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深度

無法抵達的物資:民間救援為何遲遲送不到一線醫生手上?

中國當下防護服總產量不到武漢需求量的1/3,但所有民間捐贈都要通過紅十字會,後者至今只撥出了收到捐款總額的1/8。


2020年1月26日,車隊志願者卸貨,準備向醫院運送防護用品。 攝:王丹妮/端傳媒
2020年1月26日,車隊志願者卸貨,準備向醫院運送防護用品。 攝:王丹妮/端傳媒

一批來自美國的口罩、護目鏡和潔白的防護服抵達了武漢。如果順利,第二天就會送到武漢一家醫院。

它們是這家醫院「邊緣科室」的醫生們動用私人關係從海外援助力量那裏「化」來的。1月24日,除夕當晚深夜,這些口罩和防護衣在武漢海關被攔截。「海關要我們報關,說要繳關税,辦了手續才能進。」聯繫物資的張豪對端傳媒說。他36歲,2003年來武漢,在這家醫院做放射科醫生。

就在這個除夕,包括協和醫院、湖北省中醫院等8家醫院的醫護人員紛紛宣布醫療物資告急——這是一個不太尋常的舉動——他們繞開了上級主管機構,直接向社會求救。

「我從沒想過大家會這麼勇敢。」張豪說,那一刻,他覺得「武漢醫護人員徹底豁出去了。」

據醫療網站丁香園統計,截至1月29日,湖北省有近136家醫院發布了醫療物資申援信息。這一短缺局面不僅發生在疫情重災區湖北,據《南方週末》發表的《全國160餘家醫院向社會求援,醫療物資儲備為何不足?》(這篇報導在發表幾小時後遭刪除),截至1月28日,全國湖北以外地區,已有74家醫療團體發出求援呼喊,其中甚至包括不少知名醫院。

事實上,武漢封城之前,醫療物資緊缺的消息已在各類社交平台不脛而走,大大小小的各類民間支援團隊迅速搭建起來:整合、發布需求,募款,購買、運輸物資……一個幾百人的微信群不到10小時就募得超過10萬人民幣的資金。

「過了這麼多年,民間完全信息缺位,沒錢,沒認可,沒互動,被打壓縮緊到這個程度,還能有這麼多普通人,參與到這次(援助)來,我真覺得是一個奇蹟。」參宿(化名)說,她參與了此次民間志願者的自發支援行動,從1月23日開始,為此次疫情提供信息對接與協調,「但出來的結果真的就是——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一團散沙。」

這些民間援助在穿越疫情、抵達受捐助者的路上,遭遇了重重困境。

2020年1月26日,武漢市中心城區「禁行」首日,交警攔下私家車輛,叮囑,「不要再上路」。

2020年1月26日,武漢市中心城區「禁行」首日,交警攔下私家車輛,叮囑,「不要再上路」。 攝:王丹妮/端傳媒

「領導不許我們自己收物資,可我們不收怎麼上一線?」

封城前八天,志願者趙晴(化名)加入支援武漢醫療物資的志願群體,負責醫務人員的住宿對接工作。她23歲,家住毗鄰武漢的天門市,剛剛大學畢業。在一個充斥着求救信息的支援群,趙晴看到,幾位武漢市第五醫院的護士們「正用垃圾袋當腳套」,口罩和發罩也是用A4紙糊的。

「一套防護服用一天」——張豪說。只要穿上了防護服,護士們就「不敢上廁所,不敢洗澡,不敢吃,也不敢喝。」截至1月27日,他妹妹所在醫院急診科的護士已「倒下一半」,成為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

購買者日夜守在口罩工廠門口,產出一箱,搬走一箱。「大家都缺貨,誰先搶到就是誰的。」

醫院告訴張豪,口罩和防護服「是一線的醫務人員才有的」,作為放射科醫生,他給病人做CT、與病人面對面,每天卻只能分到一個口罩。張豪問科室主任能不能也為他們提高防護級別?主任說,自己想辦法。

這座被封鎖的城市陷入了物資缺口的巨大裂縫中。城市西南邊接壤的仙桃,是湖北口罩產地之一,疫情爆發後,多家工廠通宵趕工,購買者則日夜守在工廠門口,產出一箱,搬走一箱。「大家都缺貨,誰先搶到就是誰的。」今年40多歲的張敏來自武漢西北方接壤的城市——孝感,在一個由自駕遊發燒友組建的志願者團隊裏做義工,團隊掛靠在湖北省紅十字會(下稱「紅會」)旗下,向社區、醫院運送物資。「你要做義工,必須掛靠它(紅會)那裏。」

他在一個海外同學群發出求助信號,請求支援幾十個N95口罩、幾套防護服和護目鏡。對方很奇怪:官方不是說不缺嗎?

