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銷自治與3000小時斷網：在克什米爾沒有「正常」

【編者按】：三十年前，鐵幕在柏林倒下，冰凍的邊界鬆動，想像中，未來的世界沒有高牆，人都是自由的。

三十年後，牆仍然矗立着。在巴勒斯坦，它變得更高，把巴勒斯坦人從他們的土地上隔離出去。檢查站裏的以色列士兵用冷冰冰的擴音器命令人轉身，通過，流動變成了一種煎熬和創傷。在敘利亞，戰後的敘利亞人面對着一場新的戰爭，又或是面對着仍然回不去的故土。帶來無數災禍的政治衝突沒有隨着戰爭消失。戰亂與死亡為中東帶來的，是持續的人與人的分離、孤立。在印度，克什米爾的自治地位被宣布取消。近一個世紀前的聯合國決議無人執行。成百上千萬人斷網，失去親人的聯繫，等待着不確定的未來，面對着隨時捲土重來的暴力。

在過去的2019年裏，類似的隔絕、分離、衝突，既是無數地區的人不斷面對的日常，也浮現出了大國政爭的新陰影。生活在這些角落的人，正被有形或無形的牆隔離住，因而難得出現在你我視線之中。

端傳媒國際組的年度專題「被隔離的人」，發自巴勒斯坦、敘利亞、印度，帶你走進被隔離了的世界一隅。第一篇《巴勒斯坦沒有新聞：約旦河西岸的生與死》已經刊出，本文是第二篇，聚焦在剛剛被印度政府廢除自治地位，切斷互聯網通訊，長年積累的衝突無以弭平的克什米爾山谷。山谷內外的克什米爾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未來？

2019年2月14日，世界各地正在慶祝情人節。而在克什米爾，卻是一幅截然不同景象。

星期四下午，60歲的賈納夫人（Jana Begum）正在家裏悠閒地陪伴孫子。她住在利法普勒地區的傑赫勒姆河畔——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藏紅花種植中心。

下午三點半左右，這位夫人猛地聽見外面傳來一聲巨響。頃刻間，窗戶玻璃碎了一地，牆壁上出現輕微裂縫。她以為是一場地震，然而並非如此。

她走出家門，平時種菜的小花園已經面目全非。沾滿血跡的人體殘片與金屬碎片散落了一地。賈納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不知如何是好，她的兒子還在城裏沒在家。就在賈納夫人帶孫子的時候，自殺式炸彈襲擊者阿迪爾·艾哈邁德·達爾（Adil Ahmad Dar）駕駛着裝滿炸藥的越野車，撞向了一輛載有印度準軍事部隊的大巴，造成44名中央後備警察部隊（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人員死亡。車隊當時正行駛在斯利那加-查謨（Srinagar-Jammu）的國道上，距離印軍的普爾瓦馬軍營（Pulwama）僅僅一公里。

賈納夫人所在的利法普勒地區的庫姆哈爾（Kumhar）鎮以製陶聞名。鎮上有10到12間房屋在這場強烈的爆炸中受到衝擊、嚴重損壞。居民們四處尋找安全之所，老人的孩子則被眼前的景象嚇得不輕。

這是克什米爾地區近年來傷亡最慘重的恐怖襲擊之一，它也徹底改變了查謨-克什米爾邦。

沉默之城

1948年，聯合國制定了在印巴管控的克什米爾進行全民公投的程序和指南。但對當地居民來說，這不過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右翼執政黨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將這場針對軍人的襲擊上升到了國家層面。那時，他們正在打選戰，希望連任。他們的選戰策略中包括了奔走宣傳保家衞國與加強邊界安全。作為對普爾瓦馬襲擊事件的反擊，政府將目標對準了位於巴基斯坦巴拉科特（Balakot）的所謂恐怖主義營地。

二月至四月，備受爭議的查謨-克什米爾邦成為了印度人民黨選舉活動的焦點。在南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拉杜爾（Latur）地區的一場集會上，正在競選連任的印度總理，印度人民黨的莫迪（Narendra Modi）對民眾說：「我想問問第一次參加投票的人，你能否將票投給空襲巴基斯坦的英勇士兵？能否投給在普爾瓦馬（恐怖襲擊中）勇敢獻身的烈士？」——這是印度人民黨在利用克什米爾問題喚起民族主義情緒，藉助恐怖襲擊事件與幾周後印度軍方的報復攻擊，在克什米爾山谷外吸引選票。

2018年，印度人民黨宣布在克什米爾退出與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組成的執政聯盟。他們精心安排了一場危機局面，使克什米爾的地方選舉遙遙無期，確保查謨-克什米爾邦實行「邦長治理」——實際上就是莫迪政府直接從德里進行掌控。

