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要寫『停止 歧視=病毒』，是德語的，不小心漏寫『歧視』這個單詞的一個字母，趕快改過來。」組織者之一王江楠回憶，寫對「Diskriminierung」（歧視）不簡單，但是歧視不難。

在經歷了歧視之後，怎樣做出反應，也不是易事。這是他們五人在德國第一次嘗試自主發聲、參與公共事務，一切都要學習，「我們既然已經生活在德國，就是這裏的一個共同體，應該以這個社會的方式去處理我們認為有問題的事務。」他們說。

鎖在香港的公寓裏，疫情在身邊也在他處，我用電話訪問了這五位，請他們講講他們身邊的情景，講講這次集會，也講講全球化災難中夾縫人的故事。

藝術家何翔宇：作為肥料的普通人

對方不會將口罩解讀為尊重，而是將口罩翻譯為病毒，我覺得很無力，比不了一塊石頭、一棵樹。

我出生于丹東寬甸，中國和朝鮮交界的城市。我有一個跨國家庭：太太是美籍韓裔，我是中國籍，為了我的藝術創作生活在柏林，兩個孩子則自我認同為德國人，從小接受德國教育。

今年春節，我們一家四口飛回亞洲過年。上飛機前，太太在英文媒體上看到關於病毒的報導，有些擔心——小兒子在上幼兒園，在德國，如果一個小朋友得了傳染性感冒或流感，往往一個班都會被感染，很麻煩。但我兩年沒有回家過春節了，奶奶和姥姥都年過八十，還是決定回去。

我的父母都是醫生，他們從同學和同行的微信群裏了解到一些訊息，反覆叮囑我們要注意保暖，提高抵抗力——那時候大家認為這次還是普通的冬季流感。東北冬天非常寒冷，孩子又小，我們一直在父母家活動，沒怎麼出門。之後我們按原計劃去了日本，在那裏看到新聞說美國開始限制去過中國的遊客入境了，於是趕快買回柏林的機票。2月3日回到柏林，一切還好，入境時沒有人針對我們提問，也沒有人對亞洲皮膚表現出恐懼。那之前已經看了大量新聞和信息，我們不知不覺學會了自我隔離，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孩子的老師和校長，告訴對方我們的旅遊史，溝通要在家觀察的事情。

這之後忽然有一天，關於歧視海外中國人的新聞從德國、美國、意大利、法國全都冒出來，有人被打，有人被吐口水。我在藝術領域工作，接觸到的人都是圈內的合作伙伴，從設計師到雕塑工廠工人，都對我很友好，並沒有經歷歧視。但我有個朋友是藝術家艾未未助手的妻子，也在柏林生活，就很不幸——一個穿西裝的男人走過她身邊，並不與她對視，但直勾勾地說了句：「你就是病毒！」

柏林是個有張力的城市，相比其他發達國家的首都，生活成本低，什麼樣的人都有，這事發生在柏林，我不是很吃驚。但還是覺得恐懼，總感覺我們普通人變成了肥料，病毒問題應該是國家、政府解決問題，最後卻落在我們身上，從媒體，我們也看不清到底發生了什麼，權力已經覆蓋了一切。而且，比起媒體報導，朋友的經歷、朋友的朋友的經歷很容易感同身受，忍不住幻想，有一天，歧視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太太作為韓裔美國人也會害怕，因為也是亞裔面孔。之前她看美國媒體上說中國人都在吃蝙蝠，她很氣憤，因為不是事實；過幾天，這些媒體又出來說事情並不是這樣。

我們需要注意媒體的暴力，《明鏡週刊》的封面就從圖片和文字兩方面引導恐懼。從畫面上來講，它選擇了很多並不客觀的元素編織在一起，譬如穿雨衣行走在煙霧裏的中國人。「中國製造」的字眼也容易引發各種聯想，譬如最近流行的關於病毒乃實驗室製造的陰謀論。