封城後,武漢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通告,稱市交通運輸局組織安排6000輛出租車(網約車),保障醫務工作者等人士的出行,張敏駕駛的私家越野車成為其中一輛。紅會請她去社區領取防護服和口罩,但根本沒有,張敏最終只分得一種白色防塵口罩。他們在路上遇到了滴滴公司派出的志願者,對方穿防護服、戴醫用口罩,還備有消毒液。「我們看到他們就開玩笑,『哎呀生化危機來了』,大家笑著笑著眼淚就出來了。」

2020年1月26日,車隊志願者向司機發放免費酒精用於消毒。

2020年1月26日,車隊志願者向司機發放免費酒精用於消毒。攝:王丹妮/端傳媒

與此同時,為了自救,張豪連同幾個「邊緣科室」的醫護人員,在一個海外同學群發出求助信號,請求支援幾十個N95口罩、幾套防護服和護目鏡。對方很奇怪:官方不是說不缺嗎?

時值春節,中國防護服每天產能總量不到武漢需求量的⅓,更不可能照顧其他省份的需求。

這是此次救援中不少人面臨的信息漩渦——一面是醫護人員因物資匱乏叫苦不迭,另一面,官方多次重申「不缺物資」。1月23日,湖北省省長王曉東在武漢封城首日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武漢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充足。同日,廣西衞健委副主任麥家志也對媒體表示該省醫療物資充足。

但據1月26日中國國務院疫情發布會,武漢向工信部發出的需求清單中,每天需要10萬套醫用防護服,一個月就需要300萬套。但時值春節,中國防護服的復工復產率僅為40%,有資質、滿足標準的企業只有40家、分布在14個省,每天產能總量3萬套——不到武漢需求量的⅓,更不可能照顧其他省份的需求。

1月27日凌晨,武漢市第五醫院(下稱「五院」)的田紅敏護士長向外界請求10萬個N95口罩、20萬個外科口罩、一萬套醫用防護服和1000個護目鏡,並在求助信息的右下角留了電話。

有好心人在半夜把第一批物資運到五院門口,他們沒有見到田紅敏。幾個提前候在醫院門口的投機分子,假扮醫務人員把物資截走,乘機抬價變賣。第二天消息曝光,田紅敏成為人民公敵,網絡上謾罵聲不絕於耳。

趙晴打過那個電話,是田紅敏接的。田紅敏告訴她,求助的信息屬實,「醫院的領導不讓他們再做民間徵集了」,因為官方強調物資相當充足。而她也會因向社會求助被醫院革職,那批口罩被誰截走,她也不知道。

「領導不許我們自己收物資,可我們不收怎麼上一線?」一位護士向趙晴抱怨道:「難道要我們自己拿命去抵嗎?」

直到28日,新華社引述中國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的說法,表示全國醫療機構防護服、口罩等物資需求十分突出。29日,此前表示物資充足的王曉東改口,說武漢和周邊城市醫療物資「很短缺」,廣西工業和信息化廳廳長莫樺也在30日稱,各種醫療物資需求加大,原有醫療物資儲備不足。

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不同部門之間甚至開始搶奪醫療物資。29日下午,張敏給該院送物資,發現收貨者的工牌不是自己聯繫的人,她打電話給之前聯繫的人,對方一邊跑一邊在電話裏說:「別給他們了,我立馬叫我們的人來拿。」幾個部門的醫護人員隨後在張敏面前展開搶奪,「他們推推搡搡把我戴的口罩繩子都扯斷了,引得保安過來調解。」張敏生氣道:「要是再搶,我就把車開走,誰也不給了。」對方這才停下來。

