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自治与3000小时断网：在克什米尔没有“正常”

【编者按】：三十年前，铁幕在柏林倒下，冰冻的边界松动，想像中，未来的世界没有高墙，人都是自由的。

三十年后，墙仍然矗立着。在巴勒斯坦，它变得更高，把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隔离出去。检查站里的以色列士兵用冷冰冰的扩音器命令人转身，通过，流动变成了一种煎熬和创伤。在叙利亚，战后的叙利亚人面对着一场新的战争，又或是面对着仍然回不去的故土。带来无数灾祸的政治冲突没有随着战争消失。战乱与死亡为中东带来的，是持续的人与人的分离、孤立。在印度，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被宣布取消。近一个世纪前的联合国决议无人执行。成百上千万人断网，失去亲人的联系，等待着不确定的未来，面对着随时卷土重来的暴力。

在过去的2019年里，类似的隔绝、分离、冲突，既是无数地区的人不断面对的日常，也浮现出了大国政争的新阴影。生活在这些角落的人，正被有形或无形的墙隔离住，因而难得出现在你我视线之中。

端传媒国际组的年度专题“被隔离的人”，发自巴勒斯坦、叙利亚、印度，带你走进被隔离了的世界一隅。第一篇《巴勒斯坦没有新闻：约旦河西岸的生与死》已经刊出，本文是第二篇，聚焦在刚刚被印度政府废除自治地位，切断互联网通讯，长年积累的冲突无以弭平的克什米尔山谷。山谷内外的克什米尔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未来？

2019年2月14日，世界各地正在庆祝情人节。而在克什米尔，却是一幅截然不同景象。

星期四下午，60岁的贾纳夫人（Jana Begum）正在家里悠闲地陪伴孙子。她住在利法普勒地区的杰赫勒姆河畔——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藏红花种植中心。

下午三点半左右，这位夫人猛地听见外面传来一声巨响。顷刻间，窗户玻璃碎了一地，墙壁上出现轻微裂缝。她以为是一场地震，然而并非如此。

她走出家门，平时种菜的小花园已经面目全非。沾满血迹的人体残片与金属碎片散落了一地。贾纳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不知如何是好，她的儿子还在城里没在家。就在贾纳夫人带孙子的时候，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阿迪尔·艾哈迈德·达尔（Adil Ahmad Dar）驾驶着装满炸药的越野车，撞向了一辆载有印度准军事部队的大巴，造成44名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人员死亡。车队当时正行驶在斯利那加-查谟（Srinagar-Jammu）的国道上，距离印军的普尔瓦马军营（Pulwama）仅仅一公里。

贾纳夫人所在的利法普勒地区的库姆哈尔（Kumhar）镇以制陶闻名。镇上有10到12间房屋在这场强烈的爆炸中受到冲击、严重损坏。居民们四处寻找安全之所，老人的孩子则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不轻。

这是克什米尔地区近年来伤亡最惨重的恐怖袭击之一，它也彻底改变了查谟-克什米尔邦。

沉默之城

1948年，联合国制定了在印巴管控的克什米尔进行全民公投的程序和指南。但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不过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右翼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将这场针对军人的袭击上升到了国家层面。那时，他们正在打选战，希望连任。他们的选战策略中包括了奔走宣传保家卫国与加强边界安全。作为对普尔瓦马袭击事件的反击，政府将目标对准了位于巴基斯坦巴拉科特（Balakot）的所谓恐怖主义营地。

二月至四月，备受争议的查谟-克什米尔邦成为了印度人民党选举活动的焦点。在南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拉杜尔（Latur）地区的一场集会上，正在竞选连任的印度总理，印度人民党的莫迪（Narendra Modi）对民众说：“我想问问第一次参加投票的人，你能否将票投给空袭巴基斯坦的英勇士兵？能否投给在普尔瓦马（恐怖袭击中）勇敢献身的烈士？”——这是印度人民党在利用克什米尔问题唤起民族主义情绪，借助恐怖袭击事件与几周后印度军方的报复攻击，在克什米尔山谷外吸引选票。

2018年，印度人民党宣布在克什米尔退出与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组成的执政联盟。他们精心安排了一场危机局面，使克什米尔的地方选举遥遥无期，确保查谟-克什米尔邦实行“邦长治理”——实际上就是莫迪政府直接从德里进行掌控。