在歐洲，對亞裔的歧視不是新現象。去年3月，我和四十多位來自亞洲的藝術家就在巴黎組織了反對歧視的遊行和展覽，更確切地說是針對黃色皮膚的歧視。歐洲藝術界是一個講究政治正確的圈子，但很多成立幾十年的雙年展依然沒有來自亞洲的策展人或得獎藝術家。有一道模糊的天花板。日常生活裏，由於膚色帶來的歧視也不少見。我們這群亞洲藝術家，在自己國家就是弱勢群體，在歐洲又有這些障礙，所以想要站在一起，為自己發聲。

這次布蘭登堡的集會行動，在我的視角看，和去年在巴黎的遊行一脈相承。我介紹了在巴黎的經驗後，其他參與的朋友一拍即合。這些天，我們寫了很多能夠吐露自己和自己所在社群的心聲，又翻譯成多種語言，我太太也幫助翻譯成韓語。有一個是「知識分子在哪裏」，後來被很多傳媒和路人拍攝，想表達的就是在《明鏡週刊》這樣的主流輿論表達之外，公共知識分子在哪裏，怎麼不發聲。還有一個是「普通人的勇氣」，這是想說作為肥料的普通人其實在這次這樣的疫情裏可以發揮很大的能量，譬如在中國的一些志願者行為。集會那天十分寒冷，我們站了兩個多小時，讓我感動的是，有很多人支持我們，有人豎起大拇指，有人過來挨個和我們擁抱，有人一張一張拍我們的標語，還有些人就一直陪伴我們站在那裏，有的站了半小時，有的四十多分鐘。

我出生的地方在兩個國家的交界之處，我也有一些作品是對這個地方、對童年記憶的反思。邊界上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邊界本身又很具體，起源往往是自然屬性，一條河，一座山。在中朝之間，它甚至可以是一棵樹，一塊石頭。以前有人做倒賣銅的生意，原材料從朝鮮來。雙方指定邊界上的一棵樹為中介點，朝鮮商人把原材料放在這裏人就離開，第二天中國商人取回材料把報酬留下，朝鮮的商人之後再去領取。這次歧視的標準語「你就是病毒」，讓人覺得人甚至還不如一棵樹，你走到哪裏都是病毒，跑不了。

在德國，感冒是小病，醫院一般建議感冒病人回家自愈，今天在柏林坐電車，你會看到很多人乾咳、擤鼻涕，沒人當回事。我從中國回來，自我隔離帶上口罩，反而會引發懷疑，對方不會將口罩解讀為尊重，而是將口罩翻譯為病毒，我覺得很無力，比不了一塊石頭、一棵樹。

這次的災難，我們需要反覆去說，去記憶，去儲存。中國人，或很多現代人都有失憶症，可能再過一些日子就過去了。這些個體的無力的故事是需要留存的。

藝術家阿角：自我歧視才是病毒

大家其實都是弱勢，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我只覺得悲涼。

十年前我投身藝術，三年前以藝術家的身份搬來德國柏林居住，往日都是柏林、上海兩邊跑，如果不是因為疫情，我今天就應該在飛往上海的飛機上，準備一場將在那舉行的展覽。

這場集會的定義最終是放在少數族裔的共識上，反對廣義的歧視。如果說有什麼契機，就是最近生活中接二連三看到的針對在德中國人的「病毒」歧視。第一次聽到這類事情是在慕尼黑生活的朋友，他在大街上行走無端端就被人吐口水，說他是瘟疫。接下來是一個中國女孩，在柏林被人毆打的事情。緊接着，兩個我的女性朋友在柏林街頭走路，被兩個青少年跟着，對她們進行了言語攻擊。這一系列事件之後，《明鏡週刊》的封面進一步刺痛了我。

我尊重媒體的新聞自由，但我確實被刺痛了，我要說出來這種痛。

在身邊出現的這些攻擊中，歧視中國人的也都是生活在德國的少數族裔，譬如土耳其的，阿拉伯的少數族裔，互相歧視。這種自我歧視本身才是病毒。中國人也常常歧視其他少數族裔，譬如在柏林生活，中國人內部交流，說到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都會簡稱為「土人」、「阿人」，哪怕旁邊有這些族裔的人，他們也不會知道自己在被我們談論，這難道不是一種慣性的、隱形的歧視嗎？

