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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崇銘:防疫中的「陸生返台政策」,為何令人憂慮?如何改善?

台灣在未來的防疫佈署裏,應當繼續維持目前的良好節奏,避免出現武漢或者當年和平醫院的棄置式隔離。


2020年1月23日,武漢火車站外一位乘客。 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1月23日,武漢火車站外一位乘客。 攝: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在記取了17年前SARS的教訓之後,台灣雖緊鄰武漢肺炎的重災區,但依然保有相當穩健的防疫成果。政府穩健且有效率的節奏、資訊的即時揭露與整理、對錯誤訊息的坦然更新與處理、更有效科技工具的使用、資源的快速盤點,以及清楚而簡單的衛生宣教,這些都是台灣行政效能與社會文明的具體展現。然而隨著疫情的擴展以及春節後各項活動的恢復,防疫活動也開始新的佈署。而某些佈署,很難不讓人感到擔心。

這裏說的是,台灣衛生福利部1月26日宣告全面禁止湖北人士來台,即日起至2月9日暫緩陸生來台;台灣教育部1月27日也向台灣大專院校轉發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制訂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校對陸生管理計畫工作指引」,指未來重新開放陸生來台後,將採取「集中監測」管理14天,活動範圍以監測房間為主,無論是否離開房間都要戴口罩,並避免與其他監測者有親密接觸;集中監測由各高校自主落實。

此舉引發陸生反彈,陸生迅速組織反對連署。他們在聯署聲明中指出,對自中國大陸入境的其他人(包括台商、在大陸就讀的台灣學生、陸配等)施行自主隔離,卻對陸生施行集中監測,是否是歧視陸生?聲明又憂慮台灣高校是否有能力提供這麽多人的隔離空間,而已經要求陸生暫緩入境14天,進而要求陸生隔離14天是否還有意義?

筆者身為台灣人,曾從事醫療人類學研究。面對問題,不能不提出一些看法。在我看來,這幾項針對陸生的防疫措施,確實充滿著錯亂與疏忽。

「陸生」的想像

在這一連串的政策裏,有些因忙亂的疏忽,可能會導致社會難以抹去的傷口。最基本便是呈現於陸生所焦慮的污名化印記。

其實頻繁往來於大陸和台灣的,遠不止陸生,還包括台商、在大陸就讀的台灣學生、陸配等。如果隔離政策是基於每一個到過傳染地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傳染源的原則,爲什麽對非陸生以外的群體只要求自主隔離?

人類作為疾病的載體,至少在此次肺炎上,我們看不出人種、性別與國籍的區別。我們將防疫的重點放在國籍身份的區別,而非生活史與行動足跡上,無異於重蹈 HIV+ 過去與性傾向污名的覆轍。

一個在長沙經商的台灣人、一個在北京進行田野研究的英國人、一個回瀋陽過年的中國人,當這三位同時入境台灣時,我們應該注意誰呢?當疾病與特定的身份(國籍、性別等)連結後,除了造成污名,更具體的傷害,便是污名自身就是防疫的漏洞。

「陸生」其實是台灣教育政策所形成的一種特殊身份。這個身份包含了無數異質的人⋯⋯當防疫政策直覺地將「陸生」這項暫時性的身份,化作為一個僵化的潛在帶原者的時候,帶來的便是各種在執行細節上的災難。

就像過去認為 HIV+ 是同性戀專有的疾病、歇斯底里是女性專有的疾病,都導致了真正的公衛破網。我們必須知道,「陸生」其實是台灣教育政策所形成的一種特殊身份。這個身份包含了無數異質的人,有長久生活於故鄉的中國人、有在台灣受基礎教育的中國人、有在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中國人,也有在美國成長、回到中國短暫居住後,再來台灣就讀高等教育的中國人。當防疫政策直覺地將「陸生」這項暫時性的身份,化作為一個僵化的潛在帶原者的時候,帶來的便是各種在執行細節上的災難。

筆者相信這其實並非國籍的歧視所引起的,否則應該會更進一步把陸配、以及半年以上未曾返國而由第三地來台的陸生也納入其中。但是這種未經檢驗就把「中國人」=「疫區」=「陸生」的直覺,將實質上遭致不利防疫的歧視結果。以下想討論的幾點細節便是。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攝:林振東/端傳媒

