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绝食与谋杀：在伊斯坦布尔边缘，一个左翼社群的五十年

在一个土耳其论坛上，人们这样谈论伊斯坦布尔的“五一街区”（1 Mayıs Mahallesi），一个以阿列维派（Alevi）居民和左翼革命文化著称的街区：

“你可以从民族、宗教、政治、莫洛托夫鸡尾酒中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住在这，我可以保证你一个月后不再害怕开枪。”

“这里的情况真的很有趣，本来你可能以为你是在布鲁克林的办公室上班，但是当你出门的那一刻，对面是贫民窟和暗杀，一个城市规划者从未涉足的社区。”

一切始于一次对五一街区的拜访。

我想要拜访阿列维派的聚集场所——神秘的皮尔·苏丹·阿卜杜勒（Pir Sultan Abdal）协会，这个协会以15世纪阿列维派的著名反抗者，被绞死的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命名。

阿列维派是什么派别？看上去属于什叶派，但是结合了大量萨满、苏菲（Sufism）元素，被视为“异端”的神秘主义派别。对他们的人数，没有官方统计，有人说他们占到土耳其人口的10%-20%，对外国人来说却几乎隐形。

而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又是什么？朋友艾兰简单地说，比起其他阿列维派场所，那里更像一个左翼政治俱乐部。根据传说，这个协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从无神论者到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从社会主义者到极左。

迎接我的是时空错乱。

当我第一次到访时，仍然没有意识到这是我曾经听说过的五一街区。我知道五一街区已经改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街区，革命被凯末尔主义代替，但我没意识到就是眼前的山丘。

我所知的五一街区当年连城市边缘都不算，离边缘都还有一段距离，而这里是伊斯坦布尔亚洲边Ataşehir区颇靠近海的地方，距离博斯普鲁斯海峡只有15分钟的车程，对于伊斯坦布尔目前的尺度来说算是市中心了，还靠近两条主要的高速公路。虽然眼前的街区在高坡上，但被林立的高楼包围，又像一个谷地，谁能想到这个城中村是过去的远郊，盖奇康都（Gecekondu）的著名代表。

盖奇康都直译是夜间抵达，指棚户区。上世纪50、60年代，土耳其工业突飞猛进时，大批安纳托利亚（Anadolu）的移民涌进，在远郊建起棚户区，有朋友告诉我，盖奇康都的意思是一夜之间盖起来的房子。只能说伊斯坦布尔城市化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远郊的盖奇康都文化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改变了这个城市，现在变成市中心的斑点、胃液中的食物颗粒。

朋友艾兰和我在一个伊斯坦布尔凄风惨雨的冬天下午来到这里，街区的斜坡结构使风显得格外大，无法打伞，只能任由雨水把羽绒服打湿。我们在不可思议的陡峭高坡往上爬时，艾兰说，这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王国、山头，也许会有人查你的证件，他补充说，不是警察查，而是帮派的人查外来者的证件。

这听起来太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回忆，那是土耳其政治冲突最激烈的年代，政治帮派是城市和街道的主人，尤其是在盖奇康都。当然，五一街区是极左，那时暴力频发，极左和极右间的，和警察间的。有人统计，当时全土耳其平均每天有16人死于政治冲突。帮派守住自己的街区，控制进出人员，艾兰的父亲就干过这样的事——那时他是一个留着叛逆长发的左翼青年，还曾因为长发被其他保守帮派殴打。

我只能想象当年移民二代刚获得的一种振奋人心的新视野，那既是盖奇康都的独特产物，又是高度政治化的时代的独特产物，脱胎而出的新身份，左翼意识形态一夕之间超越了阿列维派的认同，或者两者相得益彰。

这里的格格不入如此明显。目前的权力秩序中很多东西变了，很多还没变。后来的日子里，通过一次次的拜访，我看到盖奇康都空间政治化的双重含义，既是当年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战的延续，也是对相继而来的去政治化的1980年政变，对结合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Türk-İslâm Sentezi），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顽强回应。

一

五一街区和伊斯坦布尔的金融中心之间，没有任何过渡。这边是包括土耳其国家银行在内的玻璃立面摩天大楼阵列，那边有鸡鸭散养。至今居民都不愿承认“凯末尔社区”这个名字，街区的墙上不时见到五一劳动节游行的海报。2013年的塔克西姆盖齐公园抗议运动之后，极左和警察的暴力对抗似乎愈加频繁。