這次疫情中，歧視無處不在。我是西安人，在武漢大學讀本科，有太多熟人都在湖北或是湖北人。從疫情爆發開始，我就幫在武漢的朋友在當地找車，找物資，這中間也看到太多自我歧視。我的朋友家在武漢，如今回不去，在安徽黃山被強制隔離，住了十四天。之後他決定去上海，但無論租房還是借朋友房子住，都受到很大阻力——黃山對上海來說也是疫區，這個社區的居民不歡迎他，要住就要報警，雖然警察來了也沒把他怎麼樣。現在他吃飯買東西都是問題，也靠朋友救助。

武漢人、湖北人現在是國內歧視的新對象，可歧視他們的人如果去了別的地方、比如出國來歐洲，又被別人歧視。大家其實都是弱勢，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我只覺得悲涼。

這次集會我負責比較多關於設計視覺的工作，我想傳播的主要信息是，想法不同的文化和種族在大腦中建立高牆，阻隔溝通。於是海報設計師最後的作品是一堵牆上有兩個孔，那兩個孔是溝通的可能，形式上又是一個冒號，是對話的開始。設計師是一個在荷蘭求學的廣州人，他的母親是醫生，是和疾病、病毒面對面的那群人，我想他希望被理解的訴求也一定很高。

可能我們的行動會讓人聯想到冠狀病毒引發的社會問題，但我們其實很注意淡化「中國」的概念。中國人、中國政府、中國性這些概念包含很多解讀，有複雜的歷史面向，在這樣的活動中強化中國屬性，違背我們的核心信息「少數族裔的共識」；同時，在德國，甚至歐洲，我們面臨的是對亞洲人、對黃皮膚的歧視，其他種族的人很多分不清黃皮膚之間的區別。這也是我被《明鏡週刊》刺痛的地方，作為一個主流媒體，它的視覺符號和文字信息其實是在逼着人們去從屬於一個族群、一個國族，不管主體願望和客觀事實。

《明鏡週刊》的文章內容和最近《華爾街日報》那篇 「Sick Man of China」一樣，寫作者本人並沒有基於意識形態的表達，但是編輯、包括圖片編輯最終的選擇卻走了「標題黨」路線，將複雜信息簡單粗暴地處理。商業媒體用最快的方法最有效地吸引人們碎片化的注意力，是一種可以理解的選擇。如果這個封面出現在走小報路線的《圖片報》、《世界報》上，也許大家的反應不會這麼大，但《明鏡週刊》畢竟是較有公信力的嚴肅媒體。很多人可能是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這個封面，很少讀過內文，文章裏的信息、數字、觀點，最後就變成了「Made in China」這個宣傳語。

在媒體向度，柏林像一個前現代的地方。德國是世界上用紙最多的國家之一，這裏的媒體還是以紙媒和電視為主，非常依靠德語。換句話來說，德國來自各地的人，很難和這個國家共情，反過來也是一樣。可能每個人都在看自己的母語媒體，有一次我在柏林的出租車上，司機是個阿拉伯人，他有兩個手機，一個導航，一個放着 youtube。youtube 上是阿拉伯語新聞，然後是古蘭經，然後是關於聖戰的圖像信息，那是另一個世界。

我也在觀察媒體的作為，並非說媒體在扭曲事實、編造假新聞，只是在這個時代，大家都在為自己的信念選擇敘事和發聲。我一直關心香港的抗爭運動，2019年7月21日那天，我在看直播，場景是又一城商場，那是一個教科書一般的縮影：在一個乾淨温暖的消費空間裏，白衣人、警察、抗爭者三方對峙，還有普通市民急着逃走。和德國不一樣，香港的新媒體非常發達，這一晚有很多信息，文字的、視覺的，可我看了之後，還是覺得看不到真相，這樣景觀化的抗爭對媒體來說，好像末日狂歡，但那之後呢？這個事件啟發我創作了一件作品，把兩個關於721的直播影相做了glitch（干擾、視頻故障）處理，你可以看到有兩個窗口裏面有很多信息在快速流動，但是你看不到信息本身，那就是我對這個時代的體驗。

策展人杜杜： 恐慌 歧視 埋在心裏的種子

我仍然擔心，歧視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即時的普遍性反應，它可能是更加潛在的、隱形的，是社會情緒發酵以後的產物。

