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絕食與謀殺：在伊斯坦堡邊緣，一個左翼社群的五十年

在一個土耳其論壇上，人們這樣談論伊斯坦堡的「五一街區」（1 Mayıs Mahallesi），一個以阿列維派（Alevi）居民和左翼革命文化著稱的街區：

「你可以從民族、宗教、政治、莫洛托夫雞尾酒中找到任何你想要的東西。如果住在這，我可以保證你一個月後不再害怕開槍。」

「這裏的情況真的很有趣，本來你可能以為你是在布魯克林的辦公室上班，但是當你出門的那一刻，對面是貧民窟和暗殺，一個城市規劃者從未涉足的社區。」

一切始於一次對五一街區的拜訪。

我想要拜訪阿列維派的聚集場所——神秘的皮爾·蘇丹·阿卜杜勒（Pir Sultan Abdal）協會，這個協會以15世紀阿列維派的著名反抗者，被絞死的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命名。

阿列維派是什麼派別？看上去屬於什葉派，但是結合了大量薩滿、蘇菲（Sufism）元素，被視為「異端」的神秘主義派別。對他們的人數，沒有官方統計，有人說他們佔到土耳其人口的10%-20%，對外國人來說卻幾乎隱形。

而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又是什麼？朋友艾蘭簡單地說，比起其他阿列維派場所，那裏更像一個左翼政治俱樂部。根據傳說，這個協會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從無神論者到庫爾德民族主義者，從社會主義者到極左。

迎接我的是時空錯亂。

當我第一次到訪時，仍然沒有意識到這是我曾經聽說過的五一街區。我知道五一街區已經改名為穆斯塔法·凱末爾街區，革命被凱末爾主義代替，但我沒意識到就是眼前的山丘。

我所知的五一街區當年連城市邊緣都不算，離邊緣都還有一段距離，而這裏是伊斯坦堡亞洲邊Ataşehir區頗靠近海的地方，距離博斯普魯斯海峽只有15分鐘的車程，對於伊斯坦堡目前的尺度來說算是市中心了，還靠近兩條主要的高速公路。雖然眼前的街區在高坡上，但被林立的高樓包圍，又像一個谷地，誰能想到這個城中村是過去的遠郊，蓋奇康都（Gecekondu）的著名代表。

蓋奇康都直譯是夜間抵達，指棚戶區。上世紀50、60年代，土耳其工業突飛猛進時，大批安納托利亞（Anadolu）的移民湧進，在遠郊建起棚戶區，有朋友告訴我，蓋奇康都的意思是一夜之間蓋起來的房子。只能說伊斯坦堡城市化的速度超過了所有人的想像。遠郊的蓋奇康都文化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歷史，改變了這個城市，現在變成市中心的斑點、胃液中的食物顆粒。

朋友艾蘭和我在一個伊斯坦堡悽風慘雨的冬天下午來到這裏，街區的斜坡結構使風顯得格外大，無法打傘，只能任由雨水把羽絨服打濕。我們在不可思議的陡峭高坡往上爬時，艾蘭說，這裏是一個自成一體的王國、山頭，也許會有人查你的證件，他補充說，不是警察查，而是幫派的人查外來者的證件。

這聽起來太像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回憶，那是土耳其政治衝突最激烈的年代，政治幫派是城市和街道的主人，尤其是在蓋奇康都。當然，五一街區是極左，那時暴力頻發，極左和極右間的，和警察間的。有人統計，當時全土耳其平均每天有16人死於政治衝突。幫派守住自己的街區，控制進出人員，艾蘭的父親就幹過這樣的事——那時他是一個留着叛逆長髮的左翼青年，還曾因為長髮被其他保守幫派毆打。

我只能想像當年移民二代剛獲得的一種振奮人心的新視野，那既是蓋奇康都的獨特產物，又是高度政治化的時代的獨特產物，脱胎而出的新身份，左翼意識形態一夕之間超越了阿列維派的認同，或者兩者相得益彰。

這裏的格格不入如此明顯。目前的權力秩序中很多東西變了，很多還沒變。後來的日子裏，通過一次次的拜訪，我看到蓋奇康都空間政治化的雙重含義，既是當年高度政治化的意識形態戰的延續，也是對相繼而來的去政治化的1980年政變，對結合民族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Türk-İslâm Sentezi），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頑強回應。

