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香港詩人、學者作家陳智德的新書，《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的「結論」部分，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轉載。這本書基於原始文學史料的考掘，講述抗戰爆發後的香港如何成為抗戰文藝的「據點」以及當中的意義。
從1937至38年間，北平、天津、南京、杭州、濟南、上海、武漢、廣州等地相繼失守，抗戰文藝工作無法在原地進行，而香港由於是英國殖民地，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是相對穩定地區，使中國內地大量人口和資金南下，以香港為戰時蔭庇之所，而更重要的，正如到港復刊《大眾生活》的鄒韜奮說：「我們到香港不是為逃難而來的，而是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創辦民主報刊而繼續奮鬥的。」對於肩負時代責任的作家來說，他們播遷香港有着比個人安危更重要的考慮，就是延續抗戰文藝的工作。自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淪陷，香港成了華南地區少數得以發表抗戰言論的城市，作家南遷、成立文藝團體、復辦在內地因戰火而停歇的報刊、搬演抗日話劇、朗誦抗戰詩歌、出版抗戰刊物，使香港成為抗戰上半期，即1937至1941年12月底期間，相當重要的抗戰文藝據點。
香港本身具既有的文學傳統，抗戰爆發前10年正值香港的「新文藝大爆炸」時期，多種期刊、報紙副刊造就出文學空間，容納不同風格創作。本地作家或已來港一段時期的作家，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即引進抗戰文學意識，1932年刊於《新命》的志輝〈月明之夜〉、1933年刊於《小齒輪》的遊子〈勝利的死—紀念前衛女戰士丁玲〉、拉林〈時代速寫〉以及寫於1936年的李六石〈救亡雜話〉等作品，皆屬香港抗戰文學的先聲，連同多種報紙文藝副刊和《紅豆》、《南風》等等文學雜誌所連繫出的作者群和讀者群，成為日後香港接續和支援抗戰文藝工作的基本。
在前一階段引進的抗戰文學意識，透過1936至37年間吳華胥、李育中等人的論述而進一步昇華——結合了原有意涵和他們試圖作出的調和、修訂。吳華胥〈口號之爭與創作自由〉、〈國防文學與戰爭文學〉等文以「遠處華南」的位置和觀察，引進也回應內地文壇有關「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兩個口號」論爭，從獨立於論爭利害關係以外的角度，凸顯出一種香港論述：以有異於主流觀點的邊陲位置獨立聲音，向中原的文學主潮作出喊話。李育中〈抗戰文學中的浪漫主義質素〉一文指出抗戰文藝的局限，因而提出「走不同的道路」的想法，使這篇文章具有反思抗戰文藝、質疑單一聲音的意義，在認同源自中國內地的文學主潮（現實主義文藝）的同時也要「走不同的道路」，從獨立角度作出補充，可說是一篇用心良苦的評論。
《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
作者： 陳智德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8/02
地方、空間與文學社群
抗戰爆發後，香港固有的《華字日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等幾家大報在本身的文藝副刊中，增加了抗戰文藝的討論和引介，內地作家轉移至香港繼續抗戰文學工作時，所面對的實在不是一片空白的文化環境。1938年，原於上海出版的《申報》、《立報》、《大公報》，因應抗戰局勢而南遷香港復刊，同年《星島日報》、《中國晚報》、《星報》、《大地畫報》、《大風》、《時代批評》等報刊相繼創刊，總計從1937年3月至1941年9月間，至少有35種報刊在香港創辦或從外地到港復刊，另有至少15種抗戰前已出版而在抗戰期間仍出刊的報刊，除了站在汪精衛「和平運動」立場而反對抗日的《南華日報》、《天演日報》等報刊以外，皆利用香港位置報道內地戰訊、支援抗日宣傳、刊載抗戰文藝。