恐怖襲擊發生在二月，二月至五月的大選期間，警察對克什米爾的平民採取了製造恐怖的辦法。當地警察和印度軍方以安全保障之名在半夜逮捕了數十人，作為他們常規封鎖和搜查行動的一部分。警方沒有給所有被捕者都留下書面記錄。他們非法拘禁這些克什米爾人，並且無所謂可以用於追究責任的書面證據。

政府並沒有提及安全漏洞，也沒有過問內政部的過失，而是把矛頭指向了克什米爾人。任何反對印度政府舉措的人，都會被視為恐怖分子或巴基斯坦的支持者，並被貼上「反國家者」的標籤。

4月29日午夜，在克什米爾南部普爾瓦馬區的伽甘（Kangan）村，21歲的達尼什（Danish Ashraf Dar）和14歲的表弟沙赫納瓦茲（Shahnawaz Ashraf Dar）正在睡夢之中。他們一家一共16口人。凌晨2點左右，十幾名警察和武裝人員佔領了房屋前的小路，封鎖了建築物。其中一名警察反覆撞門，響聲驚醒了全家人，但他們太過害怕，一時不知如何反應。警察很快便強行打開了門，其中三人手持槍支闖入了房間。警察告訴他們，這是安全人員正在進行封鎖和搜查行動，目的是鎮壓克什米爾的叛亂。他們一邊要求所有女性進入一間房間，一邊尋找達尼什和沙赫納瓦茲。兩人都被帶走、拘留。

警方指認他們為「擲石者」——在街上向軍警投擲石塊的人。他們說在大選前一週的5月5日拘留這兩個人，是為了確保自由公正的選舉。然而他們的家人們認為他們無罪。之後的六天，家人們在派出所門口排隊，想與孩子見面。但警察不允許他們進去，也沒有承諾是否會釋放這些年輕人。

「這一週我去了四次派出所，但只見到了他一次。他們在我們面前毆打他，沒有一絲憐憫。我們感到很無助。」沙赫納瓦茲的母親對我說。

她是否知道孩子們朝警察扔過石頭？我問她。她則堅決地說，沒有。

同一天凌晨3點，警察在另一處逮捕了12歲的沙希德（Shahid Riyaz Thoker），指控他「援助扔石頭的人」。沙希德被送到35公里外的邦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的青少年觀察所。他的父親里亞茲（Riyaz Ahmad）是一位日薪工人。為了探望兒子，他不得不每天從普爾瓦馬趕往斯利那加，為此損失了一個星期的收入。在等待探望時，里亞茲在電話裏說：「除了放下工作去看兒子，我還有什麼選擇呢？我怎麼能放心這麼小的男孩不在身邊呢？」

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顏色是番紅花色，因而人們也把印度人民黨稱為番紅花黨。在這次的大選中，番紅花黨的策略導致克什米爾人——尤其是年輕人放棄行使選舉權。他們對武裝部隊和當地警察的憤怒，充分反映在了投票率上。五月結束的議會下院人民院選舉中，查謨-克什米爾邦的投票率只有45％，為全國最低。而見證了警察在2月恐襲後的殘暴行徑之後，普爾瓦馬選區的最終投票率甚至不到2％。

「我們想要擺脱安全部隊的控制。在此之前，這裏的人不會參與投票」，伽甘村的選民伊爾凡（Irfan Basheer）說。

1948年，聯合國安理會成立的一個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要求就克什米爾領土之爭進行全民公投。該決議促請印度從當地撤離軍事力量，只保留最小限度，也呼籲巴基斯坦撤離巴方部隊。它還制定了關於在印巴管控的克什米爾進行全民公投的程序和指南。但對於伊爾凡等人而言，這不過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許多人認為，一旦他們參與任何選舉投票，印度政府就會把查謨-克什米爾當做印度的一部分，繼續對全世界宣稱該地區沒有爭端。然而他們也提醒我，與許多印度人所理解的不同，要求擺脱警察、武裝部隊和印度政府的控制，並不代表他們站在巴基斯坦那一邊。很多克什米爾人並不願被迫成為印度的一部分，尤其當他們想起對他們人權的侵犯時更是如此。這種氣氛使人們不願參與投票。數十年來主政過克什米爾的人民民主黨、國民會議黨等地方政黨既沒能讓克什米爾免於軍警管制，也沒能應對不斷上升的失業率，更無法給克什米爾贏來更大的自治權。這些失敗導致人民對本地政黨逐漸失去耐心。印度人民黨則試圖利用這一局面——投票率的減少有助於他們部署更多的軍隊和警察監視。