一

五一街區和伊斯坦堡的金融中心之間，沒有任何過渡。這邊是包括土耳其國家銀行在內的玻璃立面摩天大樓陣列，那邊有雞鴨散養。至今居民都不願承認「凱末爾社區」這個名字，街區的牆上不時見到五一勞動節遊行的海報。2013年的塔克西姆蓋齊公園抗議運動之後，極左和警察的暴力對抗似乎愈加頻繁。

上世紀50、60年代的土耳其政府對移民建的棚戶區基本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時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戰略要求將數百萬的農民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土耳其是個資金不足、缺乏基礎設施的發展中國家，無法提供社會福利住房等社會服務。因此國家允許移民使用一切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這能算是一種雙贏。1970年代，來到這裏的移民中最多的是來自通傑利（Tunceli）、錫瓦斯（Sivas）、瑪拉斯（Maraş）等城市的阿列維人。最初，他們在幫派分子的控制下建起了自己的家園。直到70年代起，左派組織深入棚戶區，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到了1970年代下半葉，對鄰里的控制權已經移交給了這些政治組織。

我們在山坡的頂端見到了傳說中的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阿列維派和左翼政治的結合。欄杆的鑄鐵上可以看到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後來被刺殺）那把著名的分叉的劍（Zulfikar），又像一條飄逸的綢帶。分叉的劍可以在所有阿列維派的場所（Cemevi）看到，而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獨有的標誌是舉着巴拉瑪琴（Bağlama，通常人們也用Saz稱呼，Saz也是琴的總稱）的皮爾·蘇丹·阿卜杜勒，表示音樂的重要性。音樂一直被遜尼派穆斯林視為異端，也表示着反抗，還意味着血淚斑斑的屠殺史。

一進門撲面而來的是門廊裏寫着的一句話：「阿列維派存在」。這句話極度辛酸。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以來，阿列維派一直在爭取官方承認和宗教自由，但未成功。土耳其阿列維派的人口估計超過一千萬，但這個數字只是大約。由於在土耳其，阿列維派在法律上「不存在」，因此也沒有任何官方普查的數字。顯然，對於很多人來說，阿列維派僅在政府想攻擊、鎮壓或謀殺他們時才存在。阿里的畫像、十二伊瑪目的畫像、獅子、凱末爾畫像，構成連續的譜系，都是 Cemevi 裏出現最多的視覺元素。

我到的時候，人們正看着一部關於匈人的低成本老電影，一邊聊着選舉。這裏的茶館和所有傳統土耳其茶館一樣，人們在裏面社交，聊政治。顯著的區別是這裏有女性。艾蘭告訴我，阿列維派的茶館是土耳其唯一能看到女性的傳統茶館。在他看來，阿列維派的儀式也是男女在同一空間歌舞的，非常平等，他認為阿列維派的儀式一直介於伊斯蘭和薩滿之間。

Cemevi 對面有一個女性中心。玻璃窗上貼着一張海報，是一場追悼瑪拉斯（Maraş）屠殺受害者的活動，有討論、電影和音樂演出，還會有見證者到場。41年前的冬天，1970年代街頭政治衝突最激烈的時代，在這個土耳其中部偏南的城市，至少105名阿列維派和嘗試保護他們的社會主義分子被極右翼民兵「灰狼」和其他原教旨主義者殺害。事實上，此類的屠殺可以在土耳其地圖上連成一串。

阿列維派一直是鄂圖曼帝國和共和國時期伊斯蘭至上主義的主要受害者。這些屠殺或大屠殺結束後，許多阿列維派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城市，企業主以遠遠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出售企業。曾經阿列維派人口稠密地區的種族，宗教和政治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伊斯坦堡的蓋奇康都，來自不同城市的阿列維派走到了一起，靠左翼獲得了一個共同的抵抗的身份。

在當天的稍晚時候，我們來到了亞洲一側的另一個阿列維派場所，是整個伊斯坦堡最古老的一處，據說直接繼承自羅馬時期的一座教堂。

我們在黃昏時趕上了一場儀式的尾巴，看門人獲准我們進入一個十二邊形的石質建築，這裏是場所的核心。裏面的十二面牆上有寫着十二伊瑪目名字的金屬銘牌，每個伊瑪目還代表着世界的不同方面，銘牌下面各有一扇門。先知穆罕默德下面沒有——因為他最為神秘。阿里的次子，被倭瑪亞王朝所殺的伊瑪目侯賽因的名字下面，是帶古樸龍頭的泉水，與他在卡爾巴拉之戰中殉難渴死有關。有人認為阿列維派這一無法歸類的信仰甚至帶有某些基督教色彩，十二門徒與十二伊瑪目，乃至飲酒儀式也可能帶有基督教起源。歷史上，阿列維派在鄂圖曼帝國時期基督教巴爾幹的伊斯蘭化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因為他們比遜尼伊斯蘭表現出更多的寬容，讓很多巴爾幹基督徒和平皈依。