在共同或至少相近的抗戰意識下，在港作家組建、聚合成不同的文學小社群，1936年，劉火子、李育中、杜格靈、王少陵、張任濤、張弓、羅理實、李遊子等成立「香港文藝協會」；1937年5月，香港中華藝術協進會（藝協）成立，成員主要是來往於廣州和香港兩地的作家，該會於1938年創辦附設於《大眾日報》副刊的「文化堡壘」作為機關刊物；1939年再有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和中國文化協進會成立，分別代表抗戰陣營中的不同社群。文協香港分會以南來文人為主導，但亦透過徵文比賽、講習班來吸收、培育香港青年成員，1939年成立的文藝通訊部（簡稱「文通」）和1940年由文通創辦的《文藝青年》，皆發揮團結和培育文藝青年的作用，使抗戰文學意識進一步得到在地化的承接。
其他文學小社群還有聚居或曾居於西環學士台一帶的南來作家群，包括主要來自上海的戴望舒、葉靈鳳、徐遲、馮亦代、袁水拍、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穆時英、杜衡、施蟄存、路易士等等作家和畫家。1939至41年間，學士台一帶是文化人聚集的一個「熱點」，多少文藝活動的籌措、興辦刊物的計劃，以至文學思想的激盪，皆由此而迸發；當中堪稱典範的衍生物，可說是由郁風、葉靈鳳、徐遲、馮亦代、葉淺予、張光宇、黃苗子、丁聰等等作家和畫家在學士台的聚會間蘊釀討論，再相約在中環閣仔茶室與夏衍會面，徵得夏衍的同意及以抗戰宣傳為依歸的指示，最後在1940年4月創刊的《耕耘》。
香港的「地方」和「空間」在締結社群上具不可忽視的作用，除了學士台，其他參與締造文學小社群的地方還有皇后大道附近的藍鳥咖啡店、位於告羅士打行的聰明人咖啡座、中華百貨公司的閣仔茶室，都是當時文化人經常聚集、閒聊的所在，甚至香港最重要的金融經濟地標—中環匯豐銀行大廈，也發揮它從未想到的作用：促成了三位「白領階級」詩人結盟。
1939年間，徐遲、袁水拍、馮亦代三人剛巧同時在匯豐銀行大廈的不同樓層上班，徐遲在匯豐銀行大廈四樓的「陶記公司」（實際上為國民政府財政部駐香港辦事處）上班，袁水拍在五樓的中國銀行信託部上班，馮亦代在七樓的中央信託局上班，這三位各於匯豐銀行大廈不同樓層上班的文友，幾乎每天聚首，自稱「三騎士」，有時下班後一起到擺花街逛書店，有時到中環一帶常有文友聚集的幾家咖啡店延續未盡話題。就在上文提及的閣仔茶室，徐遲經葉靈鳳介紹結識了喬冠華（喬木），馮亦代則在聰明人咖啡座首次與喬冠華會面，徐遲和馮亦代均對喬冠華十分折服，他們後來分別加入了由喬冠華所組織的秘密讀書會，之後才知袁水拍原已比他們早一步加入了。據馮亦代憶述，該讀書會「是一個由黨員和進步人士參加的組織」，每星期集會一次，活動包括上課聽講及集體討論，參加者包括馮亦代、袁水拍、沈鏞、張宗祜、時宜新、盛舜等等，該讀書會後來再由「業餘聯誼社」及其他組織成立不同的分支，馮亦代指：「業餘聯誼社事實上是黨在香港領導青年工作的組織」；而這股潛流力量，實際上在抗戰時期的香港發揮了籌募抗戰捐款、組織演劇、時局討論以及青年思想指導等等靜態的支援作用，近乎無聲無息，也容易被忽略、遺忘。
時代與思想的轉折
無論對於本地作家或南來作家，抗戰時期在香港的經歷，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轉折，徐遲在香港領受左翼思想的洗禮，從現代派文學走往現實主義的道路，他以1940年1月11日為他的覺醒日。徐遲當然視自己的思想轉折為一次重大覺醒，卻教當時的現代派同路人大惑不解，路易士（紀弦）指出：「有一件事令人感到遺憾，那便是我的好友徐遲，竟被左翼詩人馬凡陀（即袁水拍）拐走了 —他居然在上下班時坐在公共汽車上大啃其《資本論》而不已。」被徐遲視為導師的喬冠華，他固然早有傾向進步的左翼思想，但也是到香港以後，才正式在1939年12月加入了共產黨，他說：「這件事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是一個轉折，是個關鍵。」
