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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陰雲時的人權律師:新一輪抓捕與新一輪逃亡

「比封城更嚴重的,是封口。」


2020年2月5日,北京街上,有一個戴了防護口罩的雕像。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20年2月5日,北京街上,有一個戴了防護口罩的雕像。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突如其來的疫情,帶來了巨大的恐慌,也讓2020年的第一個月,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

年輕的中國人權律師常瑋平,在這個人心惶惶的一月,經歷了逃避抓捕、被秘密關押、暫時釋放回家的全過程。他失去自由的8天,從1月13日到1月21日,正是肺炎疫情從掩蓋到最終大規模爆發的時期。

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更多的人在討論武漢警方1月1日高調公布的一則消息:以「打擊謠言」為名,警方傳喚、訓誡了八名最早在網絡上發出「武漢發現SARS」預警的市民。事後人們發現,這八名「造謠者」,都是在武漢醫院工作的醫生。而一位名叫李文亮的醫生也在1月3日被訓誡,其後在接診中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於2月6日去世。

「比封城更嚴重的,是封口。」有時事評論者如是說。這裏所說的「封口」,是指在武漢疫情中政府屢次隱瞞或延遲公布相關信息,致使疫情蔓延擴大,加之醫療資源的匱乏,致使封城後的武漢,疫情處於幾乎失控的狀態。

毋庸諱言,自2013年以來,中國的公民社會遭受了嚴重的打壓——無論是律師、記者,還是公益組織。對言論的高度管控、信息不透明、對公益組織的打壓,導致它們再也難以成為政府救災的補充力量。而這一切的後果,在疫情大規模爆發的時候,由一個個普通人去買單,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但少有人關注到,從2019年12月26日開始,當局對中國人權律師發起的新一輪抓捕行動。而這場因為一次公民聚會引起的抓捕行動,被評論者認為是在整體打壓公民社會的背景下,嚴控言論自由——「封口」的另一種表現。

2020年1月17日,支聯會與社民連等約20人,到中聯辦聲援去年12月因廈門聚會而被捕的內地一批律師和異見人士。

2020年1月17日,支聯會與社民連等約20人,到中聯辦聲援去年12月因廈門聚會而被捕的內地一批律師和異見人士。網上圖片

抓捕與逃亡

1月21日,武漢肺炎爆發的消息使人人自危。但這一天,對人權律師常瑋平的家人來說,卻是喜悅的一天。

這一天,被秘密關押8天的常瑋平重獲自由。他被警方「取保候審」,暫時釋放。當日中午,他走出了西安市高新路派出所的大門。他70歲的父親,以無法控制的眼淚迎接了他。

2019年12月26日晚,聖誕節的第二天,住在北京的著名人權律師丁家喜突然被警方帶走。同一天被抓捕的,還有家住煙台的前大學教師張忠順,以及維權人士戴振亞、工人李英俊。

恐懼開始傳遞,壞消息一個個傳來,正如同2015年「709」抓捕律師事件的翻版。12月30日,浙江律師黃志強的辦公室被查抄,他本人被警方帶走,隨後被刑事拘留。同一天,四川律師盧思位在去香港開會時,被警方攔截,禁止他出境。從12月30日到1月4日,在全國範圍內,陸續有10多位律師、公民被傳喚、抄家,甚至拘留或失蹤。

家住陝西的常瑋平律師,覺察到自己也有危險,遂外出藏身,躲避到西安的一位朋友家中。

1月12日晚上10點半,警察敲開了這位朋友的家門,帶走了常瑋平。他的妻子在第三天接到警方的電話通知,常瑋平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指定地點監視居住。

「指定地點監視居住」,這是近年來新修改的中國《刑訴法》中規定的一個強制措施。這個規定非常有利於警方,事實上已成為「秘密關押」的代名詞。「被指定監視居住」的人,彷彿陷入信息黑洞。律師不能會見,外界難以獲得他們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他們被關押在何處。

在常瑋平被帶走之後的第四天,重慶律師張庭源受常的家屬委託,趕到陝西寶雞,向當地警方要求會見常瑋平,但被拒絕。警方拒絕透露任何關於常瑋平的信息,包括他被關押的地點。

與此同時,寶雞市司法局在其官網上公示,註銷常瑋平的律師執業證書。

此時,一系列的信號已經很明顯,警方的抓捕行為是針對12月初的「廈門聚會」。這場聚會發生在12月7日、8日。當時,丁家喜、許志永等來自全國各地的20多位律師和熱心社會事務的公民,相約在廈門,一起吃飯聊天,交流各自的經歷以及對當前中國公民社會的看法等等。