上世纪50、60年代的土耳其政府对移民建的棚户区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要求将数百万的农民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土耳其是个资金不足、缺乏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无法提供社会福利住房等社会服务。因此国家允许移民使用一切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能算是一种双赢。1970年代，来到这里的移民中最多的是来自通杰利（Tunceli）、锡瓦斯（Sivas）、玛拉斯（Maraş）等城市的阿列维人。最初，他们在帮派分子的控制下建起了自己的家园。直到70年代起，左派组织深入棚户区，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970年代下半叶，对邻里的控制权已经移交给了这些政治组织。

我们在山坡的顶端见到了传说中的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阿列维派和左翼政治的结合。栏杆的铸铁上可以看到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后来被刺杀）那把著名的分叉的剑（Zulfikar），又像一条飘逸的绸带。分叉的剑可以在所有阿列维派的场所（Cemevi）看到，而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独有的标志是举着巴拉玛琴（Bağlama，通常人们也用Saz称呼，Saz也是琴的总称）的皮尔·苏丹·阿卜杜勒，表示音乐的重要性。音乐一直被逊尼派穆斯林视为异端，也表示着反抗，还意味着血泪斑斑的屠杀史。

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是门廊里写着的一句话：“阿列维派存在”。这句话极度辛酸。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阿列维派一直在争取官方承认和宗教自由，但未成功。土耳其阿列维派的人口估计超过一千万，但这个数字只是大约。由于在土耳其，阿列维派在法律上“不存在”，因此也没有任何官方普查的数字。显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阿列维派仅在政府想攻击、镇压或谋杀他们时才存在。阿里的画像、十二伊玛目的画像、狮子、凯末尔画像，构成连续的谱系，都是 Cemevi 里出现最多的视觉元素。

我到的时候，人们正看着一部关于匈人的低成本老电影，一边聊着选举。这里的茶馆和所有传统土耳其茶馆一样，人们在里面社交，聊政治。显著的区别是这里有女性。艾兰告诉我，阿列维派的茶馆是土耳其唯一能看到女性的传统茶馆。在他看来，阿列维派的仪式也是男女在同一空间歌舞的，非常平等，他认为阿列维派的仪式一直介于伊斯兰和萨满之间。

Cemevi 对面有一个女性中心。玻璃窗上贴着一张海报，是一场追悼玛拉斯（Maraş）屠杀受害者的活动，有讨论、电影和音乐演出，还会有见证者到场。41年前的冬天，1970年代街头政治冲突最激烈的时代，在这个土耳其中部偏南的城市，至少105名阿列维派和尝试保护他们的社会主义分子被极右翼民兵“灰狼”和其他原教旨主义者杀害。事实上，此类的屠杀可以在土耳其地图上连成一串。

阿列维派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和共和国时期伊斯兰至上主义的主要受害者。这些屠杀或大屠杀结束后，许多阿列维派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城市，企业主以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企业。曾经阿列维派人口稠密地区的种族，宗教和政治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伊斯坦布尔的盖奇康都，来自不同城市的阿列维派走到了一起，靠左翼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抵抗的身份。

在当天的稍晚时候，我们来到了亚洲一侧的另一个阿列维派场所，是整个伊斯坦布尔最古老的一处，据说直接继承自罗马时期的一座教堂。

我们在黄昏时赶上了一场仪式的尾巴，看门人获准我们进入一个十二边形的石质建筑，这里是场所的核心。里面的十二面墙上有写着十二伊玛目名字的金属铭牌，每个伊玛目还代表着世界的不同方面，铭牌下面各有一扇门。先知穆罕默德下面没有——因为他最为神秘。阿里的次子，被倭玛亚王朝所杀的伊玛目侯赛因的名字下面，是带古朴龙头的泉水，与他在卡尔巴拉之战中殉难渴死有关。有人认为阿列维派这一无法归类的信仰甚至带有某些基督教色彩，十二门徒与十二伊玛目，乃至饮酒仪式也可能带有基督教起源。历史上，阿列维派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基督教巴尔干的伊斯兰化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他们比逊尼伊斯兰表现出更多的宽容，让很多巴尔干基督徒和平皈依。

