經一度賴以為維繫「香港人」共同想像的種種，如生活經驗或文化記憶等，突然被被懸擱了；反而生命政治的共同性，成了建構新共同體想像的紐帶。即是：大家同樣面對中共巨大的國家機器輾壓，基本政治權利以至人身安全都遭受威脅，進而形成了類似「祼命」（bare-life）的集體想像。

在這種共同體想像之下，將「大陸人」或「新移民」視為「手足」的論述亦較容易進入公共論述裡。例如，過去右翼本土主義者反對把「平反六四」劃入本土抗爭的議程，正是源於一種牢固而邊界分明的政治共同體想像：「大陸人」的政治議題，與「香港人」無關。但當香港政治環境日壞，中國官方對香港政治的干預愈趨直接，終於觸及到「香港人」的底線：香港不再是一個政治上甚至日常生活上安全的地方，這正正跟「香港人」對內地政治想像脗合，儼然香港與內地之間、由天然地理邊界所劃出的政治共同體邊界平空消失了，「香港」成了「大陸」，「香港人」跟「大陸人」的生命處境也愈來愈接近。

當然這只是在「黃絲」群體（我同樣把「黃絲」和「藍絲」置於引號中）中的集體意識，但「黃」「藍」撕裂，也無形中進一步破壞舊有的「香港人」想像。「黃」「藍」撕裂在公共論述上的一大特徵，並不是爭奪對「香港人」共同體的話語權，而是各佔山頭，各起爐灶。

「藍絲」與官方論述合攏，提供一種符合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香港人」定義；而「黃絲」則是強化中港邊界的政治想像，進一步抗拒國族意識形態。值得注意的是，「黃絲」的政治論述是有限度地調和了右翼本土和左翼自由兩種思潮，一方面強化了跟右翼的排外敵我意識，另一方面又在自家陣營中表現出多元和包容的左翼自由思想。（一種意見認為，反修例運動的政治論述是「左翼民粹主義」。我對此說有保留，因為它忽視了右翼思想對運動的影響。本文篇幅所限，姑且不作討論。）

在這一背景下，「大陸人」或「新移民」就成了既尷尬又充滿機遇的群體。一方面，他們往往因其出身已被懷疑為中共極權的共謀者（右翼論述）；但另一方面，只要他們稍微表現出跟「香港人」對「大陸人」的刻板想像有所不同時，例如沒有「不文明」行為、不替政權說話、或甚是認同抗爭運動的基本理念，都會被接納為「手足」。當時很多媒體都有報導「大陸人」或「新移民」在港關注或參與反修運動的狀況，而〈說〉文作者亦在文章開始時，提及他們（其在文中自稱「新移民」）參與百萬人遊行和在連儂牆留言的事跡。

因此在疫症之初，當光榮冰室（還有其他不少食肆）貼出有排擠「大陸人」或「操普通話人士」的告示時，便產生了巨大的情感反差。疫症對共同體的最大傷害，是個人和集體恐懼完全掩蓋了公共理性，光榮冰室的告示之所以被不少「黃絲」群體接受，是因為「恐懼」和「抗疫」旋即取代了反修例運動中的種種，成為連結「香港人」生命共同感的紐帶。

疫症之下，面對香港政府抗疫不力，「祼命」的集體想像變得更具體和更單一，當時社會輿論最關注的政治議題之一，是香港政府一直拒絕封關，香港民間很快便形成了自救意識，除公共衛生論述如山洪爆發外，將「大陸人」重新視作他者的想像亦迅速滋長。這種想像，既來自「香港人」對「大陸人」根深柢固的「歧視」，也混合了媒體對「大陸人」的生活習慣跟疫症擴散的再現，如「大陸人」吃野味、衛生常識不足、盲信中國政府有能力抗疫（這也符合了「香港人」對「大陸人」不文明的想像）等，導致「大陸人」這標籤馬上被連繫到「病毒帶菌者」之上。於是，即使很多人在理性上知道，光榮冰室的告示大有歧視之嫌，但在共同體的情感上，那仍是「可接受」。