阿列維派的舞蹈儀式叫Semah舞。巴拉瑪琴奏畢，祈禱的人們離去，我見到了主持儀式的 Dede。Dede 直譯是爺爺，這個角色在阿列維社群中的地位既像前伊斯蘭時期的薩滿，又像伊斯蘭的伊瑪目。在目前土耳其社會中，其在社群中發揮的現實的領袖作用又比伊瑪目更多，既是精神領袖，又解決社會生活問題。這位Dede跟我說，他們只遵從伊斯蘭五大支柱的前兩個，沒有禮拜（Namaz），也沒有齋戒。他還說歡迎任何宗教、民族、性別的人。

在這座 Cemevi 中尚未看到任何政治元素。順着看門人的提議，我們走進了旁邊一幢已經廢棄的建築。天已經黑了，打開手機打光，眼前出現了一座土耳其左翼政治的殿堂，到處都落灰的照片、海報和塑像——著名的盲歌手 şık Veysel，他因為阿列維派的身份備受爭議，卻也是土耳其共和國締造者凱末爾喜歡的歌手，他的歌唱盡了安納托利亞底層的勞動人民；蓋齊運動中死去的年輕人，他們是來自土耳其各地的阿列維派左翼年輕人；曾逃亡蘇聯的著名左翼詩人Nâzım Hikmet；死於1972年的激進左翼青年領袖Deniz Gezmiş……聖墓對於阿列維派場所也極為重要，這裏的棺木已經遷走，只留下室內中心的一個大坑。

神聖宗教空間和左翼無神論空間，在阿列維派這裏形成了一種拓撲關係，在今天土耳其伊斯蘭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語境中雙重地格格不入。在那個幽暗空間看到的，似乎都是不可言說之物。許許多多的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即使在光天化日下也是社會結構空間的深淵。

二

Cemevi，直譯是聚集的房子，如同阿列維派一樣不被承認。

聚集在不同的語境中被賦予不同的含義，這裏是一個不可被歸類的聚集。宗教事務局的觀點是，使Cemevi獲得清真寺相同的地位會「損害人民的團結」，而且「在各個角落建造Cemevi是不合適的」，還有會「被左翼組織濫用」。根據 2013年的議會報告，土耳其有八萬多座清真寺，而只有九百多個Cemevi。

我來到著名的Karacaahmet Cemevi。2012年，土耳其領導人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發表過令人震驚的言論：「Karacaahmet Cemevi沒有任何許可，是個怪物」。

這是一個有着厚厚地毯的温暖的綠色房間，中間是13世紀阿列維派聖人、醫師Karaca Ahmet Sultan的棺木，披着綠色的絲綢，我看着進來的人絡繹不絕，人們身體倚靠向黃銅色的欄杆並親吻欄杆，撫摸綠色的絲綢，然後摸自己的臉，久久跪在棺木前面，臉貼地，或在角落唸誦《古蘭》。

谷歌地圖上有兩處 Karacaahmet Cemevi，北邊的一處似乎是它原來的位置，我去時已經一無所有。埃爾多安說它是怪物，時間也恰好是6年前。

那時埃爾多安還說：「有些人稱我為阿列維派的敵人。我知道阿列維派是阿里的愛慕者。當我看着那些自稱阿列維派的人時，我覺得我比他們更阿列維。他們沒有一個人像阿里那樣生活，而我試圖像阿里那樣生活。」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的主席當時的回應是：「使否認和仇恨的政治始終延續的是總理，他才是土耳其的頭號怪物」。

「沒有一個我認識的阿列維派會把票投給埃爾多安」，有人告訴我。

Cemevi 常位於生活着大量安納托利亞移民的平民街區，附近還會有巴拉瑪琴店。巴拉瑪琴越來越成為土耳其的象徵，阿列維派的故事卻不為人所知。Cemevi所在的街區通常較為政治化，街頭巷尾充斥着各個組織的政治標語。

在伊斯坦堡亞洲一側中產和世俗派聚居的 Kadıköy 區最熙熙攘攘的地段，我見到了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的一個分支的負責人胡賽因和他的妻子。協會現有7萬成員，在20個城市有80個分支。