阿列维派的舞蹈仪式叫Semah舞。巴拉玛琴奏毕，祈祷的人们离去，我见到了主持仪式的 Dede。Dede 直译是爷爷，这个角色在阿列维社群中的地位既像前伊斯兰时期的萨满，又像伊斯兰的伊玛目。在目前土耳其社会中，其在社群中发挥的现实的领袖作用又比伊玛目更多，既是精神领袖，又解决社会生活问题。这位Dede跟我说，他们只遵从伊斯兰五大支柱的前两个，没有礼拜（Namaz），也没有斋戒。他还说欢迎任何宗教、民族、性别的人。

在这座 Cemevi 中尚未看到任何政治元素。顺着看门人的提议，我们走进了旁边一幢已经废弃的建筑。天已经黑了，打开手机打光，眼前出现了一座土耳其左翼政治的殿堂，到处都落灰的照片、海报和塑像——著名的盲歌手 şık Veysel，他因为阿列维派的身份备受争议，却也是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凯末尔喜欢的歌手，他的歌唱尽了安纳托利亚底层的劳动人民；盖齐运动中死去的年轻人，他们是来自土耳其各地的阿列维派左翼年轻人；曾逃亡苏联的著名左翼诗人Nâzım Hikmet；死于1972年的激进左翼青年领袖Deniz Gezmiş……圣墓对于阿列维派场所也极为重要，这里的棺木已经迁走，只留下室内中心的一个大坑。

神圣宗教空间和左翼无神论空间，在阿列维派这里形成了一种拓扑关系，在今天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中双重地格格不入。在那个幽暗空间看到的，似乎都是不可言说之物。许许多多的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即使在光天化日下也是社会结构空间的深渊。

二

Cemevi，直译是聚集的房子，如同阿列维派一样不被承认。

聚集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这里是一个不可被归类的聚集。宗教事务局的观点是，使Cemevi获得清真寺相同的地位会“损害人民的团结”，而且“在各个角落建造Cemevi是不合适的”，还有会“被左翼组织滥用”。根据 2013年的议会报告，土耳其有八万多座清真寺，而只有九百多个Cemevi。

我来到著名的Karacaahmet Cemevi。2012年，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发表过令人震惊的言论：“Karacaahmet Cemevi没有任何许可，是个怪物”。

这是一个有着厚厚地毯的温暖的绿色房间，中间是13世纪阿列维派圣人、医师Karaca Ahmet Sultan的棺木，披着绿色的丝绸，我看着进来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身体倚靠向黄铜色的栏杆并亲吻栏杆，抚摸绿色的丝绸，然后摸自己的脸，久久跪在棺木前面，脸贴地，或在角落念诵《古兰》。

谷歌地图上有两处 Karacaahmet Cemevi，北边的一处似乎是它原来的位置，我去时已经一无所有。埃尔多安说它是怪物，时间也恰好是6年前。

那时埃尔多安还说：“有些人称我为阿列维派的敌人。我知道阿列维派是阿里的爱慕者。当我看着那些自称阿列维派的人时，我觉得我比他们更阿列维。他们没有一个人像阿里那样生活，而我试图像阿里那样生活。”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的主席当时的回应是：“使否认和仇恨的政治始终延续的是总理，他才是土耳其的头号怪物”。

“没有一个我认识的阿列维派会把票投给埃尔多安”，有人告诉我。

Cemevi 常位于生活着大量安纳托利亚移民的平民街区，附近还会有巴拉玛琴店。巴拉玛琴越来越成为土耳其的象征，阿列维派的故事却不为人所知。Cemevi所在的街区通常较为政治化，街头巷尾充斥着各个组织的政治标语。

在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中产和世俗派聚居的 Kadıköy 区最熙熙攘攘的地段，我见到了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的一个分支的负责人胡赛因和他的妻子。协会现有7万成员，在20个城市有80个分支。