莫迪政府至少已經將克什米爾人視為「反國家者」。而在克什米爾以外的地區，這種情緒成了番紅花黨的有利工具。在大選前，他們承諾廢除賦予查謨-克什米爾邦特殊地位的印度憲法370條。

生存困境

克什米爾的現實是，人們在自動取款機前排着長隊。政府認為武裝分子會搶劫取款機，從不把機器裝滿。

克什米爾人的憤怒和沮喪並非是在普爾瓦馬襲擊後的突然爆發，而是不斷積累於過去的二十年之中。當地人的生活顯然不如印度政府承諾的那樣平靜如常。

2017年，在一場針對印度教朝聖者的襲擊發生後，我坐車去了一趟斯利那加。在那次旅途中，我乘坐的車輛被查謨和克什米爾之間的22個臨時檢查站一次又一次地攔下。印度軍方正在展開反恐行動。大約270公里的路程耗費了將近八個小時。我感到驚訝，而車上的本地乘客毫不意外，只是齊聲說道：「現在你明白我們面臨的處境了嗎？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被當作罪犯。你在班加羅爾見過這種情形嗎？我猜沒有。我們怎麼可能不討厭印度政府呢。」

凌晨零點三十分，距離斯利那加8公里，我們又被警察攔了下來。這次，他們不只是檢查，而是告訴我們，不能再往前行駛。出租車上的八人被困在路中央，無處可去。警方說，只有等日出後，我們才能進入克什米爾。

有人困惑，有人沮喪，我只有看着大家，懇請警察讓我們通過。司機多次請求，但對方不肯鬆口。警察甚至不讓我們坐在車內，而是要求所有人提着行李下車。他們沒有給出任何攔住我們的理由，唯一的回應是，「隨便你們做什麼，但我不能放你們前進。」

大約到了凌晨1點，失去耐心的司機憤怒地把車開到了附近的村莊，帶上了一位生病的孕婦，以此作為與軍警還價的籌碼。他威脅說，攔住一名女病人將會引發騷亂。很快，我們就繼續前進。

接下來的幾天，我所目睹的是持續的宵禁、斷網、警察監視，以及街上載滿印度陸軍士兵的巡邏車輛。只有固定電話能用——甚至固定電話也屈指可數。通訊徹底被切斷了。手機銀行、在線支付和數字化印度，不過都是一場美夢而已。

克什米爾的現實是，人們在自動取款機前排着長隊。政府認為武裝分子會搶劫取款機，從不把機器裝滿，以至於其時不時就會被取空。人們常在銀行排隊用支票取錢。與親戚朋友之間的匯款、取款則極為麻煩。時不時會有人偷偷溜進銀行，將自己的借記卡和密碼告訴排隊的人，請求他們幫忙取款。更糟的是，取款還有上限，每天不能超過一定數額，遊客也不例外。

當印度其他地區的年輕人沉迷於移動流媒體視頻，閲讀在線書籍和學習資料，用手機打遊戲和聊天時，克什米爾的年輕人卻被剝奪了現代社會的基本需求。由於實行宵禁、學校關閉、網絡中斷，學生們只能在街上打板球，還時不時會被警察趕走。

當地人當然不樂意就這樣被剝奪基本需求。但隨着印度人民黨在2019年大選中獲得壓倒性的多數席位，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在大選中證明自己所向披靡的印度人民黨在國會拿下了過半多數，沒有強勁對手的他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連任後不久，為了回報選他們上台的人，印度人民黨對克什米爾下手了。

無力之邦

和外界隔離的同時，克什米爾的經濟也走向了癱瘓

8月5日，在幾天默不作聲後，莫迪領導的人民黨政府宣布廢除印度憲法第370條，取消查謨-克什米爾邦65年來的特殊地位。不僅如此，他們還把整個邦劃分成查謨-克什米爾以及拉達克兩個聯邦直轄區。這令當地人更為沮喪——不同於擁有民選政府並自行制定法律的邦政府，聯邦直轄區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由執行邦長（Lieutenant Governor）擔任行政長官。

掌控法律與秩序的內政部逮捕了查謨-克什米爾邦多位最重要的政客，封鎖了反對的聲音。抗議政府決議的人士都遭到了逮捕或攻擊。查謨-克什米爾人感受到背叛與欺騙，全印度各地的很多人卻對此表示支持。反對黨領導人被禁止踏入查謨-克什米爾邦，那裏已處於完全封鎖狀態。除了部分區域的示威活動之外，抗議與表達意見的自由已被完全壓制。