「香港人」的邊界和關口

這裡，我們終於遇到共同體想像最難解決的問題：有可能找到一套所有共同體成員都認可的「成員資格」嗎？

光榮冰室事件雖然揭露了「香港人」想像中的右翼色彩，但我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如何處理共同體內部的情感反差。

左翼自由論者一般反對對「香港人」成員資格作嚴格定義，但若沒有任何資格或定義，顯然亦不符合社會現實經驗。因此，論者一般採取折衷辦法：「香港人」的定義變動不居，但並非全沒定義。而右翼本土論者則宣稱，必須按現實政治需要——即「香港人」作為一個被中共政治打壓的群體——以建立一套相對具體的共同體定義，以強化跟國家權力對抗的力量。如前所述，反修例運動的政治論述是由左右翼調和而成：共同體內部傾向左翼，但以右翼想像製作共同體邊界。兩者之所得以接合，實源於「不割蓆」這一原則。不過這一接合很大程度上由運動的集體情緒驅動，本身並不穩定。換言之，反修例運動中的「香港人」想像是一個臨時、策略性和權宜的構建。

香港政府在疫症之初表現消極，有評論指這是政府刻意借疫症消磨反修例運動已呈疲態的剩餘力量。如果這說法成立的話，影響之一就是疫症造成的集體恐懼切斷了右翼本土與左翼自由的不穩定連結。香港政府死不封關，對「香港人」來說，「封關」不僅是防疫政策，更提供了一種想像共同體的意象，「封關」的訴求似乎在暗示「香港人」：共同體的邊界其實一直存在，邊界上亦自必然有關口，讓外來人進入。但疫症爆發則「提醒」了「香港人」，關口是開放還是封閉，與政治立場無關，而跟社會現實有關。若再轉換成共同體的定義問題，那就是說：共同體成員資格可以隨時變動，但並非任意；關口開放與否、如何開放，應該先得共同體成員認可。

這裡，我們終於遇到共同體想像最難解決的問題：有可能找到一套所有共同體成員都認可的「成員資格」嗎？如果不能，我們又怎樣去判斷某人是該共同體成員而另一個人不是？如果無法判斷，那麼共同體又如何存在呢？這也是一些後結構思潮對共同體的理解。在光榮冰室事件背後，我們需要處理也是類似的問題：「新移民」是不是「香港人」？「新移民」在法律和政治上獲得了「香港人」資格，但文化認同上卻尚未完全融入「香港人」共同體，而要讓「新移民」完全成為「香港人」，那就需要經歷一個融合過程。〈說〉文多番描述這幾位「港漂」和「新移民」（姑且不論兩者的差異）在港生活的種種困惑和焦慮，正正就是這個融合過程的結果。

要回答「共同體何存在」這個問題，關鍵是必須首先承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著這樣一個共同體（例如「香港人」），它是否「自古以來」已經存在並不重要（但對某些右翼論者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某個歷史時空已經「存在」，直至現在（例如「香港人」已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存在）。每當有新成員希望加入共同體（如「新移民」要成為「香港人」），一方面他們需要得到原成員的認可和接納，另一方面新成員也改變了共同體的原有結構（這也是左翼論者的多元包容說）。不過，新成員跟原成員的互動是不可能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融入過程因而必須令新成員經歷相當程度的情感陣痛。右翼論者往往忽視陣痛對新成員的情感傷害，而左翼論者則認為不應存在。

可是，我們往往忽略了情感陣痛對共同體原成員產生的作用。光榮冰室事件的爭議點之一，是「語言」，也是討論共同體資格時最常被引用的內容。廣東話是「香港人」的第一語言，這是最廣為民間接受的共識。我們可以從兩個例子中看到這點：一是當官方強推普通話，旋即惹來香港民間巨大反彈，甚至以「捍衛廣東話」為本土論述主要論題之一；二是當我們要將在港居住的少數族裔劃入「香港人」，首先引述的「證據」也是他們懂廣東話（如河國榮、利君雅等）。當然這套論述仍有相當鮮明的右翼色彩，我們也馬上可以舉出反證（如不少歐裔香港人都只說英語而不說廣東話），但在光榮冰室爭事件中，對「廣東話」理解正時挑起雙方矛盾的導因。

