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官方长期“平静无事”的应对之下，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突然大规模感染爆发。以钻石公主号游轮为线索，厚生劳动省后续荒腔走板的应对，例如让23名旅客没有检验病毒就下船、下船的旅客不隔离观察就地解散、指控船上防疫措施不佳的岩田教授疑遭施压等，都让安倍政府的支持率直直下落。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钻石公主号在日本停靠两周，若是在台湾和香港，媒体会对此进行紧密追访，民意甚至会形成对政府决策的压力，但在日本，民怨似乎并无累积，民间也未有形成跟政府叫板的社会压力。
在野党和媒体都做什么去了？日本政党政治当中虽然有光谱较为进步、立场较为左倾的政党，但多半时候都仍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状况，而在野党一直处于分裂、败选后改党名、却缺乏实际的政治能量的处境。至于日本的媒体，除了朝日新闻与 TBS 立场较为偏左（但亲中），其余多半是保守立场的媒体或者国家媒体，而且媒体对于政府与社会氛围也存在著“忖度”的惯习，对于争议议题的报导总是保持距离、对社会议题的报导总是含糊其词，也较少有政治或社会评论的文章。以媒体所谓监督政府、关心社会、针砭时政的角色来说，日本媒体若不是迟缓，就是犹豫再三。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忖度”在内的“无责任体系”的文化氛围，不仅存在于在野党和媒体这样的社会批判力量之中，也存在于日本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里，其形成的政治文化，与日本政治组织的行为模式相辅相成，同时也是社会反抗力量弱势的体现之一。为什么在日本，社会无法撬动国家？本文希望解释其来有自。
空气支配、共同承担、忖度
这使得人们即便在突发事件中，也较少出现集体反弹，而一时性的反应也很少影响政治结构与决策。
根据媒体和舆论的分析，本次安倍政府之所以不对中国旅客进行严格的禁止入境以及严格的防疫措施，很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要作为“国宾”访问日本，这也会是新任天皇第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会面；随后还有7月的东京奥运；另外则是日本在高龄少子化、经济衰退的处境下，对不能割舍的中国市场的考虑。
首相缺乏决断，除了内外政治考虑外，在政治文化上，日本一直欠缺实质做出决策的人，因为一旦这个人出现，就要为决策负责。人们基于某种集体的意识行事——在大日本帝国时期，这种集体意识表现为“天壤无穷”的向外扩张主义；在现在的日本，其体现为“保住经济发展、国宾与奥运”——没有决断者而靠集体意识“决断”，这被称为“空气的支配”。
日本政府可能因为以上种种忌惮，采取不作为、得过且过的措施；但又不能积极而明确地将这个动机公诸于众，因为把动机、过程说明白了，就意味著要承担责任；反倒是放任事态发展，就能够以“共同承担”的说词——万一出错，错误是默许这个集体意识中的所有人要一起承担的——来求得原谅、不被严格追究。
这么说也许更能凸显这种文化的特点——你可曾看过安倍出来为发展和防疫两难的状况发表过意见？政府确实在“不作为”中采取了某种意见进行决策，如果有人问当今这样的局面该由谁负责时，多半都会把矛头指向日本政府。但没有人能具体地说，在哪个环节上的疏忽该由谁负责——这么做可以保证任何人不因为做出决定而被咎责。
神户大学感染学教授岩田健太郎的经历则折射了“忖度”的特点。岩田2月18号以灾害派遣医疗小组（Disaster Medical Assistance Team，DMAT）成员身分登上钻石公主号，不过当天就被厚生劳动省官员赶下船，随后自拍影片揭露管理疏忽导致感染的扩散，但经过厚劳省桥本岳的乌龙反驳后，约莫两天就将影片删除，并为“造成部分人士的困扰”致上歉意。
这显示，在专家与政府在协调、制定政策时，出现了“空气的支配”——这是指在一个集团当中，若不得不“揣摩”（忖度）前述说不清楚也不打算说清楚的“上意”（空气），就会寻找各种自保的方式，甚至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忖度是在下位者（媒体、基层官僚）基于空气进行揣摩上意的动作，例如下级官僚知道感染扩散得很严重，但大势是要保住奥运，因此隐而不发，或发了以后撤回并道歉。