有知情者介紹,所有人只是一起聊天,談論了「一些觀點,感受」。有一些人來的晚,甚至沒有機會參與討論,只是和大家一起吃了飯。

但這種以往常見的「飯醉」活動,在2019年的中國,已變得十分敏感。沒有人料到,2015年7月的「709」律師大抓捕之後,又一輪對律師的抓捕,會從查處這次聚會事件而展開。

活躍的社會運動者、法學博士許志永。

活躍的社會運動者、法學博士許志永。網上圖片

在常瑋平被抓捕之前,居住在北京的許志永已開始逃亡。在他離開家後的12月31日,警察上門搜查,查抄了他的書籍、保險箱等。並將他的女朋友以「尋釁滋事」為由扣押了24小時,戴上手銬,多次訊問,以追查他的蹤跡。

許志永是中國「新公民運動」的發起人,也是活躍的社會運動者。他是北京大學的法學博士,2003年,因為在「孫志剛事件」(一名廣州的大學生因為沒有帶暫住證被警方帶走,在收容所裏被打死的事件)中積極發聲,他和滕彪(後成為著名律師)等人進入了公眾的視野。他曾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北京的海淀區人大代表選舉,後又成立了「公盟」,進行各種公民活動。2013年,在他和丁家喜等人發起的教育平權、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等一系列的小規模示威活動中,他被抓捕,並在2014年1月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2017年7月出獄。

離家逃亡的許志永,並沒有停止發聲。1月14日,他在推特上寫道:「我在嘗試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在流亡中抗爭。告訴人們,黎明近了,自由近了,公義近了,愛,已悄悄到來……他們端坐的不是金字塔尖,而是火山口上。告訴人們寒風肆虐時,春天,已不再遙遠。」

12月29日,在長沙,另一位人權律師文東海也開始逃亡之路。他的妻子周友芳回憶,12月30日,已於前一天外出躲避的丈夫突然告訴她,自己面臨被抓捕,讓她立即帶着兩個孩子去日本躲一躲。在朋友的協助下,兩天後,周友芳帶着兩個孩子到達了日本,但一直到半個多月後,她都始終沒有丈夫的消息。

逃亡中的文東海,其實在2018年6月已被吊銷了律師執照。2015年的「709」律師大抓捕之後,文東海為失去自由的王宇律師辯護。他還代理了一系列人權案件。在他被吊銷律師執照後,為了生計,他在長沙開設了一家法律服務公司。

周友芳回憶,在送她和孩子去機場的路上,文東海擔心警察會在機場布控抓捕,所以在中途提前下車。臨走的時候,他叫醒了在車後座熟睡的兩個孩子,向他們道別。他擁抱了周友芳,叮囑她:兩個孩子就交給你了!然後就消失在了夜幕中。

律師丁家喜。

律師丁家喜。網上圖片

「蝴蝶不停扇動翅膀」

因「廈門聚會」第一個被抓走的丁家喜律師,今年53歲。和許志永一樣,他是「新公民運動」的組織者和關鍵人物。

如果不是參與到一系列公民運動中,丁家喜原本可以在中國過一種優越而富足的生活。他畢業於北京航天航空大學的飛機制造專業,曾經在航空領域的國企擔任工程師。1996年,他轉行做律師後,是一名成功的商業律師。他在北京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做高級合夥人,業務專長是公司併購重組、投資等。在網絡上,有一張他當年做商業律師時的照片,穿白色西裝,看起來「春風得意」。

2010年,丁家喜開始在北京積極參與推動「隨遷子女就地高考」的教育平權活動。他也成了新公民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和協調人。2013年4月,他在北京參加了「街頭拉橫幅,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活動之後,被抓捕,並於次年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半。和他一起判刑的還有趙長青等另外三人。

「我們為了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發了十萬傳單,製作了一百多橫幅,兩次上街,七千多個簽名,向全國人大及法制辦要求立法財產公示,但是沒有得到回應。」在法庭上,丁家喜這樣陳述自己的工作。

在2014年4月這場對他和另外三人的審判中,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陳述到:「我的行動微不足道,我也不後悔,這是良心告知我應該做的事。我要做一個有態度、有聲音的中國公民。我要做一隻蝴蝶。蝴蝶不停扇動翅膀,一定會引發社會變革的颶風。」

丁家喜在網絡上流傳的照片,有一張是在監獄裏,被會見他的律師偷拍下來的。照片上的他,身穿囚服,鬍子拉碴,卻坦然地大笑着。

一位資深的媒體人記得,2017年1月,她在北京的一次偶然聚會上,見到了丁家喜。他看起來很消瘦。面對一座豐盛的菜餚,他說,自己不敢多吃,因為才出獄不久,腸胃還不能適應豐富的食物。那時,他刑滿釋放剛剛3個月。