到一間明言不會以普通話點菜、潛台詞是不歡迎說普通話顧客的食肆，然後故意用普通話點菜，很難不被理解為是一種挑釁。當然支持者大可以說，這是反歧視的文化行動，而〈說〉文作者下筆時則很小心，避免了任何具挑釁性的論斷。可是，文中卻大肆描述了「港漂們」在港生活的困難經驗，以及光榮冰室店員在跟她們溝通時困窘處境。在這一特定社會場景裡，普通話儼然成了欺壓店員的工具，而對〈說〉文的批評者來說，這種欺壓並非意外，也不是無心之失，而是「新移民」跟「香港人」之間的政治角力，並以華語語系的權力關係呈現出來。

在宏觀政治社會現實裡，普通話是一種語言霸權；而在香港的日常生活中，一個來港生活（如定居、求學、就業等，而不是旅遊）的「大陸人」沒有說好廣東話，會被「香港人」視作共同體內部的他者——過去「香港人」會嘲笑「新移民」廣東話不純正，而今天「香港人」對故意不說或無意學習廣東話的「新移民」抱有戒心，認為他們自覺普通話才是華語正宗，而貶抑作為方言的廣東話。兩者情感不同，心態也有差異：前者是典型貶抑他者的「歧視」，後者是被霸權壓逼下的他者反應。而〈說〉文作者及其「港漂」同伴所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沒有理解清楚廣東話跟普通話之間的權力關係。

宏觀的恐懼和反歧視，微觀的情感政治

我希望以這種方式總結這篇文章：

「歧視」起源於對他者的恐懼和厭惡，價值判斷通常是這些集體情緒發酵之後，才伴隨出現。然而，當新成員進入共同體時，他們往往只能感受到「被歧視」的情緒，一時難以明白伴隨其後的價值判斷。新成員會感到被傷害，繼而會以此為據向舊新成員作出批評。這時舊成員可能會覺得被冒犯、被挑釁，進而訴諸公共論述以作回應。但如此一來，便很容易落入一種公共論述的惡性循環，即在多元包容和保衛原有價值之間互相攻伐，卻完全繞過了「厭惡」和「被冒犯」、「被歧視」和「創傷」等等的情感差異。

光榮冰室事件揭示一個現實：「香港人」與「大陸人」（或「新移民」）的矛盾，與其說是族群或文化上的差異，倒不如說是情感上的差異。宏觀上，「香港人」認為排擠「大陸人」（而不是排擠其他族群）是在政治社會危機中的自救方式，故以集體恐懼作為維持共同體的情感力量；而「大陸人」（或「新移民」）則往往忽略了這種集體恐懼情緒，只關心自身在融合過程中的情感陣痛，並放大成一套籠統的「歧視」和「反歧視」論述。但在微觀生活上，情感差異其實沒有那麼壁壘分明，而是充滿流動性。像〈說〉文所述，不少「港漂」對「香港人」抗拒「大陸人」情緒也有一定理解，亦樂意體諒；而光榮冰室的點菜過程中，雙方雖都有困窘不安的時刻，但最後還是完成了溝通。

我相信事件有一個很重要的啓示：對於共同體想像，要拆解右翼的僵化理解，而又不致落入左翼理論的虛妄和政治無力中，就得處理共同體新舊成員之間，是怎樣才能達至有效溝通。這不只關乎公共理性是否健全，更與情感政治有莫大關係。在公共論述上，過份訴諸公共理性，有時不僅無助解決共同體內部的情感矛盾，反而會將其激化。而作為掌握公共論述能力的評論者和知識份子，一方面有責任向被集體情緒主導的庶民解釋清楚各種公共論述的理據，另一方面也得搭建讓雙方互相體諒（而不只是理性上理解）的渠道，而避免借「公共理性」之名，錯誤地製造過多煽動集體情緒的論述方式。

（鄧正健，居於香港，文化評論人，偶而寫詩，小說及劇場文本。修讀文化研究出身，曾任阿麥書房文化經理、《字花》編輯，現職大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