胡賽因開門見山地告訴我他屬於阿列維派中的拜克塔什教團（Bektaşî Tarikatı），拜克塔什教團在鄂圖曼帝國時期廣泛分布於安納托利亞和巴爾幹南部。胡賽因說，事實上，拜克塔什這個詞是阿列維派被禁時的代稱，阿列維派在鄂圖曼帝國時期因被視為異端而幾經壓迫和屠殺，共和國成立後才又解禁，這也是許多Cemevi中在阿里畫像旁邊擺着凱末爾照片的原因。我曾經感到困惑，左翼和凱末爾主義有過諸多對立，但很多阿列維派對凱末爾很有感情，胡賽因的妻子說：「沒有他，阿列維派都被殺了」。另一個原因是，即使沒有具體的證明，有些阿列維人也認為凱末爾是一個拜克塔什主義者。

胡賽因出生在錫瓦斯，13歲那年發生了錫瓦斯屠殺。1993年盛夏，一群原教旨主義穆斯林在錫瓦斯市中心的酒店放了一場火，當時阿列維派藝術家、作家和音樂家聚集在這裏進行慶祝，紀念16世紀阿列維派詩人皮爾·蘇丹·阿卜杜勒。酒店被點燃，奪走了37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數是阿列維派知識分子。縱火後的八個多小時中，沒有任何警察、軍事或消防部門進行干預。阿列維派知識分子、甚至是很多土耳其知識分子都認為，政府在這一事件中也有份。

那年胡賽因和家人受到極大刺激，還在讀中學的他立刻加入了共產黨，而他的家人本來也都是左翼。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也是同年在錫瓦斯屠殺的刺激下建立的，皮爾·蘇丹·阿卜杜勒的形象愈發與左翼結合而成為革命者、反抗者的形象，協會愈發有解放神學的色彩，在蘇聯解體後接過了左翼的接力棒。其他Cemevi側重文化、舞蹈，而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是格外政治化的，贊成街頭鬥爭。

目前胡賽因和妻子同屬土耳其工人黨（Türkiye İşçi Partisi，原土耳其共產黨）。他告訴我，阿列維派之所以和左翼走在一起，除了被壓迫的歷史，還因為當時70%受教育的工人都是阿列維派。

三

「阿列維既不完全位於伊斯蘭宗教之內，也不完全不在伊斯蘭宗教之外」

胡賽因說自打成年之後再也沒參加過Semah舞，他的妻子也從沒見過。他給同事打去電話，讓我在週四的夜晚去某個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看一次儀式，歷史上的壓制是阿列維派在晚上舉行宗教集會的原因之一。

我乘坐漫長的公交來到這個遙遠的街區的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一幢頗具規模的建築。最裏面的一間廳裏掛着十二伊瑪目的畫像，都是他們壯年時的容貌，戴着綠色頭巾，濃密的黑鬍子，有的在微笑。在場的阿列維派女性比男性更多，戴着絲巾，五顏六色，鮮豔時尚。一個巴拉瑪琴手正在彈唱，他頭髮略長，穿着皮衣和襯衫，只留着小鬍子，像上世紀的土耳其歌星。

薩斯琴生方落，大家喊着安拉站立起來，主持儀式的 Dede 進來了。他是一個五十左右穿着灰夾克的短髮清瘦男人，做到台上拿着麥克風講起了伊瑪目的故事，中間有人拿紙巾搽拭眼淚，氛圍像一場樸實的社區懇談會，伴隨着台上台下的的問答。我明白了無神論的胡賽因長大之後就不再參加的原因，宗教話題在這裏還是相當突出的。有研究者稱，蘇聯解體、左翼退潮後，阿列維身份的重新發明使一部分人更加緊密地和宗教結合在了一起。

巴拉瑪琴又響起，人們拍打胸口，歌手唱起來，男女老幼走到場地中央跪拜，一個瓶頸修長優美的銅壺和一個銅盆被端出來，這是一個洗手儀式，人們喊出三個名字：安拉、穆罕默德、阿里，每喊一聲傾倒一次銅壺。之後出現掃帚，喊一個名字做一個清掃的動作。著名的蠟燭儀式緊隨其後，阿列維派相信把蠟燭的火光納入儀式有來自《古蘭經》的根源，卻讓人聯想到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之後 Dede 在音樂中依次念着各個聖墓的名字。

歌手的歌喉驚人得美，後來我才到看他腿腳殘疾，這是一首旋律類似《Kara Toprak》的歌，歌聲越來越激昂，人們晃動着，像置身一場演出中，在這樣的氛圍中，有人發出介於喝彩和哭泣之間的聲音，人們像弗拉明戈中間喊出「jale」一樣喊出「安拉」。