胡赛因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属于阿列维派中的拜克塔什教团（Bektaşî Tarikatı），拜克塔什教团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广泛分布于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南部。胡赛因说，事实上，拜克塔什这个词是阿列维派被禁时的代称，阿列维派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因被视为异端而几经压迫和屠杀，共和国成立后才又解禁，这也是许多Cemevi中在阿里画像旁边摆着凯末尔照片的原因。我曾经感到困惑，左翼和凯末尔主义有过诸多对立，但很多阿列维派对凯末尔很有感情，胡赛因的妻子说：“没有他，阿列维派都被杀了”。另一个原因是，即使没有具体的证明，有些阿列维人也认为凯末尔是一个拜克塔什主义者。

胡赛因出生在锡瓦斯，13岁那年发生了锡瓦斯屠杀。1993年盛夏，一群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在锡瓦斯市中心的酒店放了一场火，当时阿列维派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聚集在这里进行庆祝，纪念16世纪阿列维派诗人皮尔·苏丹·阿卜杜勒。酒店被点燃，夺走了37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是阿列维派知识分子。纵火后的八个多小时中，没有任何警察、军事或消防部门进行干预。阿列维派知识分子、甚至是很多土耳其知识分子都认为，政府在这一事件中也有份。

那年胡赛因和家人受到极大刺激，还在读中学的他立刻加入了共产党，而他的家人本来也都是左翼。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也是同年在锡瓦斯屠杀的刺激下建立的，皮尔·苏丹·阿卜杜勒的形象愈发与左翼结合而成为革命者、反抗者的形象，协会愈发有解放神学的色彩，在苏联解体后接过了左翼的接力棒。其他Cemevi侧重文化、舞蹈，而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是格外政治化的，赞成街头斗争。

目前胡赛因和妻子同属土耳其工人党（Türkiye İşçi Partisi，原土耳其共产党）。他告诉我，阿列维派之所以和左翼走在一起，除了被压迫的历史，还因为当时70%受教育的工人都是阿列维派。

三

“阿列维既不完全位于伊斯兰宗教之内，也不完全不在伊斯兰宗教之外”

胡赛因说自打成年之后再也没参加过Semah舞，他的妻子也从没见过。他给同事打去电话，让我在周四的夜晚去某个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看一次仪式，历史上的压制是阿列维派在晚上举行宗教集会的原因之一。

我乘坐漫长的公交来到这个遥远的街区的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一幢颇具规模的建筑。最里面的一间厅里挂着十二伊玛目的画像，都是他们壮年时的容貌，戴着绿色头巾，浓密的黑胡子，有的在微笑。在场的阿列维派女性比男性更多，戴着丝巾，五颜六色，鲜艳时尚。一个巴拉玛琴手正在弹唱，他头发略长，穿着皮衣和衬衫，只留着小胡子，像上世纪的土耳其歌星。

萨斯琴生方落，大家喊着安拉站立起来，主持仪式的 Dede 进来了。他是一个五十左右穿着灰夹克的短发清瘦男人，做到台上拿着麦克风讲起了伊玛目的故事，中间有人拿纸巾搽拭眼泪，氛围像一场朴实的社区恳谈会，伴随着台上台下的的问答。我明白了无神论的胡赛因长大之后就不再参加的原因，宗教话题在这里还是相当突出的。有研究者称，苏联解体、左翼退潮后，阿列维身份的重新发明使一部分人更加紧密地和宗教结合在了一起。

巴拉玛琴又响起，人们拍打胸口，歌手唱起来，男女老幼走到场地中央跪拜，一个瓶颈修长优美的铜壶和一个铜盆被端出来，这是一个洗手仪式，人们喊出三个名字：安拉、穆罕默德、阿里，每喊一声倾倒一次铜壶。之后出现扫帚，喊一个名字做一个清扫的动作。著名的蜡烛仪式紧随其后，阿列维派相信把蜡烛的火光纳入仪式有来自《古兰经》的根源，却让人联想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之后 Dede 在音乐中依次念着各个圣墓的名字。

歌手的歌喉惊人得美，后来我才到看他腿脚残疾，这是一首旋律类似《Kara Toprak》的歌，歌声越来越激昂，人们晃动着，像置身一场演出中，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人发出介于喝彩和哭泣之间的声音，人们像弗拉明戈中间喊出“jale”一样喊出“安拉”。