2020年1月26日,武漢市中部戰區總醫院醫護人員從志願者處領取物資。

2020年1月26日,武漢市中部戰區總醫院醫護人員從志願者處領取物資。攝:王丹妮/端傳媒

「物資被紅了」

一些志願者發現,就算運到了半途,物資也會憑空「消失」。北京360集團為武漢捐了價值1500萬元的醫療物資。但督查物資的員工查看信息發現,物資到了武漢,醫生們卻什麼都沒拿到。

「這是政府之手介入的結果。」30歲的倩倩在武漢做圖書編輯,曾是媒體人。1月20日起,她便參與了武漢物資援助志願工作。倩倩說,疫情爆發初期,不少醫院都動用校友、企業老闆等各種社會網絡籌集到物資。但1月24日情況突變,一位武漢第三醫院的醫生告訴她,就在前一刻,送到醫院門口的口罩和防護服被醫院官方收走了。

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我們了解到有很多物資到了機場或者道路運輸關口後,就直接被(紅會)領走了。我們現在黑話就叫『歸紅』或者是『物資被紅了』。」參宿說。

從海外進入的物資亦面臨同樣的「險境」。1月28日,上海志願者張英(化名)聯繫到一批德國口罩供應商,對方有50萬個口罩庫存願意以成本價賣給中國。張英在網上徵求公立企業的訂單,陸續收到湖北、湖南、浙江、廣西幾家醫院的訂單,還有四川、內蒙古等地政府部門的訂單,這些單位都下發了紅頭文件,總計預訂10萬個口罩。

拿到訂單之後的張英發起愁來。此前,兩個朋友分別告訴她,他們從美國寄醫療物資回國,都遭遇海關詢問物資是否願意捐贈給國家,如果不捐贈,會拒絕通過採購而來的物資入境,將退回處理。

張英的一位記者朋友聯繫到不願具名的福建海關工作人員,對方告知,海外物資進入中國目前分兩種途徑,捐贈和採購。捐贈路徑將特事特辦,綠色通道;採購物資則需要按照原來海外物資進入中國的常規途徑,經過繁雜的審批報關流程。張遇到的情況,如果不捐贈將會以手續不全的理由被退回。

2020年1月26日,武漢市一家藥廠的工人在倉庫準備貨物。

2020年1月26日,武漢市一家藥廠的工人在倉庫準備貨物。攝:王丹妮/端傳媒

類似的境遇就發生在了張豪身上。他向海外朋友圈發布求助後,一位美國的華裔捐助了數百個的口罩,在日本的同事也幫他把亞馬遜平台上的N95口罩掃光了,還為他找了個最快的物流。但這些物資被武漢海關卡住了。

武漢紅會這樣回覆網上流傳的「截捐」的說法:「所有的物資都是捐到我們這裏,截這些物資幹什麼?」

1月23日深夜,武漢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第4號令,稱「暫不需要接受境外捐助」。要進也可以,先繳20%的關税。最終,那位華裔通過「打點」武漢海關一位領導,才得以將物資放進城。第二天,張豪在醫院門口「搶」到10個N95口罩。他覺得自己一點尊嚴都沒有。

武漢紅會這樣回覆網上流傳的「截捐」的說法:「所有的物資都是捐到我們這裏,截這些物資幹什麼?」武漢紅會常務副會長陳耘30日對媒體回應稱。

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民政部指定湖北和武漢紅會為五個款物接收機構之二,負責整體接收慈善組織的資金和物資捐贈。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解釋稱,這是為了「避免現在疫情防治的過程中由於混亂,被某些人鑽空子。」

以紅會公布的信息為例,此次肺炎的捐贈流程為:民間捐贈需求統一至紅會,由紅會清點、登記、鑑定捐贈物資是否達標後,提供捐贈物資的清單給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同時官網公示捐贈信息,後續物資的使用則由指揮部統一調配。

陳耘認為,志願者跟在醫院的朋友直接聯繫捐贈,承諾是無效的。根據湖北紅會規定,「定向捐贈」的捐贈方需填寫捐贈意向書,發送到指定郵箱,由湖北紅會確認捐贈函後進行。

據武漢紅會統計,截至1月28日,已收到社會捐款3.98億元,其中撥付指揮部5391.46萬元用於疫情防控,並有400萬元的定向捐贈。這一數據引發網民對紅會救援效率的質疑——收到近4億捐款,至今只撥出⅛.