舞蹈後的環節重回沉靜，Dede講起了伊瑪目侯賽因的殉難，很多人流淚。兩個多小時過去了，每個人最後都會得到一包水果和點心 。

路過Cemevi的前廳，三面牆上掛着三張大幅照片，左邊是一次阿列維派在伊斯坦堡的集會，人群形成密集的黑點，中間是在錫瓦斯被屠殺的人的照片集合，右邊是在伊斯坦堡的加濟（Gazi）街區被屠殺的人的照片集合。

加濟街區是另一個著名的左翼平民街區，在歐洲一側，但從市中心乘公交要一路向北坐上幾十站。1995年春天的一天，這個街區的幾家咖啡館同時遭到自動步槍襲擊，槍手都是坐着出租車經過咖啡館門口，一個阿列維派的Dede被殺，25人受傷，槍手謀殺出租車司機後逃脱，身份不明。襲擊發生後，加濟街區的許多阿列維派居民上街抗議，在和警察的衝突中22人死去，三百多人受傷。後來抗議還蔓延到了五一街區，5名阿列維派身亡。

和舉行儀式的房間相比，似乎這樣才是 Cemevi 的真實和現實——一個創傷空間。在 Cemevi 裏有兩個空間，一個是沉醉的歌舞，一個是現實中的巨大創傷。似乎在這裏意義發生了某種倒置，那個政治化的空間才是神聖空間，「傳統的」、「宗教的」歌舞不過是對創傷的某種撫慰。現實中的一系列屠殺和傳統上聖墓、死亡的再現一起，形成一種奇特的紐結。

四

第二次來到五一街區，我看到了上次沒有看到的景象。

在山頂一側的街區邊緣，停着五輛裝甲車。旁邊有一個藍色的二層小樓，整幢建築被一張「漁網」覆蓋，「漁網」與牆體拉開距離，大概是為了防莫洛托夫雞尾酒。警察在二樓的玻璃之後俯瞰，觀察這裏的一舉一動。這裏是伊斯坦堡唯一有警察常駐的街區。更觸目驚心的是街區裏某些住在上彌補的彈孔，有時被石灰塗抹，形成滿牆的雜亂隨意的筆觸，有時出現在裸露的紅磚上，有時出現在塑料外牆柵格上，造成的形狀缺失難以修補。

如果說土耳其公民的定義正是針對想像中的內、外部敵人而構想出的，從而導致國家和社會的時空條件對「他者」的排斥，那麼蓋奇康都並不是被遺棄的落伍的宂餘的空間，反而是孜孜不倦生產出的他者。

1970年代，來伊斯坦堡打工的阿列維派利用模糊的所有權建造自己的房屋時，就始終面臨着警察和黑幫的威脅，這時有左翼來幫忙，如左翼工程師幫助偷電。所以，街區建造之初，就具有某種革命性。1977年五一，發生了著名的「血腥五一」，在市中心塔克西姆廣場的遊行受到警察的鎮壓，這是一場反共、反工人運動的屠殺，他們大部分都是工人或社會主義的積極分子，既有有遜尼派、希臘族，也有阿列維派和庫爾德人。五一街區正是在這件事發生後投票把自身命名為五一街區的，當然也是一個非常鮮明的挑釁姿態。

70年代末大範圍的意識形態戰中，一切都在激進化，尤其是在蓋奇康都長大的第二代，左翼有「革命之路」（Devrimci Yol）、人民解放組織（Halkın Kurtuluşu）、進步青年聯盟（İlerici Gençler Derneği ）等多個組織，抵抗的形式越來越像游擊戰。改名之後的那個夏天，由於和極右、激進伊斯蘭幫派衝突不斷，也和警察衝突不斷，五一街區被報紙稱為應該規避的危險區域，而僅1978年一年就發生了三千多起襲擊。

那個夏天之後的秋天，警察採取了一次行動，幾乎把五一街區夷為平地，在抵抗中12名居民死去。另一次殘酷的衝突發生在1980年政變前十天，被稱為「9月2日抵抗」，五一街區再次幾乎被摧毀。