舞蹈后的环节重回沉静，Dede讲起了伊玛目侯赛因的殉难，很多人流泪。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每个人最后都会得到一包水果和点心 。

路过Cemevi的前厅，三面墙上挂着三张大幅照片，左边是一次阿列维派在伊斯坦布尔的集会，人群形成密集的黑点，中间是在锡瓦斯被屠杀的人的照片集合，右边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加济（Gazi）街区被屠杀的人的照片集合。

加济街区是另一个著名的左翼平民街区，在欧洲一侧，但从市中心乘公交要一路向北坐上几十站。1995年春天的一天，这个街区的几家咖啡馆同时遭到自动步枪袭击，枪手都是坐着出租车经过咖啡馆门口，一个阿列维派的Dede被杀，25人受伤，枪手谋杀出租车司机后逃脱，身份不明。袭击发生后，加济街区的许多阿列维派居民上街抗议，在和警察的冲突中22人死去，三百多人受伤。后来抗议还蔓延到了五一街区，5名阿列维派身亡。

和举行仪式的房间相比，似乎这样才是 Cemevi 的真实和现实——一个创伤空间。在 Cemevi 里有两个空间，一个是沉醉的歌舞，一个是现实中的巨大创伤。似乎在这里意义发生了某种倒置，那个政治化的空间才是神圣空间，“传统的”、“宗教的”歌舞不过是对创伤的某种抚慰。现实中的一系列屠杀和传统上圣墓、死亡的再现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纽结。

四

第二次来到五一街区，我看到了上次没有看到的景象。

在山顶一侧的街区边缘，停着五辆装甲车。旁边有一个蓝色的二层小楼，整幢建筑被一张“渔网”覆盖，“渔网”与墙体拉开距离，大概是为了防莫洛托夫鸡尾酒。警察在二楼的玻璃之后俯瞰，观察这里的一举一动。这里是伊斯坦布尔唯一有警察常驻的街区。更触目惊心的是街区里某些住在上弥补的弹孔，有时被石灰涂抹，形成满墙的杂乱随意的笔触，有时出现在裸露的红砖上，有时出现在塑料外墙栅格上，造成的形状缺失难以修补。

如果说土耳其公民的定义正是针对想象中的内、外部敌人而构想出的，从而导致国家和社会的时空条件对“他者”的排斥，那么盖奇康都并不是被遗弃的落伍的冗余的空间，反而是孜孜不倦生产出的他者。

1970年代，来伊斯坦布尔打工的阿列维派利用模糊的所有权建造自己的房屋时，就始终面临着警察和黑帮的威胁，这时有左翼来帮忙，如左翼工程师帮助偷电。所以，街区建造之初，就具有某种革命性。1977年五一，发生了著名的“血腥五一”，在市中心塔克西姆广场的游行受到警察的镇压，这是一场反共、反工人运动的屠杀，他们大部分都是工人或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既有有逊尼派、希腊族，也有阿列维派和库尔德人。五一街区正是在这件事发生后投票把自身命名为五一街区的，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鲜明的挑衅姿态。

70年代末大范围的意识形态战中，一切都在激进化，尤其是在盖奇康都长大的第二代，左翼有“革命之路”（Devrimci Yol）、人民解放组织（Halkın Kurtuluşu）、进步青年联盟（İlerici Gençler Derneği ）等多个组织，抵抗的形式越来越像游击战。改名之后的那个夏天，由于和极右、激进伊斯兰帮派冲突不断，也和警察冲突不断，五一街区被报纸称为应该规避的危险区域，而仅1978年一年就发生了三千多起袭击。

那个夏天之后的秋天，警察采取了一次行动，几乎把五一街区夷为平地，在抵抗中12名居民死去。另一次残酷的冲突发生在1980年政变前十天，被称为“9月2日抵抗”，五一街区再次几乎被摧毁。