“读不懂”空气（空気を読めない）的人将会被排挤，组织的指挥权继而被党派背景突出的政务官，而非专家掌控，并导致“偏重人际网络（而非基于专业）的组织结构”。这种文化不仅存在官僚体系，只要是日本式的组织模式，就会有这样“有上下位阶”、“集团利益大于个人”的状态。
这使得人们即便在突发事件中，也较少出现集体反弹，而一时性的反应也很少影响政治结构与决策。日本早期并没有爆发社区感染，即便国民心里不安，但除非有更严重的问题产生，在网路上民众的牢骚，对日本政情是不会产生实际影响。
从明治维新到战后，日本尽管在物质、制度上都大幅地现代化了，但是运作这些现代器物、制度的观念与方式，换言之策略、组织方法上，却仍旧承袭著古老的、集体主义的传统观念。或许在一般的情况下，这样重视集体的组织方式可以因为内部稳固的共识与默契而运作得宜，但在发生预料以外的紧急事态时（或者用日本人的说法，想定外）的时候，却会成为恶化整体局面的绊脚石。
家族国家、无责任体系
欲振乏力的、保守的价值观，无论在政府组织或施政风格上，都是颠扑不破的主流。
这套体系根植于日本文化内核的“村社会”，更确切来说，“家族国家”的概念。这是日本人无论在公私领域中皆不敢“独排众议”、独立思考并行动的根源。
不夸张地说，在明治时期民法草创时，就遭到这种文化的抨击。民法重视个人权利，意味著脱离封建时期附属于家族或藩主的状态，能够成为自由支配财产的公民，是现代国家出现“市民”的象征。然而民法创设之初，主流的意识形态就怀疑其是“偷渡基督宗教的个人主义”而大为批评，指责“民法出，忠孝亡”（民法出デテ忠孝亡ブ，穗积八束语），是日本人对于集体“不忠不孝”的恐惧。
日本民族主义走向扩张、侵略而非稳定边界的民族国家的歧路之顶点——大日本帝国——就是以这种“家族国家”观，对臣民实行精神上（不仅止于秩序上）的统治。在“皇祖皇宗”之下，不仅仅强调的是“万世一系”天皇制的优越性（相较于其他国家朝代更迭、政党轮替的任意性），更提示了“子孙臣民”要为皇国负起“无限责任”。在大日本帝国时期，细微至经商盈利、男欢女爱，都不得不跟“为皇国尽忠”扯上关系，甚至在某些极端事态（虎之门事件、御真影）（注1）时，表面上不相瓜葛的臣民都得悉尽负责。
然而在天皇身边名为“辅弼”，实为集体“决策”的大臣们，在战后审判时却因为集体决策而不觉得要为战败、不人道的战争罪行负起什么责任。天皇制的家族国家观所带来的精神统治，不仅为臣民带来无限责任、为在位者带来无责任，更促成了在下位者“揣摩上意”（阅读空气）、在位者欺压更下位者（压迫转移）的“无责任体系”，这便是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奥秘。
这些论断是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分别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日本的思想》（1961）所痛陈的，他认为日本真正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革命”。他企盼战败后的日本人能凭借著“大日本帝国精神统治的瓦解”的契机，成为“自由主体”的国民。
在1946年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称自己是人而非“现人神”的神）后，尽管天皇变成事实上的虚位元首，所谓的天皇制变成象征天皇制，但日本社会依旧没有摆脱家族国家、无责任体系的支配。民主制度、企业、官僚体制仍存有强烈的“家父长”上对下的指导关系。
比如几年前日剧“半泽直树”中上司霸占功劳、责任往下推拖的情节；日本官僚近年来的丑闻争议使“忖度”（揣摩上意）成为流行语汇⋯⋯都是无责任体系仍然存在、政治改革难以推行的明证。
这种战前的观念，为何在日本现代化之后仍被保存下来？
这种文化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日本并没有真正历经过政治启蒙的过程；在“舶来”的民主制度下，日本依然运作著一套旧的“无责任体系”。
不可否认，日本曾有过种种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的努力。自明治时期西洋思想大量传来、大正时期民主化的发展，日本聚集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其中不乏重视科学、理性与进步价值的启蒙思想。按道理说总会促使日本人反思自身所处的社会与传统，近一步诱发思想、政治上的改革。然而当时的大正民主更像是以民主思想（民本主义）作为在野者夺回藩阀垄断的政治的手段，社会当中并未出现取臣民意识而代之的公民意识。