恐怖袭击发生在二月，二月至五月的大选期间，警察对克什米尔的平民采取了制造恐怖的办法。当地警察和印度军方以安全保障之名在半夜逮捕了数十人，作为他们常规封锁和搜查行动的一部分。警方没有给所有被捕者都留下书面记录。他们非法拘禁这些克什米尔人，并且无所谓可以用于追究责任的书面证据。

政府并没有提及安全漏洞，也没有过问内政部的过失，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克什米尔人。任何反对印度政府举措的人，都会被视为恐怖分子或巴基斯坦的支持者，并被贴上“反国家者”的标签。

4月29日午夜，在克什米尔南部普尔瓦马区的伽甘（Kangan）村，21岁的达尼什（Danish Ashraf Dar）和14岁的表弟沙赫纳瓦兹（Shahnawaz Ashraf Dar）正在睡梦之中。他们一家一共16口人。凌晨2点左右，十几名警察和武装人员占领了房屋前的小路，封锁了建筑物。其中一名警察反复撞门，响声惊醒了全家人，但他们太过害怕，一时不知如何反应。警察很快便强行打开了门，其中三人手持枪支闯入了房间。警察告诉他们，这是安全人员正在进行封锁和搜查行动，目的是镇压克什米尔的叛乱。他们一边要求所有女性进入一间房间，一边寻找达尼什和沙赫纳瓦兹。两人都被带走、拘留。

警方指认他们为“掷石者”——在街上向军警投掷石块的人。他们说在大选前一周的5月5日拘留这两个人，是为了确保自由公正的选举。然而他们的家人们认为他们无罪。之后的六天，家人们在派出所门口排队，想与孩子见面。但警察不允许他们进去，也没有承诺是否会释放这些年轻人。

“这一周我去了四次派出所，但只见到了他一次。他们在我们面前殴打他，没有一丝怜悯。我们感到很无助。”沙赫纳瓦兹的母亲对我说。

她是否知道孩子们朝警察扔过石头？我问她。她则坚决地说，没有。

同一天凌晨3点，警察在另一处逮捕了12岁的沙希德（Shahid Riyaz Thoker），指控他“援助扔石头的人”。沙希德被送到35公里外的邦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的青少年观察所。他的父亲里亚兹（Riyaz Ahmad）是一位日薪工人。为了探望儿子，他不得不每天从普尔瓦马赶往斯利那加，为此损失了一个星期的收入。在等待探望时，里亚兹在电话里说：“除了放下工作去看儿子，我还有什么选择呢？我怎么能放心这么小的男孩不在身边呢？”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颜色是番红花色，因而人们也把印度人民党称为番红花党。在这次的大选中，番红花党的策略导致克什米尔人——尤其是年轻人放弃行使选举权。他们对武装部队和当地警察的愤怒，充分反映在了投票率上。五月结束的议会下院人民院选举中，查谟-克什米尔邦的投票率只有45％，为全国最低。而见证了警察在2月恐袭后的残暴行径之后，普尔瓦马选区的最终投票率甚至不到2％。

“我们想要摆脱安全部队的控制。在此之前，这里的人不会参与投票”，伽甘村的选民伊尔凡（Irfan Basheer）说。

1948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就克什米尔领土之争进行全民公投。该决议促请印度从当地撤离军事力量，只保留最小限度，也呼吁巴基斯坦撤离巴方部队。它还制定了关于在印巴管控的克什米尔进行全民公投的程序和指南。但对于伊尔凡等人而言，这不过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许多人认为，一旦他们参与任何选举投票，印度政府就会把查谟-克什米尔当做印度的一部分，继续对全世界宣称该地区没有争端。然而他们也提醒我，与许多印度人所理解的不同，要求摆脱警察、武装部队和印度政府的控制，并不代表他们站在巴基斯坦那一边。很多克什米尔人并不愿被迫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尤其当他们想起对他们人权的侵犯时更是如此。这种气氛使人们不愿参与投票。数十年来主政过克什米尔的人民民主党、国民会议党等地方政党既没能让克什米尔免于军警管制，也没能应对不断上升的失业率，更无法给克什米尔赢来更大的自治权。这些失败导致人民对本地政党逐渐失去耐心。印度人民党则试图利用这一局面——投票率的减少有助于他们部署更多的军队和警察监视。