我人生很多重要的階段都是在德國渡過的，一開始我來求學，主修數學，輔修教育。畢業後就在柏林工作，目前從事藝術行業的工作。我喜歡數學，對我來說，這次的集會符合數學思維，就是把複雜的問題拆解成局部問題。聚焦於複雜問題，很多時候不會解決問題，反而讓人很有挫敗感，甚至激化持不同觀點人之間的矛盾。

與這次疫情有關的政治體制問題，是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有迅速解決方案的。那我更願意選擇從眼前開始，力所能及處理一些關於溝通的問題，理解的問題，這也是我身邊真實的問題。

我寫下的標語是「停止製造恐慌」，主要針對媒體。《明鏡週刊》的封面，我是在街邊報亭看到的，我沒有買，不想為它消費。但後來，我還是在網絡上找了文章去看，還看了一篇詳細分析這篇報導的文章。德國有很好的媒體，比如《南德意志報》、《法蘭克福評論報》，如果有心去找，也有很多梳理全面、理智的報導，告訴你目前醫學界、科學界、社會工作等方面掌握的可證實信息。糟糕的是，大眾最容易接觸到的媒體文章裏，找不到這樣的信息。

到目前為止，在我身邊還沒有中國人被歧視的事情發生。這兩天，我帶孩子轉乘三種交通工具去美術館看展，留心別人看到我們有沒有什麼反應。並沒有。偶爾有一兩個人會問，中國還好嗎，也就是這樣。這讓我很欣慰。但我仍然擔心，歧視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即時的普遍性反應，它可能是更加潛在的、隱形的，是社會情緒發酵以後的產物。

我家沒有電視，但有收聽德國公共廣播的習慣。疫情的恐慌，我感受真切，昨天我聽廣播，四五個頻道來回換，不管是哪個頻道，每個小時都會播報一次，現在中國有多少人被感染，多少人死亡，都是數字，不斷強化數字。數字簡單容易記，原本全面的信息，從文章變成標題又簡化成數字。每個人都會害怕，我聽了數字之後，會馬上想我在北京的家人怎麼樣了，中國怎麼樣了，感覺一切都無法控制了。

難民潮剛來德國的時候，新聞中也是不斷重複數字，今天德國從南方來了幾個難民，要建幾個房子，從北方又來了多少。每一個電台都是這樣，聽到第三天你就受不了了。當時我家旁邊是個職業學校，臨時被改成難民營，我們和鄰居當時並沒有太大反應，但還是有些害怕。緊接着新聞又說，難民來了，搶劫多了，社會動盪了。而闢謠的新聞更晚才出現。嚴肅媒體和警察說，根據統計數字，盜竊案件數字並沒有上漲。可是已經晚了，當時在柏林公共場所，一些外國人就是因為長着不一樣的臉孔被打被罵。這些新聞製造的恐慌，不會當下就有反應，但會在人心裏埋下什麼。

這些年德國極右翼政黨崛起非常迅速，比如AFD，後來我們看到在他們爆出很多歧視醜聞，毆打難民，把難民營從外面反鎖，再扔火種進去，死了不少人。去年5月，他們在德累斯頓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集會，大家都很驚恐AFD發展的這樣快。這和難民潮時的恐慌情緒是有關的。其實難民潮帶來的很多問題事後看都可以解決，並且也確實被解決了。作為納税人，我們都會擔心難民給保險、醫療等社會資源造成負擔。但後來，部分難民在戰爭結束後回國，還有不少難民有的原本職業素養就很高、有的在德國接受培訓，留下來成為了勞動力和納税人。媒體要承擔很大的責任。

《明鏡週刊》封面使用的文字是有問題的。「Made in China」表面上看中性客觀。可在德國的日常語境裏，「中國製造」有貶義，代表着「質量不好」。德國人也消費很多中國產品，比如華為的路由器、手機，「中國製造」也有大國崛起的威脅意味。德國本來對大國強國就很敏感，所以在封面上用這樣的字眼就是在引導情緒，它讓人忘了病毒是和生命有關的，而是把它變成了一個符號。這是用人的生命來博人眼球，聲音可以不同，但我無法認同這樣的方法。