幾十萬人被捕的1980年政變改變了很多事，之後五一街區被軍事政權「合法化」，後者接管了它的控制權，改名為凱末爾街區。

1980年代帶來的還有意識形態的改變。一直強調凱末爾主義的軍政府帶來了被稱為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的官方意識形態，他們認為這是防止土耳其「轉左」的安全手段，這也揭示了1980年政變與1960年政變之間的區別，後者的核心是社會民主主義。1980年政變並非伊斯蘭政變，但其意圖在於去政治化（針對之前激烈的意識形態戰），不得不使用宗教作為黏合因素來重構整個社區，漸漸地，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被附加到宗教上，才形成了由土耳其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組成的新的綜合體，某種程度上也為後來的埃爾多安鋪平了道路。政變者同樣相信，以宗教做動員可以戰勝威脅性的共產主義和庫爾德分離主義。宗教事務局開始增加鉅額預算，迅速建造新清真寺，開設古蘭經課程，阿列維派的空間愈發邊緣。

左翼的階級政治陷入困難的境地，領導權已經被國家系統性地消滅，生存空間不斷縮小，越來越退守到某些左翼街區。對於阿列維派而言，全球範圍內共產主義制度的崩潰帶來某種幻滅，共產主義對阿列維派年輕人來說，可以說是在意識形態上無可爭議的權威，現在也充滿了迷茫和模糊，許多人走向中左。

學者 Gülçin Erdi Lelandais 把伊斯坦堡的城市化分為三個階段。1980年之前，移民佔用灰色地帶的土地建起房屋，蓋奇康都不斷擴大。1980年至2001年，政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主導了土耳其公共政策，開發商開始進入房地產市場，伊斯坦堡越來越成為全球城市網絡的樞紐，一切為了土地升值。

第三個階段是2001年之後，伊斯坦堡的城市空間的規劃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大眾住房管理局（TOKİ）權限擴大，開始有權徵收蓋奇康都的土地。政府為了合法化徵地改造，而使用「安全」的話術，大眾住房管理局的負責人曾經這樣說：「城市轉型已成為土耳其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但是土耳其不能解決蓋奇康都問題就不能解決發展問題。眾所周知，健康、文盲、吸毒、恐怖主義和對國家不忠的根源位於蓋奇康都。土耳其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擺脱這些非法的、對地震敏感的建築物。」

2004年新刑法的通過使得在蓋奇康都私自建房成為刑事犯罪，可判處5年徒刑，埃爾多安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態度越來越走向「零容忍」。

因此，蓋奇康都的少數群體——如阿列維派和左翼的結合，在這一階段的抵抗轉向針對殘酷的城市空間規劃。

在五一街區山腳下的 Deniz Gezmiş 公園，反資本主義的青年領袖雙手插兜，朝着對面林立的摩天大樓，Deniz Gezmiş 是1970年代被處決的左翼青年運動領袖，之所以能有這樣一個以他命名的公園，卻非左翼政黨的功勞，而是中左的共和人民黨（CHP）的功勞，我走到塑像身邊細看紀念的文字，裏面諷刺地去掉了所有共產主義元素，說他曾為土耳其獨立和反帝而戰，只有遠處牆上用噴漆噴上去的勞工口號，才構成對 Deniz 的真實的補充。

在這裏，似乎有兩套符號秩序存在。一套是打印精良的、銘刻在金屬牌、石碑上的，一套是粗糙的自制海報和塗鴉、隨時塗抹的。後者的一個例子是街頭張貼的 Ibrahim Kaypakkaya 的圖像，他同樣死於70年代，是土耳其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今天成為抵抗icon，最著名的著作即批判凱末爾主義。可以想像，凱末爾創建的共和人民黨，不會為他建一個塑像。

事實上，現在不乏五一街區的居民給共和人民黨投票，人們想要靠共和人民黨的蔭庇使五一街區繼續存在。

胡賽因這麼對我無奈地說：「現在很多人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投票的時候卻投給共和人民黨。」左翼似乎總與某種危險關聯在一起，而共和人民黨可以保全。最近的幾十年中，阿勒維派不僅受到自身身份侵蝕的困擾，而且還受到不斷上升的伊斯蘭運動和庫爾德運動的影響。很多阿列維派試圖將自己安置在一個合法的地方，這將給他們帶來儘可能少的損害，尤其是在庫爾德工人黨和國家的戰爭之間。

不同的阿列維派對庫爾德運動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缺乏武裝部隊和缺乏身份問題使阿列維派缺少庫爾德運動的活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有必要像庫爾德人一樣戰鬥；有人認為要以更和平的方式，畢竟阿列維派沒有獨立的訴求，只求爭取平等的公民權。儘管數十年來，阿列維派的代表已經當選為國會議員，但他們並未在那裏表現出多少政治存在。