2020年1月27日,封城後的武漢市內環境。

2020年1月27日,封城後的武漢市內環境。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認為,僅靠官方認證的五家公益組織,無法及時處理一些小額定向捐贈。其向《財新》表示,公益機構和社會力量的分散決策,加上政府統一調配結合,才能既有力度又能照顧到多元性,尤其是照顧到弱勢群體、被忽視群體的需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葛雲松也撰文表示,民政部門沒有必要限制接收機構,而是為有需求的機構和個人提供求助平台,以幫助捐贈意向人以及慈善組織的決定提供有效信息。禁止和限制,可能抑制民間的努力,並給疫情防控帶來不必要的困擾。

1月24日,30歲的武漢媒體人李紅繽(化名)在湖北省紅十字會看到大批的KN95和一次性醫用口罩堵在了門口,工作人員並不打算把它們寄走。一位紅會志願者給出的理由說,他們採購的不是醫療標準,無法保障醫生的安全。

一位紅會志願者對端傳媒表示:如果醫生的安全都沒法保證,怎麼去醫治病人呢,她呼籲大家要理性捐贈。

倩倩對這一說法並不買賬:「這就像是醫生們連窩窩頭都吃不上了,紅會還要求大家吃大米和白麪。」

尾聲

信任危機下,民間的救援管道急劇收縮。由於海外捐贈的關係往往來自校友會,人情聯繫強,定點捐助指向明顯。但物資到了國內,捐贈者發現,「想給的人給不到,又被政府收走了」,不相信政府的捐贈者們卻找不到可靠的民間通道,遂放棄了捐助,倩倩說。

「它(民間援助)不是一個在無大台的狀態之下能做起來的東西。」

參宿對此也深有體會:「我們這次接到的幾乎所有的物資捐助方,就是上來第一句話,你們有沒有路子,我們不給紅會也不捐給慈總(慈善總會)。」

「它(民間援助)不是一個在無大台的狀態之下能做起來的東西。」參宿說,「沒有一個國家的機制來做接收,對於民間來說很難,因為你要知道你的工作產出的閉環和你最後的出口,你才能夠去反饋民間整套系統的設置,但現在連那個東西沒有了,大家就只能夠通過零散的中間過程去瞎猜、瞎組織。」

2020年1月26日,武漢市中心城區「禁行」首日,街上行人稀少。

2020年1月26日,武漢市中心城區「禁行」首日,街上行人稀少。攝:王丹妮/端傳媒

2020年1月的武漢,有限的資源在大大小小由權力和人際關係搭建的管道中游走。

50位來自深圳的寶媽想為武漢一家醫院的醫護人員捐贈口罩,她們擔心寄到紅會,「會莫名其妙地不見了」。在求助群,她們拜託到一位武漢的媒體人張娉婷(化名),請求她把口罩親自帶給醫生們。「想不到我們中國人的信任危機這麼大。」張娉婷說。

張娉婷的丈夫在金融機構工作,人脈廣,認識該醫院的一位副院長。這位副院長還身兼旗下一家附屬醫院的院長,猶豫再三,決定等這1500個口罩到了,還是支援給總院的醫生們。但在救援門檻面前,一個新問題又來了:這批口號究竟符不符合醫用級別呢?

倩倩做圖書編輯工作,從浙江一家印刷版老闆要到了2000個口罩, 對方告訴她,為了搶這批口罩貨源,工廠裏兩撥人大打出手。拿到口罩後,倩倩給了自己做醫生的爸爸和幾個朋友,一再叮囑:自己分光用光,千萬不要充公,也別說是我說的,怕被政府追責。

1月30日,在最新的公告中,武漢紅會更改了定向捐贈規則,表示境內外單位或個人如有捐贈意願,可直接與定向捐贈醫療機構聯繫,確認後將捐獻物資直接發往受捐單位。這或許意味着武漢紅會放開部分捐贈權限,民間力量終於有機會通過那扇窄門,抵達無數個急需幫助的人。

端傳媒記者楊鈺、來福,實習記者寧遠燊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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