獲得了自由的丁家喜,還是在繼續表達自己的觀點,見朋友。2017年,他曾去美國探望妻子和女兒,當人們都勸他留下來時,他還是回到了中國。直到2018年,他打算再次去美國探親時,發現自己已被限制出境。

2019年12月初,他參加了廈門的這場聚會。12月26日,他迎來了另一場抓捕。

6年前,丁家喜曾在法庭上自我陳述,要做一隻蝴蝶,不斷扇動翅膀,以掀起社會改革的颶風。從他出獄以來,他依然堅持着這個理念,並再次付出了代價。

至今,丁家喜已經失去自由30多天,他的代理律師彭劍多次向警方提出會見,都被拒絕。警方稱,丁家喜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目前正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無法安排律師會見。與此同時,他的妻子——目前居住在美國的羅勝春,一直在為她的丈夫大聲呼籲。

在丁家喜被抓走後,從12月29日到1月4日期間,還有至少5位律師(黃志強、劉書慶、盧庭閣、莊道鶴、盧思位)被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或「尋釁滋事」罪被傳訊。

1月12日,常瑋平律師被陝西警方帶走。

律師常瑋平。

律師常瑋平。網上圖片

「被失業」的律師

今年36歲的常瑋平,出生於1984年。他有着圓面龐,以及略帶捲曲的頭髮,被一些朋友戲稱為「胖子」。

常瑋平是人權律師中的後起者。他進入律師行業時間並不長,但他的不少同行認為他業務能力精湛,對「敏感案件」毫不畏懼。

2007年,常瑋平從重慶大學的材料化工專業畢業,畢業後,他在海南的一家汽車企業做材料檢測工程師。2010年前後,他到了北京,成為一名證券經理。

那個時候的北京,正是公民社會生機勃勃地發展的時候。在北京,他通過互聯網獲取信息,並在參加紀錄片放映會、以及一些公民線下聚會的過程中,開啟了視野。也是在那段時間,他自學了法律,並報名參加了國家司法考試。

2012年,通過了國家司法考試的常瑋平,成為一名實習律師,他的興趣點在於刑事辯護。2014年,他擔任了一起言論自由案件中被告人李蔚的代理律師。他也曾代理一些刑事案件「蒙冤者」的申訴。

從2016年開始,常瑋平開始致力於一些與反性別歧視、就業歧視有關的公益案件。這一年,江西上饒的一名青年參加了當地政府的公務員招聘考試,雖然筆試和面試都得了第一名,但因為在體檢中,被查出HIV 陽性(攜帶艾滋病毒),而被拒絕錄取。這位青年起訴了政府,常瑋平是他的二審代理人。一審中,法院判這位青年敗訴,二審中,經過常瑋平律師等人的據理力爭,案件以調解告終,政府給予了這位青年部分賠償。

2017年4月26日,來自全國各地的51名律師聯名致信中國人社部和衞計委,建議對《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的第18條予以修改,刪除和「艾滋就業歧視」有關的規定,給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病毒攜帶者相同的就業權利。

常瑋平是這一事件的積極推動者。「我代理這些反歧視的案件,是因為我發現,這樣可以激活政府的功能,通過改善政策,來推動社會進步。」常瑋平曾這樣說。這位年輕的律師,積極投入涉及艾滋歧視、乙肝歧視、職場性騷擾、性別歧視,以及「滴滴」順風車濫用壟斷地位、欺凌消費者的這一類案件中。

然而,代理這些「並不敏感」的案件,最終還是不能「保護」到常瑋平。2019年10月,當他代理「茅台子公司拒錄HIV感染者」一案時,他的律師職業生涯已搖搖欲墜。

2018年10月14日,常瑋平被陝西省寶雞市司法局停業3個月。2018年11月22日,他執業的陝西立剛律師事務所被註銷。2019年1月14日,在「停業」三個月期滿後,按照管理部門要求,他需要找到新的律師事務所。在長達半年的時間,他至少接洽了10餘家律師事務所,但每一次即將簽約的時候,或者是在他將相關手續,提交到司法廳的辦事窗口時,就接到律師事務所的電話,表示受到壓力,不能和他簽約。