其他例子還有曾擔任「文通」導師的黃文俞，經由中共在港組織多次接觸和談話，終在1941年6月2日舉行宣誓儀式，加入共產黨。「文通」是文協香港分會成立的青年組織，旨在吸收青年成員推行抗戰文藝工作，但中共也派員參與或滲透文通的內部組織，成立黨小組和黨支部，「負責『文通』的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工作」。參加文通時年僅十七八歲的楊奇，透過其他文通成員，在1941年3月12日宣誓加入共產黨。楊奇是文通機關刊物《文藝青年》的創辦人之一，1941年4月2日他險遭香港當局拘捕，很快由在港中共組織安排，潛赴中國內地加入東江游擊隊，戰後任廣州《南方日報》副社長、《羊城晚報》總編輯以及香港《大公報》社長等職。
對不同的政治黨派來說，1941年1月的「皖南事變」是另一種轉折，促使不同政治黨派加強在港的文化工作。1941年4月8日，在港的中共組織以「灰皮紅心」的形式創立《華商報》，同年五月鄒韜奮復辦《大眾生活》，9月18日創刊的《光明報》是1941年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的機關報。由於遭受國民政府的禁制，《大眾生活》不能正常行銷內地，但仍透過郵寄、油印複製的辦法流通。《光明報》以及鄒韜奮1936年在港出版的《生活日報》和1941年復刊的《大眾生活》，都代表國共兩黨以外的文化力量，以香港為突破言論禁制的窗口，成為國、共兩黨以外另一股文化力量。1937至1941年12月期間，香港的《大公報》、《星島日報》、《大光報》、《循環日報》、《工商日報》、《申報》、《星報》、《大眾報》、《珠江日報》、《立報》等多種報刊，七天內便運抵桂林，而大後方的報刊，也由桂林轉往香港，再轉運上海等淪陷區；抗戰時期的香港成為戰時報刊的中轉站，許多抗戰消息、情報和相關的文藝作品和宣傳文字，都藉由香港報刊登載，經桂林轉往中國內地，由此而突破了日軍的封鎖。
1941年刊於港版《中國詩壇．號外》的馬蔭隱〈檢討與願望〉一文，記錄了香港讀者對抗戰詩的反應，馬蔭隱指出香港讀者不認同口號化的抗戰詩，不滿足於浮誇、簡陋的筆法，因為香港讀者的思想水平已有所進步。
《大地畫報》主編馬國亮亦提到當時讀者思想水平的進步：「那時的廣大讀者 是學生、店員和有些文化修養的工人。都在渴求知識，渴求了解抗戰進展情況，抱.更高層次的理想，吸收和充實自己。」因應時代憂患，抗戰時期的香港作者和讀者都提高了思想水平，在當中有所超越，他們共同地成就了時代，也成就了自己。
憂時傷國的情志
戰爭及時局的變化，招聚不同傾向的作家來到香港，與本土作家或已居港一段時期的作家共同參與抗戰文學的主題，分別以創作、辦刊物、引進概念、延伸討論的方式參與也演化抗戰主題，不論其本身的陣營或思想傾向，他們多少都呼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那為.抗戰而團結不同黨派的理念，當中不為了「政治正確」或單純地配合主流路線，不為資本市場利益或政治服務而存在，而是以集體國族意識內化於個人情志的方式 ——一種憂時傷國的情志而貫徹。