胡賽因說，很多人投票給共和人民黨還因為它更有權力，現在共和人民黨的領袖Kemal Kılıçdaroğlu來自一個阿列維家庭，但是「一旦阿列維派看到左翼的力量，都會投票給左翼」。這是胡賽因投身土耳其工人黨並抱有信心的原因。他認為2013年的蓋齊運動是一個轉折點，死難者大多都是阿列維派，左翼也在這一運動中吸納了新的年輕人。

五

雖然有五一街區這樣的異類、魚刺梗在那裏，但所在的Ataşehir區還是越來越成為紳士化的中上階層區域。87年出生的艾蘭告訴我，他小時候，Ataşehir還根本沒有門禁小區，漸漸出現了無窮蔓延、看上去一模一樣的高層中產階級住宅區。

研究者Engin Isin認為伊斯坦堡越來越多的封閉式社區是「神經症公民」（neurotic citizens）導致的，新自由主義的城市政策和對犯罪的日益恐懼交織在一起，風險社會和恐懼文化彼此生產出對方。國土安全的話語和家庭安全的話語存在同構，都是針對他者和威脅者，在這個意義上，土耳其-伊斯蘭綜合體和埃爾多安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的新自由主義是一體的。

絕對的安全和安寧是可能的嗎？對於「他者」來說，不僅沒有安寧，反而是純粹的暴力，而且這種暴力是被系統遮掩的。

殘酷的士紳化，使底層加少數群體無法居住在市中心，這反過來又鼓勵了對這些流離失所的社群的邊緣化和污名化。抵抗成為居民在城市中擁有一席之地並保留其空間權利的一種方式。

抵抗帶來的壓制更加殘酷。我在Küçükarmutlu街區，聽到一個人們講述的最近發生的故事：警察來一戶家裏搜查，女主人僅僅因為要求警察戴上藍色透明的塑料鞋套，就被警察一槍打死。後來警察聲稱開槍的原因是家裏藏有武器，而在場有人拍下了視頻。我在 Cemevi 冷雨的屋檐下看了這個視頻，前半部分，畫面裏拍攝者的注意力在某個房間挪床翻找的警察身上，還有其他不安旁觀的家人，忽然槍響了，之後是倒下的女人，她驚呆的媽媽，她的哥哥無措，然後是衝上來打警察的臉。

由市政揭幕的凱末爾街區公園，被居民改名為 Şükrü Sarıtaş 公園，後者是在五一街區集會上被殺的15歲男孩，革命人民陣線的同情者；3001號街被非正式命名為5月18日街，以紀念 Ibrahim Kaypakkaya 被殺；健康中心以另一個烈士 Hasan Kızılkaya 命名。這種象徵性的命名行為表明人們決心與主導的政治體系脱鈎，以自己的方式代表自己。

事實上，年輕一代的再次政治化正在發生。在歐洲一側一個左翼社區的牆上，我看到一個無主義中學生組織的名字——Lise Anarşist Faaliyet（高中無政府主義者活動），他們黑掉了學校的網站，在紀念塔克西姆廣場抗議者的頁面上留下了「高中生們不會忘記被謀殺的年輕人」的字句，他們像五一街區一樣，把不同高中的名字都改成了死去的年輕人的名字。

五一街區的居民認為，正是正發黨試圖通過鼓勵犯罪活動來改變這裏的革命性。他們對發生在本街區的販毒等行為非常警惕防禦，還建了一個網站「防止退化，捍衞你的社區」。兩個主要激進政治組織，壓迫人民社會黨和革命人民陣線定期舉行會議。在另一個街區Gülsuyu，極左青年曾抗議附近有毒販幫派，且警方對黑幫的活動視而不見，黑幫則出現並向人群開火，一名阿列維派左翼青年死去，警察對此無動於衷。有居民跟說他們相信黑幫背後是開發商，「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孩子成為吸毒者。他們想把我們趕出去。」

很多人強調，在污名化背後，這裏有極其美好的真正的社區生活。人們互相扶助，比如把自己的食物送到Cemevi，輪流做飯，免費給沒飯吃的人。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每週日中午都會舉辦集體聚餐，食物免費給所有人。儘管，住在高尚社區的人們都好心告訴我，五一街區是絕不宜一人踏足的地方。

六

在極左街區中，在Cemevi或其他社區空間，接力般的絕食抗議多年來持續着。

絕食者包括Grup Yorum成員。Grup Yorum是土耳其歷史上最暢銷的樂隊之一，以左翼政治歌曲聞名。2010年，他們的25週年演出時，五萬多人在伊斯坦堡現場觀看。而現在，他們已經被禁，成員被捕、遭受折磨，生命在當下的一分一秒流失。他們在歐洲舉辦過多場演唱會，但顯然沒有打算避居海外。