所幸私领域中的文化（男欢女爱、经营盈利）摆脱了家族国家的精神统治，在世界上大放异彩，因为现在的日本不像帝国主义时期，进行言论与思想的审查、凡事必须力求报效国家的极权主义。思想、言论、表现的自由只要不事涉参与政治行动，都能被允许。
然而只要一参与政治行动，日本社会的舆论与社会规范（就职不被采用等）就会施压下来——对于跳槽、挖角并非选项的日本社会（年功序列制）而言，这是社会性的死亡（只能过兼职生活的败者），也是参与政治行动的直接代价。
因此，欲振乏力的、保守的价值观，无论在政府组织或施政风格上，都是颠扑不破的主流。与蓬勃发展的消费文化、风靡全球的文化软实力极不相称的，是日本社会对参与政治的兴趣的低靡。相对于5ch上热烈的政治讨论（虽然都集中于右翼、保守的言论），日本人实际上忌惮参与政治。
沉默无声？
“自由主体的国民”，本身是对日本人寄与多大冀望的宏愿，而这宏愿的背后又承载多少不可承受的重量？
明治维新到败战前，日本由于举国与西洋较劲的意识浓厚，并且讨厌抽象理论、习于顺应现实（现实就是天皇制），时常把外来的西洋思想拿来比附为自己固有的思想（家族国家观），换言之，外来的思想只是自己固有思想的“譬喻”，外来思想的传来产生不了任何对于自身文化思想的教训或反思。除了能够回应现实（有适应日本土壤的可能）、串连理性、良心与传统西方思想，并有广大读者的马克思主义之外，日本的外来思想基本上并不对日本固有的家族国家观产生任何反馈。
然而到了1925年，大日本帝国为了防堵共产革命而实施的《治安维持法》，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锒铛入狱，就是被迫在思想上转向，支持天皇制。在军国主义的狂飙当中，日本改变固有保守价值观、集体主义思想的契机亦被扼杀于摇篮当中。
“那么，战后呢？日本战后风起云涌的左翼学生运动不也卷起千堆雪吗？”对于这个可能的提问，我们必须回到战败的日本。
当时美国为了去除军国主义的影响，在日本各校所设置了“学生自治会”。因为忌惮军国主义时期的思想、言论管制，马克思主义成功渗透到青年学生与各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当中。1955年日本结束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占领初期多党林立的局面，由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掌握政权，所谓“55年体制”形成。
与此同时，苏联赫鲁雪夫（赫鲁晓夫）批判史达林（斯大林）的路线开伊始，日本学生自治会成为与既有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决裂的新左翼，并在1960年代展开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激烈斗争。反安保斗争因为岸信介以安保条约自然生效而失败收场。1960年代岸信介下台后，池田勇人提出长期经济计划“所得倍增计划”，随后的全共斗就为了与这样的高度经济成长斗争，将学生运动推向另一个极端。
因为日本快速的经济增长产生大量的利润分配给国民，导致国民不想革命，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学生运动只能走向武装、恐怖主义的极端路线，直到“浅间山庄事件”以及1980年代经济的安定成长期，将学生运动的时代，也是日本改革理想的狂飙时代画下休止符。尽管在这之后有许多零星的社会运动，却都没能达到学生运动时期与改革仅有一步之遥的距离。
至此，以本次新冠病毒爆发，在日本引发种种连锁的失误，及缺失的社会力量，都反应出日本政府组织固有的弊病，以及弊病背后深厚、复杂而环环相扣的文化成因。以笔者看来，这或许是日本在撇开各种外来事物的继受后，真正本质性的东西。从此或可了解，从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所谓的“一身之独立、一国之独立”，到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所谓“自由主体的国民”，本身是对日本人寄与多大冀望的宏愿，而这宏愿的背后又承载多少不可承受的重量。