就這樣,常瑋平實際上已經處於失業狀態。2020年1月13日,在他被警察抓走之後,司法局很快就下發了吊銷他律師執照的公告。

2020年2月7日,武漢中心醫院有已離世的李文亮醫生遺像供人獻花悼念。

2020年2月7日,武漢中心醫院有已離世的李文亮醫生遺像供人獻花悼念。圖: Getty Images

陰雲下的堅持

2020年1月,武漢肺炎的疫情爆發,並蔓延影響到全世界。

政府救災效率低下。尤其是在疫情開始之初,不及時向社會通告有關疫情的真實情況,這被公眾普遍認為是造成疫情擴大的主要原因。

1月20日,人權律師謝燕益向政府提出了信息公開申請。在這份公開信中,他要求國家和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公開關於武漢肺炎疫情的情況,包括公開政府部門的會議記錄、處置方案,是否存在故意隱瞞壓制公開重大疫情信息發布情況等。

謝燕益律師聲稱,他依據的是憲法,以及《信息公開條例》、《突然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條例》等相關法律。

1月22日,家住北京的趙慶律師和家住武漢的尚滿慶律師,向武漢市公安局提出「信息公開申請」,要求警方公布關於「訓誡八位造謠者」這個案件的相關經過。在申請中,他們要求武漢市公安局公開對「8名散布謠言者」進行處罰的事實依據、法律依據,以及處罰結果。他們要求政府公開相關的信息,實現公民的知情權。

幾乎在同一時間,程海律師控告武漢公安局處理八名「造謠者」是濫用職權。而另一位人權律師燕文薪,則要求官方公布疫情中死者的年齡統計等數據,以幫助公眾判斷「武漢肺炎」是否對老年人更具致死性。

律師們的申請或控告,沒有得到任何官方的正式回應。但在互聯網上,這些申請被一些網友轉發,並引起他們的廣泛共鳴。 2月6日深夜,當其中一位被訓誡的醫生李文亮去世時,這種共鳴的情緒達到頂峰。網民在互聯網上自發哀悼李文亮,並迅速彙集出「我們要言論自由」的呼聲。

1月1日,維權律師的協作平台「中國人權律師團」發表了新年宣言:「2020,我們不要灰心喪氣,相反,我們應該靠近人民,仔細傾聽人民的聲音,為找到切實可行的人權改善之道做好準備……」

而在各地,律師依然在為當事人的權利呼籲。一直致力於平反冤案並推動「洗冤計劃」的李金星律師,雖然已於2018年被吊銷律師執照,但他依然聯合其他的刑辯律師,為保障案件當事人的權利呼籲。

「如果一個國家,還有政治犯,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2017年,我在一次採訪中,見到了李金星律師,他曾這樣說。彼時,「709」律師抓捕事件過去不久,他依然對未來表示樂觀。

「我相信基本盤還在。」他說。他認為,雖然情形艱難,但中國律師不會退場。從那時候到現在,他始終在推動「洗冤計劃」。

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自2015年7月被捕、隨後被判囚以來,今天首次獲准由妻子李文足探望。圖為2019年1月28日,李文足在北京家中,身穿印有「釋放全璋」訴求的衣服。

中國維權律師王全璋自2015年7月被捕、隨後被判囚以來,今天首次獲准由妻子李文足探望。圖為2019年1月28日,李文足在北京家中,身穿印有「釋放全璋」訴求的衣服。攝:Greg Baker / AFP / Getty Images

2019年 12月26日,李文足再次會見了自己的丈夫王全璋。王全璋是「709」案件中最後一位被關押的律師。如不出意外,2020年4月,他將會出獄。李文足在自己拍攝的視頻中說,丈夫出獄後,她要將他接回家中。她絕不能容忍警方像對待另一位被釋放律師的做法:將他送回老家,安排嚴密的監控,完全沒有自由。

2020年1月,紐約,丁家喜律師的妻子羅勝春為自己的丈夫在大聲呼籲。支持他的,還有不久前流亡到美國的陳建剛律師。陳建剛律師因代理一系列人權案件,受到各種威脅、限制。最終,他帶着孩子,離開了中國。

1月29日,常瑋平律師在陝西寶雞的故鄉,和自己的親人一起過年。他所在的村莊,和這個春節千千萬萬個被隔離和關閉的村莊一樣,一片靜寂。

「疫情會過去,而信息管控的烏雲,則始終都在,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結束。」2月6日,一位媒體人在自己的朋友圈中這樣寫到。

「正是生活常識的回歸,愛情,親情,友情,同情這些基本人性的回歸,促成一個正常社會的回歸。」

寫下這些話的,是另一位流亡中的人權律師唐荊陵。在他的推特上,他引用60多年前美國民權運動的代表人物、2005年去世的羅沙·帕克斯的話:「我只是厭倦了屈服,做正義之事,永無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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