甚至，報紙也有將近一個月沒能發行，電子報和在線新聞門戶網站已經三個多月無法訪問了。一些編輯在克什米爾以外的地方，比如德里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持報紙運行。要發稿的記者會被分配到半小時的時間，前往政府辦公室訪問互聯網併發送報導。

教育部門受到的打擊似乎最為嚴重。儘管在8月5日後的短暫停課過後，中小學和大學都恢復了開放，學生們卻不願回去上課。畢竟，印度其他地區的學生可以自由地學習與討論，而這些被斷網的學生該如何準備考試呢？更不用說，數百名研究人員正從克什米爾撤離，以便繼續完成工作。這些在克什米爾攻讀碩士和博士的學者，在通信封鎖面前也束手無策。

電子商務同樣癱瘓。許多網點自8月5日起便不再營業，大約有3000名從事快遞業務的年輕男性失去工作。由於網絡服務中斷，電子商務公司也紛紛停止向克什米爾山谷配送商品。29歲的亞馬遜送貨員卡瓦加（Kawaja Rameez）就因快遞業務受創而丟了工作。他告訴在線雜誌《克什米爾人》（Kashmiriwalla）自己早已預料到會失業，因為嚴峻的封鎖形勢已導致互聯網企業無法正常運營。

「起初我根本無法入睡，每天都在一點點消耗積蓄。」他說。為了維持生活，他還賣掉了一年前找到工作後買的摩托車。四個月後的今天，他做起了日薪工人，在自家附近排着隊，希望能從承包商那裏得到些工作。

在克什米爾，至今為止斷網已經持續超過3000小時，創下了克什米爾地區有史以來的最長紀錄。此前的紀錄是在2016年夏天，網絡被切斷了240個小時。有貿易統計機構數據指，截至12月，此次通訊中斷已造成1500億盧比（約100億人民幣）的損失。

在廢除克什米爾的特殊地位並將其劃為聯邦直轄區之後，莫迪總理表示憲法第370條和第35A條助長了分離主義、恐怖主義、腐敗和裙帶關係，這些條款對於普通公民沒有益處。「從現在開始，查謨-克什米爾和拉達克人民就都能享受到之前數十年被剝奪的發展機會了！包括更好的教育資源、保護社會邊緣群體的法律，以及為女性提供更有尊嚴的生活。」

然而，莫迪政府並沒有明確給出經濟發展規劃，也沒有給出如何促進投資的方案。

離家之人

一切仍在持續，政府卻聲稱一切已恢復正常。

許多背井離鄉的克什米爾人已數月無法與親人交談。即使是在班加羅爾、孟買和德里等印度內地城市，克什米爾人也感到壓抑不堪。

今年七月，在查謨-克什米爾被劃為聯邦直轄區的一個月前，21歲的利法特（Rifat Wani，化名）從斯利那加來到班加羅爾，前往一間私立大學學習管理學。她嚮往着大學生活，可迎接她的卻是稱她為「反國家者」甚至「巴基斯坦人」的同學們。

「其他同學試圖安慰我們，說（政府的嚴管）是為我們好，說時間久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是他們真的了解我們想要什麼嗎？在印度境內、克什米爾以外的地區，身為克什米爾人真讓人窒息。」

利法特曾經認為8月初的通訊中斷只會持續一兩天。如今100天早已過去，宵禁、封鎖和通訊中斷仍在持續，印度政府卻聲稱一切已經恢復正常。

班加羅爾的諸多工程與管理院校中也有來自克什米爾的學生。無法與親人取得聯繫使他們焦慮不安。除了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以外之外，他們還訴說了自己的精神痛苦、財務壓力以及遭受騷擾的經歷。比如，許多生活在班加羅爾的克什米爾人都告訴我，如果有人和他們搭話，不是企圖煽動他們，就是想強迫他們接受多數人的觀點。假如他們不接受，就會被視為「反國家者」並遭到辱罵。他們覺得，即使在克什米爾以外，表達意見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他們擔心自己的安全。

遠離家鄉的克什米爾學生還面臨着經濟壓力。「如果我現在急需用錢，應該問誰拿？我還算幸運，有住在印度之外的表親寄錢過來。可是其他同學呢？」利法特問。

當印度宣布廢除憲法第370條時，一些在克什米爾的學生被父母禁止回到內地城市上學。還有一部分學生則無法返回自己的故鄉。

利法特則是想回家卻回不去。「我想回去見見家人，可我不能回去。我別無選擇，否則之後的就業將會受到影響。所以我決定先留在班加羅爾。」

（翻譯：章旦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