几十万人被捕的1980年政变改变了很多事，之后五一街区被军事政权“合法化”，后者接管了它的控制权，改名为凯末尔街区。

1980年代带来的还有意识形态的改变。一直强调凯末尔主义的军政府带来了被称为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的官方意识形态，他们认为这是防止土耳其“转左”的安全手段，这也揭示了1980年政变与1960年政变之间的区别，后者的核心是社会民主主义。1980年政变并非伊斯兰政变，但其意图在于去政治化（针对之前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不得不使用宗教作为黏合因素来重构整个社区，渐渐地，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被附加到宗教上，才形成了由土耳其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组成的新的综合体，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的埃尔多安铺平了道路。政变者同样相信，以宗教做动员可以战胜威胁性的共产主义和库尔德分离主义。宗教事务局开始增加巨额预算，迅速建造新清真寺，开设古兰经课程，阿列维派的空间愈发边缘。

左翼的阶级政治陷入困难的境地，领导权已经被国家系统性地消灭，生存空间不断缩小，越来越退守到某些左翼街区。对于阿列维派而言，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带来某种幻灭，共产主义对阿列维派年轻人来说，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上无可争议的权威，现在也充满了迷茫和模糊，许多人走向中左。

学者 Gülçin Erdi Lelandais 把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之前，移民占用灰色地带的土地建起房屋，盖奇康都不断扩大。1980年至2001年，政变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主导了土耳其公共政策，开发商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伊斯坦布尔越来越成为全球城市网络的枢纽，一切为了土地升值。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之后，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空间的规划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大众住房管理局（TOKİ）权限扩大，开始有权征收盖奇康都的土地。政府为了合法化征地改造，而使用“安全”的话术，大众住房管理局的负责人曾经这样说：“城市转型已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土耳其不能解决盖奇康都问题就不能解决发展问题。众所周知，健康、文盲、吸毒、恐怖主义和对国家不忠的根源位于盖奇康都。土耳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这些非法的、对地震敏感的建筑物。”

2004年新刑法的通过使得在盖奇康都私自建房成为刑事犯罪，可判处5年徒刑，埃尔多安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态度越来越走向“零容忍”。

因此，盖奇康都的少数群体——如阿列维派和左翼的结合，在这一阶段的抵抗转向针对残酷的城市空间规划。

在五一街区山脚下的 Deniz Gezmiş 公园，反资本主义的青年领袖双手插兜，朝着对面林立的摩天大楼，Deniz Gezmiş 是1970年代被处决的左翼青年运动领袖，之所以能有这样一个以他命名的公园，却非左翼政党的功劳，而是中左的共和人民党（CHP）的功劳，我走到塑像身边细看纪念的文字，里面讽刺地去掉了所有共产主义元素，说他曾为土耳其独立和反帝而战，只有远处墙上用喷漆喷上去的劳工口号，才构成对 Deniz 的真实的补充。

在这里，似乎有两套符号秩序存在。一套是打印精良的、铭刻在金属牌、石碑上的，一套是粗糙的自制海报和涂鸦、随时涂抹的。后者的一个例子是街头张贴的 Ibrahim Kaypakkaya 的图像，他同样死于70年代，是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今天成为抵抗icon，最著名的著作即批判凯末尔主义。可以想象，凯末尔创建的共和人民党，不会为他建一个塑像。

事实上，现在不乏五一街区的居民给共和人民党投票，人们想要靠共和人民党的荫庇使五一街区继续存在。

胡赛因这么对我无奈地说：“现在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投票的时候却投给共和人民党。”左翼似乎总与某种危险关联在一起，而共和人民党可以保全。最近的几十年中，阿勒维派不仅受到自身身份侵蚀的困扰，而且还受到不断上升的伊斯兰运动和库尔德运动的影响。很多阿列维派试图将自己安置在一个合法的地方，这将给他们带来尽可能少的损害，尤其是在库尔德工人党和国家的战争之间。

不同的阿列维派对库尔德运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缺乏武装部队和缺乏身份问题使阿列维派缺少库尔德运动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像库尔德人一样战斗；有人认为要以更和平的方式，毕竟阿列维派没有独立的诉求，只求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尽管数十年来，阿列维派的代表已经当选为国会议员，但他们并未在那里表现出多少政治存在。

胡赛因说，很多人投票给共和人民党还因为它更有权力，现在共和人民党的领袖Kemal Kılıçdaroğlu来自一个阿列维家庭，但是“一旦阿列维派看到左翼的力量，都会投票给左翼”。这是胡赛因投身土耳其工人党并抱有信心的原因。他认为2013年的盖齐运动是一个转折点，死难者大多都是阿列维派，左翼也在这一运动中吸纳了新的年轻人。