莫迪政府至少已经将克什米尔人视为“反国家者”。而在克什米尔以外的地区，这种情绪成了番红花党的有利工具。在大选前，他们承诺废除赋予查谟-克什米尔邦特殊地位的印度宪法370条。

生存困境

克什米尔的现实是，人们在自动取款机前排着长队。政府认为武装分子会抢劫取款机，从不把机器装满。

克什米尔人的愤怒和沮丧并非是在普尔瓦马袭击后的突然爆发，而是不断积累于过去的二十年之中。当地人的生活显然不如印度政府承诺的那样平静如常。

2017年，在一场针对印度教朝圣者的袭击发生后，我坐车去了一趟斯利那加。在那次旅途中，我乘坐的车辆被查谟和克什米尔之间的22个临时检查站一次又一次地拦下。印度军方正在展开反恐行动。大约270公里的路程耗费了将近八个小时。我感到惊讶，而车上的本地乘客毫不意外，只是齐声说道：“现在你明白我们面临的处境了吗？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当作罪犯。你在班加罗尔见过这种情形吗？我猜没有。我们怎么可能不讨厌印度政府呢。”

凌晨零点三十分，距离斯利那加8公里，我们又被警察拦了下来。这次，他们不只是检查，而是告诉我们，不能再往前行驶。出租车上的八人被困在路中央，无处可去。警方说，只有等日出后，我们才能进入克什米尔。

有人困惑，有人沮丧，我只有看着大家，恳请警察让我们通过。司机多次请求，但对方不肯松口。警察甚至不让我们坐在车内，而是要求所有人提着行李下车。他们没有给出任何拦住我们的理由，唯一的回应是，“随便你们做什么，但我不能放你们前进。”

大约到了凌晨1点，失去耐心的司机愤怒地把车开到了附近的村庄，带上了一位生病的孕妇，以此作为与军警还价的筹码。他威胁说，拦住一名女病人将会引发骚乱。很快，我们就继续前进。

接下来的几天，我所目睹的是持续的宵禁、断网、警察监视，以及街上载满印度陆军士兵的巡逻车辆。只有固定电话能用——甚至固定电话也屈指可数。通讯彻底被切断了。手机银行、在线支付和数字化印度，不过都是一场美梦而已。

克什米尔的现实是，人们在自动取款机前排着长队。政府认为武装分子会抢劫取款机，从不把机器装满，以至于其时不时就会被取空。人们常在银行排队用支票取钱。与亲戚朋友之间的汇款、取款则极为麻烦。时不时会有人偷偷溜进银行，将自己的借记卡和密码告诉排队的人，请求他们帮忙取款。更糟的是，取款还有上限，每天不能超过一定数额，游客也不例外。

当印度其他地区的年轻人沉迷于移动流媒体视频，阅读在线书籍和学习资料，用手机打游戏和聊天时，克什米尔的年轻人却被剥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需求。由于实行宵禁、学校关闭、网络中断，学生们只能在街上打板球，还时不时会被警察赶走。

当地人当然不乐意就这样被剥夺基本需求。但随着印度人民党在2019年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多数席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大选中证明自己所向披靡的印度人民党在国会拿下了过半多数，没有强劲对手的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连任后不久，为了回报选他们上台的人，印度人民党对克什米尔下手了。

无力之邦

和外界隔离的同时，克什米尔的经济也走向了瘫痪

8月5日，在几天默不作声后，莫迪领导的人民党政府宣布废除印度宪法第370条，取消查谟-克什米尔邦65年来的特殊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整个邦划分成查谟-克什米尔以及拉达克两个联邦直辖区。这令当地人更为沮丧——不同于拥有民选政府并自行制定法律的邦政府，联邦直辖区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由执行邦长（Lieutenant Governor）担任行政长官。

掌控法律与秩序的内政部逮捕了查谟-克什米尔邦多位最重要的政客，封锁了反对的声音。抗议政府决议的人士都遭到了逮捕或攻击。查谟-克什米尔人感受到背叛与欺骗，全印度各地的很多人却对此表示支持。反对党领导人被禁止踏入查谟-克什米尔邦，那里已处于完全封锁状态。除了部分区域的示威活动之外，抗议与表达意见的自由已被完全压制。