畅通的政治参与、改革，将促使个人权益的增进，而个人权益的增进也会改善政治参与的品质，整体而言就是社会的进步。或许这是借由日本慢下的半拍，所能有的一次深沉的思考。
（陈信仲，误入学术歧途的原法律人，现在不上不下又已来不及脱身；关心日本、德国，那些能唤起民谣与传说的种种。）
注1：“虎之门事件”是难波大助要暗杀昭和天皇的事件，结果不仅仅当场负责维安的警察要负责，连难波大助的学校老师、校长都要为这样不受教的学生辞职以示负责，难波大助的父亲贵为帝国议员因为儿子做出这种事而在家绝食而死。
“御真影”指的是当时日本的学校会挂上天皇肖像的照片，形同天皇本人，当时某间学校因为失火，该照片被焚毁，学校校长切腹自杀以示负责…
虚拟的自由吗？
感謝作者，文章作為幫助理解日本在此次疫情的反應提供了底色。若以「新聞自由指數」來看，日本表現長期不佳，世界排名大約在尼日與馬拉威之間，面對此次疫情，媒體沒能發揮功能，確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很有趣的是，從評論可以看出評論者所處的環境對比文中日本的政治社會論述。例如在民主地區生活的民眾覺得日本的民眾意識不強，反之在較極權地區生活的人民則覺得日本已經有依定程度的改革。
不看評論還好，一看讓人啞口無言，首先一口咬定作者是「文化認定論」，然後再把文章批鬥到一文不值，看來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至上論確實遺毒不淺（笑）。
首先，作者指的「文化」顯然不是指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通篇都沒有提及甚麼戰國時代、幕府統治，更沒有提及武士道精神，不存在「東方主義」的弊病。反而，作者的論述方向相當明確地指向明治以來，日本的「社教化」方式造成的一些結果，比如家族國家、無責任體系等。福澤先生本人也是教育家，引用他的名言意思也很明顯。
此外，一地的文化會對當地的政治環境產生一定影響，這可以說是毋庸置疑。從愛爾蘭到埃及，從黎巴嫩到阿根廷，文化都是政治人物與公民如何互動、有何作為的重要因素。沒有哪個民族不配有民主，但民主在不同族群實行起來都不一樣。只看重政治過程，拒絕承認族群文化對政治的影響，就是本末倒置。
這篇文章可以說大約是論文的Abstract級別，想看更多乾貨的，自己去JSTOR上搜索一下，將日本文化跟政治做關聯研究的不勝枚舉，比如三島浩的The Failure of Japan’s Political Reform，還有Peak Japan一書裏面的幾個Chapter都有論述。批評媒體深度文章內容虛無，卻又不審視自己飯來張口的閱讀態度，未免讓人側目。
一說到“集體主義”的反思，有些人就激動跳腳，還要指揮審稿哈哈哈哈哈。
看到这个切入点还以为挺有意思，结果结论就是政治问题全都来源于现代化（西化）不完全，传统文化（东方劣根）残留，满头问号……至少评论区说的都不错
下次登这种文章前能不能好好审一审先
作為對日本社會氛圍略有所知的人，大致同意作者對無責任體系以及其在當今社會影響力的觀察，然而，無責任體系以及空氣揣度仍難以作為社會力量難以形成的原因，畢竟社會力量的本質即非為了顧全當局的大勢。社會壓力薄弱的原因，我猜想和文中亦有提及的長期政治意識不健全有更大的關係。
我比较想知道参与政治活动而无法就职的实例。
日本大学依然还有很多政论社团，不乏左翼思想的组织，但似乎每台听说过因为参与政治运动而无法就职的人。
“从明治维新到战后，日本尽管在物质、制度上都大幅地现代化了，但是运作这些现代器物、制度的观念与方式，换言之策略、组织方法上，却仍旧承袭著古老的、集体主义的传统观念。”。这个是因为日本当初的现代化是对外的，是应对外部变化而做出的，不是在面对内部问题满足自我需求而定的。
感谢作者和评论区前辈们的讨论，后生受教，万分感谢
所以日本社會 仍然隱藏住某種 將百姓係意識形態上同政府既分隔
评论里的deadone说的很好，近代日本人的劲头，比如坂上之云里描写的明治时期不屈向上的精神气是很感人的，并不能说自古以来日本就是改不了的集体主义。现代对个人的压制是很好的可以再思考的点。中国的极权主义对人的异化作用也同样值得研究。