我認為並不是每件事情都是歧視。譬如戴口罩，德國人沒有戴口罩的習慣。德國人會去拍紀錄片講公共衞生和防疫，但本國人還是不會戴口罩。我是個亞洲人，走在柏林，戴着口罩，那我可以預期別人會害怕地看我，覺得我有病。我不認為這是歧視，更多是生活習慣和文化差異。我擔心的是之前說的那種恐慌，它很有可能會把一些人推到極端，希望我們不要等到一發不可收拾的時候再去處理嚴重的後果，而是防患於未然。

策展人王江楠： 用德國的方法參與社會

不情緒化地說明自己的觀點，學會理性討論，注意語言表達。這些都是微小的變化。

今年是我在柏林的第二十年，2000年我來到這裏讀藝術史，目前為畫廊工作。我們這次組織活動的五個人從去年開始，就有意識地去做一些連接在柏林的亞洲藝術家的工作。2月14號的這次活動，我和大家一起做了很多宣傳和申報的工作，會發信息給朋友，也歡迎朋友再轉發給更多人。不過，身邊很多中國朋友對這個活動不是很感興趣，雖然大家會很關注疫情，會在社交媒體討論，但具體到政治表達，可能中國人還是不太主動。

如何參與政治討論這件事情，我們需要和德國人學習。我記得二十年前剛來德國讀語言班，班裏來自中國大陸和來自台灣的同學有時會因政見不合吵得面紅耳赤。幾年後，大家都有改變，至少會不情緒化地說明自己的觀點，學會理性討論，注意語言表達。這些都是微小的變化。

我的一個社媒群裏，有很多中國和德國的家長朋友。有一位德國家長在群組裏發了一個轉載的新聞，是說由於中國疫情影響，柏林有些中餐館生意慘淡。這位家長邀請大家一起去幫襯中餐館，表示支持。我們真的去了，那位德國家長還主動問餐館經理生意狀況。我很佩服他的做法，德國人的歷史教育注重反思，自省能力強，也願意身體力行地參與社會事務。

這次集會也是在實踐這種參與公共事務的方法，可能因為都是藝術行業的從業者，大家會覺得這是個行為藝術，但我覺得這其實是普通公民在合法行使政治權力。集會的提議一出來，我就在政府網站上查怎麼申請，向誰申請。其實非常簡單，只需要提前和警局報備，寫清楚集會的主題、負責人、人數、地點、攜帶的工具就可以。我們的主題清晰，附上負責人身份信息與地址，工具就只是標語，沒有發言人，也沒有擴音器。很快申請通過，對方還留給我們負責警察的郵件與電話，方便溝通。

我也在想自己要說的話，最後寫下來的是「歧視=病毒，停止！」。在柏林二十年，我直接接觸的歧視屈指可數。有時會聽說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這幾年德國的極右翼政黨崛起，大家對於民族主義、新納粹的敏感度也變了，在柏林，納粹和反納粹的示威遊行規模越來越大，警察出動的頻率也越來越高。對於歧視的焦慮是存在的。在病毒以外，這次活動也是指向這個時代更加普遍的境遇。

策展人李振華：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想要贏得別人的尊重，就要承擔責任。

我最開始看到有關《明鏡週刊》封面的信息，是在微信朋友圈裏，有很多人討論這是不是歧視。我明白記者和編輯有自主性，尊重他們的作者和新聞自由，但是我認為封面信息的確有意識形態中的歧視性，需要回應。

這個活動，我們籌備了十天，過程中，有人發私信勸我不要做，認為不值得，抗議也沒用。這反而讓我更覺得要做，發聲本身就是在抗議主流媒體裹挾下的意識形態，在德國社會中，不反應才是問題。

在德國生活的中國人中不願發聲的有幾種：一種是心態上有早期移民社群的特點，怕被欺負，怕事、温順，特別能忍耐；第二種則是既然到了德國，就可以瘋狂批評關於中國的事物；還有一種是在這裏只是為了做成自己的事情，對本地社會沒有責任感。我不認為這是值得鼓勵的心態。我們在這裏也是共同體，想要贏得別人的尊重，就要承擔責任，比如在這樣的事情裏發出聲音。

