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來，中國舉國模式的優越性受到了嚴重的質疑，反而民間志願團體有着不俗的表現：一些海外留學生，通過網絡迅速集結，在短時間內募集捐款、購買物資、聯絡物流、打通關係，將口罩和防護服等送到一線醫院。1月31日，一批由華中科大北加校友會募集的應急醫療物資從舊金山飛躍太平洋，直接將20萬個醫用外科口罩、2.75萬雙醫用手套和4000件防護服送到武漢協和醫院；直到2月1日，韓紅的基金會往武漢送了七批物資，總共收到1.4億的善款，由於數額過大，還不得不暫停接受捐款
然而，最讓人刮目相看的是各種「飯圈後援會」（編註：中國大陸互聯網上的明星粉絲後援會，具有顯著的圈子文化）。前面說的志願團體要麼是臨時集結起來、默契度不太高；要麼平時活躍度較低，執行能力有限。然而飯圈後援會人數龐大，組織嚴密，分工明確，平時打榜、控評、反黑，訓練有素，紀律性強，到關鍵時刻，她們顯示出驚人的爆發力。
在這樣的聲勢下，有人提問：經過這一次疫情，官方可能會看到政府組織工作的薄弱環節，會允許非政府組織發展起來，作為社會治理的有益補充。也有人設想，既然飯圈影響如此巨大，飯圈文化也無處不在，那說不定飯圈可以成為未來公民社會的雛形，只要對這些飯圈團體施加引導，它們也未嘗不可能成為以後社會自治的基礎。
對此，我想要潑一下冷水。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先要調整一下「國家引導飯圈」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