本文陈述了很多“历史”，但读下来感觉上还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总结。希望可以结合更多现代社会的调查数据，增加可读性。比如说提到读空气和无责任制的文化现象，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对此持什么态度？日本社会最近十年的改变不可谓不多，对比以往的年功制，更多的年轻人情愿选择フリーター的生活。再说到社会无法对政府形成压力，近的例子就有这次撤侨本来第一批归国的时候是打算把所有无症状的乘客直接在机场解散，结果消息出来当天就上了热搜，才更改成归国的所有人送去隔离观察。个人看法尝试聚焦当下会更有阅读价值吧，现在感觉就是内容过度附和立题。
寫的很好 唯一稍有缺失的是戰後Ghq 因為朝鮮局勢問題將前期大量逮捕的特高警察等還有各個戰前舊官僚軍人等重新釋放使得他們快速重新掌權在日本各個新機關部門這也是一個側面因素
作为对日本当代政治生活稍有了解的人，非常认同作者所关注的政治文化（实质上可以说是不成文的政治体制）的重要性。
唯一不认同的在于这种压倒性的保守政治文化的来源。作者似乎认为这是“未经充分改革的传统日本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实际上，历史上的日本群众从来不缺乏反抗性，离今天最近的武士政权——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缺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即使是步入近代以后，群众争取权利的斗争也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姑且有一定民主成分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就是在由群众支撑的自由民权斗争的成果。
与其说日本当代死气沉沉、不参与政治实践的社会氛围是自古以来流传的“日本文化本性”、是某种“非现代”的“传统，不如说这正是”现代化“或者”近代化“的产物。正是建立了近代的中央集权国家，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还有全民的义务教育体系等等，这些完完全全的近代机构和体制，才实际做到用无孔不入的权力将国民彻底驯化。
实际上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多人动辄说中国大陆没有民主氛围是两千年的奴性，却不知实际上传统中国政权从来没有能力把触角伸到基层，传统中国基层确实是会组织乡里制等体制，但是其领导职位是交到当地豪族手里，并非中央派遣的官僚。如今的极权国家，恰恰是中国政治“高度现代化”的表现。
总之，在解释当代的政治现象的时候，动辄归因于某地“自古以来的文化”这种“文明本质主义”的做法是极为危险的。一方面，这常常会导致我们看不到实际造成这个现象的近代、当代成因，另一方面，还会造成一种“这个社会本质就是如此，改不了了”的错觉，两者都会阻碍变革。
采用肤浅的、预设的、抽象的所谓文化论代替对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实证调查和实证分析，就会生产出这样用来忽悠大众的廉价扯淡。
沙青青的是好文章，但兩篇角度不同，不覺得要像樓下那樣比較。這篇其實也不僅僅是講了政治文化現象，還包括左翼思想及運動在戰後沒能繼續發展起來，還有學生運動一度走到恐怖主義路線留下的陰影，導致如今日本人依然對社會抗議和抗爭存有「戒心」。社會批判力量薄弱，既有文化心理原因，也有歷史原因。作者並沒有把問題歸結為文化本質論啊。
同意楼上上，沙青青的文章更现实一些。民间对于此次疫情关注度很高，对安倍这届的不满怨气也比较大，参与度不低。可惜，民间无法撼动官僚体制，这点上跟国内算是殊途同归了
岩田教授是在遭到带他上船的高山医师的长文反驳后，以不愿意与高山在公开场合辩驳及视频已达到目的为由删除视频的。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圈总是忽略掉这一段事实把岩田删视频强行脑补成受到政府压力。
日本现处于安倍超长稳定政权之中。虽然自民党和安倍也有各种丑闻，但良好的经济以及之前民主党统治时期的噩梦回忆让安倍政权始终稳固。与其说日本的政治文化导致社会无法对政府形成压力，不如说这届政权相比过往政权异常抗压。
感谢分享，不过诚如楼上评论所说，将问题归因于“文化论”是既万能，又无用的做法。相较而言，另一篇沙青青的文章倒是对日本具体的政治过程做了深入浅出的剖析，更值得一读。
什麼事情都怪往「古老的」集體主義上面一推，是挺方便的。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