五

虽然有五一街区这样的异类、鱼刺梗在那里，但所在的Ataşehir区还是越来越成为绅士化的中上阶层区域。87年出生的艾兰告诉我，他小时候，Ataşehir还根本没有门禁小区，渐渐出现了无穷蔓延、看上去一模一样的高层中产阶级住宅区。

研究者Engin Isin认为伊斯坦布尔越来越多的封闭式社区是“神经症公民”（neurotic citizens）导致的，新自由主义的城市政策和对犯罪的日益恐惧交织在一起，风险社会和恐惧文化彼此生产出对方。国土安全的话语和家庭安全的话语存在同构，都是针对他者和威胁者，在这个意义上，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和埃尔多安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体的。

绝对的安全和安宁是可能的吗？对于“他者”来说，不仅没有安宁，反而是纯粹的暴力，而且这种暴力是被系统遮掩的。

残酷的士绅化，使底层加少数群体无法居住在市中心，这反过来又鼓励了对这些流离失所的社群的边缘化和污名化。抵抗成为居民在城市中拥有一席之地并保留其空间权利的一种方式。

抵抗带来的压制更加残酷。我在Küçükarmutlu街区，听到一个人们讲述的最近发生的故事：警察来一户家里搜查，女主人仅仅因为要求警察戴上蓝色透明的塑料鞋套，就被警察一枪打死。后来警察声称开枪的原因是家里藏有武器，而在场有人拍下了视频。我在 Cemevi 冷雨的屋檐下看了这个视频，前半部分，画面里拍摄者的注意力在某个房间挪床翻找的警察身上，还有其他不安旁观的家人，忽然枪响了，之后是倒下的女人，她惊呆的妈妈，她的哥哥无措，然后是冲上来打警察的脸。

由市政揭幕的凯末尔街区公园，被居民改名为 Şükrü Sarıtaş 公园，后者是在五一街区集会上被杀的15岁男孩，革命人民阵线的同情者；3001号街被非正式命名为5月18日街，以纪念 Ibrahim Kaypakkaya 被杀；健康中心以另一个烈士 Hasan Kızılkaya 命名。这种象征性的命名行为表明人们决心与主导的政治体系脱钩，以自己的方式代表自己。

事实上，年轻一代的再次政治化正在发生。在欧洲一侧一个左翼社区的墙上，我看到一个无主义中学生组织的名字——Lise Anarşist Faaliyet（高中无政府主义者活动），他们黑掉了学校的网站，在纪念塔克西姆广场抗议者的页面上留下了“高中生们不会忘记被谋杀的年轻人”的字句，他们像五一街区一样，把不同高中的名字都改成了死去的年轻人的名字。

五一街区的居民认为，正是正发党试图通过鼓励犯罪活动来改变这里的革命性。他们对发生在本街区的贩毒等行为非常警惕防御，还建了一个网站“防止退化，捍卫你的社区”。两个主要激进政治组织，压迫人民社会党和革命人民阵线定期举行会议。在另一个街区Gülsuyu，极左青年曾抗议附近有毒贩帮派，且警方对黑帮的活动视而不见，黑帮则出现并向人群开火，一名阿列维派左翼青年死去，警察对此无动于衷。有居民跟说他们相信黑帮背后是开发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吸毒者。他们想把我们赶出去。”

很多人强调，在污名化背后，这里有极其美好的真正的社区生活。人们互相扶助，比如把自己的食物送到Cemevi，轮流做饭，免费给没饭吃的人。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每周日中午都会举办集体聚餐，食物免费给所有人。尽管，住在高尚社区的人们都好心告诉我，五一街区是绝不宜一人踏足的地方。

六

在极左街区中，在Cemevi或其他社区空间，接力般的绝食抗议多年来持续着。

绝食者包括Grup Yorum成员。Grup Yorum是土耳其历史上最畅销的乐队之一，以左翼政治歌曲闻名。2010年，他们的25周年演出时，五万多人在伊斯坦布尔现场观看。而现在，他们已经被禁，成员被捕、遭受折磨，生命在当下的一分一秒流失。他们在欧洲举办过多场演唱会，但显然没有打算避居海外。