現政策的矛盾、漏洞、疏漏

首先,陸生的來台開放時間與隔離規定本身,是矛盾的。

文件指,自1月26日後14天才開放陸生返台。14天的標準,應該是根據新型肺炎潛伏期約為10天、最長14天所制定。然而,中國現在是個大型疫區,在中國的每一個人,不分國籍,都隨時可能感染肺炎。如果台灣並非全面要求中國入境人士都等待14天,那這僅針對陸生的14天返台禁令是否有意義,實在值得商榷。

我們必須注意,陸生回台並非是為了觀光、遊玩等非必要的旅行,而是與台商一樣,為了必要的生活而歸來。

而陸生在2月9日返台日前是否處於感染潛伏期,也是不確定的。教育部的「指引」中明確地規定了重新開放入境的陸生,應該集中「監測」14天——在字眼上此舉巧妙地將其與「檢疫」做了區分,但從「指引」的具體規範看,此舉其實就是檢疫所需的「隔離」。

在此會面對一個矛盾:如果有了這14天的隔離,那麼禁止陸生於2月9日前返台的禁令到底為了什麼?

以台灣的防疫網來說,陸生越早返台接受入境隔離,就越安全,也更能簡化防疫的複雜度。尤其此刻正值寒假,以台灣大學2月17日開學為例,如果全部的陸生都在2月17日前完成檢疫隔離,那麼在開學之後校方業務最繁重的時刻,不論是物資或宿舍的調配,就都不再需要考慮陸生出入境的因素。

因此如果有隔離的需要,寒假絕對是最佳時機。

由於台灣無法控制疫區環境,因此禁止陸生提前返台其實毫無意義,只是徒然增加曝險,又將成本交給陸生個人承擔而已。

第二,根據「指引」與新聞報導,所謂的「集中監測」(以下均稱隔離)是下放至各校自行辦理,包含教育部所稱若各校未能籌措到對陸生進行管制的宿舍床位,就不能開放陸生回台。

「指引」對第三類陸生(開放返台後入境者)的規範指出:「監測者以一人一室為佳,若無足夠之個人房,無法單獨一間,同房之床距至少一公尺或設置屏風……」

從實務上來看,各校將會把宿舍作為隔離場所,而台灣的宿舍是以多人房為主。這種允許把多人房設置為隔離設施的設計,其實完全無法避免交互感染。

若允許這種類型的隔離,無異於置健康者於險地。

同時,陸生返台時間不一,這種多人房的隔離,會否遭遇入住時間不一的問題?試想:在一間床距一公尺或僅有一張屏風的雙人房裏,假如對面床的人咳嗽了,這還能是一個可以防疫的環境嗎?這不意味著把來自疫區的所有人,不論是否健康,都放置在一個危險的情境下嗎?這個指引也沒有考慮到宿舍環境的現實,如洗衣、洗澡的公共區域到底如何避免交互感染的問題。

因此在我看來,以上規定是本政策最大的荒謬之處,類似武漢盲動封城與SARS和平醫院封院的縮小版,是為了防疫而打造的防疫漏洞。防疫的隔離,應該是病人與社會的雙向保護,而不是社會對某區域、種族、國籍的棄置。

且不論陸生是否染病都統一隔離的不適當,在文明社會中,不為「集體」而輕易放棄「個體」也應是行為底線。因為每個人都是潛在的感染者,人們配合與協助公衛系統,也是在減少感染者的負擔。

台北松山機場。

台北松山機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目前政策引發的陸生焦慮,已經說明政策本身缺乏保護、保障與安全感的問題了。

第三,也是我最意外的,是政策疏漏——為什麼這份「指引」完全沒有提到對隔離者的心理支持?