對不同作家來說，香港是一個有所限制，有所缺欠卻又充滿可能性的城市，它具有反抗和革命的思想傳統，也有幾乎與生俱來的、自開埠即已成形的商貿生活及其所附帶的軟性文化；生活其間的作家覺察也逐漸理解當中的種種矛盾，卻也可能不太能夠接受香港的多面性，正如李育中所寫：「街外不知何處又再飄來一段《義勇軍進行曲》，是孩子們的聲音，而播音機卻於同一時間裏播送.《昭君畫眉》之類的東西」；但是否正是容納和播放「《昭君畫眉》之類」的空間，使《義勇軍進行曲》得以突破其在原有空間受到的禁制並以另一形式延續、承接？關鍵不在於是否簡單地把二者並存甚至視為善惡對立，而是如何理解二者共同營造的文化現實。香港的生產、運作商貿的條件，同時促使報刊建立獨立評論傳統，逐漸構成香港的公共論述、公共媒介的作用，容納被外地禁制的言論，以至透過轉口報刊到其他城市而突破特定時空的文化封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突襲珍珠港，向英美宣戰同時，也派戰機轟炸香港以及東南亞英美殖民地，12月8日及9日連續兩天空襲香港及九龍市區多處，造成大量人命傷亡和建築物破壞，正式開啟香港守軍的攻防戰，苦戰兩星期最後失陷，12月25日聖誕節香港守軍投降，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時期。香港淪陷之後，抗日言論自然完全被禁，許多刊物都停刊，不過一九四二至四五年間，仍有《南華日報》、《香島日報》、《香港日報》、《華僑日報》、《東亞晚報》以及《新東亞》、《大同畫報》等刊物可以出版，裏面固然仍有汪派陣營文人繼續發表「和平文藝」理論甚至歌頌「大東亞共榮」之劣作，但亦有不屬於汪派陣營的作家，在「和平文藝」以外的可能範圍中，以曲筆或避免觸及禁忌的方式，繼續發表創作。日治時期的香港文學，常予人一片空白的印象，但實際上仍有若干空間，只是戰後相關史料隨時局變化而湮沒。
日治時期的香港，作家處於艱險混亂之局勢中，有許多不由自主之事， 戴望舒和葉靈鳳雖然擔任由日人控制下的報刊編輯，戰後一度受到指摘，但及後有不少資料和研究顯示，二人實在沒有背棄應有之義。葉靈鳳、戴望舒、陳君葆、李志文等作家以曲筆典故和暗語寄託家國之思以及個人不屈的意志，後世讀者必須把其作品放回歷史脈絡中去細味，以思歷史、時代、文藝與倫理之間的複雜性。葉靈鳳、戴望舒、陳君葆、李志文等作家的矛盾與抵抗，實也是日治時期香港文學的矛盾和抵抗。
香港的陷落，象徵一個時代的終結，事實上1941年正值香港開埠百年，2月間有多種官方舉行的慶祝活動，民間亦有零星的不同角度記述或回顧；不意十個月後，香港即告陷落，更加重時人的憂患滄桑之感，進而造就一種歷史意識的反思。1942年，古卓崙撰寫長詩〈香江曲〉，記述香港由開埠建設至淪陷時期的百年社會轉變，既指出「百年慘澹費經營」的繁華得來不易，也深思「茫茫人海分夷夏」的矛盾；既寫本地不同階層人士的都市生活，也寫及內地文人避居香港，以「立館授徒勉治生，變夷用夏時關意」肯定他們的文化貢獻，當中最重要在於古卓崙提出「變夷用夏」這觀念。在〈香江曲〉上半部分，古卓崙從正面肯定的角度回顧香港百年歷史，即使那是一種殖民地歷史，但那慘澹經營出的繁華，無論是商貿或文化，實質上由民間自發創建者甚多，古卓崙由香港民間出發的歷史觀照態度，不從簡化辨分夷夏的國族主義而論，可說表達了一種基於香港實際情況的本土歷史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戰勝利，香港重光，古卓崙再撰〈後香江曲〉，回首戰時歲月，分別從「軍鈔濫發」、「苛政淫威」、「殺機偏佈」、「民生窘窮」、「商廛冷落」等狀況，作出全面記述，也提出批評和諷刺。正如詩歌的結尾提出「我效詞人詩作史，紀將前事續吟聲」，古卓崙自覺地以詩作史，〈香江曲〉及〈後香江曲〉皆提出一種歷史觀，在苦難中回顧而點出「香江」的可珍惜處，談到戰爭時局批評，不從國族主義而論，但標示真偽和是非之辨，使其成為一種更有流傳價值的香港角度詩史。
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在人物、刊物、理念、空間四個基本因素上，構成從未出現過的文化面貌，不同作家為共同或至少近似的抗戰文藝理念工作，極力呼應、承接被戰火中斷的文化，也嘗試在當中有所轉化、有所創造，他們承接時代之聲，也超越了自己，同時造就了1937至1945年間散發特殊氛圍的香港，以及文學：一種憂時傷國的、在板蕩時局中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