1985年，四个大学生成立了Grup Yorum，受拉丁美洲“新民歌运动”的影响，他们把土耳其、库尔德民间音乐和左翼视角结合在一起。三十多年来制作了23张专辑和一部关于监狱的电影，乐队成员的组成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经历了多达400多次逮捕和审讯。

他们的歌支持库尔德人争取权利，为阿列维派遭到的屠杀疾呼，还批判城市的士绅化，控诉贫困社区被清理为昂贵的摩天大楼让路。五年前，演唱会被禁。他们曾经把演出从体育场搬到公共广场，在被警察射催泪弹时唱歌。他们建起的文化中心经历了多次警察突击检查，乐器被毁。去年春天，几个成员因恐怖主义指控而入狱，然后开始绝食抗议。

两个大学生说我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拜访主唱 Helin Bölek，这个时候她已经绝食了7个月，仅靠水和糖维持。Helin于2018年11月获释，此前经历了恶劣的监狱条件、肌肉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疼痛。她曾表示说：“从人身攻击到心理攻击，再到无数次虐待，我们从一个地方被带到另一个地方，被单独监禁，但我们始终昂首挺胸。”

见面的地方在另一个遥远的贫困街区，这里的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只是一座荒废的二层白色建筑，旁边一个隐蔽的铁皮小门通往真正的 Cemevi，一个简陋的平房。在熟悉的墙上阿里的凝视下，这里站着几个正在等候拜访 Helin 的人。

我见过Helin绝食前的照片，丰腴美丽。她的房子前面没有一条路，只有一个从山坡下来的只容一人的通道，铺了几块薄木板作为阶梯，在雨天里更显得摇摇欲坠。进门需用免洗酒精搓手，戴脚套，绝食七个月后，她的免疫系统已经极度脆弱。

这幢房子内部摆着许多看望者带来的鲜花，难以想象是在这样的棚户区里。墙上贴着三位女性的照片，中间一位是最早因绝食抗议而死的。坐在客厅等待的时候，可以透过门看到厨房的餐桌紫色桌布和椅子上干净的人造革，像一个普通中产人家的舒适厨房，庸常又温暖。而事实上，这不是一处私人住宅，而是社区共有的空间。

在里屋我们见到了Helin，她坐在沙发上，戴着头巾，双颊深陷，双脚因为水肿而泡在一个白色水槽里，里面还有两只洁净的瓶子。她对这个景象表示抱歉，对居然有一个中国人来感到惊讶，问我有什么想问她的，此情此景我居然一时语塞。

我问她现在感觉如何，是不是非常虚弱，她回答说，开始时的确非常难受，但是“想到迫害和不公，想到因饥饿而死的人们，因其他原因而死的人们”，她愿意一起死去。

开始绝食后，Helin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还有其他方法吗？为什么要绝食和自毁？我们不希望您死亡，我们需要您活着和健康。”Helin则解释说，几年中他们已经尝试了一切办法，而且但他们的诉求不仅是解禁，而是“更广泛意义的人民的声音的自由”。

时间很快到了，我们离开，皮尔·苏丹·阿卜杜勒协会的公共厨房有简单的库尔德菜，不知道是谁做的，大家沉默地吃了。

五一街区的街区创始人之一也叫胡赛因，他曾经说过：“要保持我们的邻里生活，因为那由同志们的鲜血赚来的。每个角落都有抵抗的记忆。”

当晚，我带着一脚泥回到城区的住处，一个带着高墙和门禁的中产阶级社区。这里的女主人待我如子女，几天来一直投喂她做的饭和拉克酒，令人感激。她说出去一天累了吧，过来陪我看一会土耳其连续剧，她裹着舒适的毛毯慵懒地蜷缩在沙发一角，我坐在她身边。她指着电视里一个妆容精致的时髦女郎漫不经心地说：“Kiz güzel（姑娘漂亮/真棒）”，而我眼前还是Helin的面容。她可知道，完美的身体、绝对的安全、时尚“物神”系统，这些幻象多么轻易就能被绝食刺穿，裸露出的真实如巨大的深渊。

我没有提起另一个世界的见闻。

2020年4月3日，Helin Bölek 在她绝食的第288天去世，时年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