1985年，四個大學生成立了Grup Yorum，受拉丁美洲「新民歌運動」的影響，他們把土耳其、庫爾德民間音樂和左翼視角結合在一起。三十多年來製作了23張專輯和一部關於監獄的電影，樂隊成員的組成一直處於不斷變化的狀態，經歷了多達400多次逮捕和審訊。

他們的歌支持庫爾德人爭取權利，為阿列維派遭到的屠殺疾呼，還批判城市的士紳化，控訴貧困社區被清理為昂貴的摩天大樓讓路。五年前，演唱會被禁。他們曾經把演出從體育場搬到公共廣場，在被警察射催淚彈時唱歌。他們建起的文化中心經歷了多次警察突擊檢查，樂器被毀。去年春天，幾個成員因恐怖主義指控而入獄，然後開始絕食抗議。

兩個大學生說我可以和他們一起去拜訪主唱 Helin Bölek，這個時候她已經絕食了7個月，僅靠水和糖維持。Helin於2018年11月獲釋，此前經歷了惡劣的監獄條件、肌肉系統和神經系統的疼痛。她曾表示說：「從人身攻擊到心理攻擊，再到無數次虐待，我們從一個地方被帶到另一個地方，被單獨監禁，但我們始終昂首挺胸。」

見面的地方在另一個遙遠的貧困街區，這裏的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只是一座荒廢的二層白色建築，旁邊一個隱蔽的鐵皮小門通往真正的 Cemevi，一個簡陋的平房。在熟悉的牆上阿里的凝視下，這裏站着幾個正在等候拜訪 Helin 的人。

我見過Helin絕食前的照片，豐腴美麗。她的房子前面沒有一條路，只有一個從山坡下來的只容一人的通道，鋪了幾塊薄木板作為階梯，在雨天裏更顯得搖搖欲墜。進門需用免洗酒精搓手，戴腳套，絕食七個月後，她的免疫系統已經極度脆弱。

這幢房子內部擺着許多看望者帶來的鮮花，難以想像是在這樣的棚戶區裏。牆上貼着三位女性的照片，中間一位是最早因絕食抗議而死的。坐在客廳等待的時候，可以透過門看到廚房的餐桌紫色桌布和椅子上乾淨的人造革，像一個普通中產人家的舒適廚房，庸常又温暖。而事實上，這不是一處私人住宅，而是社區共有的空間。

在裏屋我們見到了Helin，她坐在沙發上，戴着頭巾，雙頰深陷，雙腳因為水腫而泡在一個白色水槽裏，裏面還有兩隻潔淨的瓶子。她對這個景象表示抱歉，對居然有一個中國人來感到驚訝，問我有什麼想問她的，此情此景我居然一時語塞。

我問她現在感覺如何，是不是非常虛弱，她回答說，開始時的確非常難受，但是「想到迫害和不公，想到因飢餓而死的人們，因其他原因而死的人們」，她願意一起死去。

開始絕食後，Helin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還有其他方法嗎？為什麼要絕食和自毀？我們不希望您死亡，我們需要您活着和健康。」Helin則解釋說，幾年中他們已經嘗試了一切辦法，而且但他們的訴求不僅是解禁，而是「更廣泛意義的人民的聲音的自由」。

時間很快到了，我們離開，皮爾·蘇丹·阿卜杜勒協會的公共廚房有簡單的庫爾德菜，不知道是誰做的，大家沉默地吃了。

五一街區的街區創始人之一也叫胡賽因，他曾經說過：「要保持我們的鄰里生活，因為那由同志們的鮮血賺來的。每個角落都有抵抗的記憶。」

當晚，我帶着一腳泥回到城區的住處，一個帶着高牆和門禁的中產階級社區。這裏的女主人待我如子女，幾天來一直投喂她做的飯和拉克酒，令人感激。她說出去一天累了吧，過來陪我看一會土耳其連續劇，她裹着舒適的毛毯慵懶地蜷縮在沙發一角，我坐在她身邊。她指着電視裏一個妝容精緻的時髦女郎漫不經心地說：「Kiz güzel（姑娘漂亮/真棒）」，而我眼前還是Helin的面容。她可知道，完美的身體、絕對的安全、時尚「物神」系統，這些幻象多麼輕易就能被絕食刺穿，裸露出的真實如巨大的深淵。

我沒有提起另一個世界的見聞。

2020年4月3日，Helin Bölek 在她絕食的第288天去世，時年2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