甚至，报纸也有将近一个月没能发行，电子报和在线新闻门户网站已经三个多月无法访问了。一些编辑在克什米尔以外的地方，比如德里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持报纸运行。要发稿的记者会被分配到半小时的时间，前往政府办公室访问互联网并发送报导。

教育部门受到的打击似乎最为严重。尽管在8月5日后的短暂停课过后，中小学和大学都恢复了开放，学生们却不愿回去上课。毕竟，印度其他地区的学生可以自由地学习与讨论，而这些被断网的学生该如何准备考试呢？更不用说，数百名研究人员正从克什米尔撤离，以便继续完成工作。这些在克什米尔攻读硕士和博士的学者，在通信封锁面前也束手无策。

电子商务同样瘫痪。许多网点自8月5日起便不再营业，大约有3000名从事快递业务的年轻男性失去工作。由于网络服务中断，电子商务公司也纷纷停止向克什米尔山谷配送商品。29岁的亚马逊送货员卡瓦加（Kawaja Rameez）就因快递业务受创而丢了工作。他告诉在线杂志《克什米尔人》（Kashmiriwalla）自己早已预料到会失业，因为严峻的封锁形势已导致互联网企业无法正常运营。

“起初我根本无法入睡，每天都在一点点消耗积蓄。”他说。为了维持生活，他还卖掉了一年前找到工作后买的摩托车。四个月后的今天，他做起了日薪工人，在自家附近排着队，希望能从承包商那里得到些工作。

在克什米尔，至今为止断网已经持续超过3000小时，创下了克什米尔地区有史以来的最长纪录。此前的纪录是在2016年夏天，网络被切断了240个小时。有贸易统计机构数据指，截至12月，此次通讯中断已造成1500亿卢比（约100亿人民币）的损失。

在废除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并将其划为联邦直辖区之后，莫迪总理表示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助长了分离主义、恐怖主义、腐败和裙带关系，这些条款对于普通公民没有益处。“从现在开始，查谟-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人民就都能享受到之前数十年被剥夺的发展机会了！包括更好的教育资源、保护社会边缘群体的法律，以及为女性提供更有尊严的生活。”

然而，莫迪政府并没有明确给出经济发展规划，也没有给出如何促进投资的方案。

离家之人

一切仍在持续，政府却声称一切已恢复正常。

许多背井离乡的克什米尔人已数月无法与亲人交谈。即使是在班加罗尔、孟买和德里等印度内地城市，克什米尔人也感到压抑不堪。

今年七月，在查谟-克什米尔被划为联邦直辖区的一个月前，21岁的利法特（Rifat Wani，化名）从斯利那加来到班加罗尔，前往一间私立大学学习管理学。她向往着大学生活，可迎接她的却是称她为“反国家者”甚至“巴基斯坦人”的同学们。

“其他同学试图安慰我们，说（政府的严管）是为我们好，说时间久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他们真的了解我们想要什么吗？在印度境内、克什米尔以外的地区，身为克什米尔人真让人窒息。”

利法特曾经认为8月初的通讯中断只会持续一两天。如今100天早已过去，宵禁、封锁和通讯中断仍在持续，印度政府却声称一切已经恢复正常。

班加罗尔的诸多工程与管理院校中也有来自克什米尔的学生。无法与亲人取得联系使他们焦虑不安。除了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外之外，他们还诉说了自己的精神痛苦、财务压力以及遭受骚扰的经历。比如，许多生活在班加罗尔的克什米尔人都告诉我，如果有人和他们搭话，不是企图煽动他们，就是想强迫他们接受多数人的观点。假如他们不接受，就会被视为“反国家者”并遭到辱骂。他们觉得，即使在克什米尔以外，表达意见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

远离家乡的克什米尔学生还面临着经济压力。“如果我现在急需用钱，应该问谁拿？我还算幸运，有住在印度之外的表亲寄钱过来。可是其他同学呢？”利法特问。

当印度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时，一些在克什米尔的学生被父母禁止回到内地城市上学。还有一部分学生则无法返回自己的故乡。

利法特则是想回家却回不去。“我想回去见见家人，可我不能回去。我别无选择，否则之后的就业将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决定先留在班加罗尔。”

（翻译：章旦蕾）