冠狀病毒只是我們其中一個想要關注的國際災難，它讓我一下聯想到這些年人類作為一個共同體遭遇的各種災難。我想問，過去的災難遺留的問題都解決了嗎？福島的問題，甚至契爾諾貝利的問題，真的過去了嗎？我們學到了什麼？還有正在發生的問題，如巴西和澳大利亞的大火；大家覺得尚未解決的問題，譬如前兩年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面臨的難民問題，甚至德國由來已久的移民問題，在這些情境我們又是如何看待彼此的？

活動的標題是我挪用了日本作家太宰治用過的一句話「生而為人，我很抱歉」。我想借它表達不同的意涵：作為一個人類，我對發生在他人身上的災難都感同身受。

對於發生在別處、別人身上的幸災樂禍，我是憤怒的。之前福島的時候，我在網絡上看到有中文留言說：「讓日本人去死吧！」人的生死是很讓人難過的事情，怎麼會有人要在傷口處撒鹽呢？一種解釋是，很多人沒有受過情感的教育，在這方面有缺失。那也沒關係，每一次災難都是人類反思自己的機會，每時每刻都應該反思一下，何以為「人」，你對彼此和其他生物能做些什麼？

我是策展人，我的工作是學習如何理解、介入我所身處的社會。多年來，我在歐洲和亞洲各地工作。我總覺得對於自我的追問其實不是尋根，不是國族，而是如何實現「我的自由」。有兩本書對我這方面的觀念影響很大，一本是 Jack Weatherford 撰寫的《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的形成》，一本是 Siegfried Zielinski 撰寫的《媒體考古學》，都是在說人類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整體，作為個體你總是要在整體中建構自我，而社會是漸進的，通過理解、通過溝通，而不是簡單的暴力。因為破了之後，總要重建，不能只是革命。目前的言論特別愛製造赴死的英雄、不怕死的人，但赴死之後呢？一個把生命看得如此之輕的人，當他對待別人的生命時，我們能有什麼期望？

我們活動的一個核心是標語，另一個是個體之間的理解和擁抱。前者我們五個人一起溝通發想，每個人先要貢獻自己想說的一句，我選擇了齊澤克的「敵人就是你還不知道他人生故事的人」。人在創造敵人的時候太容易了；而個體之間的理解和擁抱，我們在布蘭登堡廣場上得到了很多，這是我們現在能做的：人和人之間的温暖。

尾聲：成為抗體

行文之前，我和藝術家阿角說也許要給這篇文章起個反諷的名字，譬如《五個「病毒」的集會》。他說，我們不是病毒，我們是抗體。抗體是這次疫情中不怎麼被使用的比喻，也許因為普遍性的無力感讓我們不再認為有反抗的可能——無論是對病毒還是對出問題的系統。但抗體也包含有與被反抗方發生反應從而產生抗原的意味。作為隱喻，也許可以理解為我們必須接受人與人、人與病毒以前是以後也會共生的現實情景，然後做出反應。與其掩耳盜鈴，不如在牆上打洞——別怕，只是洞而已，看看牆裏牆外到底有何差異。

宅在香港家裏的這些天，我都在打電子遊戲，其中有一款內容如史詩般宏大的角色扮演遊戲《巫師》，改編自波蘭國民作家的《獵魔人》。劇情高潮一處是身為變異人類的主角要和精靈族合作，但未能忘懷之前精靈對人類的殺戮，於是有這樣一組對白。

人類：「你們是怎麼做到的？一邊撫琴作畫，搭起奇蹟般綺麗的建築，一邊殺戮人類，連眼睛都不眨？」精靈：「你們殺死低級物種的時候又何曾內疚過。我們都一樣，都堅信其他人比我們低級。」

關於「他者」或「敵人」的構建，造從殖民主義到女性主義，從小說到電影，有過無數批判，但似乎總是會被更加短視直接也更加容易操作的繼續建構所淹沒。冠狀病毒裸眼無法看見，對於它的恐懼就那樣轉移到了一個人、一個小區、一座城、一個省、一個國家、一片大陸、一種皮膚。是否我們總是需要一個可以攻擊的他者，才能重新回到一切彷彿都安全可控的正常生活中去？可萬一你變成了別人眼中的寄主，又要逃去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