陸生來台,實際上狀態等同於「外國學生來台留學」,且陸生由於兩岸衝突,有著相當尷尬的角色。加上他們所享有的留學生權益,原本就低於其他生活在台灣的外國學生,因此在與台灣本地的互動上也格外敏感。

即便政府無意,也需明瞭政策中隱含的引發認同政治的仇恨動員,而這種動員對公衛與防疫是絕對地具有反效果。

再細緻地講,留學生的入境、簽證、居留等問題,在平常就已經是一件再費神不過的事情,更遑論此刻因為流行病所進行的隔離與入境管制等意外,陸生揣測不安的心情,早在社群媒體裡發酵。

陸生幾乎全為單人單身赴台,沒有任何的社會支持,但是在這份「指引」當中,除了應供應飲食之外,沒有說明將提供什麼樣的社會支持。「心理支持」是「隔離」與「監禁」兩者最大的分野。事實上,即便是監禁,也有提供心理支持的照護。

根據SARS的經驗,隔離者往往因為隔離時的心理恐慌,容易做出不明智的判斷,並留下創傷。如果是有社會支持、居家隔離的台灣人都如此,那麼孤獨來到台灣的陸生又該怎麼辦呢?此時此刻,不只是陸生,對所有的隔離者提供心理支持絕對是一項必要考慮。

能讓民眾在隔離的情境下安心,民眾對隔離配合的意願就會越高,越不容易有隱匿、逃脫、或者創傷。同時,對隔離者有越多的照護與保障,政府對不配合防疫措施的民眾,也才能夠更有重罰與懲戒的正當性。

而目前政策引發的陸生焦慮,已經說明政策本身缺乏保護、保障與安全感的問題了。

政策建議

筆者在此想針對教育部的政策做出幾項具體的建議。

首先,教育部應責成各校立即盤點防疫資源,但不應該將防疫責任下放到各校各自為政。各校所未能補足的防疫資源,教育部應該介入協調與協助。

否則以目前的政策宣示:「未補足隔離資源的學校,不足部分的陸生不許回台。」會導致哪些陸生可以回台,哪些不行的爭議。同時這條規定忽視的是,當陸生已經在忍受不能打工、沒有健保的「最低等級外國人」待遇時,若還要因為學校未能備置足夠的防疫資源而被剝奪受教權,對陸生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

此次防疫目前之所以如此成功,端賴台灣中央政府有效地整體運籌。防疫絕非單獨一校一縣所能安排,教育部做為上級單位,資源投入與橫向協調絕對有所必要。台灣的防疫,務必不能落入對岸下級單位各自為政的困境。

第二,2月9日前不得返台的禁令或有再商榷的餘地,若我們擔心來自疫區的學生健康,應建議他們儘速回台,進入台灣的防疫體系。

第三,可能造成交互感染的政策,如多人房、混用公共區域等,應該即刻修正。台灣若擔心疫區帶來的傳染病,就不應該將無辜的學生暴露於交互感染的風險中。若資源有所不足,則需及早因應調撥、尋找替代方案。如在外租屋者或能投靠朋友者,經過評估,可與之協調在家自主隔離,日夜視訊報告,並安排不定時訪視。以及在家自煮食材的協助採購。

第四,校園防疫網,應納入心理支持系統,確保隔離者的心理健康。讓隔離者只是物理上與外界隔離,心理、社交、精神上都持續與外界保持聯繫。並由專業心理工作者,協助與評估隔離者的狀態,並中介與校方的溝通。

我希望我們的檢疫隔離,並不是為了保護集體而放棄個體,而是出於科學精算後的需要。

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希望我們的檢疫隔離,並不是為了保護集體而放棄個體,而是出於科學精算後的需要。此次台灣防疫措施受到國人的信賴,與政府迅速盤點、確保、整合資源(公布負壓病房數量、暫停口罩出口)、不盲動躁進浪費資源,以及最重要的是,配合防疫政策的隔離者都受到良好的照顧與保障有關。

也因此,我們在未來的防疫佈署裏,應當繼續維持著這樣的節奏,並且避免出現武漢或者當年和平醫院的棄置式隔離;並加強對隔離者的社會支持,這是眼前迫切需要的。若能在疫病流行的前期,就做好這樣的保護,防疫網絡就會越強大,越對防疫有利。

(許崇銘,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曾涉醫療人類學與公共衛生中的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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